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父亲刘大年从50年代初调人中国科学院，在郭沫若院长直接领导下工作，至郭老去世，前后二十七年，除“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外，一直与郭老保持联系。在郭老的领导下，经历了建国后学术界的一些重要活动。父亲当年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学习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学术秘书处秘书、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学部党组成员、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等职，是科学院初创时期的成员之一。父亲至今还保留有郭老写给他的一批亲笔信和一些工作上的批件，此文即以这些信件为线索，结合父亲的回忆，记录一些从父亲与郭老交往中反映出的郭老为新中国学术建设所倾注的心血和有关情况。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
在父亲保存的郭老信件中，最早的一封是写于1952年6月的： 刘大年同志：
四位副院长的文章，我都看了。李副院长的四、五两章，文字再加润色，如得他同意，似可发表。其它三位的，觉得都有不便，在处理上望仔细斟酌。报告会何时可以召开?我在二十二、三恐又须出国。我须领头报告，望于廿日以前连续召开，今晚八时如有暇，请约丁瓒、曹日昌同志来我处一谈。敬礼
郭沫若 六、九
这是一封涉及中国科学院50年代初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信。
1951年，中共中央在全国知识界开展了一场思想改造运动。年底，科学院召开了思想改造动员大会，郭老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整个报告洋溢着郭老在建国初期迸发出来的率领广大科学家自我改造，跟上时代，投身伟大祖国建设的热情。当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委员会”，郭老任主任委员，李四光、竺可祯、吴有训、陶孟和四位副院长任副主任委员。下设办公室，父亲任办公室主任，专管思想改造运动的具体工作。这时他是近代史所研究员，算是暂时借到院部工作。
对于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党中央一直很关注。主管科学院的中宣部专门在院里成立了思想改造学习党组，派科学处副处长赵讽任书记，父亲任副书记。父亲一上任，便走访了副院长竺可祯、语言所所长罗常培、编译局局长杨钟健等老科学家，听取他们对思想改造运动的意见。可以说，当时中央的态度、郭老动员报告的基调以及学习办公室的具体做法，使科学院的思想改造在政策的把握上比较稳妥，与一些高校的做法有很大的差别。《竺可祯日记》曾记载(1952年7月14日)：“据刘大年交来思想改造计划，把检讨会分为三种，一种是副院长、厅局长的检讨，限于各所所长副所长到会，不过二十人，第二种是各所所长副所长检讨，限定所中研究员、副研究员及若干代表到会，第三种是对于突出的个别人，如XXX之检讨，全院指定人参加。说明院中检讨和大学不同，是和风细雨。”
虽然如此，仍有人在自我检讨中将自己过去的功绩抹杀，而将错误片面夸大。当时四位副院长向学委会交上的检讨文章，有的也有此倾向。郭老前信中所说“李副院长的四、五两章，文字再加润色，如得他同意，似可发表。其它三位的，觉得都有不便，在处理上望仔细斟酌”，即指此事。了解了科学院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后经过，再读此信，会感到这寥寥数语，充满了郭老对知识分子的关切爱护之情。
建立三个历史所
历史学是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显学，但是在科学院初创时，却只有考古(附设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两个研究所。加上语言和社会研究所，社会科学方面也仅有四个研究所。不过，社科方面的人才却相当集中。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原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众多院士中，除胡适、傅斯年、董作宾、赵元任等十人赴台或滞留美国外，其余均留在大陆，而且“人心向院”。
史学界的情况更有自己的特点。如何发挥诸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作用和积极性，在当时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1953年9月21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在北京文津街中国科学院院部举行第一次会议。党中央决定成立这个委员会，最初是由于高教部提出各地历史教学中有些问，题无法解决，需要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讨论。在会议讨论机构设置问题时，记录上说：“中宣部提议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从远古到南北朝为第一所，以下为第二所，近代史所为第三所。这不是历史阶段的划分，是工作范围的区别。第一所郭老兼所长，第二所请陈寅恪先生担任所长。”
因父亲当时既是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员，又是科学院党组成员，这件事就由他具体操作。
据父亲回忆，陈寅恪先生这一人选，是胡乔木提出的。乔木同志原为清华大学学生，陈寅恪是他钦佩的清华教授之一。同时，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提出“聘请研究人员的范围不要太狭”，要“把历史研究的阵容搞起来”，因而也主张提名陈寅恪。
这件事，由中宣部与北京大学党委联系，委派陈寅恪以前的学生、助手，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筏协助办理。汪筏于1953年12月赴广州，行前曾跟父亲及科学院有关同志联系，问有什么要求和问题。在陈寅恪谢绝应聘后，汪教授返京，先向范文澜、翦伯赞和父亲作了口头汇报，后又提交书面报告，由父亲转呈郭老。对此，父亲说，书面报告内容已了无记忆，只记得口头汇报中说，陈先生提出，请毛、刘二公(即毛泽东、刘少奇)允许他不讲马列主义。汪教授还带回陈先生的两篇文章、四首诗，文章很快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诗是给北大邓之诚教授的，有“会议”、“经史”、“文章”等题，反映出作者对共产党还很不了解；其中多用历史掌故，由翦伯赞先生注释后刊登在中宣部的内部刊物上。由于陈寅恪谢绝担任历史二所所长，此职后由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出任。
建所的其它筹备工作也同时展开。如向西北局函调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先生任二所副所长，向复旦大学商调顾颉刚先生至历史所任研究员等，均由父亲负责办理。
经过上述筹划、协调，三个历史所于1954年正式成立了。
创办《历史研究》
