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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调查女性弱势群体对社会支持网络的主观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女性弱势群体的现实诉求后发现，社会支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建构分层互补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
[关键词]社会支持；女性；弱势群体
[中图分类号]D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8-0058-02
弱势群体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不同的弱势群体构成可能有多种形式，如经济上的贫困、资源分配中的不利、关系网络的萎缩、社会地位的低下、承受风险能力减弱、权利实现受到制约、社会适应能力下降等等，其基本特征是生活的贫困性(钱再见，2003)。本次调查以低保家庭为基本标准，在上海市Z区妇联的帮助下，以来自全区低保家庭中的共5985个已婚妇女(退休年龄妇女除外)为样本，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调查，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86份，回收率为96.5％，其中有效问卷356份。现对有关情况分析如下：
一、女性弱势群体社会经济特征
(一)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
女性弱势群体以中年为主，平均年龄为44.2岁。30岁以下占4.1％，31-40岁占28.2，41-50岁占57％，51-55岁占9.8％。可以看出41-50岁的中年妇女占了半数以上。
在文化程度方面，女性弱势群体以初中／技校为主，其比重占56.4％，高中文化的占33.1％，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含文盲)有9.3％，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的只有1.2％。这表明该群体绝大部分人都只有中等文化程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少。
(二)无业人员多，职业多为低收入领域
在就业状况方面，没有工作或找不到工作是这些女性弱势群体所面临的最大困难。调查发现，下岗人员占21.8％，失业人员占34.8％，协保人员占24.8％，只有9.7％的人目前是有工作的，另外有8.9％的人一直都没有工作。
这些妇女失业以前的职业大多是工人，占64.2％。商业、服务人员占12.7％，从事或曾经从事过管理工作、专业技术性工作的人不足5％，表明女性弱势群体职业主要集中在低收入领域。
(三)经济贫困，生活质量低
经济上的贫困是弱势群体的本质属性，收入低是女性弱势群体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生活问题。本次调查中，家庭月总收入在700元以下的有7.8％，700-1000元的有23.7％，1000-1500元的有35.1％，三项合计有65.6％的人整个家庭的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
在有收入的妇女中，个人月收入都很低，6.1％的人月收入不足500元，37.5％的人月收入为500-700元，收入700-1000元的有10.7％，另外有20.3％的人没有固定收入。
二、女性弱势群体视野中的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一般是指来自个人之外的各种支持的总称，通常分为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两类，正式社会网络包括政府、企业、社区组织和市场；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中包括了5种关系：血缘关系(自己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子女)、亲缘关系(自己及配偶的亲戚)、业缘关系(同事及同学)、地缘关系(邻里)和私人关系(朋友)。内容上看，社会支持主要包括物质帮助、行为支持、指导、亲密的互动、反馈、正面的社会互动等6种形式(Barrera，1983)。钱再见(2006)认为社会支持既包括有形的物质资助(主要是金钱、物资等方面)，也包括无形的社会支持(如提供就业信息、制度化建设、社会政策等)，还包括精神支持、情感支持和心理支持等。前两者属于工具性支持，而后者属于情感性支持。
据此，本次调查对社会支持评价的测量，选择的是主观满意度指标，要求女性弱势群体对其获得的正式和非正式支持分别进行打分，“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的赋值依次为5、4、3、2、1。最后对各项取均值，得到女性弱势群体对社会支持满意度的评分。
通过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到：
第一，女性弱势群体对社会支持的总体评价不高，介于“不太满意”与“一般”之间，从调查数据的绝对值来看，其中“很不满意”的占了相当大的数量，表明女性弱势群体对她们在生活中获得的社会支持状况评价不高。
第二，女性弱势群体对正式支持的主观满意度不高，得分只有1.99，即大多数女性弱势群体“不太满意”政府或社区等机构的工作力度，尤其对政府能够提供的支持抱有更大期望。在具体内容方面，女性弱势群体评价最差的是“经济支持”，得分1.24，略高于“很不满意”。其次是“就业培训”，得分1.81，接近“不太满意”。最好的是“指导建议”，得分2.55，位于“不太满意”与“一般”的中间地位。表明在正式支持的功能中，工具性支持的作用有限。
