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物簡介：李云鹤，石窟壁画修复专家，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原副所长。1932年出生于山东潍坊，1956年起从事莫高窟文物保护工作，工作60余年，参与修复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余身。
2017年9月18日，李云鹤在榆林窟工作时留影。
86岁的李云鹤是敦煌最资深的壁画修复师，2015年到现在，他带着团队一直在进行榆林6窟大佛的修复工作。而冬季，是他一年中最清闲的时光——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河西走廊上温度极低，修壁画用的黏合剂容易被冻住，修复工作便会暂停。
“冬闲”时，李云鹤就在家整理材料，帮各地的文物保护单位做病害文物的修复方案。他的书房里，堆放着成箱成箱的笔记本，本子上密密麻麻全是工作记录。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退休后又被返聘，除了修复文物，还给其他文物保护单位做修复指导，另外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带徒弟上。”
说着，他翻开过去的工作照：昏暗的莫高窟里，李云鹤戴着一顶卡其色的渔夫帽，鼻子上架着厚厚的方形眼镜，拿着注射器小心翼翼地在壁画上滴胶水。他身形清瘦，神情专注，有一双修长的手，让人想起了如今常被提到的词儿——匠人。
李云鹤的生活很规律，上工的月份，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晨练，8点搭乘敦煌研究院的班车上山，一直在洞窟里待到天黑方才下山。在莫高窟，面对着满墙壁画，他觉得安心，觉得四周特别静。
1978年9月，李云鹤正在修复文物。
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也是长久磨砺出的性情。1996年前，他住在研究所的宿舍里。宿舍是由马厩改造的简易棚，门窗漏风，一到冬天，冷风呼呼刮进来，冻得人直哆嗦，“早上醒来，就能看到被子上挂着一层白霜”。喝水也困难，河水浑浊，盐分又大，拉回来的水得沉淀好几天才能喝，新来的人不适应，常常闹肚子;敦煌风沙大，从洞窟回到宿舍，进门能抖出半桶沙……
听起来艰苦，李云鹤却心满意足。在沙漠里，他和同事过着淡泊的生活，得以心无旁骛地工作，一干就是60年。
1956年，24岁的李云鹤从老家山东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即后来的敦煌研究院）。那时的莫高窟被流沙掩埋，很多洞窟连门都没有，塑像东倒西歪，壁画层层掉落，满目疮痍。沙漠生态恶化、非法考古挖掘，让莫高窟一度黯淡无光——现存的735个洞窟内，有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身，原本色彩动人的彩塑和壁画出现了脱色、掉落现象，变成黑漆漆的缺口。
事实上，为了保护莫高窟存留文物，早在1944年，国民政府就设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由油画大师常书鸿担任所长。之后的十多年，常书鸿同其他画家、研究者对洞窟进行调查、考证和临摹，为修复工作打下了基础。上世纪50年代，莫高窟的壁画修复成为研究所的重要工作。
李云鹤就是在当时被分到文物修复部门的。项目伊始，没有人知道怎么修，也没有专家指点，面对满地的壁画碎片，李云鹤无所适从。他找所长表达担忧，常书鸿只是问他：“你愿不愿意学？”
没有犹豫，李云鹤立马回答：“愿意！”
第一年，李云鹤摸着石头过河，自己探索、实践，没有工具和材料，就用毛笔沾着胶水把壁画一点一点粘起来。第二年，常书鸿请文化部找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保护专家来敦煌指点修复工作，“但这名专家对自己的材料和技术完全保密，又嫌敦煌条件艰苦，待了没几天就走了”。
尽管如此，李云鹤还是偷偷在外国专家那儿学到了些东西。他观察到外国专家使用打针的注射器来输送黏合剂，就照葫芦画瓢，到医院买来针管，把黏合剂推送进壁画缝隙里，再用棉球轻轻按压，让壁画牢牢地贴回了原处。
然而医药注射器修复洞窟壁画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李云鹤又开始新的尝试，他发现用血压计的气囊输送黏合剂，滴灌黏合的效果非常好。这成了他的独家发明。