筹办史学刊物《历史研究》，是与三个历史所的筹建同时进行的。还在讨论成立三个历史所时，为了更好地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历史问题研究会就决定创办这个全国性的史学刊物。三个所建立后，《历史研究》也筹备就绪。
父亲作为刊物第一任副主编，曾就他保存的郭老的一些信件，在《历史研究》创刊40年纪念刊上写过回忆文章，内容不再赘述。这里仅补叙一下文章中没有提到的两点：
第一点是第一届编委成员的确定。
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明确了“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后，郭老对编辑部的成员有过设想。但据父亲回忆，正式的编委人选，是他和尹达参考当时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总编辑委员名单和其它因素确定的。“其它因素”主要有二：一是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提到的一些人；一是科学院于1950年成立的顾问性质的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委员。当时历 史学科专门委员会下设近代史组和历史考古组，人员包罗甚广，名单至今俱在。最后形成的《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成员为：郭沫若(召集人)、尹达、白寿彝、向达、吕振羽、杜国庠、吴晗、侯外庐、胡绳、范文澜、陈垣、陈寅恪、夏鼐、嵇文甫、汤用彤、刘大年、翦伯赞。
第二点是关于稿件的组织。作为编委会召集人，郭老非常关心稿件的组织工作，不但经常为杂志推荐文章，有时还亲自阅改(如创刊号上浦江清先生的《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下面是有关的两封信：
刘大年同志：
感冒大体好了，还有点咳嗽，体温不稳定，有时高过三十七度。汪筏同志的报告看了。浦江清先生和杨向奎先生的文章都跳着看了一遍。浦文是费了大工夫的，我认为可以发表(作为一个单行本印行也是办法)。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提供出来可让学者们继续研究。杨文问题比较多，断定《周礼》“无论如何不是王莽‘时代’伪造”，很难使人信服。《周礼》和《左传》，是刘歆利用了大批的原始资料而加工改编，也窜杂了已见，大体上是可以成为定论的。敬礼
郭沫若 十二、十四(1953)刘大年同志：
刘大年同志：
上海李平心先生去年寄我的一篇东西《居延汉简奴隶考》(似稿又似信)，内容颇好。凡关于汉简出处，我已仔细据《汉书》校正了一遍。所引别的书籍，可能亦有误记处，我就没有工夫仔细校对了。这稿子，我觉得《历史研究》里面可以选用。此致敬礼!
郭沫若 十一、三(1954)
此稿如用，望直接通知李君，问他有无补证处。李通信处见附上原信。另外有一篇《伊尹迟任老彭新考》，我觉得太牵强了，不好。
《历史研究》确实贯彻并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编委会的组成无门户之见，畛域之分。由于这一创立背景、办刊方针及编委成员诸因素，《历史研究》自然地成为五六十年代史学界最高水平的刊物，得到当时持各种学术观点学者的重视和支持。
科学院设立学部
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各学科的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委员为当时国内最高的学术荣誉称号。学部的建立及学部委员人选的确定，前后历时二年。
学部的设立，起因于1953年国家派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科学家代表团访苏。此次访苏的一个结果，便是学习苏联，在科学院院务会议下，设立学术秘书处和筹备成立代表全国科学界的学部。
学术秘书处在筹建学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调查了全国乃至国外中国籍科学家的学历简历、发表的论著，向中央有关部门呈交了筹建学部的报告及学部委员推荐名单。
父亲是秘书处里唯一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秘书，所以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筹建工作，很多是由他具体操作的，如主持起草了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中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分。郭老曾写信对此报告初稿提出意见：
大年同志：
报告稿大约是集体创作，文词气势不大一致。我只在文字上修改了一下，但整个地说，我对这稿子不大满意。三项重点的提出是好的，但第一项的提法似乎应该从积极方面来说，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树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反对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是一种学习方式，即所谓“不破不立”。此点请考虑一下。第三项对哲学以下各部门的分述，看不出重点，和所标示的提要不适应，请考虑一下。似可归为第四项。现有社会科学各部门中所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网篮包括进去，可能更有归宿一点。
是学部成立大会上报告，关于学部的任务和作用，似乎说得太少，不大集中。
我这些意见并不成熟，仅供参考。敬礼！
郭沫若 五、廿三(1955)
关于学部委员人选，父亲回忆说：“第一届学部委员的产生属于协商性质，是协商产生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人选是科学家推荐，但推荐不是选举。”“社会科学方面是在提出名单之前，征求了各学科主要人物的意见。我当时参加了这些活动，主要在北京地区找有关人士谈。北京以外的就没有去找，是书面征求意见的。我记得当时找了这样几方面的人：哲学方面有杨献珍、艾思奇、张如心、汤用彤；语言学方面有王力、罗常培、丁声树、吕叔湘；历史学方面有季羡林；经济学方面有狄超白，等等。当然不止这几位，还有一些我现在记不清了。在征求意见时，我们首先把科学院的精神告诉他们。当时提出的人选标准主要有这么两条：一条是政治的标准。社会科学的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另一条是学术标准，即在本学科中是否有成绩。所谓成绩就是看他的著作，及群众对他学术著作的评价。根据这个要求，来征求他们认为适合做学部委员的人选来。然后，党组根据这些意见拟出名单。”
关于学部委员提名问题，在父亲收藏的郭老信件中，有这样一封：
寅恪先生大鉴：
学友杜守素先生来京，获悉先生尊体健康，并已蒙慨允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曷胜欣幸!
学部乃科学院指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与学术活动之机构，不致影响研究工作，目前正积极筹备，详情将由守素兄返粤时面达。
尊著二稿已在《历史研究》上先后发表，想已达览。《历史研究》编辑工作缺点颇多，质量亦未能尽满人意，尚祈随时指教，以期有所改进。尊处于学术研究工作中，有何需要，亦望随时赐示，本院定当设法置备。专此著祺!