第三，女性弱势群体对非正式支持的满意度比正式支持高。对于非正式支持，尽管女性弱势群体总体满意度也不是很高，得分为2.92，接近“一般”，但是，她们对某些支持方式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尤其对通过非正式支持中的情感支持接近“比较满意”，得分为3.55，排在首位。排在第二位的是“指导建议”，得分为3.42。对“经济支持”的满意度最低，得分为2.40，偏重于“不太满意”。说明非正式支持以情感性支持为主，工具性支持也相对较少。
三、女性弱势群体的现实诉求
(一)目前最担心的问题
调查发现，经济来源、财产分割、健康问题是女性弱势群体目前最担心的三个问题(可选两项)，分别占53.6％、45.8％、38.2％
从数据来看，女性弱势群体最担心的前两项问题都与经济状况有关，表明在社会转型期，因收入差距加大，或者城市动迁以及其他原因引起的财产纠纷增多，使女性也普遍关心夫妻财产及其分配问题。其次，女性弱势群体普遍对医疗制度比较担心，说明在城市生活中，“因病制贫”现象也是严重问题。另外，婚姻关系也是女性弱势群体比较担心的问题，这反映出在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婚姻对于女性的保障作用已经逐步下降，不再成为女性获得保障的有力途径。
(二)最希望得到帮助的内容
在调查中，上海市Z区女性弱势群体提出了一些最希望得到帮助的内容(可选两项)，依次是“维护妇女权益”、“提供法律援助”和“扶贫救助”，比重分别占68.3％、58.7％、56.3％。
从最希望得到帮助内容可以看出，经过多年的法制教育，女性弱势群体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对妇女权益的诉求很高。但是，由于经济生活的压力或者其他原因，她们对提高自身素质的意识不太强烈。
(三)权益诉求特点
1 家庭矛盾复杂化，财产利益问题是矛盾焦点。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劳动收入与消费的巨大变化、医疗保健结构性调整以及思想领域变化，这些影响导致家庭矛盾变得更复杂化。而私有财产增加和收入差 距变大，导致婚姻家庭中的利益因素增加，离婚时夫妻财产分割、子女抚养，以及家庭内部的赡养、继承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和复杂性加剧带来家庭财产方面的新问题。
2 经济压力成为诱发家庭暴力的重要原因。从而导致婚姻更为紧张，而且一旦发生家庭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家庭成员通常会成为发泄的对象。
3 各种问题背后隐藏的心理危机需要重点关注。社会阶层的分化容易造成弱势群体的不平衡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心理具有更复杂、躁动、迷茫、活跃的特点。同时，由于当前弱势群体压力来源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中以社会环境、经济压力、个人成就的压力最为突出。长期处于压力之下的人们容易走两个极端，一是面对社会表现出冷漠麻木的态度，一是采取过激的言行举止释放压力。因此。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完善中，心理危机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四、建构共生互补的社会支持网络
通过对调查的初步分析，我们认为，上海城市女性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社会支持的特点是维持着传统的非正式支持，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要是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比较少；而正式支持所能提供的支持与帮助非常有限，对市场资源的利用度低。因此，城市女性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必须放在社会转型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下，整合社会资源，从宏观政策、中观社区和第三部门组织及微观社会网络支持这三个层面建构分层互补的社会支持体系，充分发挥正式社会支持组织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共生互构作用。
(一)宏观层面：审视政策支持的社会性别视角
我国已经制定了大量的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对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对社会政策的形成、制定与实施以及评估等方面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就会发现公共政策的诸环节中缺失社会性别意识，需要从源头上完善政策支持，制定出充分承认性别差异的、拥有正确性别意识的相关公共政策。
因此，需要努力推动性别主流化。从公共政策形成的全过程，即从问题界定、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后果预测和方案抉择，以及公共政策制定、实施、评估等过程中，全方位考虑政策的社会性别效应，避免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缺失。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要从政策的制定上提高社会参与度，实现利益相关者直接参与决策过程，畅通利益表达渠道，确保使女性弱势群体利益诉求得到充分的表达和体现，进而从根本上改变女性在决策层的缺席状况。
