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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追寻经济理性产生过程的基础上，法国学者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以最大化利润为生产动机的理性。他论证了经济理性的限度及其四大危害，并提出克服经济理性的道路，即运用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理性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理性。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关系，真正理解理性的本真意义，构筑生态文明时代的理性之维。
关键词：经济理性；生态理性；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重建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1-0093-04
经济理性是“经济人”在经济行为选择中所运用的理性，它以个人的经济获利为惟一目的，追求效用的最大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的基础和工业文明的内核，经济理性的盛行在给人类带来丰裕物质和巨大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埋下了不可逆转的全球性生态危机隐患。经济理性的泛滥为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即生态理性的出场埋下了必要伏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法国学者高兹（Andre Gorz）把对资本主义利润动机的批判延伸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从制度层面探讨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高兹强调，资本主义的症结在于人们的劳动目的和生活哲学以奉行一切“越多越好”的经济理性为主旨，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尖锐矛盾不可调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将最终导致生态非理性，只有社会主义的生态理性才能真正超越经济理性。
一、经济理性的产生及其内涵
高兹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论断，但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学。他赞同马克思关于经济理性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诞生同步这一看法，认为经济理性并不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因为那个时期的人们在劳动和生产的过程中遵循“够了就行”（Enough is Enough）和“知足常乐”（Enough is as good as a feast）的原则，经济理性并未占据支配地位。经济理性发端于计算与核算，启动于个人的生产不是为了自身消费而是为了市场的那一刻。计算和核算成了具体的合理化的典型形式。核算关心的只是每单位产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会顾及劳动带给人的是幸福还是痛苦的感受，不会顾及劳动成果的性质以及人和产品之间的感情和美学的关系。个人根据自己能算出的利润来生产更多的产品，核算功能决定人的行为，而不是人的兴趣和爱好。[1]109-110“资本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样一种社会的惟一的形式，这个社会带着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的目的，使竞争成为第一信条，把社会、教育、劳动、个人和集体的消费纳入资本无所不包的价格服务体系之中，其结果是把经济理性的统治扩充到生活和劳动的所有领域，这种经济理性借助于市场的逻辑肆无忌惮地显示自己。”[2]39
马克思把经济理性原则与“计算与核算”、效率至上、越多越好的原则联系在一起。高兹认为马克思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因为经济理性的突出特征就是计算。经济理性会千方百计地把人们引导到消费道路上去，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东西来供人们进行无止境的消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通过严密的计算和核算，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来获得利润。高兹指出，“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生产必然仅仅被商品交换所支配”、“经济理性突破了‘够了就行’的原则， 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 替代‘够了就行’这种体验，提出了一种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客观标准，即利润尺度。成功不再是一种个人评价，也不是一个‘生活品质’问题，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量化的方法确立了一种确信无疑的标准和等级森严的尺度，这种标准和尺度是不由任何权威、规范、价值观念来确认的。效率就是标准，并且通过这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水平和效能：更多要比更少好，钱挣得多的人要比钱挣得少的人好。”[1]113这段话比较完整地表述了经济理性的内涵。高兹所说的经济理性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以利润为生产动机的理性。
二、经济理性的限度及其危害
高兹认为，“经济合理性看来只能严格地适用于这些行为：（a）创造使用价值；（b）为了商品交换；（c）发生于公共领域；（d）以可衡量的时间的量为标准，以求得尽可能高的生产效率。”[1]138-139他把人的行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商品行为，目的在于得到补偿，另一类是非商品行为，补偿不是或不能是其主要目的。这就是说，市场应该保持经济理性，但必须将它限定在以上经济理性适合的领域。如果经济理性的使用超出了商品行为而渗透到非商品行为中，经济理性就会产生四大严重危害。