郭沫若
这是父亲代郭老起草、郭老略有修饰的一封信函，写于1954年9月30日。此信涉及近年来学界注目的史学家陈寅恪的一件事，即“慨允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确定陈寅恪为学部委员，曾经历了一番曲折。由于陈有“请转告毛刘二公，允许我不宗奉马列主义”的话，在被推荐提名为学部委员后，引起争议。据科学院当时的党组书记、副院长张稼夫回忆：“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张稼夫还说，“不选上，首先陈毅就通不过(陈毅副总理当时分管科学院工作)。”
中央最高层领导的鲜明态度，为陈寅恪是否担任学部委员的争论画了句号。不过，还有一个陈先生本人是否接受的问题。基于数月前陈寅恪谢绝出任历史二所所长之前鉴，这次的信息传达，郭老和科学院党组都认为，由被郭老称为“墨者杜老”的中共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杜国庠(即杜守素)承担较为适宜，因杜老与陈先生私交不错，且兼具郭沫若旧学友及广东地方党和学术团体领导人等多重身份。随后，郭老又向中山大学发出关于提名陈寅恪为学部委员的推荐信。这一次，陈先生欣然接受了。为此，杜国庠特别致函张稼夫：
稼夫同志：
陈寅恪先生已答应就委员职。日前给您电报想已收到。
弟二日晚到达北京，现住北京饭店，有 暇请约谈，当以详情奉告。敬礼
杜国库拜 九、四(1954)
上引郭老致陈寅恪的信，便是这次请杜国庠返穗时带回的。
顺便提及，陈寅恪先生出任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一事实，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没有记述。而且，该书在披露陈寅恪拒任历史二所所长的经过时，还有一段极具情感色彩的描述：“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作了一次正式长谈。这个上午的长谈，表明陈寅恪向北京最后关上了大门，关闭之严密，没有留下一丝余地。它更意味着陈寅恪在63岁这一年已决意选择一条余生只能是更加孤独的生命之路。”看来，说陈寅恪“向北京最后关上了大门”，且“没有留下一丝余地”，似乎跟陈先生的做法不大一致。
制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1956年参与组织制定十二年全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是父亲在郭老领导下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总理在会议报告中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问题，并要求尽快制定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使到会的科学家深受鼓舞。
这次会议一结束，科学院立即成立了自然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分头组织制定规划。父亲任社科办公室主任。他回忆说，规划是在办公室的组织下，于1956年2月至10月，请全国各学科有代表性的学者来京讨论制定的。参加制定规划的科学家们多半住在西苑饭店，也就在那里开会讨论。他常于晚上散会后到郭老家中汇报，听取指示。社科规划开始仅限于哲学、历史、经济、文学等学科；随着讨论的深入，规划面越来越大，将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也纳入了。每增加一个学科，就要找一些相关专家来讨论。像戏剧家欧阳予倩、舞蹈家戴爱莲等，都参加了规划的讨论。有些未能直接参加讨论的专家，也以其它形式积极提出意见或建议。
在此期间，参与讨论制定规划的苏联专家、国务院文教总顾问马里采夫，曾提出邀请有关的中国负责人，为来京开会的各地高等院校的苏联专家作几次理论性的专题报告。此事经陈毅副总理同意，拟请郭老作有关社会科学规划的报告。郭老致信我父亲，要他起草报告的文稿。信中说：“请你帮忙写一篇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计划的报告为祷，详情由康白同志面达。这又是一项繁重任务，但如你不写，便没有人能写了。”父亲写出后，郭老来信说：“报告稿子读了，我觉得可以用。我只在字句上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请您再斟酌一下。”父亲又作了一些增补送上后，郭老再次来函：“报告仔细读了。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的补充，觉得很好，很有必要。”
十二年规划于1956年10月基本完成。一二百名科学家近八个月的劳动成果，最后以蓝皮书(自然科学规划)和白皮书(社会科学规划)的形式上报中央。后来在中共八大的报告与决议中，都提到了科学规划的制定。
以后的实践证明，自然科学的规划基本符合中国国情。到1963年，规划中的项目就大部分完成了，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社科规划的命运则大不相同。由于1957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背景，社会科学研究受到极大的干扰，规划基本上没有实施。
编写《中国史稿》
父亲在郭老领导下，除了做以上各方面的科研组织工作外，参与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也是一项重要工作。风风雨雨，此项工作竟历时二十年之久!
