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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启明星是黎明的使者，散发刺破苍穹的光芒。有人说，启明星是黄昏的使节，守望日落西山的壮丽。在中国麻醉学届有这样一位医者、学者，他用八十余载栉风沐雨的历程，演绎了一颗执着于麻醉医疗教育事业的启明星不落的信仰和无悔的追求，他就是徐启明。
徐启明教授从湖南省第一个麻醉科主任到学校副校长兼麻醉学系主任，又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默默无闻地战斗在临床第一线，将自己精湛的医疗技术和渊博的知识奉献于病人，以高尚的医德和良好的态度温暖着病人。2012年4月7日，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2012年会在广州召开，徐启明教授荣获中国麻醉医师最高奖——第六届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医师终身成就奖。
星火燎原
人们称徐启明是湘雅麻醉学科燎原的火种，这毫不为过。
“记得那时候医院的麻醉是没有专人做的，大家普遍认为麻醉是门很简单的技术活，任何外科医生都可以做，根本算不上是门学问。” 1953年，26岁的徐启明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并留任外科住院医师兼助教。当时，医院麻醉水平较低且不受重视，工作岗位几乎无人问津，没有人愿意长期从事麻醉工作。据徐启明介绍，医院外科有很多不同的手术组，一组人马在开展手术的同时，另外一个手术组则会选派一名医师负责麻醉工作。因此，当时根本没有专职的麻醉医师，麻醉工作全靠各手术组之间互相帮助来进行。
一次偶然的机会，医院张贴的一则通告引起了徐启明的关注。通告要求应征一名专职麻醉医师，但是几个月时间过去了，一直没有人前去报名应征。
“当时整个湘雅医院外科只有两名共青团员，而我是其中之一。那时候我就意识到，麻醉这门事业是一定要有专人来负责的。”徐启明毅然放弃了自己钟爱的外科学而选择从事麻醉事业。
“当时完全是抱着一种自我牺牲的态度，想为医院的发展，为患者的生命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尽管对麻醉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我相信，只要认真做下去，总有一天会做出点成绩来的”。虽然不符合通告录取的条件，但徐启明最终还是成为了湘雅医院当时唯一的一名专职麻醉医师。1955年，徐启明被湘雅医院送往上海进修学习，师从中国现代麻醉学奠基人之一的吴珏教授。
学成归来后，徐启明于1956年10月成立了湘雅医院麻醉科，并担任代理主任。它点亮了湖南现代麻醉事业的星星之火。
早年，硬膜外麻醉还不能解除术中的牵拉反应，病人常常术中难以忍受，他发现腹腔神经丛阻滞能减轻这种病痛时，便大量应用经皮穿刺这种方法，取得很好效果。当八十年代初期重组心胸外科时，条件十分简陋，他为了保证体外循环麻醉的成功，查资料、做实验、外出学习，使心脏直视手术在湘雅医院很快重新上马，为湘雅心胸外科发展作了重要贡献。
他善于跟踪国内外最新动态，从硬膜外麻醉、各种神经丛阻滞到各种全身麻醉、各种疑难危重病人手术的麻醉；从麻醉中的各种一般监测到各种特殊监测，他不断钻研，很快应用于临床为病人造福，使麻醉科医疗质量不断提高。
有不少从外院转来我院的病人，由于病情危重，重要器官功能很差，一些医院不敢为他们施行手术而转来我院，病情严重不能手术，本无可非议，但徐教授认为医德医风的核心应该体现在千方百计解除病人的痛苦、挽救病人的生命、用精湛的技术和知识为病人服务上，有时甚至应不惜为了病人的利益，自己承担一定风险，因此他为这些危重病人总是仔细分析，精心准备，根据他长期以来的深厚理论和丰富的经验，力排众议，承担风险，使病人获救。