高兹首先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指出经济理性的两大危害。马克思认为，经济理性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经济理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第二，经济理性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使劳动者失去人性。高兹非常赞同马克思的这些观点，指出“在马克思眼里，经济理性就是要扫除所有从经济观点来看是不合理的价值和目标，而只留下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和阶级关系，只留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关系，从而产生一个一无所有的工人——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沦为只是可以无限地加以交换的劳动力，被剥夺了任何特殊的利益。”[1]19马克思主义认为，合理化过程“一方面在人与自然之间造就了一种造物主性质的、创造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机械化的一大成果；另一方面又赋予这样一种劳动组织难以置信的支配生产力的权力，这种劳动组织既使劳动又使劳动者失去一切人性味”。[1]20劳动不再是一种个人活动，它不再受制于基本的必然性。但是，失去自身界限的劳动失去了创造性，不再肯定普遍力量，最终它使从事劳动的人非人化。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所带来的后果。
高兹还借用哈贝马斯对认识——工具合理性（cognitive-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批判进一步剖析经济理性第三大危害，即经济理性使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认为作为‘认识——工具合理性’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经济理性，“它不仅仅扩充到了其并不适合的制度的行为，而且使社会的统一、教育和个人的社会化赖以存在的关系结构‘殖民化’、异化和支离破碎。哈贝马斯就把这种由‘经济——管理的亚制度’发展起来的‘势不可挡’的动因所推动的‘殖民化’视为理性，视为由金钱和国家权利所支配的变异的调节。”[1]107高兹指出经济理性会使生活世界“殖民化”。他所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从表面上看就是“种种关系的技术化、异化和货币化”、“个人面对这个物化的世界却成了陌路人”、“生活艺术、交往和自发性的衰落”，从深层看则是“思维的形式化”、“把思维编入技术的程序”。高兹认为，经济合理性与认识——工具合理性的共同根源在于思维的形式化，被编入技术程序的思维孤立于任何反思性的自我考察的可能性和活生生的体验。这种思维的运作在没有主体的参与下进行，它无法说明自己。这种严酷的、功能性的、形式化与核算化的关系使活生生的个人面对这个物化世界时变成陌路人。一方面，技术发明威力无比；另一方面，生活艺术、交往和自发性却不断衰落。[1]124 高兹的经济理性的第四大危害是经济理性导致一种新的危害即新奴隶主义的出现。虽然经济理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但与此同时，它不断扩大两极分化，新的奴隶出现了。人口中日益增长的一部分不断地被从经济活动的领域中排除出去或被边缘化，而另一部分职业精英则继续从事现在的工作甚至更多的工作，前者沦为后者的奴隶。“对经济领域中劳动的不平等分配以及与此相伴的由技术发明所创造的自由时间的不平等分配，导致一部分人能够从另一部分人那里购买额外的空闲时间，而后者只能替前者服务。……对于至少是提供个人服务的这部分人来说，这种社会分层也就是服从于和人身依附于他们为之服务的那些人。曾经被战后工业化废除掉的‘奴隶阶级’再次出现。”[1]6高兹认为，今天这种“被职业精英雇佣来的人做仆人的工作”和以前“富人阶级雇佣一大批家内佣人”没有什么区别。
总之，高兹认为经济理性不仅造成人的社会关系的畸形和物化，而且使“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使人的思维方式技术化和数字化以及人的生存方式和行为狭隘化，人最终失去了行为的自主性。要消除经济理性所产生的危害，就必须超越经济理性。
三、生态理性对经济理性的超越
高兹认为，受经济理性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无法解决其内生的生态危机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其它社会危机。在看到经济理性的诸多危害和缺陷之后，他试图寻求一种相对稳定的发展方式和思维方式。高兹把眼光投向凸显生态维度的新型理性即生态理性，主张用生态理性超越经济理性，提出现代社会的现代化按照生态理性发展，从而真正打破“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使“更少”与“更好”结合在一起。
生态理性指的是人基于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自身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生态效果对比，意识到人的活动具有生态边界并加以自我约束，从而避免生态崩溃危及到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人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劳动和消费更少的社会，其动机是生态保护、追求生态利益的最大化。高兹指出，“生态理性旨在用这样一种最好的方式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尽可能提供最低限度的、具有最大使用价值和最耐用的东西，以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能源的花费来生产这些东西。” [2]32它可以归结为一句口号即“更少但更好”。高兹指出：“当人们发现更多未必更好，发现挣得越多、消费得越多未必是更好的生活，发现还有比工资需求更重要的需求时，也就脱离了经济理性的禁锢。……当人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可以量化，认识到不能用金钱买到的东西恰恰是最重要或者可以说是最必不可少的东西时，‘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2]116在现代社会的乌托邦中，“更多”和“更好”之间的联结被打断，“更好”也许意味着与更少有关。只要我们生产更多的耐用品以及更多不破坏环境的东西，或者生产更多的、每个人都可得到的东西，那么，工作和消费得越少、生活却更好，这是有可能的。