关于《中国史稿》这部书的起因，有说是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向郭老提出，为县团级干部编写一部中国历史。1956年，成立了由全国36位史学家组成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由郭沫若、陈寅恪、陈垣、范文澜、翦伯赞、尹达、刘大年七人组成该编委会的编审小组，负责组织撰稿和审稿；同年7月1日，郭老邀请50多位史学家和哲学家座谈编写中国历史和哲学史教科书的问题，会上，确定编写历史教科书作为高教部的任务，委托科学院负责；1957年初，科学院的三个历史所进行了具体分工，分别开始组织编写。但据父亲说，编写这部书还有如下背景：三个历史所成立之后，为推进史学界的百家争鸣，确定由范老继续编写他的《中国通史简编》，而由学术观点不同的郭老再主编一部通史，就是《中国史稿》。按照分工，父亲主持近代史部分的编写。1962年夏天，《中国史稿》第四册近代史部分完成。郭老在北戴河看过清样后，感到满意，特地写信祝贺：
刘大年同志：
八月二十一日信接到，谢谢您的关注。《中国史稿》第四册清样，火速看了一遍，写得扼要、明确、流畅，有吸引力。反帝、反封建的一条红线，像一条脊椎一样贯穿着，这是所以有力的基本原因。我只在枝节上加了些小小的添改，请看29—30页、58页、149页、208页、237页等处。书中凡关于条约、章程等，有的打了《》号，有的没有打，有的打了又钩了，不划一，我觉得宜一律打。又“借”、“藉”二字简化与不简化之间有些混乱。有些处本宜用“借”字，却又改成了“藉”。这些虽是小节，似乎还值得再斟酌一下。手中无书，此外提不出什么意见。好在“史稿”将来可以不断琢磨、改润。谢谢您和执笔同志们的辛劳，并祝贺您们的成就。
专复顺致
敬礼！
郭沫若 八、廿六
照原计划，《中国史稿》近代史部分，还要接着第四册继续往下写，但“文革”一来，不得不搁置。直到1971年，郭老提出中国通史的撰写应该重新上马，父亲才由河南干校被正式召回北京。当时“四人帮”正在肆虐，社会动荡不已，有关政治运动的安排、会议一场接着一场，写书进展甚微。直至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或许大自然的震撼令郭老产生了某种忧虑，他召集所有编写者开会，语重心长地说：“要抓紧，一万年太久啊!”会上父亲提出，近代史部分份量比较大，希望能独立出版。郭老同意了这个意见。
1977年后半年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父亲最后一次见到郭老。父亲回忆说：“那时老人身体已很衰弱，腰弯背驼，行动迟缓。散会后委员们都走了，我留下来搀扶郭老。他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扶着他，从南门一楼西大厅慢慢地走到电梯口，看他慢慢走进电梯去地下停车场。那是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一代宗师、文化巨匠郭沫若；就这样走完了他辉煌而又曲折跌宕的人生旅程。
1978年，在《中国史稿》基础上编就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郭老是在这本书排印时去世的。因此，该书改“郭沫若主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书稿终未能经他审定，实在是件憾事。
郭老对人的关怀
父亲在郭老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日子，经常感受到郭老对学界前辈、老知识分子以及故友的关心爱护之情。
50年代郭老住在西四大院胡同5号，他 南房会客室的东墙上，挂着几乎一面墙那样大的一幅国画，画面是一棵大树下九位身着长衫的老人。父亲听说四川有“五老七贤”之说，认为画中均为四川老人，就问郭老：“这里面哪一位是您啊?”郭老说，我还没有这个资格。后来知道那是傅抱石先生画的《九老图》。还有一次谈到杜甫草堂的联语，父亲说，杜甫草堂的联语，郭老写的会挂在显著的位置。郭老却笑答：“啊不不，我可没有那个资格!”足见郭老对前辈的敬重。
在1953年12月15日郭老给父亲的信中，有一段谈到周孝怀老先生：
昨天何北衡来访。谈及周孝怀老先生有信给他，提到两件事。一件是译经工作，马一浮(陈毅同志曾到杭州去访问他，并邀他在沪游览)到上海，周与马谈及，马也赞成。就是把《十三经》译成白话文，我看这工作是可以做的。周意每月需几百万元(按指旧币)开支，这数目也不大。我请他拟一个详细计划来。譬如成立一译经组，摆在上海，由周主持。他可以推荐些人来，怎样进行分工，房屋是否需要等等。何北衡答应把这意见转达。我意在上古所中附设一“译古组”，恐有必要。老先生们搞的，或许不一定合用，只要他们肯搞，也好。让他们搞出后，再看。《十三经》等是不失为研究古代的资料的。
周孝怀是清末四川巡警厅厅长，谙熟朝野掌故。解放后住在上海。对于周孝怀老先生及其建议，郭老确实挂记在心。1953年冬周老先生来京，住在前门外一旅馆，郭老特别要父亲陪他一起去看望。1954年父亲到上海办理顾颉刚先生调京事，行前郭老又叮嘱，到沪后务必去探望周孝怀。父亲到上海后，通过华东局、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经辗转，才在一条小弄堂里的一间小房中，找到端坐在自己大幅清官服画像下的周老先生。老先生仍执著地关心着他的建议。
郭老对故友、同仁的关心爱护之情，不少人都有体会，尤其身处困境时，那种感受终生难忘。父亲自己就有过体验。“文化大革命”中，郭老本人虽未被列入“打倒”之列，但心情压抑，处境困难，自不待言。然而，只要条件允许，他仍尽可能地要为同事或朋友提供一点帮助。父亲于1966年6月3日受到《人民日报》未点名的批判，1967年1月又受到《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周扬刘大年之流是叛徒哲学的辩护士”的点名批判，从此成为“永世不得翻身”的“走资派”。1971年，“文革”进入所谓“斗批改”阶段，气氛有些松动，父亲被郭老以编写中国通史的名义召回北京。但这还不能表示父亲已被“解放”，因为名字未见报，而名字见报与否，当时已成为是否摘掉“敌人”帽子，重获人民资格的一种标志。这年恰逢父亲的老友、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先生又一次访华，郭老抓住机会，将父亲列人接待人员名单，并上报周恩来总理批准，这才使父亲的名字以不再是“敌人”的形象出现在报纸上。
考古学家夏鼐“文革”中提前获得“解放”，也是郭老一手促成的。1971年阿尔巴尼亚出土写有某种古文字的羊皮经书，无人能识别，寻求中国帮助。郭老利用此机，提出将夏鼐由五七于校调回北京，并派往阿尔巴尼亚。
郭老在“文革”中无力影响科学院大局，但就这些有限的举措，也给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者们传递了一些希望的信息。
