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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醒来死亡体验馆
“10号，很遗憾，你死了。”
窄长、闪着冰冷银色光泽的铝门缓缓向侧边移开，漆黑的甬道出现。从光亮处迟疑着迈进狭长甬道，因恐惧而站定的那一刻，门彻底关上。此刻，被黑暗彻底吞没。眼睛需要适应，颤栗的心需要安抚——别怕，这不是真的。
不，你必须把它想象成真的。
这是一次死亡体验，你最好，把它当成真的。
北京·“影像中的生死学” 课堂
北师大某教室里，灯光全暗。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投影幕布上——“一串绿色数字，在一只人类胳膊上，冷漠而坚定地倒计时。”只有脉搏的跳动声，“一声一下，一下一声”，不断减少，直到定格：0000：00：0：23：48：24。
电影《时间规划局》里，这是主人公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现在，请大家闭上眼睛，将自己的右手搭在左手手腕上，找到自己的脉搏，用一分钟安静地感受血脉的跳动。”说话的女子年近花甲，声音有种温和的坚定。
一分钟后，“请睁开眼睛，写下你刚才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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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益新天地藏在这座现代都市的市井之地。曲径通幽处，十来幢两层的中式小红楼错落而立。整齐的红瓦白墙中，有一面墙黑得格外突兀——白与黑泾渭分明，隐隐让人想到阴与阳的分界。
分界线旁边，一面黑晶石的圆形六角星徽占了满墙，颇似占星命盘。巨大的圆盘边，同样石质、但相衬之下毫不起眼的方形招牌上，写着几行字：醒来死亡体验馆。
它理所当然地黑得彻底：从墙到招牌，从地垫到顶灯开关，从外到内——若第一次踏进门，必先站定几秒，伸手摸索眼前的黑。然而门口就是草坪绿地，参天的樟树高过了楼顶。生机与死亡并存，这反差和谐得叫人宽慰。
下午两点，签到、穿鞋套、寄存行李手机后，12个人站在黑暗的狭小空间里。前方一块屏幕以诡异的方式在暗黑中发出光，伴随着低沉的男声：“欢迎来到醒来死亡体验馆……现在，请将你的手按在屏幕上，打开生死之门。”
屏幕上的手印周围闪着火焰的光，不知是错觉还是有意设计，手掌印上去时确有热度。一道窄长的侧门无中生有般横向滑开，暗暗的冷光从另一空间投来。
这是一个科幻场景般的镜面空间，激光般的线条交错其中，每个人都在张望。依旧没有引导人，只有头顶的广播在响：“中间的圆形白桌上，有12个iPod。请你们每人随机选择一个，你將得到属于自己的号码。”身后，另一扇双开门打开，圆形舞台般设计的12个座位呈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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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死亡体验馆的设计，像一个哲学版的“杀人游戏”。主持人通过广播和监控掌握全局，参与者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在声音的引导下，每轮对一个两难的哲学命题进行抉择和讨论。比如，阻止恐怖分子炸掉大厦，挽救几百人生命的惟一方法，是折磨两岁的女儿，你选择折磨女儿还是放弃？
在轮流公开发表意见、辩论结束后，投票开始——最不同意或不喜欢谁的表现，便将其“票死”。得票最多者，将走上中央的圆形凹台，承受即将到来的“死亡”——通过全黑的甬道，躺上传送带，进入模拟焚化炉。
但很有可能，在被迫接受这一切之前，他将再次面对“上帝”的拷问：“你现在有机会选择一个替罪羊，代替你走向死亡。请问你选吗？你选谁？”
我被一个姑娘选中替死，成为整场游戏第一个死亡的人。一切来得猝不及防又仿佛在意料之中。通向黑暗与未知的铝门缓缓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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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人问“死亡体验”的主要设计者莫里斯：这一轮轮的哲学讨论和思辨，和死亡有什么关系？
出生于1996年的少年语速极快：“我要反问你，你觉得哪些事情是和死亡有关系的呢？多近算扯得上关系？”
莫里斯和他的伙伴也不是没有想过尝试纯粹的生理死亡体验，比如濒死体验，但那无法保证安全。又或者，像很多国外的死亡体验馆那样，把人放到棺材里躺一躺、写个遗书、搞个追悼会，通过重演仪式来模拟死亡体验。但这种过于仪式化、画面化的东西，远不是他们所理解的死亡体验的核心：
“我们有个基本观点：一切和生有关的，都和死有关。之所以我们平时会生活在这样庸碌的生活里，其实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死亡。”他开始聊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聊常人对生命“无穷无尽”的错觉。无怪乎“醒来”的气质如此哲学——这和它的主要设计者保持着高度一致。莫里斯在妈妈练梵式瑜伽的唱念中长大，从小被带着上过形形色色的心理工作坊和灵修班，自由散漫乃至于诡异的成长环境，养出了一位聪明又不受束缚的唯美主义者。高二辍学、因为缺少高三成绩，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作废，他干脆在家搞起了翻译和创作、帮朋友做顾问，直到2015年遇见“醒来”的两位创始人丁锐、黄卫平。一个95后，两个70后，意外地相谈甚欢。