(二)中观层面：完善各种组织支持的平台
首先，发挥妇联组织维权作用。妇联成立至今已50多年，作为性别组织，在妇女尤其是弱势妇女权益维护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些社会支持措施如信访、维权热线等传统维权途径总是发生在遭受了权益侵害的事实以后，因此，妇联的组织支持机制需要从更深层次推进，适应新阶段女性群体的新组合、新变化下的新权益诉求特点。
其次，要完善社区支持平台。随着社会转型，“单位制”的解体，社区成为大量弱势群体的主要生存空间，社区支持也成为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一个基本单位，也成为保护和扶持弱势群体的具体执行载体。但是，建构一个运行畅通的社区支持网络，还需要从社区管理体制、社区服务体系方面进行逐步完善，适应人的社会化服务管理的需要。
再次，发展和培育NGO组织。发达国家经验表明，NGO组织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官方组织支持的不足，是沟通政府与基层民众关系的重要渠道。我国针对女性弱势群体的NGO组织仍处于不成熟的初级发展阶段，还难以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国家应将该组织定位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部门，应为NGO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财政上给予支持，形成官民结合的社会支持网络。
(三)微观层面：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建
社会资本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正式提出，认为社会资本是指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一般认为，在社会中占据有利位置的人拥有较丰富的社会资本，而城市弱势群体处在社会底层，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利位置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资本具有网络规模小、质量低、社会网络位差小、可转让的社会资本少等特点。正是因为如此，提升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和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开发社会资本成为建构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有效组成部分。社会资本所产生的社会支持与传统的社会支持不同，它对弱势群体的作用会更大更直接。对女性弱势群体而言，重建社会资本，应该主要从促进就业人手，因为对劳动者个体而言，就业不仅意味着获得工作机会和经济收入，而且还是获得社会尊重、发展机会以及维持和扩大社会关系网络，进而获得社会资本的有效手段。
[责任编辑：孙 巍]
[关键词]社会支持；女性；弱势群体
[中图分类号]D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8-0058-02
弱势群体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不同的弱势群体构成可能有多种形式，如经济上的贫困、资源分配中的不利、关系网络的萎缩、社会地位的低下、承受风险能力减弱、权利实现受到制约、社会适应能力下降等等，其基本特征是生活的贫困性(钱再见，2003)。本次调查以低保家庭为基本标准，在上海市Z区妇联的帮助下，以来自全区低保家庭中的共5985个已婚妇女(退休年龄妇女除外)为样本，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调查，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86份，回收率为96.5％，其中有效问卷356份。现对有关情况分析如下：
一、女性弱势群体社会经济特征
(一)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
女性弱势群体以中年为主，平均年龄为44.2岁。30岁以下占4.1％，31-40岁占28.2，41-50岁占57％，51-55岁占9.8％。可以看出41-50岁的中年妇女占了半数以上。
在文化程度方面，女性弱势群体以初中／技校为主，其比重占56.4％，高中文化的占33.1％，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含文盲)有9.3％，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的只有1.2％。这表明该群体绝大部分人都只有中等文化程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少。
(二)无业人员多，职业多为低收入领域
在就业状况方面，没有工作或找不到工作是这些女性弱势群体所面临的最大困难。调查发现，下岗人员占21.8％，失业人员占34.8％，协保人员占24.8％，只有9.7％的人目前是有工作的，另外有8.9％的人一直都没有工作。
这些妇女失业以前的职业大多是工人，占64.2％。商业、服务人员占12.7％，从事或曾经从事过管理工作、专业技术性工作的人不足5％，表明女性弱势群体职业主要集中在低收入领域。
(三)经济贫困，生活质量低
经济上的贫困是弱势群体的本质属性，收入低是女性弱势群体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生活问题。本次调查中，家庭月总收入在700元以下的有7.8％，700-1000元的有23.7％，1000-1500元的有35.1％，三项合计有65.6％的人整个家庭的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