曾有位产后大出血的妇女已连续两次做了子宫部分切除术，仍血流不止。专家们会诊认为20小时内要动第三次手术，后果不堪设想。但他力排众议，认为手术风险大，最大风险还是麻醉，他大胆采用抗凝血措施，同时输血，施以复合麻醉，经过几个小时的搏斗，病人转危为安。徐教授术后回忆说：“当时的心理压力真大，但救活了病人，值得！”
确实，在临床麻醉工作中，不知多少个奄奄一息的生命在他手下重获生机，自己也不知在手术室中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每当麻醉中处理困难时，同事们就会想到请教他；每当手术中危重病人抢救时，总是有他那熟悉的身影；每当外科开展新技术时，他都愿当坚强后盾，从心脏移植、肝移植到肺移植，麻醉这一关他都起到了关键作用。难怪人们称他为“无影灯下的无名英雄”。
1956年，徐启明在实验的基础上，将人工低温应用于临床；同期，在只有单次仪膜外阻滞的情况下，加用后入路腹腔阻滞，以解除牵拉痛或不适；1962年，徐启明开展了前入路坐骨神经阻滞；1964年，开展了锁骨下路中心静脉穿刺置管测压、输液……伴随着麻醉科不断取得进展并得到我省外科学界的广泛认可，徐启明成为了我省外科学会委员，并于1962年参加了建国后的首届全国外科学会大会。
披星戴月
从事临床麻醉几十年，他的无数个日夜都是在手术室里陪伴危重病人度过的。
徐启明说：“医者应当千方百计地解除患者的痛苦，挽救患者的生命，有时甚至不惜为了患者的利益，自己承担一定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医者有过人的智慧、足够的勇气和扎实的功底。”
曾有一名孕妇在临产前由于进食过多，导致术中呕吐不止，从而造成窒息，情况十分危急。在抽洗机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徐启明突然灵机一动，决定将听诊器一头的橡皮管拆卸下来，置于孕妇口中。一头则含在自己口中，通过允吸的方式将其呕吐物吸出。由于抢救及时、方法得当，该孕妇才得以保住性命。谈到那次抢救经历，徐启明表示，有时候为了抢救病人，很多事情我们医生是无法去顾及的。
面对一些疑难危重患者，徐启明总是周密思考、另辟蹊径、力排众议，力图使患者转危为安。
有位中年心脏病患者，患病近20年来一直不愿手术，仅靠药物维持。加之患有前列腺炎，小便排不出，使得患者心脏问题逐渐加重。直到心率衰竭，出现主动脉瓣返流和二尖瓣返流，患者这时才下定决心，希望能够通过手术彻底根治疾病。
徐启明在认真分析了患者的病情后认为，尽管手术风险很大，但只要准备充分，是完全可以付诸于行动的。通过多科专家会议讨论，在场的绝大多数专家认为手术风险太大，不同意徐启明的方案。
不愿就此放弃的徐启明随即找到心内科专家孙明教授，在详细交流之后，孙教授同意了徐启明的观点，并认为方案可行。大受鼓舞的徐启明于是力邀孙明教授和泌尿外科专家申鹏飞教授加入手术团队，由三人共同负责，按照既定方案实施手术，最终成功为该名患者解除了“心头”大患。
术后，一位老教授找到徐启明，狠批道：“你啊，就是胆子太大，什么都敢做，实在太冒险了！”徐启明则答道：“事实证明我没有错，为了病人的未来，是需要冒一定风险的”。
几十年过去了，徐启明说今年年初还遇到了那位患者的夫人。她告诉徐老，自己的丈夫现在一切正常，如果当时不冒险进行手术，则很可能前途未卜。
在临床麻醉工作中，不知有多少个奄奄一息的生命在徐启明手中重获新生。每当遇到麻醉难题时，同事们就会想到徐启明；每当手术过程中遇到危重病人抢救时，总是有他那熟悉的身影；每当外科开展新技术时，他都愿意担当坚强的后盾。从心脏移植、肝移植到肺移植，麻醉这一关他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徐启明曾经领导的麻醉科已获得了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的大力支持，而该科当前的硬件水平已与国际接轨。
星月交辉
上世纪80年代，徐启明去美国、加拿大考察回国后，他深感我国的麻醉事业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他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ICU——重症监测治疗病房，并于1991年开始收治手术后及其他大量危重病人。