其时，丁、黄从2012年开始筹划并投资建设的死亡体验馆已遇瓶颈。莫里斯的出现，为陷入僵局的“醒来”注入了新鲜动力。丁锐着迷于形而上的思考，崇尚思维的逻辑和条理框架;而黄卫平恰恰相反，他是感性动物，年轻时曾下海经商赚得盆满钵满，也经历过纸醉金迷的堕落，但顽固甚至头破血流地成为了淤泥中的奇葩，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中，都会为了一点人际间的真诚不计代价;年轻的莫里斯，则有将空泛的构想落地的聪明——3人截然不同的气质，形成了一个稳定并富有张力的三角，也奠定了这个死亡体验馆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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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里体验死亡是要收费的，门票444元。
莫里斯把“醒来”定性为一个做“哲学类精神产品”的社会企业，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标——从庸碌的日常中生造出一个形而上的思考空间，敲响以死亡为终点的命题。
然而，能不能有收获，是参与者自己的事情。他们并不讳言这点，甚至把各种抱怨的来信发在微信公号上，反复强调：“你来了不一定觉得好，也可能完全无感，甚至觉得非常讨厌、愤怒，认为毫无意义。如果你有类似观点，可以不要来。我们保证的是真实，但是架不住大家会对它有过高期待。”
以人们熟悉的物质消费类商业思维为对照，这似乎是反商业和反逻辑的，“醒来”能做的只是保证硬性服务在标准线上，包括环境、客服等可控因素。短短半年里，死亡体验馆的环节设计也一直在随着反馈迭代更新。比如，接受完模拟焚化炉的“炙烤”后，刚“死”之人会来到一个纯白的空间——“新生”。最初的设计中，第一轮死亡的人将独处于此。这让部分参与者觉得“太亏”：花了444，才四五十分钟，这就结束了？于是，“醒来”制定了“第一轮死亡的人可以免费参加第二次体验”的规则，并招募志愿者作为“摆渡人”，好让第一个人“新生”后，如果愿意，至少有人能聊聊天。
另一个“被迫接受”的改进是，整场体验结束后，主持人将现身，根据自己的观察给每个参与者以“关键词”和相应解释。尽管有的关键词不留情面甚至略显刻薄，但加入这环节后，市场反馈确实变好了。莫里斯坦言，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设计：“可大家都想要答案，就像大家都喜欢星座一样。”
莫里斯觉得，真正的问题在于国内对精神类产品缺乏认识，因此普遍期待过高：“许多人会认为一个精神类产品，比如见一个心理大师应该能解开我们所有的人生困惑。但在国外，人们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心理咨询，就像去下个馆子一样，不会期待这个馆子一定好吃，不会期待改变人生。这个期待，不是说我们耍赖、不去达到，是因为它本身就不可达到。它可以low到没有下限，但对真正感兴趣、愿意把它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的人来说，它也可以没有上限。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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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死亡无法追问，那么只有对“生”进行淋漓尽致的解剖和拷问。象牙塔内，或许有着最适宜让生命思考发芽生根的土壤。随着网络的便利、媒体报道与曝光度的增加，“生死课”已经不再新鲜：只需敲敲键盘、点点鼠标，你就能看到谢利·卡根教授盘腿绕脚坐在耶鲁的讲台上，侃侃而谈“死亡哲学”;香港中文大学陶国璋老师的死亡课已经开了二十来年，内容设置几经改易，从心理学、人类学、医疗、病理学、哲学宗教等角度出发，成了一门有关死亡的综合课程，近十年来还增设了参观解剖室、殡仪馆的活动，报名人数总是爆满;北京大学医学院的王一方教授开设医学哲学课，致力于在医学体系内部强调人文的重要性，把技术反思、生死哲学、道德哲学三条线打通，为过于崇尚技术理性的现代医学敲响警钟……
尽管生死学课堂已在各地开花，但大多数课堂依旧是“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模式。任欧妮曾在台湾东海大学选修过生死学，记忆最深的是一个濒死体验视频：“那个人临死前，看到自己的灵魂飘在病房的天花板那儿看着她自己……”
生死课，究竟该怎么上？难道只能是各种抽象概念和生死故事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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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师范大学，学院体系之外出身的陆晓娅开设的“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与别家格外不同：老师的“一言堂”成为了过去时，通过精心设计的观影和讨论，学生的主动思考、提问成为了课程内容的核心;没有所谓的死亡哲学体系，无论师生抑或旁听者，所有人带着自己的生命經验、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加入分享和讨论，共同促成以生命碰撞生命的过程。
“改变人生”、“受益匪浅”、“很特别”是上过这门课的同学常用的评价，超高的口碑也让它成为北师大选课系统里最难选到的课之一。大三时，杨艳群在舍友的大力推荐下选了这门课。
那次课上，老师出了一个题，‘死亡离你有多远’。我很自然地想起了二叔。我哥哥在二叔的坟前挖土，把土盖在他的棺木上，说‘二叔我给你盖屋，我给你盖屋’，反反复复地说。
这个细节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课上我也和大家进行了分享，大家回应的过程中，我会思考很多，比如对亲情的理解、小孩的责任感是怎么培养起来的、死亡仪式怎样帮助我们成长等等。那种课堂氛围，让你敞开心扉、无所顾忌。在我印象里，好像所有的课堂讨论质量都很高。
当时快要到清明节了，我应该有几年没回家了，就很想到二叔的坟前看一看。课后，我给陆老师发了一封邮件，说我想要回家，当天就买好了车票。陆老师很快就回复了，说没事你回去吧，她也要回去，还给我讲了一些她的故事。