高兹强调生态理性是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投入，采取尽可能好的生产方式和手段，以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与此相反，经济理性把利润最大化建立在生产效率、消费和需求最大化的基础上，只有通过这种最大化的消费和需求，才有可能获得资本的增殖。其结果是，在企业层面上最大限度的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整个经济领域浪费日益加剧，用经济眼光看是增长之源，从生态观点看则是对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企业间的竞争推进了创新，而销售量和资本循环的高速率促进了产品的飞速更新。从生态观点看似乎是节俭的措施（如生产耐用品、保护病者和稀有者、实施低能源和资源的消费等），用经济眼光看则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形式衡量的产品大为减少，未能充分利用资源。[1]32-33高兹把是从消费领域还是从生产领域获得满足概括为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区别，认为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换过程也是人们不断从生产而不是从消费领域获得满足的过程，经济理性属于工具理性，生态理性属于价值理性，这两种理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水火不相容。
隐藏在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理性背后的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生态保护动机。高兹认为，只要经济理性规则继续起作用，生态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出路在于突破现存社会的生产方式，建立一种真正能体现公平分配原则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现行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危机的原因是生产能力的过度发展以及在此基础所形成的技术的破坏性。这些危机的克服只能通过建立一种新生产方式——其核心是对资源、能源作精心安排，尽量缩减消费规模，其宗旨不是更多地生产，而是更少地生产。按照“生产的更少但更好”的生态理性原则，就要减少、限制经济理性和商业交换适用的范围，并使之从属于非定量的社会文化目标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使经济理性服务于对创造性劳动的激发，服务于人的精神生活需求。健全的生态理性要求人们在劳动中寻求快乐和满足，注重提高生活质量，不仅要有物质生活，而且要注重精神生活，学会从创造性的非异化劳动中获得幸福，从而保证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内在统一。
高兹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必然会走向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利润最大化的需要与生态效益最大化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兼容。完全不可能在一种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支配下进行以生态理性为主的生态重建。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重建，它只是小范围的改良，只可能暂时化解危机，无法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因为它无法改变生态危机背后的原因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态矛盾，生态理性无法成功取代经济理性，生态运动因无法冲破经济理性而得不到健康发展。资本主义也有自己的生态现代化，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道路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的自由运作施加新的约束和限制，但这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趋势，仅仅是扩展了经济合理性的范围，增加了资本增量的价值。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道路不同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前者所追求的生产率的经济最大化目标在总体上区别于后者所追求的资源保护的生态最大化的目标。说到底，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是一种把自身局限于资本主义体制之内的变革要求，它会导致与破坏生活的自然基础同样多的危险，所谓“绿色”资本主义的前景并不明朗。 在高兹看来，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道路是完全可能的。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以生态必要性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它与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截然不同，牵涉到范式的转换，两者在技术、社会关系、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存在很大不同。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合理性真正从属于追求非定量的社会、文化以及人的发展的生态合理性。要真正实现生态现代化，必须要限制资本主义积累的冲动并且要通过约束自我来减少消费。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不会局限于资本主义体制内保护环境的单纯性要求，而是要寻求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能够保护环境的新社会制度。从一开始，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便不是单纯的“环境主义”行为，它把生态作为指导社会一切层面的原则。一切资本主义累积的冲动被生态化前提所批判，社会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寻求稳定的发展。只有生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才能够提供既不是技术统治论的、也不是权威主义的解决方案。它追求经济增长，但是它要求经济理性必须服从于生态理性，主张生态优于经济增长。它把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合而为一，限制利润和市场的逻辑，减少经济理性和商业交换适用的范围，并使之从属于非定量的社会文化目标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以更少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把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扩展经济决策的民主化，使自由基于自我约束、节俭、生态上可持续的消费。
