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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韩国艺人自杀频频成为新闻。1月21日，韩国导演孙文权自杀便是其中一个。可以说韩国娱乐圈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娱乐圈。但很少人知道的是，韩国学生的自杀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导致韩国学生自杀率居高不下并且不断飙升的主要原因，是韩国十分严重的校园暴力。校园暴力问题最近更是牵动着韩国社会和政府的神经。
震惊李明博的自杀案
2011年12月19日下午，韩国大邱初中生徐某和禹某来到同班同学权某家中，对正在独自温习功课的权某进行了持续两个多小时的虐待，直至下午6时，两人才离开权某家。权某随后给朋友打了一个电话诉苦，在最后说：“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情，请你告诉我的父母吧。”打完电话之后，权某拿起了笔给父母留下一封遗书，遗书写道：“妈妈、爸爸，对不起。因为实在忍受不了的悲伤，我要先离开人世了。我忍受不了同学们的欺负，只有选择这个方法。”第2天上午，等父母都离家上班之后，权某帮助妈妈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把遗书放在妈妈平时放包包的地方，走到阳台，一跃而下，结束了13岁的生命。
这一事件又将校园暴力推到韩国社会问题的前线。韩国警方随即介入调查，发现权某在学校遭受暴力侵扰并非偶然。接权某自杀前最后一通电话的朋友告诉警方：“经常听他（权某）说被徐某和禹某欺负，有次被狠揍一顿之后跟我说他不想活了。”权某的另一位朋友也说：“权某两天三次地被恐吓和殴打，我曾想向老师告发但被他阻止了，他说‘你想看到我被打死吗’。”
权某自杀前的12月5日和14日，班主任都发现他在午饭时间偷偷哭泣，于是上前和他谈话，但权某什么也没有说。权某的父母分别是当地的小学和中学教师，虽然之前有发现孩子身上时常有瘀青的痕迹，但心想可能是在学校玩闹时造成的，也因为操劳教务，并没将其放在心上。
后来韩国警方的深入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徐某和禹某对权某的暴力行为令人发指，仅在权某自杀前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对权某施暴55次，几乎达到每天一次的程度！他们最常见的手段是将权某的衣服扒光，然后拳打脚踢，并抢走他身上的零花钱，12月初两人还曾把权某的头往注满水的洗脸池内摁，试图将其溺死，但由于权某强烈的本能反抗，没有得逞。
该案震惊了韩国总统李明博，他认为，仅靠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难以解决校园暴力问题，各界应该征集家长及学生的意见和建议，才能制订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因而到目前为止，李明博已经先后4次与一些学生、家长、教师进行了面对面交谈，为应对校园暴力听取了多方意见，并发表了广播电视讲话。
隐蔽的韩国暴力少年
事实上，韩国校园暴力由来已久。2003年下半年，直属韩国总理办公室的青少年保护委员会就以全国140多所中学的21067名学生为对象进行了“校园暴力实际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初中生、高中生的暴力受害率分别为7.5%和3.6%。在2005年初，就有6名学生被其他学生活活殴打致死。正是如此，同年6月，韩国警方就发动了为期两个月的“严打”，共查处2791名对同学施暴的“问题少年”，其中77人被刑拘，2379人被拘留立案，335人被移交至家庭法院少年部，另外还瓦解了19个校园涉黑暴力团伙。
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当时韩国的校园秩序明显好转，但不久又“好了伤疤忘了痛”。韩国政府打击校园暴力，总是被认为是“雷声大雨点小”，这导致校园暴力每年都不减反增。据韩国教育部统计，经校园暴力对策自治委员会审理的案件2005年有2518件，2010年有7823件，5年涨了两倍多。
2012年2月6日，韩国延世大学社会福利研究生院一项针对1140名首尔和京畿道的中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48%的青少年曾遭遇校园暴力，有42.3%的学生最近一周曾想过自杀。但是，绝大多数遭受暴力的学生都选择忍气吞声，他们的恐惧和自杀的权某一样，都是“害怕更激烈程度的暴力或被打死”。韩国青少年福利财团2011年初曾进行过问卷调查，当时参与的3560名中小学生中，对“目击校园暴力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这一问题，约60%的学生都回答“会装作没有看见”，他们的理由是“怕自己也被欺负(27%)”、“不关我的事情(25%)”、“不知道该怎么办(24%)”。而实际上，学生大胆反抗、制止并举报暴力行为，总体上是解决暴力问题的最佳方式。
