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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的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经過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高速增长期已告一阶段，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现在需要实现另一次工作重心的转移，从经济建设转向社会秩序建设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这是我国GDP预期增长目标八年来首次低于8%。温家宝解释说，这一调整主要是要与“十二五”规划目标逐步衔接，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
应该说，这一调整确实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和实质意义。2004年，我国曾将GDP预期增长目标定为7%。而自2005年开始，这一预期目标连续七年被确定为8%。当然，事实上，整个“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速为11.2%，远远超過8%。
出现如此高速增长，倒也并不奇怪。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由于20世纪中期的制度扭曲，增长被大大滞后，从而也就享有巨大的后发优势，中国之外积累了大量成熟的技术、市场，中国国内淤积了大量廉价劳动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得以释放，再加上世界先进技术大量涌入中国，国外市场也对中国开放，中国经济很自然地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是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然现象，19世纪末的德国、美国，20世纪中期的日本，随后的韩国等国家，在与当代中国类似的阶段，也都曾经出现過这样一个高速增长期。不過，同样自然地，这一高增长周期会终结，经济会降落到一个较低的增长区间。种种迹象表明，当下中国很可能已经进入这样的增长速度转换期。因为，工业化已告一个段落，发达地区的城市化也告一个段落，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有所下降。
最高明的治理是“顺其自然”。既然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告别高速增长期，政府就应当顺应这一自然趋势。但是，在中国，顺应这一自然规律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因为，過去二十多年来出现了一种增长主义意识形态，各级官员的政绩与其辖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捆绑在一起，追求政绩的官员们并不愿接受平稳增长的事实，而是希望采取种种人为措施，确保维持本地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一种拔苗助长的行为。
这种行为本身会对经济社会带来危害，同时也遮蔽了官员们的视野，让他们忽略更为重要的问题。所有国家在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都会出现社会失调现象。这是因为，现代经济增长会造成不同人群的利益分布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比如财富从土地所有者手中转移到工商业者手中。同时，社会结构会发生巨大变动，比如农民城市化，形成城市贫民阶层；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兴起，形成日益强大的利益和权利诉求。而政治结构的变化通常比较滞后，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之间会出现严重错位，从而带来社会关系的紧张。这一点，在这几年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因此，一个国家在经历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必须集中注意力于结构与制度问题。否则，紧张加剧，就可以导致比较严重的冲突。
这也是当下中国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精英群体，尤其是执政党、政府关注的重点，不应再是经济增长，而应当是结构性调整，是制度建设，概括而言，就是秩序建设。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的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经過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高速增长期已告一阶段，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而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与制度扭曲，已成为主要矛盾，现在需要实现另一次工作重心的转移，从经济建设转向社会秩序建设。
这个秩序建设包括人们热烈谈论的政治体制改革。确实，目前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比如，大量农民工没有被纳入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中，而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要求也没有被纳入制度化渠道。不過，秩序建设不只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也包括价值与文化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十几亿中国人如果没有价值共识，是很难紧密联结为一个共同体的。
从今年开始，把GDP增长速度降低到7.5%，表明了高层的政治态度，那就是，GDP不再那么重要，并不强求GDP的高速增长，而把注意力放到增长速度之外的问题上。
当然，我们希望，政府的注意力除了关注经济，还应该更多地关注经济之外。以前，整个社会似乎有这样一种信念：经济增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现在，整个社会恐怕需要逐渐放弃增长万能论信念，逐渐接受这样一个理念：政治结构存在问题，那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价值、文化领域存在缺陷，那就在这方面多下工夫。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这是我国GDP预期增长目标八年来首次低于8%。温家宝解释说，这一调整主要是要与“十二五”规划目标逐步衔接，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
应该说，这一调整确实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和实质意义。2004年，我国曾将GDP预期增长目标定为7%。而自2005年开始，这一预期目标连续七年被确定为8%。当然，事实上，整个“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速为11.2%，远远超過8%。
出现如此高速增长，倒也并不奇怪。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由于20世纪中期的制度扭曲，增长被大大滞后，从而也就享有巨大的后发优势，中国之外积累了大量成熟的技术、市场，中国国内淤积了大量廉价劳动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得以释放，再加上世界先进技术大量涌入中国，国外市场也对中国开放，中国经济很自然地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是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然现象，19世纪末的德国、美国，20世纪中期的日本，随后的韩国等国家，在与当代中国类似的阶段，也都曾经出现過这样一个高速增长期。不過，同样自然地，这一高增长周期会终结，经济会降落到一个较低的增长区间。种种迹象表明，当下中国很可能已经进入这样的增长速度转换期。因为，工业化已告一个段落，发达地区的城市化也告一个段落，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有所下降。
最高明的治理是“顺其自然”。既然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告别高速增长期，政府就应当顺应这一自然趋势。但是，在中国，顺应这一自然规律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因为，過去二十多年来出现了一种增长主义意识形态，各级官员的政绩与其辖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捆绑在一起，追求政绩的官员们并不愿接受平稳增长的事实，而是希望采取种种人为措施，确保维持本地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一种拔苗助长的行为。
这种行为本身会对经济社会带来危害，同时也遮蔽了官员们的视野，让他们忽略更为重要的问题。所有国家在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都会出现社会失调现象。这是因为，现代经济增长会造成不同人群的利益分布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比如财富从土地所有者手中转移到工商业者手中。同时，社会结构会发生巨大变动，比如农民城市化，形成城市贫民阶层；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兴起，形成日益强大的利益和权利诉求。而政治结构的变化通常比较滞后，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之间会出现严重错位，从而带来社会关系的紧张。这一点，在这几年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因此，一个国家在经历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必须集中注意力于结构与制度问题。否则，紧张加剧，就可以导致比较严重的冲突。
这也是当下中国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精英群体，尤其是执政党、政府关注的重点，不应再是经济增长，而应当是结构性调整，是制度建设，概括而言，就是秩序建设。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的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经過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高速增长期已告一阶段，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而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与制度扭曲，已成为主要矛盾，现在需要实现另一次工作重心的转移，从经济建设转向社会秩序建设。
这个秩序建设包括人们热烈谈论的政治体制改革。确实，目前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比如，大量农民工没有被纳入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中，而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要求也没有被纳入制度化渠道。不過，秩序建设不只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也包括价值与文化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十几亿中国人如果没有价值共识，是很难紧密联结为一个共同体的。
从今年开始，把GDP增长速度降低到7.5%，表明了高层的政治态度，那就是，GDP不再那么重要，并不强求GDP的高速增长，而把注意力放到增长速度之外的问题上。
当然，我们希望，政府的注意力除了关注经济，还应该更多地关注经济之外。以前，整个社会似乎有这样一种信念：经济增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现在，整个社会恐怕需要逐渐放弃增长万能论信念，逐渐接受这样一个理念：政治结构存在问题，那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价值、文化领域存在缺陷，那就在这方面多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