徐启明教授从湖南省第一个麻醉科主任到学校副校长兼麻醉学系主任，又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默默无闻地战斗在临床第一线，将自己精湛的医疗技术和渊博的知识奉献于病人，以高尚的医德和良好的态度温暖着病人。2012年4月7日，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2012年会在广州召开，徐启明教授荣获中国麻醉医师最高奖——第六届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医师终身成就奖。
星火燎原
人们称徐启明是湘雅麻醉学科燎原的火种，这毫不为过。
“记得那时候医院的麻醉是没有专人做的，大家普遍认为麻醉是门很简单的技术活，任何外科医生都可以做，根本算不上是门学问。” 1953年，26岁的徐启明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并留任外科住院医师兼助教。当时，医院麻醉水平较低且不受重视，工作岗位几乎无人问津，没有人愿意长期从事麻醉工作。据徐启明介绍，医院外科有很多不同的手术组，一组人马在开展手术的同时，另外一个手术组则会选派一名医师负责麻醉工作。因此，当时根本没有专职的麻醉医师，麻醉工作全靠各手术组之间互相帮助来进行。
一次偶然的机会，医院张贴的一则通告引起了徐启明的关注。通告要求应征一名专职麻醉医师，但是几个月时间过去了，一直没有人前去报名应征。
“当时整个湘雅医院外科只有两名共青团员，而我是其中之一。那时候我就意识到，麻醉这门事业是一定要有专人来负责的。”徐启明毅然放弃了自己钟爱的外科学而选择从事麻醉事业。
“当时完全是抱着一种自我牺牲的态度，想为医院的发展，为患者的生命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尽管对麻醉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我相信，只要认真做下去，总有一天会做出点成绩来的”。虽然不符合通告录取的条件，但徐启明最终还是成为了湘雅医院当时唯一的一名专职麻醉医师。1955年，徐启明被湘雅医院送往上海进修学习，师从中国现代麻醉学奠基人之一的吴珏教授。
学成归来后，徐启明于1956年10月成立了湘雅医院麻醉科，并担任代理主任。它点亮了湖南现代麻醉事业的星星之火。
早年，硬膜外麻醉还不能解除术中的牵拉反应，病人常常术中难以忍受，他发现腹腔神经丛阻滞能减轻这种病痛时，便大量应用经皮穿刺这种方法，取得很好效果。当八十年代初期重组心胸外科时，条件十分简陋，他为了保证体外循环麻醉的成功，查资料、做实验、外出学习，使心脏直视手术在湘雅医院很快重新上马，为湘雅心胸外科发展作了重要贡献。
他善于跟踪国内外最新动态，从硬膜外麻醉、各种神经丛阻滞到各种全身麻醉、各种疑难危重病人手术的麻醉；从麻醉中的各种一般监测到各种特殊监测，他不断钻研，很快应用于临床为病人造福，使麻醉科医疗质量不断提高。
有不少从外院转来我院的病人，由于病情危重，重要器官功能很差，一些医院不敢为他们施行手术而转来我院，病情严重不能手术，本无可非议，但徐教授认为医德医风的核心应该体现在千方百计解除病人的痛苦、挽救病人的生命、用精湛的技术和知识为病人服务上，有时甚至应不惜为了病人的利益，自己承担一定风险，因此他为这些危重病人总是仔细分析，精心准备，根据他长期以来的深厚理论和丰富的经验，力排众议，承担风险，使病人获救。
曾有位产后大出血的妇女已连续两次做了子宫部分切除术，仍血流不止。专家们会诊认为20小时内要动第三次手术，后果不堪设想。但他力排众议，认为手术风险大，最大风险还是麻醉，他大胆采用抗凝血措施，同时输血，施以复合麻醉，经过几个小时的搏斗，病人转危为安。徐教授术后回忆说：“当时的心理压力真大，但救活了病人，值得！”