当然，也不能全怪学生，老师的处理方式也大有问题。面对有暴力倾向的学生，老师一般能做的就是找学生谈话、找家长介入，这只会让问题更加激化。更火上浇油的是，很多教师自己也怕惹祸上身，对校园暴力问题还存在“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迁就心态。
不过，韩国校园暴力问题的棘手之处不仅在于它的隐蔽性，还在于参与暴力的学生年龄越来越小。2012年1月27日，李明博在青瓦台举行的学生家长恳谈会上表示：“如今孩子们的成长和成熟速度很快，但是很多家长并不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权某的施暴者徐某和禹某都只是13岁的初中生，由于网络时代条件下的孩子成熟程度比较快，近10年来案件记录的罪犯年龄越来越小，为了打击和预防校园暴力，韩国政府准备将刑事责任的年龄从14岁降低到12岁（根据1953年制定的韩国《刑法》，韩国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14岁，这一规定适用了近60年），并将实施校园暴力的行为记入学生档案。
韩国政府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调低”也是世界近20年的一大趋势。2011年12月，《朝鲜日报》和韩国教员团体总联合会就面向韩国126所初中和高中进行了一次“校园暴力事件紧急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全国受害学生达30万人，而其中初中生就超过了11万人，而这个数字在10年前还不足5万。
教育孩子也要教育父母
韩国学校暴力如此猖獗，一开始，或许是受到来自日本的影响。韩国校园暴力学生组织如黑帮一样严密，韩国最臭名昭著的校园暴力组织名字叫“一阵会”。这个词是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中学流行，通过漫画书传到韩国校园的。韩国校园“一阵会”成员中，从小学三四年级学生直至高中生都有。他们的代表性暴力行为是：强迫他人花钱帮他们买东西、向他们“进贡”钱财、收保护费、帮写作业和替背书包……如不顺从，就毒打、群殴，甚至施予性暴力。
韩国政府根本未掌握“一阵会”的规模及具体情况。但根据韩国基层教师的估计，全国加入“一阵会”的学生应该多达20万至40万人。为了应对数量不断飙升的“一阵会”，韩国行政安全部计划今年向曾经遭受校园暴力的学生免费提供两万个专用终端机，遇到“一阵会”成员的非法暴力时，受害学生能够利用该专用终端机及时报警，以便于警察在接到相关信号后立即行动。
与此同时，韩国各地方教育部门也都正在陆续推出各自的举措。2012年2月4日，首尔市教育厅表示，将建立专门学校，对有暴力倾向的学生集中起来进行特殊教育，把屡教不改的施暴学生与其他普通学生进行“物理隔绝”。
2月6日，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妇女家庭部、法务部、文化体育观光部联合发布了“根除校园暴力综合对策”。其主要内容为，校长有权对施暴学生下达即刻停课措施，因施暴受处分的学生将在其档案上留下案底。此外，对学生人数超过30名的初中班引入“双班主任制”，两位班主任每学期要与学生至少面谈1次，并把面谈结果定期通报给家长。除了这些短期对策以外，学校为了把学生的身体活动需求引向健康的方向，也决定把体育课时间增加50%。
但是，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为孩子提供的环境可以说是决定孩子是否会成为校园“问题学生”的根源。2012年1月11日，《朝鲜日报》以“金领家庭子女容易误入校园暴力歧途”为题报道的一个校园暴力事件，或许就能显示出这一点。
庆北一所初中的二年级学生A最近殴打了同班同学。A的家境十分富裕，父亲是银行分行行长，母亲则是高薪教师。班主任问他“为何毒打同学”，他说：“我父母工作太忙，很少跟我说话。但只要我犯一个小小的错误，就会被狠狠地教训我一顿。所以我就把气撒在同学身上。”
A的这一看似不可理喻的理由却是校园暴力问题的一个普遍现象。校园暴力预防中心秘书长金建灿说：“申请接受校园暴力咨询的学生中一半以上的父母是教师、公务员、研究员、医生等。”首尔文化高中咨询教师禹志享也说：“每10名施暴和受害学生中就有7人是来自父母从事专业工作的家庭。”
这种家庭的子女牵涉校园暴力案的最主要原因是：父母工作繁忙，陪伴子女的时间少。只要孩子的成绩没有大的起伏，父母并不多过问他们在学校遭遇的事情。而且父母平时一味敦促孩子学习，也让他们“鸭梨山大”。禹志享说：“从事专业工作的父母下班后要么坐在电脑前处理业务，要么看书，孩子没有机会和父母交流，只能独自呆着。在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缺乏沟通能力，因此比较难以适应学校生活。”