在有收入的妇女中，个人月收入都很低，6.1％的人月收入不足500元，37.5％的人月收入为500-700元，收入700-1000元的有10.7％，另外有20.3％的人没有固定收入。
二、女性弱势群体视野中的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一般是指来自个人之外的各种支持的总称，通常分为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两类，正式社会网络包括政府、企业、社区组织和市场；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中包括了5种关系：血缘关系(自己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子女)、亲缘关系(自己及配偶的亲戚)、业缘关系(同事及同学)、地缘关系(邻里)和私人关系(朋友)。内容上看，社会支持主要包括物质帮助、行为支持、指导、亲密的互动、反馈、正面的社会互动等6种形式(Barrera，1983)。钱再见(2006)认为社会支持既包括有形的物质资助(主要是金钱、物资等方面)，也包括无形的社会支持(如提供就业信息、制度化建设、社会政策等)，还包括精神支持、情感支持和心理支持等。前两者属于工具性支持，而后者属于情感性支持。
据此，本次调查对社会支持评价的测量，选择的是主观满意度指标，要求女性弱势群体对其获得的正式和非正式支持分别进行打分，“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的赋值依次为5、4、3、2、1。最后对各项取均值，得到女性弱势群体对社会支持满意度的评分。
通过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到：
第一，女性弱势群体对社会支持的总体评价不高，介于“不太满意”与“一般”之间，从调查数据的绝对值来看，其中“很不满意”的占了相当大的数量，表明女性弱势群体对她们在生活中获得的社会支持状况评价不高。
第二，女性弱势群体对正式支持的主观满意度不高，得分只有1.99，即大多数女性弱势群体“不太满意”政府或社区等机构的工作力度，尤其对政府能够提供的支持抱有更大期望。在具体内容方面，女性弱势群体评价最差的是“经济支持”，得分1.24，略高于“很不满意”。其次是“就业培训”，得分1.81，接近“不太满意”。最好的是“指导建议”，得分2.55，位于“不太满意”与“一般”的中间地位。表明在正式支持的功能中，工具性支持的作用有限。
第三，女性弱势群体对非正式支持的满意度比正式支持高。对于非正式支持，尽管女性弱势群体总体满意度也不是很高，得分为2.92，接近“一般”，但是，她们对某些支持方式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尤其对通过非正式支持中的情感支持接近“比较满意”，得分为3.55，排在首位。排在第二位的是“指导建议”，得分为3.42。对“经济支持”的满意度最低，得分为2.40，偏重于“不太满意”。说明非正式支持以情感性支持为主，工具性支持也相对较少。
三、女性弱势群体的现实诉求
(一)目前最担心的问题
调查发现，经济来源、财产分割、健康问题是女性弱势群体目前最担心的三个问题(可选两项)，分别占53.6％、45.8％、38.2％
从数据来看，女性弱势群体最担心的前两项问题都与经济状况有关，表明在社会转型期，因收入差距加大，或者城市动迁以及其他原因引起的财产纠纷增多，使女性也普遍关心夫妻财产及其分配问题。其次，女性弱势群体普遍对医疗制度比较担心，说明在城市生活中，“因病制贫”现象也是严重问题。另外，婚姻关系也是女性弱势群体比较担心的问题，这反映出在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婚姻对于女性的保障作用已经逐步下降，不再成为女性获得保障的有力途径。
(二)最希望得到帮助的内容
在调查中，上海市Z区女性弱势群体提出了一些最希望得到帮助的内容(可选两项)，依次是“维护妇女权益”、“提供法律援助”和“扶贫救助”，比重分别占68.3％、58.7％、56.3％。
从最希望得到帮助内容可以看出，经过多年的法制教育，女性弱势群体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对妇女权益的诉求很高。但是，由于经济生活的压力或者其他原因，她们对提高自身素质的意识不太强烈。
(三)权益诉求特点
1 家庭矛盾复杂化，财产利益问题是矛盾焦点。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劳动收入与消费的巨大变化、医疗保健结构性调整以及思想领域变化，这些影响导致家庭矛盾变得更复杂化。而私有财产增加和收入差 距变大，导致婚姻家庭中的利益因素增加，离婚时夫妻财产分割、子女抚养，以及家庭内部的赡养、继承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和复杂性加剧带来家庭财产方面的新问题。
2 经济压力成为诱发家庭暴力的重要原因。从而导致婚姻更为紧张，而且一旦发生家庭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家庭成员通常会成为发泄的对象。
3 各种问题背后隐藏的心理危机需要重点关注。社会阶层的分化容易造成弱势群体的不平衡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心理具有更复杂、躁动、迷茫、活跃的特点。同时，由于当前弱势群体压力来源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中以社会环境、经济压力、个人成就的压力最为突出。长期处于压力之下的人们容易走两个极端，一是面对社会表现出冷漠麻木的态度，一是采取过激的言行举止释放压力。因此。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完善中，心理危机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四、建构共生互补的社会支持网络