确实，在临床麻醉工作中，不知多少个奄奄一息的生命在他手下重获生机，自己也不知在手术室中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每当麻醉中处理困难时，同事们就会想到请教他；每当手术中危重病人抢救时，总是有他那熟悉的身影；每当外科开展新技术时，他都愿当坚强后盾，从心脏移植、肝移植到肺移植，麻醉这一关他都起到了关键作用。难怪人们称他为“无影灯下的无名英雄”。
1956年，徐启明在实验的基础上，将人工低温应用于临床；同期，在只有单次仪膜外阻滞的情况下，加用后入路腹腔阻滞，以解除牵拉痛或不适；1962年，徐启明开展了前入路坐骨神经阻滞；1964年，开展了锁骨下路中心静脉穿刺置管测压、输液……伴随着麻醉科不断取得进展并得到我省外科学界的广泛认可，徐启明成为了我省外科学会委员，并于1962年参加了建国后的首届全国外科学会大会。
披星戴月
从事临床麻醉几十年，他的无数个日夜都是在手术室里陪伴危重病人度过的。
徐启明说：“医者应当千方百计地解除患者的痛苦，挽救患者的生命，有时甚至不惜为了患者的利益，自己承担一定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医者有过人的智慧、足够的勇气和扎实的功底。”
曾有一名孕妇在临产前由于进食过多，导致术中呕吐不止，从而造成窒息，情况十分危急。在抽洗机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徐启明突然灵机一动，决定将听诊器一头的橡皮管拆卸下来，置于孕妇口中。一头则含在自己口中，通过允吸的方式将其呕吐物吸出。由于抢救及时、方法得当，该孕妇才得以保住性命。谈到那次抢救经历，徐启明表示，有时候为了抢救病人，很多事情我们医生是无法去顾及的。
面对一些疑难危重患者，徐启明总是周密思考、另辟蹊径、力排众议，力图使患者转危为安。
有位中年心脏病患者，患病近20年来一直不愿手术，仅靠药物维持。加之患有前列腺炎，小便排不出，使得患者心脏问题逐渐加重。直到心率衰竭，出现主动脉瓣返流和二尖瓣返流，患者这时才下定决心，希望能够通过手术彻底根治疾病。
徐启明在认真分析了患者的病情后认为，尽管手术风险很大，但只要准备充分，是完全可以付诸于行动的。通过多科专家会议讨论，在场的绝大多数专家认为手术风险太大，不同意徐启明的方案。
不愿就此放弃的徐启明随即找到心内科专家孙明教授，在详细交流之后，孙教授同意了徐启明的观点，并认为方案可行。大受鼓舞的徐启明于是力邀孙明教授和泌尿外科专家申鹏飞教授加入手术团队，由三人共同负责，按照既定方案实施手术，最终成功为该名患者解除了“心头”大患。
术后，一位老教授找到徐启明，狠批道：“你啊，就是胆子太大，什么都敢做，实在太冒险了！”徐启明则答道：“事实证明我没有错，为了病人的未来，是需要冒一定风险的”。
几十年过去了，徐启明说今年年初还遇到了那位患者的夫人。她告诉徐老，自己的丈夫现在一切正常，如果当时不冒险进行手术，则很可能前途未卜。
在临床麻醉工作中，不知有多少个奄奄一息的生命在徐启明手中重获新生。每当遇到麻醉难题时，同事们就会想到徐启明；每当手术过程中遇到危重病人抢救时，总是有他那熟悉的身影；每当外科开展新技术时，他都愿意担当坚强的后盾。从心脏移植、肝移植到肺移植，麻醉这一关他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徐启明曾经领导的麻醉科已获得了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的大力支持，而该科当前的硬件水平已与国际接轨。
星月交辉
上世纪80年代，徐启明去美国、加拿大考察回国后，他深感我国的麻醉事业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他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ICU——重症监测治疗病房，并于1991年开始收治手术后及其他大量危重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