父亲经常讲，他是在郭沫若、范文澜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领导下工作、影响下治学的。他在纪念侯外庐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若非时代造化，使我受到诸老教育、启迪，对于世界和历史的了解，我不知道能否有一天终于凿开混茫。后来学得了一点东西，那是受赐于伟大的革命时代，也是受赐于郭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诸位先驱。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
在父亲保存的郭老信件中，最早的一封是写于1952年6月的： 刘大年同志：
四位副院长的文章，我都看了。李副院长的四、五两章，文字再加润色，如得他同意，似可发表。其它三位的，觉得都有不便，在处理上望仔细斟酌。报告会何时可以召开?我在二十二、三恐又须出国。我须领头报告，望于廿日以前连续召开，今晚八时如有暇，请约丁瓒、曹日昌同志来我处一谈。敬礼
郭沫若 六、九
这是一封涉及中国科学院50年代初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信。
1951年，中共中央在全国知识界开展了一场思想改造运动。年底，科学院召开了思想改造动员大会，郭老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整个报告洋溢着郭老在建国初期迸发出来的率领广大科学家自我改造，跟上时代，投身伟大祖国建设的热情。当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委员会”，郭老任主任委员，李四光、竺可祯、吴有训、陶孟和四位副院长任副主任委员。下设办公室，父亲任办公室主任，专管思想改造运动的具体工作。这时他是近代史所研究员，算是暂时借到院部工作。
对于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党中央一直很关注。主管科学院的中宣部专门在院里成立了思想改造学习党组，派科学处副处长赵讽任书记，父亲任副书记。父亲一上任，便走访了副院长竺可祯、语言所所长罗常培、编译局局长杨钟健等老科学家，听取他们对思想改造运动的意见。可以说，当时中央的态度、郭老动员报告的基调以及学习办公室的具体做法，使科学院的思想改造在政策的把握上比较稳妥，与一些高校的做法有很大的差别。《竺可祯日记》曾记载(1952年7月14日)：“据刘大年交来思想改造计划，把检讨会分为三种，一种是副院长、厅局长的检讨，限于各所所长副所长到会，不过二十人，第二种是各所所长副所长检讨，限定所中研究员、副研究员及若干代表到会，第三种是对于突出的个别人，如XXX之检讨，全院指定人参加。说明院中检讨和大学不同，是和风细雨。”
虽然如此，仍有人在自我检讨中将自己过去的功绩抹杀，而将错误片面夸大。当时四位副院长向学委会交上的检讨文章，有的也有此倾向。郭老前信中所说“李副院长的四、五两章，文字再加润色，如得他同意，似可发表。其它三位的，觉得都有不便，在处理上望仔细斟酌”，即指此事。了解了科学院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后经过，再读此信，会感到这寥寥数语，充满了郭老对知识分子的关切爱护之情。
建立三个历史所
历史学是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显学，但是在科学院初创时，却只有考古(附设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两个研究所。加上语言和社会研究所，社会科学方面也仅有四个研究所。不过，社科方面的人才却相当集中。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原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众多院士中，除胡适、傅斯年、董作宾、赵元任等十人赴台或滞留美国外，其余均留在大陆，而且“人心向院”。
史学界的情况更有自己的特点。如何发挥诸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作用和积极性，在当时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1953年9月21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在北京文津街中国科学院院部举行第一次会议。党中央决定成立这个委员会，最初是由于高教部提出各地历史教学中有些问，题无法解决，需要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讨论。在会议讨论机构设置问题时，记录上说：“中宣部提议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从远古到南北朝为第一所，以下为第二所，近代史所为第三所。这不是历史阶段的划分，是工作范围的区别。第一所郭老兼所长，第二所请陈寅恪先生担任所长。”
因父亲当时既是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员，又是科学院党组成员，这件事就由他具体操作。
据父亲回忆，陈寅恪先生这一人选，是胡乔木提出的。乔木同志原为清华大学学生，陈寅恪是他钦佩的清华教授之一。同时，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提出“聘请研究人员的范围不要太狭”，要“把历史研究的阵容搞起来”，因而也主张提名陈寅恪。
这件事，由中宣部与北京大学党委联系，委派陈寅恪以前的学生、助手，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筏协助办理。汪筏于1953年12月赴广州，行前曾跟父亲及科学院有关同志联系，问有什么要求和问题。在陈寅恪谢绝应聘后，汪教授返京，先向范文澜、翦伯赞和父亲作了口头汇报，后又提交书面报告，由父亲转呈郭老。对此，父亲说，书面报告内容已了无记忆，只记得口头汇报中说，陈先生提出，请毛、刘二公(即毛泽东、刘少奇)允许他不讲马列主义。汪教授还带回陈先生的两篇文章、四首诗，文章很快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诗是给北大邓之诚教授的，有“会议”、“经史”、“文章”等题，反映出作者对共产党还很不了解；其中多用历史掌故，由翦伯赞先生注释后刊登在中宣部的内部刊物上。由于陈寅恪谢绝担任历史二所所长，此职后由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出任。
建所的其它筹备工作也同时展开。如向西北局函调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先生任二所副所长，向复旦大学商调顾颉刚先生至历史所任研究员等，均由父亲负责办理。
经过上述筹划、协调，三个历史所于1954年正式成立了。
创办《历史研究》
筹办史学刊物《历史研究》，是与三个历史所的筹建同时进行的。还在讨论成立三个历史所时，为了更好地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历史问题研究会就决定创办这个全国性的史学刊物。三个所建立后，《历史研究》也筹备就绪。
父亲作为刊物第一任副主编，曾就他保存的郭老的一些信件，在《历史研究》创刊40年纪念刊上写过回忆文章，内容不再赘述。这里仅补叙一下文章中没有提到的两点：
第一点是第一届编委成员的确定。