1962年，常书鸿又交给李云鹤一个任务——修复161窟60多平方米的壁画。161窟是敦煌位置最高、受损最严重的洞窟，“人一进去就能看到墙上的壁画碎片雪花一样往下掉”。
李云鹤带着两名助手开始了修复工作。工作并不复杂，但要修复者耐住性子。每天，李云鹤在脚手架上一待就是三四个小时，一手提着马灯，一手在壁画前除尘、灌胶、回贴，常常停下工作时发现手已经动不了了。即便每天花上10个小时，也修复不到1平方米，但李云鹤觉得这样的工作特别舒服——他记得当年初进洞窟，有的同事因为害怕而不敢进去，他却与这些佛像、壁画“一见钟情”。“站在画前，总能感受到美与宁静”。所以，修复时他常常专注到忘了吃饭，同事对他最常说的话就是：“吃饭啦！吃饭啦！”
经过两年多努力，161窟成了莫高窟第一个被修复的洞窟，李云鹤研发的材料和首创的修复工艺均获得了国家一级奖项。
除了用血压计气囊灌胶，李云鹤还有许多独创，比如调制出耐久、抗晒的黏着材料，发明了能将上百平方米壁画完整“剥离”的“整体移动法”，还有防止壁画脱落的“铆固法”。
修复前后的敦煌壁画局部。
这个方法最难的地方是确定铆钉规格、数量、位置等。为了得出这些数据，李云鹤先在其他墙体钉入铆钎，再挂上石头，以此来测算出铆钎的承重，同时根据脱落的壁画材质和密度，算出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经过两年多的反复测算和试验，李云鹤在130窟的壁面上成功嵌插了300多根钢筋铆钎，保护了岌岌可危的珍贵文物。
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了60余年，李云鶴参与修复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余身，足迹遍布甘肃六窟、浙江杭州的凤凰寺、山东岱庙、青海塔尔寺、西藏布达拉宫……。他修复过的壁画，几十年来从没出现问题，完全经得起时间考验。
修复者不仅仅是匠人，也是学者。上世纪60年代初，在修复壁画的过程中，李云鹤常常感到知识不足：塑像是怎么雕刻的，壁画又是怎么画的……他主动找常书鸿说想去学美术，常书鸿便打趣道：“你是不是准备当个美术家？”
在常书鸿的安排下，李云鹤跟着所里美术组的老师学习构图、雕塑和绘画，久而久之，他练就了全面、坚实的基本功。和记者说起莫高窟，李云鹤对每个洞窟如数家珍，对文物的历史、创作手法以及艺术特色也是一清二楚。他家中客厅的矮柜上，摆放着一尊半米高的菩萨半身像，表情栩栩如生，那是他亲手雕塑的作品。
修了大半辈子的艺术品，他自己也成了大半个艺术家。
经过60多年发展，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队伍从6人壮大到60多人，其中“80后”“90后”占了1/3。不论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还是刚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都是李云鹤的徒弟，包括李云鹤的儿子李波和孙子李晓洋。
李晓洋曾经留学澳大利亚，很多人会问他，一个二十岁出头、留过学的年轻人怎么会在敦煌扎下根？他总是笑：“可能是从小被熏陶的吧！”小时候，李晓洋总来莫高窟玩耍，爷爷修壁画，他就在一旁玩泥巴;吃饭时，一家人也总在饭桌上讨论保护文物。如今，他觉得自己做文物修复师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在徒弟们的眼中，李云鹤脾气很大，他训斥徒弟的场景并不少见。十多年前的一次家宴上，一个徒弟向李云鹤敬了杯酒说：“师傅，有了这门手艺，我这一辈子吃饭就不愁了。”李云鹤当即勃然大怒：“你这话我不爱听！文物修复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哪能当作赚钱的途径。”
很多徒弟还记得一件事。2006年的一天，有个学生在工作时把一小块壁画皮碰落，掉在了自己指甲盖上，就随手弹了出去。这一幕正好被李云鹤看到，他顿时火冒三丈地把这个学生开除了。“人的皮肉破了可以长好，文物损失了就再也没有了。文物虽然不会说话，但也是有生命的东西！”在修复壁画的过程中，只要有人不小心碰掉一块壁画，李云鹤都会督促他们找回来粘回去，“如果对文物没有爱和敬畏，就做不好这份事业”。
李云鹤教徒弟，也乐意跟徒弟学新事物，他会用电脑、玩微信，时刻紧跟时代潮流。他也要求徒弟保持学习的热情，他常说，我这个年纪，都不敢说自己已经学到家了，更何况你们这些年轻人。
