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一早，北京东城区法院。心急的廖丹早早来到北门等候。两小时后，两名女子带着广东一企业家捐赠的17.2万元现金赶到，与廖丹及其律师一起走进法院。
　　为给罹患尿毒症的妻子做透析，41岁的廖丹私刻医院公章、伪造收费单据，4年骗取北京医院透析费17.2万元。2012年7月，案件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公众讨论。不少热心人士甚至纷纷解囊相助。短短几天内，通过互联网、媒体，廖丹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数十万元捐款。
　　20分钟后，廖丹拿着一份收据走出法院，收据上写着退赃款137456.1元。算上13日已退还的3.5万元，他已退还了此前骗取医院的全部透析费，他期待能因此获得法院轻判。
　　退赃后能否获缓刑，是廖丹最关心的事。他说，妻子患病这几年，他从未想过放弃。最近几晚总做梦，梦见自己坐牢，妻儿无人照顾，醒来后一身冷汗。
　　骗医事发
　　2012年2月21日，廖丹一如往常，陪着妻子杜金领去北京医院做肾透析。刚上电梯，廖发现后面跟着两个陌生人，看到他们掏出警察证件时，他知道“这一天还是来了”。
　　“我没钱。要是有钱，我也不会干这事。”廖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救妻子一命。
　　1997年，经同学爱人介绍，26岁的北京人廖丹结识了比他小两岁、来北京打工的河北姑娘杜金领。同年，廖丹所在的企业改制，他因此下岗待业。一年后，二人成婚。2000年，儿子出生。
　　2003年，杜金领打工的所在厂子也倒闭了。2005年，经人介绍，她来到崇文门一家按摩院当按摩师。直到2007年，杜金领被查出患有尿毒症，不得不在家养病。这个家庭自此失去收入来源。
　　廖丹说，为治病，妻子每周要透析3次，每次420元，每月医药费超过5000元。由于杜是河北易县农村户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因为没有正式工作，不能参加北京职工医保。
　　巨额医疗费使这个家庭陷入绝境。邻居芦凤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好几次杜金领病发，连救护车的费用都是邻居们帮忙凑的，“要不是大伙儿帮忙，她几乎就没命了。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次。”
　　2007年，妻子开始住院，最初，治疗费一直靠“借”。“一年12个月，我10个月都在借钱。亲友邻居们一次借个三五百，人家知道我情况，根本没打算要回来。”廖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借钱不是长久之计，“时间长了，别人总会烦”。
　　最后，廖丹决定冒险刻假章。廖丹说，每次到医院缴费，收费室在收费单上盖章后，再让他拿着收费单送到透析室，两个科室并不直接沟通。这个“漏洞”很快被他发现了，他决定为妻子“豁出去了”。2007年11月的一天，廖丹拿着北京医院的收费单据，在马路边拨通了一个办假章的电话。按照尺寸、字数及字间距，找人仿刻了北京医院的公章，他在收费单上盖上“章”，然后交到透析科。
　　第一次伪造收费单，廖挺紧张。但医生瞅了一眼，没问什么。蒙混过关后的廖丹，四年间共伪造49张收费单，涉及费用17.2万元。直到去年9月，北京医院升级收费系统，发现一直在做透析治疗的病人杜金领，缺少51次缴费记录，于是医院报了警。
　　廖丹的妻子杜金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出事前，她并不知道丈夫刻章造假的事。“我问过他，钱从哪里来，他让我别管。”杜说，丈夫虽然脾气不好，但对自己一直照顾有加。
　　由于长期做肾透析，一米五高的杜金领瘦到70多斤，左手萎缩，右胳膊上鼓起几个大包。
　　“他不爱言语。好几次我说，实在不行，就让我走吧。但他告诉我，我和儿子，他一个都不能少”。杜金领哭了，“他身体也不好，一直患有糖尿病和肺结核，但他自己从来不肯去医院”
　　“低保”救命
　　起初，廖丹一家最主要的救命钱来自“低保”，后来又有了“重大疾病医疗救助”，但两项加起来仍然不够。
　　廖丹下岗后，从2002年开始去六里屯街道办事处领取“低保”。2007年，杜金领患病，夫妻俩都没了正式工作，一家就全靠低保过日子。
　　六里屯街道办事处民政科负责低保的彭刚说，根据廖丹的家庭状况，民政科在低保金核算过程中给了一定的照顾。按照分类救助政策，给予廖杜夫妻每人1.05的系数，儿子1.1的系数，外加每个人40元的粮油补贴。如果按北京市低保的最新标准，廖丹家每月可以领到1784元的低保金。而在2002年时，全家每月只有六七百元。
　　对于巨额的医疗费，一份低保金显然不够。廖丹又找到彭刚，彭刚告诉廖，北京有“城乡特困人员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杜金领患尿毒症，又是低保户家庭成员，按规定可以享受医疗救助。