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明确了“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后，郭老对编辑部的成员有过设想。但据父亲回忆，正式的编委人选，是他和尹达参考当时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总编辑委员名单和其它因素确定的。“其它因素”主要有二：一是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提到的一些人；一是科学院于1950年成立的顾问性质的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委员。当时历 史学科专门委员会下设近代史组和历史考古组，人员包罗甚广，名单至今俱在。最后形成的《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成员为：郭沫若(召集人)、尹达、白寿彝、向达、吕振羽、杜国庠、吴晗、侯外庐、胡绳、范文澜、陈垣、陈寅恪、夏鼐、嵇文甫、汤用彤、刘大年、翦伯赞。
第二点是关于稿件的组织。作为编委会召集人，郭老非常关心稿件的组织工作，不但经常为杂志推荐文章，有时还亲自阅改(如创刊号上浦江清先生的《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下面是有关的两封信：
刘大年同志：
感冒大体好了，还有点咳嗽，体温不稳定，有时高过三十七度。汪筏同志的报告看了。浦江清先生和杨向奎先生的文章都跳着看了一遍。浦文是费了大工夫的，我认为可以发表(作为一个单行本印行也是办法)。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提供出来可让学者们继续研究。杨文问题比较多，断定《周礼》“无论如何不是王莽‘时代’伪造”，很难使人信服。《周礼》和《左传》，是刘歆利用了大批的原始资料而加工改编，也窜杂了已见，大体上是可以成为定论的。敬礼
郭沫若 十二、十四(1953)刘大年同志：
刘大年同志：
上海李平心先生去年寄我的一篇东西《居延汉简奴隶考》(似稿又似信)，内容颇好。凡关于汉简出处，我已仔细据《汉书》校正了一遍。所引别的书籍，可能亦有误记处，我就没有工夫仔细校对了。这稿子，我觉得《历史研究》里面可以选用。此致敬礼!
郭沫若 十一、三(1954)
此稿如用，望直接通知李君，问他有无补证处。李通信处见附上原信。另外有一篇《伊尹迟任老彭新考》，我觉得太牵强了，不好。
《历史研究》确实贯彻并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编委会的组成无门户之见，畛域之分。由于这一创立背景、办刊方针及编委成员诸因素，《历史研究》自然地成为五六十年代史学界最高水平的刊物，得到当时持各种学术观点学者的重视和支持。
科学院设立学部
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各学科的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委员为当时国内最高的学术荣誉称号。学部的建立及学部委员人选的确定，前后历时二年。
学部的设立，起因于1953年国家派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科学家代表团访苏。此次访苏的一个结果，便是学习苏联，在科学院院务会议下，设立学术秘书处和筹备成立代表全国科学界的学部。
学术秘书处在筹建学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调查了全国乃至国外中国籍科学家的学历简历、发表的论著，向中央有关部门呈交了筹建学部的报告及学部委员推荐名单。
父亲是秘书处里唯一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秘书，所以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筹建工作，很多是由他具体操作的，如主持起草了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中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分。郭老曾写信对此报告初稿提出意见：
大年同志：
报告稿大约是集体创作，文词气势不大一致。我只在文字上修改了一下，但整个地说，我对这稿子不大满意。三项重点的提出是好的，但第一项的提法似乎应该从积极方面来说，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树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反对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是一种学习方式，即所谓“不破不立”。此点请考虑一下。第三项对哲学以下各部门的分述，看不出重点，和所标示的提要不适应，请考虑一下。似可归为第四项。现有社会科学各部门中所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网篮包括进去，可能更有归宿一点。
是学部成立大会上报告，关于学部的任务和作用，似乎说得太少，不大集中。
我这些意见并不成熟，仅供参考。敬礼！
郭沫若 五、廿三(1955)
关于学部委员人选，父亲回忆说：“第一届学部委员的产生属于协商性质，是协商产生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人选是科学家推荐，但推荐不是选举。”“社会科学方面是在提出名单之前，征求了各学科主要人物的意见。我当时参加了这些活动，主要在北京地区找有关人士谈。北京以外的就没有去找，是书面征求意见的。我记得当时找了这样几方面的人：哲学方面有杨献珍、艾思奇、张如心、汤用彤；语言学方面有王力、罗常培、丁声树、吕叔湘；历史学方面有季羡林；经济学方面有狄超白，等等。当然不止这几位，还有一些我现在记不清了。在征求意见时，我们首先把科学院的精神告诉他们。当时提出的人选标准主要有这么两条：一条是政治的标准。社会科学的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另一条是学术标准，即在本学科中是否有成绩。所谓成绩就是看他的著作，及群众对他学术著作的评价。根据这个要求，来征求他们认为适合做学部委员的人选来。然后，党组根据这些意见拟出名单。”
关于学部委员提名问题，在父亲收藏的郭老信件中，有这样一封：
寅恪先生大鉴：
学友杜守素先生来京，获悉先生尊体健康，并已蒙慨允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曷胜欣幸!
学部乃科学院指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与学术活动之机构，不致影响研究工作，目前正积极筹备，详情将由守素兄返粤时面达。
尊著二稿已在《历史研究》上先后发表，想已达览。《历史研究》编辑工作缺点颇多，质量亦未能尽满人意，尚祈随时指教，以期有所改进。尊处于学术研究工作中，有何需要，亦望随时赐示，本院定当设法置备。专此著祺!