现在的敦煌莫高窟已经不是当年李云鹤初识的样子了。近几年来，敦煌研究院引入了很多高科技，有数字展示中心，球幕电影展厅，甚至还有增强现实技术（AR）导览。这些对李云鹤而言，都如同天外来物，但他一直努力去适应、学习这些新鲜玩意儿：“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看来，敦煌老匠人的下个目标，是要当个科技达人了。
86岁的李云鹤是敦煌最资深的壁画修复师，2015年到现在，他带着团队一直在进行榆林6窟大佛的修复工作。而冬季，是他一年中最清闲的时光——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河西走廊上温度极低，修壁画用的黏合剂容易被冻住，修复工作便会暂停。
“冬闲”时，李云鹤就在家整理材料，帮各地的文物保护单位做病害文物的修复方案。他的书房里，堆放着成箱成箱的笔记本，本子上密密麻麻全是工作记录。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退休后又被返聘，除了修复文物，还给其他文物保护单位做修复指导，另外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带徒弟上。”
说着，他翻开过去的工作照：昏暗的莫高窟里，李云鹤戴着一顶卡其色的渔夫帽，鼻子上架着厚厚的方形眼镜，拿着注射器小心翼翼地在壁画上滴胶水。他身形清瘦，神情专注，有一双修长的手，让人想起了如今常被提到的词儿——匠人。
从外国专家那里偷师
李云鹤的生活很规律，上工的月份，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晨练，8点搭乘敦煌研究院的班车上山，一直在洞窟里待到天黑方才下山。在莫高窟，面对着满墙壁画，他觉得安心，觉得四周特别静。
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也是长久磨砺出的性情。1996年前，他住在研究所的宿舍里。宿舍是由马厩改造的简易棚，门窗漏风，一到冬天，冷风呼呼刮进来，冻得人直哆嗦，“早上醒来，就能看到被子上挂着一层白霜”。喝水也困难，河水浑浊，盐分又大，拉回来的水得沉淀好几天才能喝，新来的人不适应，常常闹肚子;敦煌风沙大，从洞窟回到宿舍，进门能抖出半桶沙……
听起来艰苦，李云鹤却心满意足。在沙漠里，他和同事过着淡泊的生活，得以心无旁骛地工作，一干就是60年。
1956年，24岁的李云鹤从老家山东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即后来的敦煌研究院）。那时的莫高窟被流沙掩埋，很多洞窟连门都没有，塑像东倒西歪，壁画层层掉落，满目疮痍。沙漠生态恶化、非法考古挖掘，让莫高窟一度黯淡无光——现存的735个洞窟内，有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身，原本色彩动人的彩塑和壁画出现了脱色、掉落现象，变成黑漆漆的缺口。
事实上，为了保护莫高窟存留文物，早在1944年，国民政府就设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由油画大师常书鸿担任所长。之后的十多年，常书鸿同其他画家、研究者对洞窟进行调查、考证和临摹，为修复工作打下了基础。上世纪50年代，莫高窟的壁画修复成为研究所的重要工作。
李云鹤就是在当时被分到文物修复部门的。项目伊始，没有人知道怎么修，也没有专家指点，面对满地的壁画碎片，李云鹤无所适从。他找所长表达担忧，常书鸿只是问他：“你愿不愿意学？”
没有犹豫，李云鹤立马回答：“愿意！”
第一年，李云鹤摸着石头过河，自己探索、实践，没有工具和材料，就用毛笔沾着胶水把壁画一点一点粘起来。第二年，常书鸿请文化部找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保护专家来敦煌指点修复工作，“但这名专家对自己的材料和技术完全保密，又嫌敦煌条件艰苦，待了没几天就走了”。
尽管如此，李云鹤还是偷偷在外国专家那儿学到了些东西。他观察到外国专家使用打针的注射器来输送黏合剂，就照葫芦画瓢，到医院买来针管，把黏合剂推送进壁画缝隙里，再用棉球轻轻按压，让壁画牢牢地贴回了原处。
然而医药注射器修复洞窟壁画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李云鹤又开始新的尝试，他发现用血压计的气囊输送黏合剂，滴灌黏合的效果非常好。这成了他的独家发明。
1962年，常书鸿又交给李云鹤一个任务——修复161窟60多平方米的壁画。161窟是敦煌位置最高、受损最严重的洞窟，“人一进去就能看到墙上的壁画碎片雪花一样往下掉”。