高兹重点以生态理性为基点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他强调，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但他所说的能有效实施生态保护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和现存的社会主义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本身内蕴生态理性，不会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和少数人的权力，它不是继承而是抛弃了经济理性，在伦理要求的基础之上限制经济理性所发挥作用的领域，代之以价值理性即生态理性，确保经济行为不会偏离正确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方向。只有全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真正合理性。高兹认为，经济理性真正被超越的时候，生态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使劳动成为自主行为，其根本宗旨就是要超越信奉“越多越好”的经济理性，真正追求生活意义。它追求适可而止的消费，充满平等的色彩，并且重建更少与更好之间的联系。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奉行“够了就行”和知足常乐的原则，提供一种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新生活方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体现为人的生存与人的生活的协调发展。
四、对高玆经济理性批判理论的审视
一方面，高兹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的现代性批判切中时弊。他的激烈批判有助于我们认清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面具下的真相，转向寻找人类理性的本真意义和有价值的生活。他对经济理性危害的剖析，唤醒了人类对理性的重新思考和本真追寻，让人明白经济理性的牵引只会使人类越来越远离应然的理性，偏离了理性的真实存在。经济理性价值取向的量化和单一化，使得人类的主体性依赖于物，人类的理性与人类的主体性完全脱离，人的一切价值和生活的意义最终因经济理性的全面入侵而丧失。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使人类明确经济理性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冲突的事实，经济理性已经把多样性的人类活动消解为单一的经济增长活动，经济理性与生态文明永远都不可能共存。
另一方面，高兹从生态理性的角度给予理性以合理的现代诠释，寻求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用与正义、自由和人性紧密相连的生态理性构筑了一幅未来社会图景即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这尤其值得社会主义中国的重视和借鉴。在详细阐述生态理性重建的必要性以及建立以生态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的基础上，高兹旗帜鲜明地提出，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就是建立具有生态理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高兹关于生态理性的观点提醒人们跳出经济理性这个不公正的漩涡，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理性。正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生态理性补充和强调工业文明时代人文价值观中缺失的生态因子，它通过自我生态意识的建构和生态伦理精神的弘扬来克服经济理性的弊端，矫正经济理性的片面发展对人的控制和压抑。
在经济理性即资本逻辑的支配下，科技理性也不断偏离正确轨道，片面强调经济价值的功利主义科技观大行其道，与科技理性应追寻的伦理价值严重分裂。在当前技术主义时代，人类尤应从终极价值关怀的视角来关注科技理性的社会效应，通过正确的生态价值目标的引领来实现科技理性的“生态”转向，消解其与伦理价值的裂痕。面对全球性的生态灾难，应当科学对待人类的理性力量和科技的力量，既不能简单地遏制发展或者回归原初，也不能走恶性发展的道路，只能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寻求合理的平衡点。
不可否认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描绘确实弥漫着理想主义色彩，且未能提出可行的变革措施，但它们却凸显了“生态”理念对于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以压倒性的经济理念来支配社会的整体发展，任何单一领域的社会原则只能造成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具有普遍性力量的生态理念能够协调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它才是真正的合理理念。[3]当然，高兹仅从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上批判资本主义，忽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这直接导致其生态批判理论的不彻底性。
参考文献：
[1][法]Andre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M].London： Verso， 1989.
[2][法]Andre Gorz.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M].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4.
[3]韩秋红，杨赫姣. 高兹的生态理性——社会主义的另一种阐释[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2）.