郭沫若
这是父亲代郭老起草、郭老略有修饰的一封信函，写于1954年9月30日。此信涉及近年来学界注目的史学家陈寅恪的一件事，即“慨允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确定陈寅恪为学部委员，曾经历了一番曲折。由于陈有“请转告毛刘二公，允许我不宗奉马列主义”的话，在被推荐提名为学部委员后，引起争议。据科学院当时的党组书记、副院长张稼夫回忆：“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张稼夫还说，“不选上，首先陈毅就通不过(陈毅副总理当时分管科学院工作)。”
中央最高层领导的鲜明态度，为陈寅恪是否担任学部委员的争论画了句号。不过，还有一个陈先生本人是否接受的问题。基于数月前陈寅恪谢绝出任历史二所所长之前鉴，这次的信息传达，郭老和科学院党组都认为，由被郭老称为“墨者杜老”的中共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杜国庠(即杜守素)承担较为适宜，因杜老与陈先生私交不错，且兼具郭沫若旧学友及广东地方党和学术团体领导人等多重身份。随后，郭老又向中山大学发出关于提名陈寅恪为学部委员的推荐信。这一次，陈先生欣然接受了。为此，杜国庠特别致函张稼夫：
稼夫同志：
陈寅恪先生已答应就委员职。日前给您电报想已收到。
弟二日晚到达北京，现住北京饭店，有 暇请约谈，当以详情奉告。敬礼
杜国库拜 九、四(1954)
上引郭老致陈寅恪的信，便是这次请杜国庠返穗时带回的。
顺便提及，陈寅恪先生出任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一事实，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没有记述。而且，该书在披露陈寅恪拒任历史二所所长的经过时，还有一段极具情感色彩的描述：“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作了一次正式长谈。这个上午的长谈，表明陈寅恪向北京最后关上了大门，关闭之严密，没有留下一丝余地。它更意味着陈寅恪在63岁这一年已决意选择一条余生只能是更加孤独的生命之路。”看来，说陈寅恪“向北京最后关上了大门”，且“没有留下一丝余地”，似乎跟陈先生的做法不大一致。
制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1956年参与组织制定十二年全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是父亲在郭老领导下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总理在会议报告中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问题，并要求尽快制定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使到会的科学家深受鼓舞。
这次会议一结束，科学院立即成立了自然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分头组织制定规划。父亲任社科办公室主任。他回忆说，规划是在办公室的组织下，于1956年2月至10月，请全国各学科有代表性的学者来京讨论制定的。参加制定规划的科学家们多半住在西苑饭店，也就在那里开会讨论。他常于晚上散会后到郭老家中汇报，听取指示。社科规划开始仅限于哲学、历史、经济、文学等学科；随着讨论的深入，规划面越来越大，将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也纳入了。每增加一个学科，就要找一些相关专家来讨论。像戏剧家欧阳予倩、舞蹈家戴爱莲等，都参加了规划的讨论。有些未能直接参加讨论的专家，也以其它形式积极提出意见或建议。
在此期间，参与讨论制定规划的苏联专家、国务院文教总顾问马里采夫，曾提出邀请有关的中国负责人，为来京开会的各地高等院校的苏联专家作几次理论性的专题报告。此事经陈毅副总理同意，拟请郭老作有关社会科学规划的报告。郭老致信我父亲，要他起草报告的文稿。信中说：“请你帮忙写一篇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计划的报告为祷，详情由康白同志面达。这又是一项繁重任务，但如你不写，便没有人能写了。”父亲写出后，郭老来信说：“报告稿子读了，我觉得可以用。我只在字句上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请您再斟酌一下。”父亲又作了一些增补送上后，郭老再次来函：“报告仔细读了。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的补充，觉得很好，很有必要。”
十二年规划于1956年10月基本完成。一二百名科学家近八个月的劳动成果，最后以蓝皮书(自然科学规划)和白皮书(社会科学规划)的形式上报中央。后来在中共八大的报告与决议中，都提到了科学规划的制定。
以后的实践证明，自然科学的规划基本符合中国国情。到1963年，规划中的项目就大部分完成了，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社科规划的命运则大不相同。由于1957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背景，社会科学研究受到极大的干扰，规划基本上没有实施。
编写《中国史稿》
父亲在郭老领导下，除了做以上各方面的科研组织工作外，参与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也是一项重要工作。风风雨雨，此项工作竟历时二十年之久!
