论中国近代新学家对基督教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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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是学习西方。为了在中国进行社会变革,实现近代化,中国近代的变革者们无不向西方寻找真理,引进西学。他们向西方学习是由表及里、步步深入的:从开始学习西方的工艺技术发展为学习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从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进而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哲学。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那时西方人极力向中国传播的基督教却不感兴趣,甚至拒不接纳。就此而言,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学习西方并不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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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9日,几代哲学工作者欢聚一堂,共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50华诞和《哲学研究》杂志创刊50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为哲学所成立50周年题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发扬老一代哲学家的风范,为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事业努力奋斗。”
书的价值决定着出版社与废品回收站的距离:有的书,一经问世就濒临死亡,我们可以让它短暂逗留于书桌,但却决不用它来庄严书架。这类书自然会使出版社成为回收站的近邻。但还是有一类书,即便读得破旧了,也依然坚实地占据着我们书桌或书架的一角,它使出版社与回收站无缘。在我看来,欧阳康教授主编的《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研究丛书》(简称《丛书》)就有希望属于后者。
自克里普克试图运用可能世界语义学恢复传统的密尔式专名理论,并反对摹状词理论以来,一些哲学家继续完善克里普克的理论,另一些哲学家则不断地使摹状词理论更加精致化。两派哲学家各自维护自己理论的基本前提,互相指责从对方理论的基本前提出发会导致令人难以接受的结论。毫无疑问,两派的对立是很明显的:一派认为,作为语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专名是对象的标记,它本身是没有任何涵义(内涵)的,它在语言中的功用是直接指示它所指的对象,因而它是严格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另一派则认为,我们实际使用的专名是一族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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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反实在论对语境分析方法的选择 随着20世纪“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以及“修辞学转向”的演进,反实在论在与实在论的论争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为了在论争中取得优势,20世纪的反实在论在其科学哲学研究中相继引入了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作为其重要的分析方法。但是,反实在论者在反思其发展历程时却发现,如果孤立地对待这三种分析方法,它们都有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学术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形而上学的缺位。对终极意义与超越世界的追思往往让位于感性经验的诉求和生活世界的分析,其结果与现代性文明的命运一致,理论学术因缺乏必要的基本概念、基本价值及其有机体系的托载与统摄,而分解为难以修复的碎片。因而,对伦理学尤其是现代中国伦理学的研究来说,道德哲学的研究就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和理论前沿。2005年,东南大学的伦理学学科被批准成为“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建设基地,开始了对道德哲学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这里发表的这组笔谈即是他们最初
现实生活中急涌的诸多经济伦理问题,就其根本而言,与人们所尊奉的经济伦理理念的形上缺陷有关。自近代经济学发展成独立学科以来,在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处理上,影响较大的有“经济伦理无涉”、“经济决定伦理”、“伦理制约经济”三种理念。这些理念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以大抵相同的形而上学范式对现实生活实践发生影响。这种哲学范式理论上造成了经济学的贫困与伦理学的不幸,实践中也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危机与道德危机。要解决这些危机,必须从根本上对近代经济伦理哲学范式进行转换,建立一种有机辩证的新生态范式。
根据对一些宗教的考察,宗教道德哲学的基本原则大致可以归结为神圣者存在、灵魂不朽和人性论原则三个方面。
语言逻辑(The Logic of Language)又叫自然语言的逻辑(The Logic of Natural Language),是以自然语言中的逻辑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逻辑是研究推理的科学,语言逻辑就是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推理问题的科学。它与一般逻辑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它以自然语言为研究对象,是自然语言的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三者的综合。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推理问题,既可以用描述的方法,说明推理的过程,阐述推理的机制;也可以用形式化的方法,构建形式系统和语义模型,证明形式系统的一致性和完全性。用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