孩子有事，家长难辞其责。李明博作为总统，更是现身说法，自我检讨。2012年1月6日，李明博在青瓦台举行早餐会，邀请了韩国所有道一级(相当于中国的省级)的教育负责人出席。李明博在会上说：“我们这些大人们只埋头于入学考试制度、课外教育费等问题，却没有花点时间和心思去了解孩子们的世界。校园总是发生这些暴力事件，我作为总统有深深的负罪感。”
震惊李明博的自杀案
2011年12月19日下午，韩国大邱初中生徐某和禹某来到同班同学权某家中，对正在独自温习功课的权某进行了持续两个多小时的虐待，直至下午6时，两人才离开权某家。权某随后给朋友打了一个电话诉苦，在最后说：“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情，请你告诉我的父母吧。”打完电话之后，权某拿起了笔给父母留下一封遗书，遗书写道：“妈妈、爸爸，对不起。因为实在忍受不了的悲伤，我要先离开人世了。我忍受不了同学们的欺负，只有选择这个方法。”第2天上午，等父母都离家上班之后，权某帮助妈妈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把遗书放在妈妈平时放包包的地方，走到阳台，一跃而下，结束了13岁的生命。
这一事件又将校园暴力推到韩国社会问题的前线。韩国警方随即介入调查，发现权某在学校遭受暴力侵扰并非偶然。接权某自杀前最后一通电话的朋友告诉警方：“经常听他（权某）说被徐某和禹某欺负，有次被狠揍一顿之后跟我说他不想活了。”权某的另一位朋友也说：“权某两天三次地被恐吓和殴打，我曾想向老师告发但被他阻止了，他说‘你想看到我被打死吗’。”
权某自杀前的12月5日和14日，班主任都发现他在午饭时间偷偷哭泣，于是上前和他谈话，但权某什么也没有说。权某的父母分别是当地的小学和中学教师，虽然之前有发现孩子身上时常有瘀青的痕迹，但心想可能是在学校玩闹时造成的，也因为操劳教务，并没将其放在心上。
后来韩国警方的深入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徐某和禹某对权某的暴力行为令人发指，仅在权某自杀前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对权某施暴55次，几乎达到每天一次的程度！他们最常见的手段是将权某的衣服扒光，然后拳打脚踢，并抢走他身上的零花钱，12月初两人还曾把权某的头往注满水的洗脸池内摁，试图将其溺死，但由于权某强烈的本能反抗，没有得逞。
该案震惊了韩国总统李明博，他认为，仅靠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难以解决校园暴力问题，各界应该征集家长及学生的意见和建议，才能制订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因而到目前为止，李明博已经先后4次与一些学生、家长、教师进行了面对面交谈，为应对校园暴力听取了多方意见，并发表了广播电视讲话。
隐蔽的韩国暴力少年
事实上，韩国校园暴力由来已久。2003年下半年，直属韩国总理办公室的青少年保护委员会就以全国140多所中学的21067名学生为对象进行了“校园暴力实际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初中生、高中生的暴力受害率分别为7.5%和3.6%。在2005年初，就有6名学生被其他学生活活殴打致死。正是如此，同年6月，韩国警方就发动了为期两个月的“严打”，共查处2791名对同学施暴的“问题少年”，其中77人被刑拘，2379人被拘留立案，335人被移交至家庭法院少年部，另外还瓦解了19个校园涉黑暴力团伙。
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当时韩国的校园秩序明显好转，但不久又“好了伤疤忘了痛”。韩国政府打击校园暴力，总是被认为是“雷声大雨点小”，这导致校园暴力每年都不减反增。据韩国教育部统计，经校园暴力对策自治委员会审理的案件2005年有2518件，2010年有7823件，5年涨了两倍多。
2012年2月6日，韩国延世大学社会福利研究生院一项针对1140名首尔和京畿道的中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48%的青少年曾遭遇校园暴力，有42.3%的学生最近一周曾想过自杀。但是，绝大多数遭受暴力的学生都选择忍气吞声，他们的恐惧和自杀的权某一样，都是“害怕更激烈程度的暴力或被打死”。韩国青少年福利财团2011年初曾进行过问卷调查，当时参与的3560名中小学生中，对“目击校园暴力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这一问题，约60%的学生都回答“会装作没有看见”，他们的理由是“怕自己也被欺负(27%)”、“不关我的事情(25%)”、“不知道该怎么办(24%)”。而实际上，学生大胆反抗、制止并举报暴力行为，总体上是解决暴力问题的最佳方式。
当然，也不能全怪学生，老师的处理方式也大有问题。面对有暴力倾向的学生，老师一般能做的就是找学生谈话、找家长介入，这只会让问题更加激化。更火上浇油的是，很多教师自己也怕惹祸上身，对校园暴力问题还存在“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迁就心态。