关于《中国史稿》这部书的起因，有说是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向郭老提出，为县团级干部编写一部中国历史。1956年，成立了由全国36位史学家组成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由郭沫若、陈寅恪、陈垣、范文澜、翦伯赞、尹达、刘大年七人组成该编委会的编审小组，负责组织撰稿和审稿；同年7月1日，郭老邀请50多位史学家和哲学家座谈编写中国历史和哲学史教科书的问题，会上，确定编写历史教科书作为高教部的任务，委托科学院负责；1957年初，科学院的三个历史所进行了具体分工，分别开始组织编写。但据父亲说，编写这部书还有如下背景：三个历史所成立之后，为推进史学界的百家争鸣，确定由范老继续编写他的《中国通史简编》，而由学术观点不同的郭老再主编一部通史，就是《中国史稿》。按照分工，父亲主持近代史部分的编写。1962年夏天，《中国史稿》第四册近代史部分完成。郭老在北戴河看过清样后，感到满意，特地写信祝贺：
刘大年同志：
八月二十一日信接到，谢谢您的关注。《中国史稿》第四册清样，火速看了一遍，写得扼要、明确、流畅，有吸引力。反帝、反封建的一条红线，像一条脊椎一样贯穿着，这是所以有力的基本原因。我只在枝节上加了些小小的添改，请看29—30页、58页、149页、208页、237页等处。书中凡关于条约、章程等，有的打了《》号，有的没有打，有的打了又钩了，不划一，我觉得宜一律打。又“借”、“藉”二字简化与不简化之间有些混乱。有些处本宜用“借”字，却又改成了“藉”。这些虽是小节，似乎还值得再斟酌一下。手中无书，此外提不出什么意见。好在“史稿”将来可以不断琢磨、改润。谢谢您和执笔同志们的辛劳，并祝贺您们的成就。
专复顺致
敬礼！
郭沫若 八、廿六
照原计划，《中国史稿》近代史部分，还要接着第四册继续往下写，但“文革”一来，不得不搁置。直到1971年，郭老提出中国通史的撰写应该重新上马，父亲才由河南干校被正式召回北京。当时“四人帮”正在肆虐，社会动荡不已，有关政治运动的安排、会议一场接着一场，写书进展甚微。直至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或许大自然的震撼令郭老产生了某种忧虑，他召集所有编写者开会，语重心长地说：“要抓紧，一万年太久啊!”会上父亲提出，近代史部分份量比较大，希望能独立出版。郭老同意了这个意见。
1977年后半年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父亲最后一次见到郭老。父亲回忆说：“那时老人身体已很衰弱，腰弯背驼，行动迟缓。散会后委员们都走了，我留下来搀扶郭老。他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扶着他，从南门一楼西大厅慢慢地走到电梯口，看他慢慢走进电梯去地下停车场。那是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一代宗师、文化巨匠郭沫若；就这样走完了他辉煌而又曲折跌宕的人生旅程。
1978年，在《中国史稿》基础上编就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郭老是在这本书排印时去世的。因此，该书改“郭沫若主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书稿终未能经他审定，实在是件憾事。
郭老对人的关怀
父亲在郭老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日子，经常感受到郭老对学界前辈、老知识分子以及故友的关心爱护之情。
50年代郭老住在西四大院胡同5号，他 南房会客室的东墙上，挂着几乎一面墙那样大的一幅国画，画面是一棵大树下九位身着长衫的老人。父亲听说四川有“五老七贤”之说，认为画中均为四川老人，就问郭老：“这里面哪一位是您啊?”郭老说，我还没有这个资格。后来知道那是傅抱石先生画的《九老图》。还有一次谈到杜甫草堂的联语，父亲说，杜甫草堂的联语，郭老写的会挂在显著的位置。郭老却笑答：“啊不不，我可没有那个资格!”足见郭老对前辈的敬重。
在1953年12月15日郭老给父亲的信中，有一段谈到周孝怀老先生：
昨天何北衡来访。谈及周孝怀老先生有信给他，提到两件事。一件是译经工作，马一浮(陈毅同志曾到杭州去访问他，并邀他在沪游览)到上海，周与马谈及，马也赞成。就是把《十三经》译成白话文，我看这工作是可以做的。周意每月需几百万元(按指旧币)开支，这数目也不大。我请他拟一个详细计划来。譬如成立一译经组，摆在上海，由周主持。他可以推荐些人来，怎样进行分工，房屋是否需要等等。何北衡答应把这意见转达。我意在上古所中附设一“译古组”，恐有必要。老先生们搞的，或许不一定合用，只要他们肯搞，也好。让他们搞出后，再看。《十三经》等是不失为研究古代的资料的。
周孝怀是清末四川巡警厅厅长，谙熟朝野掌故。解放后住在上海。对于周孝怀老先生及其建议，郭老确实挂记在心。1953年冬周老先生来京，住在前门外一旅馆，郭老特别要父亲陪他一起去看望。1954年父亲到上海办理顾颉刚先生调京事，行前郭老又叮嘱，到沪后务必去探望周孝怀。父亲到上海后，通过华东局、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经辗转，才在一条小弄堂里的一间小房中，找到端坐在自己大幅清官服画像下的周老先生。老先生仍执著地关心着他的建议。
郭老对故友、同仁的关心爱护之情，不少人都有体会，尤其身处困境时，那种感受终生难忘。父亲自己就有过体验。“文化大革命”中，郭老本人虽未被列入“打倒”之列，但心情压抑，处境困难，自不待言。然而，只要条件允许，他仍尽可能地要为同事或朋友提供一点帮助。父亲于1966年6月3日受到《人民日报》未点名的批判，1967年1月又受到《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周扬刘大年之流是叛徒哲学的辩护士”的点名批判，从此成为“永世不得翻身”的“走资派”。1971年，“文革”进入所谓“斗批改”阶段，气氛有些松动，父亲被郭老以编写中国通史的名义召回北京。但这还不能表示父亲已被“解放”，因为名字未见报，而名字见报与否，当时已成为是否摘掉“敌人”帽子，重获人民资格的一种标志。这年恰逢父亲的老友、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先生又一次访华，郭老抓住机会，将父亲列人接待人员名单，并上报周恩来总理批准，这才使父亲的名字以不再是“敌人”的形象出现在报纸上。
考古学家夏鼐“文革”中提前获得“解放”，也是郭老一手促成的。1971年阿尔巴尼亚出土写有某种古文字的羊皮经书，无人能识别，寻求中国帮助。郭老利用此机，提出将夏鼐由五七于校调回北京，并派往阿尔巴尼亚。
郭老在“文革”中无力影响科学院大局，但就这些有限的举措，也给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者们传递了一些希望的信息。
父亲经常讲，他是在郭沫若、范文澜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领导下工作、影响下治学的。他在纪念侯外庐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若非时代造化，使我受到诸老教育、启迪，对于世界和历史的了解，我不知道能否有一天终于凿开混茫。后来学得了一点东西，那是受赐于伟大的革命时代，也是受赐于郭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诸位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