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是一部成功地探讨了人的生存处境和时代关系的影片。这部电影从一个中年知识女性在“后现代”的处境入手，探讨了知识分子在当今时代的尴尬和危机，从而也思考了时空与人生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　后现代　知识分子　处境
　　
　　2006年，一部名为《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的国产电影上映了。就电影的命名，我们会产生疑问：究竟什么是“后现代”呢，编剧李樯描述他眼中的“后现代”是“人们感到过去所依赖的价值态度和观念体系全面崩溃，什么都对，什么又都不对，一切都变得不确定和模糊，生命的意义和思想深度同时消失，一切都被商业化、高雅和通俗泾渭不明。”
　　是的，影片讲述了一个后现代故事，而且是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的境遇的故事——这个知识分子就是姨妈(斯琴高娃饰)，姨妈对境遇的体验则大致可以用“无可奈何”四字来概括。
　　首先，“无可奈何”的是人的命运处境。姨妈年轻时在遥远偏僻的东北市镇嫁给了一个大老粗，但是，她并不甘心在这里和此人度过生。于是，姨妈终究狠心地抛下丈夫和女儿，一头钻进繁华美丽的梦中：上海。姨妈总是显得那样“心比天高”，她幻想永远保有身处上海的精致生活与的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身份。姨妈爱她自己的国画作品，爱她豢养的 群小鸟，在她眼中，所有的邻居、路人都是市井之徒，都是“瘪三”。尽管，姨妈自己同样会因为蝇头小利而耿耿于怀，甚至对短期居住在自己家中的外甥必须的生活花销费用也要斤斤计较，但这些都无法撼动她的清高心态。
　　然而，命运无情，造化弄人。影片结尾，姨妈面对意外之灾、生活之困，还是乖乖地和前来探望的女儿(赵薇饰)回到久已抛弃的东北市镇。当年离家之时，姨妈“连头都没有回”，是那样决绝，最后，她依然回到原点，是那样不甘情愿。这就是命运。有时总让你难遂其愿，甚至适得其反。当影片将姨妈的身份还原，姨妈也不过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于是我们体会到，有时候，命运的主宰力量是如此神秘而强大。“运去英雄不自由”(唐·罗隐《筹笔驿怀古》)，面对命运，英雄尚且“不自由”，更何况凡人?
　　其次，“无可奈何”的是人的身份处境，具体而言，就是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的处境。影片中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人物：混混潘知常(周润发饰)。他是个骗子，然而他的外在身份却同样是知识分子。从一出场他字正腔圆地吟唱京剧，到他首次相约姨妈时摇头晃脑地吟诵出古典诗词，我们能够感觉到他的知识分子气质甚至盖过了姨妈。然而，这一切都只是皇帝的外衣，既是用来骗人，也是用来骗己的。当我们看到，潘知常和姨妈在酒馆里畅谈人生境遇，大论古典诗词之时，镜头转向酒馆以外，观众看到的并不是优美沧桑的古典氛围和文人天地，而是大厦巍巍、霓虹处处的现代浮世绘。这是一种多么不协调的尴尬处境。引人深思的是，他吸引姨妈的正是行云流水的京剧咏叹调和吟风弄月的冬烘学究气。当“知识分子”的身份沦为行骗的外衣出现时。知识者的身份被彻底颠覆并嘲弄了。而嘲弄并颠覆他们的恰恰是这个“任何权威的话语都被认为是过时的，整个世界成了一个混乱无序的梦境，不断被篡改和颠覆”(编剧语)的后现代。