当时提到了一种克服死亡恐惧的办法，就是延续自己，在别人身上找到你的影子，扩大个人的影响范围。通过把自己身上美好的东西传递出去，那种快乐足以让你克服对死亡的焦虑。这是她推荐的那本《直视骄阳》里谈到的。
我是一个师范生，毕业后就要回自己的省份教书。很多同学对此是感到痛苦的，我也有过这样的感受。陆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尽管我可能会感到痛苦，但我还是会做很多事情。当时我就开始去了解关于教育的东西，想自己以后在教育岗位上能做出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我后来甚至有一个计划，要在以后自己的班上养小兔子。因为我们看了一个电影，《小猪教室》，一个老师在他们班养了一头猪。孩子们在养猪的过程中，与猪产生了很多感情，而在全班讨论毕业以后该怎么处理这头猪的过程里，又培养了孩子们的思维方式、责任感等等。
所以你看，这门课它是由生死问题入手，但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最后还延伸到了生活中要怎样去做。实际上我觉得所有的课都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才会有这句话嘛，教育就是用一个生命去感动另一个生命，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陆老师其实是借由生死课的途径，回到了教育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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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在北师大开生死课前，陆晓娅在起早贪黑中，迎来了“奔六”的年纪。
她并不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教师。她的微博简介上写着，“从媒体圈而心理圈而公益圈”：最主要的职业生涯里，她是中国青年报社的媒体人，又因为创办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的“青春热线”，同时跨界新闻与心理学领域;退休后，她全心跳入公益领域创业，和热线志愿者杜爽一同创办“歌路营”，为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教育出力。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但在母亲阿尔茨海默症逐渐恶化、每日3小时通勤的奔走中，一天早晨醒来，她问自己：“陆晓娅，快六张的你还有什么梦想？”用她书中的原话，她早做好了“积极老龄化”的准备：“除了照顾老妈、游走大地和锻炼身体之外，我肯定还能干点儿什么。”
她认真琢磨起开课的事情来，“生死学”的想法跃入脑中，一下子，生命中的各种经验交汇成一点：年少时亲历“文革”的经历，“青春热线”时期多次走进大学校园的危机干预，心理辅导培训中探索死亡的课程经验，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的心理援助……如今，自己的人生之秋已经到来，死亡的议题也不可避免地摆在眼前。
以最容易产生情境和代入感的电影为载体讨论生死，“影像中的生死学”应运而生。从课程时间的选择，到电影的选择与剪辑，再到课程环节的设置，每一步陆晓娅都颇费心思：她把课放在周五晚上，想尽可能筛选出愿意放弃休闲时间、思考生命议题的学生;几轮课程下来，她将经典但略显沉闷的黑泽明《生之欲》从第一节课移到了最后一节课，把“引路片”替换为更接地气的《小猪教室》;从刻意创造黑暗中的静默时刻，到“我想知道谁和我一样”的分享游戏设计，到《姐姐的守护者》中的选角扮演，到为小组设定不同的讨论议题，再到在讨论中引入《可操作的民主》中议事规则的制定……每一个细节，都是保证课堂效率、引导高质量讨论与思考的前提。
她希望引起学生的困惑，不再执着于确定和现成的答案——“没有困惑的青春是多么荒凉啊”，她将刘瑜的这句话打在PPT上，学生乐了。
2016年8月，結合课程设计思路和课堂实录的《影像中的生死课》出版。在耳顺之年，陆晓娅以新的方式，与世界产生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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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备“醒来”死亡体验馆前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黄卫平一度陷入常人无法想象的泥沼。从2008年汶川地震志愿参加心理援助组开始，到在上海推动缓和医疗的社会志愿工作，再到2012年创办“醒来”死亡体验馆的过程，让他逐渐从一个非正常的世界重新一点点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上。某种程度上说，死亡体验馆，也是他自己的求生。
“活到老折腾到老”的陆晓娅，写完《影像中的生死课》后，对死亡的恐惧好像少了一点。“起码这件事情我完成了，这样一段生命，我还过得挺结实的。”她依旧会站在书房的桌子上，拿粉笔在墙壁的黑板上大字写诗;在超市推着购物车跑，心想别人肯定在想“这老太太跑什么跑赶着去死啊”，她笑出声来：“我是要赶着在死之前好好去活，还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情、值得做的事情，世界上还有好多地方我想去。”
象牙塔内外的这些生死场，除了渡人，也是渡己。
（参考资料：陆晓娅《影像中的生死课》，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周益群女士的倾力支持。实习记者张宇欣 孟依依 刘玥 胡宏培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