李云鹤带着两名助手开始了修复工作。工作并不复杂，但要修复者耐住性子。每天，李云鹤在脚手架上一待就是三四个小时，一手提着马灯，一手在壁画前除尘、灌胶、回贴，常常停下工作时发现手已经动不了了。即便每天花上10个小时，也修复不到1平方米，但李云鹤觉得这样的工作特别舒服——他记得当年初进洞窟，有的同事因为害怕而不敢进去，他却与这些佛像、壁画“一见钟情”。“站在画前，总能感受到美与宁静”。所以，修复时他常常专注到忘了吃饭，同事对他最常说的话就是：“吃饭啦！吃饭啦！”
经过两年多努力，161窟成了莫高窟第一个被修复的洞窟，李云鹤研发的材料和首创的修复工艺均获得了国家一级奖项。
是匠人也是艺术家
除了用血压计气囊灌胶，李云鹤还有许多独创，比如调制出耐久、抗晒的黏着材料，发明了能将上百平方米壁画完整“剥离”的“整体移动法”，还有防止壁画脱落的“铆固法”。
这个方法最难的地方是确定铆钉规格、数量、位置等。为了得出这些数据，李云鹤先在其他墙体钉入铆钎，再挂上石头，以此来测算出铆钎的承重，同时根据脱落的壁画材质和密度，算出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经过两年多的反复测算和试验，李云鹤在130窟的壁面上成功嵌插了300多根钢筋铆钎，保护了岌岌可危的珍贵文物。
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了60余年，李云鶴参与修复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余身，足迹遍布甘肃六窟、浙江杭州的凤凰寺、山东岱庙、青海塔尔寺、西藏布达拉宫……。他修复过的壁画，几十年来从没出现问题，完全经得起时间考验。
修复者不仅仅是匠人，也是学者。上世纪60年代初，在修复壁画的过程中，李云鹤常常感到知识不足：塑像是怎么雕刻的，壁画又是怎么画的……他主动找常书鸿说想去学美术，常书鸿便打趣道：“你是不是准备当个美术家？”
在常书鸿的安排下，李云鹤跟着所里美术组的老师学习构图、雕塑和绘画，久而久之，他练就了全面、坚实的基本功。和记者说起莫高窟，李云鹤对每个洞窟如数家珍，对文物的历史、创作手法以及艺术特色也是一清二楚。他家中客厅的矮柜上，摆放着一尊半米高的菩萨半身像，表情栩栩如生，那是他亲手雕塑的作品。
修了大半辈子的艺术品，他自己也成了大半个艺术家。
辞退对文物“不敬”的徒弟
经过60多年发展，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队伍从6人壮大到60多人，其中“80后”“90后”占了1/3。不论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还是刚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都是李云鹤的徒弟，包括李云鹤的儿子李波和孙子李晓洋。
李晓洋曾经留学澳大利亚，很多人会问他，一个二十岁出头、留过学的年轻人怎么会在敦煌扎下根？他总是笑：“可能是从小被熏陶的吧！”小时候，李晓洋总来莫高窟玩耍，爷爷修壁画，他就在一旁玩泥巴;吃饭时，一家人也总在饭桌上讨论保护文物。如今，他觉得自己做文物修复师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在徒弟们的眼中，李云鹤脾气很大，他训斥徒弟的场景并不少见。十多年前的一次家宴上，一个徒弟向李云鹤敬了杯酒说：“师傅，有了这门手艺，我这一辈子吃饭就不愁了。”李云鹤当即勃然大怒：“你这话我不爱听！文物修复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哪能当作赚钱的途径。”
很多徒弟还记得一件事。2006年的一天，有个学生在工作时把一小块壁画皮碰落，掉在了自己指甲盖上，就随手弹了出去。这一幕正好被李云鹤看到，他顿时火冒三丈地把这个学生开除了。“人的皮肉破了可以长好，文物损失了就再也没有了。文物虽然不会说话，但也是有生命的东西！”在修复壁画的过程中，只要有人不小心碰掉一块壁画，李云鹤都会督促他们找回来粘回去，“如果对文物没有爱和敬畏，就做不好这份事业”。
李云鹤教徒弟，也乐意跟徒弟学新事物，他会用电脑、玩微信，时刻紧跟时代潮流。他也要求徒弟保持学习的热情，他常说，我这个年纪，都不敢说自己已经学到家了，更何况你们这些年轻人。
现在的敦煌莫高窟已经不是当年李云鹤初识的样子了。近几年来，敦煌研究院引入了很多高科技，有数字展示中心，球幕电影展厅，甚至还有增强现实技术（AR）导览。这些对李云鹤而言，都如同天外来物，但他一直努力去适应、学习这些新鲜玩意儿：“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看来，敦煌老匠人的下个目标，是要当个科技达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