　　知识分子一贯是作为精英出现，所以原来的他们总是孤高自许。但巨变的时代已不再容许他们这样做。当姨妈坚持“英式英文最有品位”而谋求一份外语家教时。雇主断然拒绝道“文言文好啊，可现在谁还说啊”!这就是后现代对知识分子最无情的拒绝。当后现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许多原本被认定为传统、权威、高尚的东西终于被毫不留情地碾压于车轮之下。影片中，姨妈的外甥宽宽的出现，是对后现代最好的诠释。这个身着运动装的香港男孩尽管拄着拐，但他的人生规划和未来却是漂洋过海、离家出国。而身处城镇、生活纷乱的姨妈女儿一样不满足于现状，总想着有一天能“留个洋”。这说明后现代正发挥着它越来越神奇的魔力。潘知常对姨妈说“长恨此身非我有”，其实，非“我”所有的岂止自身?还有这个正离自己越来越远的时代。
　　最后，“无可奈何”的还有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知识就是力量”，然而知识却不一定等同于财富，而人却要生存在真实的物质中。尽管姨妈永远心仪于知识者的高雅，永远沉醉于上海的繁华，然而，现实是无情的。姨妈会因为怕电费过高而不让外甥使用空调，会不顾年龄偏大而谋求一份针对小孩的家教，更会因为畅想和潘知常一起发大财而小心翼翼地从自家地板下挖出一生的积蓄。在喧嚣而富有的都市社会(也可以说是后现代)里，很少有人能面对金钱的诱惑无动于衷。姨妈梦想发财，并和一个社会混混联手，似乎与先前所坚守的清高有悖。尽管，姨妈的发财梦无可挽回地破灭了，多年的积蓄毁于一旦，我们却无法对此不予同情。因为，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影片中，姨妈还经历了一段离奇的“黄昏恋情”：她和潘知常从相见、相识、相爱直到分手，如同闪电般迅速，这倒真有“后现代”的意味。他们的爱情萌动于一段段由京剧、诗词等组成的古典况味，却终结于金钱纠葛的现代骗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是姨妈一切过去回忆和未来梦想的坟场。影片的结尾：姨妈终于脱下了上海妇女的都市服装，穿戴上了东北人笨重粗糙的棉衣大帽，和她曾经抛弃过的丈夫一起摆起了地摊。当镜头中头发斑白的姨妈一脸漠然地啃着饼子时，一股悲凉而平静的氛围弥散开来。我们不仅要问：是生存本身把姨妈驱逐出了上海，还是上海把姨妈驱逐出生存圈子?我们不得而知，所能回味的更多的只有关于留恋和舍弃的人与城市的关系。毕竟，是上海舍弃了姨妈，不管姨妈对它的一切有着多么深厚的留恋。
　　实际上，在后现代的泡沫里，感到“无可奈何”的何止姨妈?何止知识分子们?几乎所有与既往时代有过联系的人们皆怀同感。导演将这部电影的故事发生的场景放在上海，可谓得其所矣。作为中国最早进入现代化轨道的城市，上海似乎比别的地方有着更多的敏感。它习惯地前行，也习惯地舍弃在前行过程中遇到的一切落后事物。当年，张爱玲们就开始细致地描绘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画卷和众生相，个中的甘苦纠缠一言难尽。而这部电影，似乎还是可以看作这一主题的延续。这些人都讲述了一个城市与一段时间是如何地撩人情思、然后再断人想头的。其次，导演让这部电影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上，同样得其所矣。因为，这个群体似乎也比别人有着更多的敏感。
　　影片中的人物都充满了不得意与不得已：姨妈女儿的挣扎和烦恼，宽宽的萌动和失败，前夫的困顿和麻木，水太太的寂寞和无聊，金永花的悲惨和“罪行”等。这一切也只能用“无可奈何”道出。
　　在影片的后段，导演安排了一轮白亮硕大的月亮。月亮之下，宽宽来了，姨妈的女儿来了，应该还有更多的人来了。月亮之下，几人欢乐几人愁?这种境遇，又岂止发生在后现代，又岂止发生在姨妈的身上，又岂止发生在知识分子的身上?但不管怎么说，导演毕竟通过一个超现实的月亮，给了姨妈、也给了我们一些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