通过对调查的初步分析，我们认为，上海城市女性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社会支持的特点是维持着传统的非正式支持，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要是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比较少；而正式支持所能提供的支持与帮助非常有限，对市场资源的利用度低。因此，城市女性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必须放在社会转型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下，整合社会资源，从宏观政策、中观社区和第三部门组织及微观社会网络支持这三个层面建构分层互补的社会支持体系，充分发挥正式社会支持组织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共生互构作用。
(一)宏观层面：审视政策支持的社会性别视角
我国已经制定了大量的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对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对社会政策的形成、制定与实施以及评估等方面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就会发现公共政策的诸环节中缺失社会性别意识，需要从源头上完善政策支持，制定出充分承认性别差异的、拥有正确性别意识的相关公共政策。
因此，需要努力推动性别主流化。从公共政策形成的全过程，即从问题界定、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后果预测和方案抉择，以及公共政策制定、实施、评估等过程中，全方位考虑政策的社会性别效应，避免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缺失。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要从政策的制定上提高社会参与度，实现利益相关者直接参与决策过程，畅通利益表达渠道，确保使女性弱势群体利益诉求得到充分的表达和体现，进而从根本上改变女性在决策层的缺席状况。
(二)中观层面：完善各种组织支持的平台
首先，发挥妇联组织维权作用。妇联成立至今已50多年，作为性别组织，在妇女尤其是弱势妇女权益维护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些社会支持措施如信访、维权热线等传统维权途径总是发生在遭受了权益侵害的事实以后，因此，妇联的组织支持机制需要从更深层次推进，适应新阶段女性群体的新组合、新变化下的新权益诉求特点。
其次，要完善社区支持平台。随着社会转型，“单位制”的解体，社区成为大量弱势群体的主要生存空间，社区支持也成为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一个基本单位，也成为保护和扶持弱势群体的具体执行载体。但是，建构一个运行畅通的社区支持网络，还需要从社区管理体制、社区服务体系方面进行逐步完善，适应人的社会化服务管理的需要。
再次，发展和培育NGO组织。发达国家经验表明，NGO组织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官方组织支持的不足，是沟通政府与基层民众关系的重要渠道。我国针对女性弱势群体的NGO组织仍处于不成熟的初级发展阶段，还难以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国家应将该组织定位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部门，应为NGO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财政上给予支持，形成官民结合的社会支持网络。
(三)微观层面：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建
社会资本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正式提出，认为社会资本是指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一般认为，在社会中占据有利位置的人拥有较丰富的社会资本，而城市弱势群体处在社会底层，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利位置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资本具有网络规模小、质量低、社会网络位差小、可转让的社会资本少等特点。正是因为如此，提升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和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开发社会资本成为建构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有效组成部分。社会资本所产生的社会支持与传统的社会支持不同，它对弱势群体的作用会更大更直接。对女性弱势群体而言，重建社会资本，应该主要从促进就业人手，因为对劳动者个体而言，就业不仅意味着获得工作机会和经济收入，而且还是获得社会尊重、发展机会以及维持和扩大社会关系网络，进而获得社会资本的有效手段。
[责任编辑：孙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