不过，韩国校园暴力问题的棘手之处不仅在于它的隐蔽性，还在于参与暴力的学生年龄越来越小。2012年1月27日，李明博在青瓦台举行的学生家长恳谈会上表示：“如今孩子们的成长和成熟速度很快，但是很多家长并不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权某的施暴者徐某和禹某都只是13岁的初中生，由于网络时代条件下的孩子成熟程度比较快，近10年来案件记录的罪犯年龄越来越小，为了打击和预防校园暴力，韩国政府准备将刑事责任的年龄从14岁降低到12岁（根据1953年制定的韩国《刑法》，韩国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14岁，这一规定适用了近60年），并将实施校园暴力的行为记入学生档案。
韩国政府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调低”也是世界近20年的一大趋势。2011年12月，《朝鲜日报》和韩国教员团体总联合会就面向韩国126所初中和高中进行了一次“校园暴力事件紧急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全国受害学生达30万人，而其中初中生就超过了11万人，而这个数字在10年前还不足5万。
教育孩子也要教育父母
韩国学校暴力如此猖獗，一开始，或许是受到来自日本的影响。韩国校园暴力学生组织如黑帮一样严密，韩国最臭名昭著的校园暴力组织名字叫“一阵会”。这个词是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中学流行，通过漫画书传到韩国校园的。韩国校园“一阵会”成员中，从小学三四年级学生直至高中生都有。他们的代表性暴力行为是：强迫他人花钱帮他们买东西、向他们“进贡”钱财、收保护费、帮写作业和替背书包……如不顺从，就毒打、群殴，甚至施予性暴力。
韩国政府根本未掌握“一阵会”的规模及具体情况。但根据韩国基层教师的估计，全国加入“一阵会”的学生应该多达20万至40万人。为了应对数量不断飙升的“一阵会”，韩国行政安全部计划今年向曾经遭受校园暴力的学生免费提供两万个专用终端机，遇到“一阵会”成员的非法暴力时，受害学生能够利用该专用终端机及时报警，以便于警察在接到相关信号后立即行动。
与此同时，韩国各地方教育部门也都正在陆续推出各自的举措。2012年2月4日，首尔市教育厅表示，将建立专门学校，对有暴力倾向的学生集中起来进行特殊教育，把屡教不改的施暴学生与其他普通学生进行“物理隔绝”。
2月6日，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妇女家庭部、法务部、文化体育观光部联合发布了“根除校园暴力综合对策”。其主要内容为，校长有权对施暴学生下达即刻停课措施，因施暴受处分的学生将在其档案上留下案底。此外，对学生人数超过30名的初中班引入“双班主任制”，两位班主任每学期要与学生至少面谈1次，并把面谈结果定期通报给家长。除了这些短期对策以外，学校为了把学生的身体活动需求引向健康的方向，也决定把体育课时间增加50%。
但是，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为孩子提供的环境可以说是决定孩子是否会成为校园“问题学生”的根源。2012年1月11日，《朝鲜日报》以“金领家庭子女容易误入校园暴力歧途”为题报道的一个校园暴力事件，或许就能显示出这一点。
庆北一所初中的二年级学生A最近殴打了同班同学。A的家境十分富裕，父亲是银行分行行长，母亲则是高薪教师。班主任问他“为何毒打同学”，他说：“我父母工作太忙，很少跟我说话。但只要我犯一个小小的错误，就会被狠狠地教训我一顿。所以我就把气撒在同学身上。”
A的这一看似不可理喻的理由却是校园暴力问题的一个普遍现象。校园暴力预防中心秘书长金建灿说：“申请接受校园暴力咨询的学生中一半以上的父母是教师、公务员、研究员、医生等。”首尔文化高中咨询教师禹志享也说：“每10名施暴和受害学生中就有7人是来自父母从事专业工作的家庭。”
这种家庭的子女牵涉校园暴力案的最主要原因是：父母工作繁忙，陪伴子女的时间少。只要孩子的成绩没有大的起伏，父母并不多过问他们在学校遭遇的事情。而且父母平时一味敦促孩子学习，也让他们“鸭梨山大”。禹志享说：“从事专业工作的父母下班后要么坐在电脑前处理业务，要么看书，孩子没有机会和父母交流，只能独自呆着。在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缺乏沟通能力，因此比较难以适应学校生活。”
孩子有事，家长难辞其责。李明博作为总统，更是现身说法，自我检讨。2012年1月6日，李明博在青瓦台举行早餐会，邀请了韩国所有道一级(相当于中国的省级)的教育负责人出席。李明博在会上说：“我们这些大人们只埋头于入学考试制度、课外教育费等问题，却没有花点时间和心思去了解孩子们的世界。校园总是发生这些暴力事件，我作为总统有深深的负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