[责任编辑：孙 巍]
关键词：经济理性；生态理性；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重建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1-0093-04
经济理性是“经济人”在经济行为选择中所运用的理性，它以个人的经济获利为惟一目的，追求效用的最大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的基础和工业文明的内核，经济理性的盛行在给人类带来丰裕物质和巨大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埋下了不可逆转的全球性生态危机隐患。经济理性的泛滥为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即生态理性的出场埋下了必要伏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法国学者高兹（Andre Gorz）把对资本主义利润动机的批判延伸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从制度层面探讨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高兹强调，资本主义的症结在于人们的劳动目的和生活哲学以奉行一切“越多越好”的经济理性为主旨，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尖锐矛盾不可调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将最终导致生态非理性，只有社会主义的生态理性才能真正超越经济理性。
一、经济理性的产生及其内涵
高兹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论断，但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学。他赞同马克思关于经济理性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诞生同步这一看法，认为经济理性并不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因为那个时期的人们在劳动和生产的过程中遵循“够了就行”（Enough is Enough）和“知足常乐”（Enough is as good as a feast）的原则，经济理性并未占据支配地位。经济理性发端于计算与核算，启动于个人的生产不是为了自身消费而是为了市场的那一刻。计算和核算成了具体的合理化的典型形式。核算关心的只是每单位产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会顾及劳动带给人的是幸福还是痛苦的感受，不会顾及劳动成果的性质以及人和产品之间的感情和美学的关系。个人根据自己能算出的利润来生产更多的产品，核算功能决定人的行为，而不是人的兴趣和爱好。[1]109-110“资本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样一种社会的惟一的形式，这个社会带着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的目的，使竞争成为第一信条，把社会、教育、劳动、个人和集体的消费纳入资本无所不包的价格服务体系之中，其结果是把经济理性的统治扩充到生活和劳动的所有领域，这种经济理性借助于市场的逻辑肆无忌惮地显示自己。”[2]39
马克思把经济理性原则与“计算与核算”、效率至上、越多越好的原则联系在一起。高兹认为马克思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因为经济理性的突出特征就是计算。经济理性会千方百计地把人们引导到消费道路上去，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东西来供人们进行无止境的消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通过严密的计算和核算，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来获得利润。高兹指出，“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生产必然仅仅被商品交换所支配”、“经济理性突破了‘够了就行’的原则， 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 替代‘够了就行’这种体验，提出了一种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客观标准，即利润尺度。成功不再是一种个人评价，也不是一个‘生活品质’问题，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量化的方法确立了一种确信无疑的标准和等级森严的尺度，这种标准和尺度是不由任何权威、规范、价值观念来确认的。效率就是标准，并且通过这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水平和效能：更多要比更少好，钱挣得多的人要比钱挣得少的人好。”[1]113这段话比较完整地表述了经济理性的内涵。高兹所说的经济理性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以利润为生产动机的理性。
二、经济理性的限度及其危害
高兹认为，“经济合理性看来只能严格地适用于这些行为：（a）创造使用价值；（b）为了商品交换；（c）发生于公共领域；（d）以可衡量的时间的量为标准，以求得尽可能高的生产效率。”[1]138-139他把人的行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商品行为，目的在于得到补偿，另一类是非商品行为，补偿不是或不能是其主要目的。这就是说，市场应该保持经济理性，但必须将它限定在以上经济理性适合的领域。如果经济理性的使用超出了商品行为而渗透到非商品行为中，经济理性就会产生四大严重危害。
高兹首先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指出经济理性的两大危害。马克思认为，经济理性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经济理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第二，经济理性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使劳动者失去人性。高兹非常赞同马克思的这些观点，指出“在马克思眼里，经济理性就是要扫除所有从经济观点来看是不合理的价值和目标，而只留下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和阶级关系，只留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关系，从而产生一个一无所有的工人——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沦为只是可以无限地加以交换的劳动力，被剥夺了任何特殊的利益。”[1]19马克思主义认为，合理化过程“一方面在人与自然之间造就了一种造物主性质的、创造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机械化的一大成果；另一方面又赋予这样一种劳动组织难以置信的支配生产力的权力，这种劳动组织既使劳动又使劳动者失去一切人性味”。[1]20劳动不再是一种个人活动，它不再受制于基本的必然性。但是，失去自身界限的劳动失去了创造性，不再肯定普遍力量，最终它使从事劳动的人非人化。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所带来的后果。