　　彭刚说，按北京现行的医疗救助政策。“凡是低保户和低收入家庭成员，在医疗保险报销后，其余部分可享受医疗救助。以家庭为单位，住院治疗可报销自费部分的60%（包含北京所有医院，区级医院可报销70%），每年不超过3万元。如家境十分困难，还可再申请剩余部分20%的临时医疗救助。
　　民政科的张玉山也与廖丹打过多次交道。在他眼中，这个胖乎乎的男人多年的坚持很不容易。“我们也想帮他。医疗救助作为及时性救助，实际应按每季度报销。” 张玉山说，我们对他家按月报销：每个月他把单子拿来，我们及时上报到社保中心，再找民政局审批，钱批下来后立即通知他来领取。即便如此，廖丹1-2个月后才能拿到钱，医疗费仍需先行垫付。
　　2012年1月起，北京市民政部门再次提高对城乡特困人员的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标准，全年累计救助上限由3万元提高至8万元。但在彭刚看来，这对廖丹这样的低保户实际帮助并不大。“即使按8万元（60%）的救助上限报销，低保户也拿不起自费的5万多（40%）元。”
　　张玉山看来，单纯的医疗救助与特困人员的需求间有巨大缺口。“我们无法拿感情去填补该缺口。”张玉山说，六里屯街道办事处现有低保户483户939人，目前因为重大疾病陷入绝境的家庭，就有12户13人，其中做肾透析的有5人，患癌症的有8人。
　　下岗后，廖丹经常骑三轮摩的送妻子去做透析，有时也在医院附近拉活。他不敢让街道办知道他开摩的。一旦公开在低保外还有收入，他将无法享受低保。另外，据了解，如果廖丹被判坐监，他的低保费也将被免除。 　　户籍夹缝
　　在民政科的工作人员看来，相对于低保和救助，参加医疗保险才是最主要的保障渠道。杜金领是易县农村户口，按照规定还可参加河北“新农合”，获得大病报销。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2003年8月，河北省新农合开始试点，一直实行“门诊家庭账户 住院统筹”的补偿模式。今年开始，参加新农合的农村居民每人每年缴费50元，看病补偿每年最高可报销7万元。
　　但廖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想过让妻子回老家参加新农合。但由于夫妻俩对政策不了解，来回奔波于北京河北两地，妻子身体经不起折腾，也一直没办。最后，他们决定自费透析。
　　放弃了老家的“新农合”，由于杜金领没有北京户口，且没有正式工作，同样没办法参加北京市的城镇医保。
　　类似杜金领这样在户籍夹缝中的外来人员、农民工并非少数。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1年人力社保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5278万人，但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641万人。也就是说，在城镇参加医保的农民工实际不足五分之一。除了城镇医保，农民工在农村原籍还可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但囿于新农合的地域分割、不能互认、统筹层次低下以及报销水平不高等障碍，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外来工来说，这类医保不能起到事实上的救济作用。
　　廖丹刻章救妻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小组成员刘国恩的关注。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建立全民医保之初，以户籍作基本参保条件，是为方便管理，形成一个覆盖全民的保障网。后来，户籍条件逐渐遭遇尴尬。特别对于低收入人群，如流动人口，大部分来自农村，面临的健康问题较多，经济风险随之增高。这类人群已陷入“看病难”的怪圈。
　　另一个问题是异地结算。“很多地方未解决异地结算问题，农民工需先垫付一大笔钱，然后再回老家获补贴。关键是，很多人垫不起这笔钱。”刘国恩说。
　　在刘国恩看来，解决异地就医及结算，除了需要消除政策性的户籍障碍，还应形成管理平台的整合和衔接。“医疗电子信息平台若能整合成全国统一的平台，将不再有如此多麻烦。”
　　学者和公众关注户籍夹缝中的医保，廖丹的救妻之路也在发生转变。
　　7月13日，媒体人范炜等在微公益平台发起捐助，为杜金领筹集透析及换肾费用，短短五天，收到十几万网友共计50万元捐款。廖丹已授权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全程执行善款，专门用于交纳妻子的治疗费，专家判断可维持杜金领透析10年。
　　7月16日去法院退赃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廖丹承认，虽然他刻假章是为救妻子一命，但的确触犯了法律。在情与法的面前，仍然是“法律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