高兹还借用哈贝马斯对认识——工具合理性（cognitive-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批判进一步剖析经济理性第三大危害，即经济理性使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认为作为‘认识——工具合理性’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经济理性，“它不仅仅扩充到了其并不适合的制度的行为，而且使社会的统一、教育和个人的社会化赖以存在的关系结构‘殖民化’、异化和支离破碎。哈贝马斯就把这种由‘经济——管理的亚制度’发展起来的‘势不可挡’的动因所推动的‘殖民化’视为理性，视为由金钱和国家权利所支配的变异的调节。”[1]107高兹指出经济理性会使生活世界“殖民化”。他所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从表面上看就是“种种关系的技术化、异化和货币化”、“个人面对这个物化的世界却成了陌路人”、“生活艺术、交往和自发性的衰落”，从深层看则是“思维的形式化”、“把思维编入技术的程序”。高兹认为，经济合理性与认识——工具合理性的共同根源在于思维的形式化，被编入技术程序的思维孤立于任何反思性的自我考察的可能性和活生生的体验。这种思维的运作在没有主体的参与下进行，它无法说明自己。这种严酷的、功能性的、形式化与核算化的关系使活生生的个人面对这个物化世界时变成陌路人。一方面，技术发明威力无比；另一方面，生活艺术、交往和自发性却不断衰落。[1]124 高兹的经济理性的第四大危害是经济理性导致一种新的危害即新奴隶主义的出现。虽然经济理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但与此同时，它不断扩大两极分化，新的奴隶出现了。人口中日益增长的一部分不断地被从经济活动的领域中排除出去或被边缘化，而另一部分职业精英则继续从事现在的工作甚至更多的工作，前者沦为后者的奴隶。“对经济领域中劳动的不平等分配以及与此相伴的由技术发明所创造的自由时间的不平等分配，导致一部分人能够从另一部分人那里购买额外的空闲时间，而后者只能替前者服务。……对于至少是提供个人服务的这部分人来说，这种社会分层也就是服从于和人身依附于他们为之服务的那些人。曾经被战后工业化废除掉的‘奴隶阶级’再次出现。”[1]6高兹认为，今天这种“被职业精英雇佣来的人做仆人的工作”和以前“富人阶级雇佣一大批家内佣人”没有什么区别。
总之，高兹认为经济理性不仅造成人的社会关系的畸形和物化，而且使“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使人的思维方式技术化和数字化以及人的生存方式和行为狭隘化，人最终失去了行为的自主性。要消除经济理性所产生的危害，就必须超越经济理性。
三、生态理性对经济理性的超越
高兹认为，受经济理性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无法解决其内生的生态危机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其它社会危机。在看到经济理性的诸多危害和缺陷之后，他试图寻求一种相对稳定的发展方式和思维方式。高兹把眼光投向凸显生态维度的新型理性即生态理性，主张用生态理性超越经济理性，提出现代社会的现代化按照生态理性发展，从而真正打破“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使“更少”与“更好”结合在一起。
生态理性指的是人基于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自身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生态效果对比，意识到人的活动具有生态边界并加以自我约束，从而避免生态崩溃危及到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人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劳动和消费更少的社会，其动机是生态保护、追求生态利益的最大化。高兹指出，“生态理性旨在用这样一种最好的方式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尽可能提供最低限度的、具有最大使用价值和最耐用的东西，以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能源的花费来生产这些东西。” [2]32它可以归结为一句口号即“更少但更好”。高兹指出：“当人们发现更多未必更好，发现挣得越多、消费得越多未必是更好的生活，发现还有比工资需求更重要的需求时，也就脱离了经济理性的禁锢。……当人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可以量化，认识到不能用金钱买到的东西恰恰是最重要或者可以说是最必不可少的东西时，‘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2]116在现代社会的乌托邦中，“更多”和“更好”之间的联结被打断，“更好”也许意味着与更少有关。只要我们生产更多的耐用品以及更多不破坏环境的东西，或者生产更多的、每个人都可得到的东西，那么，工作和消费得越少、生活却更好，这是有可能的。
高兹强调生态理性是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投入，采取尽可能好的生产方式和手段，以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与此相反，经济理性把利润最大化建立在生产效率、消费和需求最大化的基础上，只有通过这种最大化的消费和需求，才有可能获得资本的增殖。其结果是，在企业层面上最大限度的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整个经济领域浪费日益加剧，用经济眼光看是增长之源，从生态观点看则是对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企业间的竞争推进了创新，而销售量和资本循环的高速率促进了产品的飞速更新。从生态观点看似乎是节俭的措施（如生产耐用品、保护病者和稀有者、实施低能源和资源的消费等），用经济眼光看则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形式衡量的产品大为减少，未能充分利用资源。[1]32-33高兹把是从消费领域还是从生产领域获得满足概括为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区别，认为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换过程也是人们不断从生产而不是从消费领域获得满足的过程，经济理性属于工具理性，生态理性属于价值理性，这两种理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水火不相容。
隐藏在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理性背后的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生态保护动机。高兹认为，只要经济理性规则继续起作用，生态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出路在于突破现存社会的生产方式，建立一种真正能体现公平分配原则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现行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危机的原因是生产能力的过度发展以及在此基础所形成的技术的破坏性。这些危机的克服只能通过建立一种新生产方式——其核心是对资源、能源作精心安排，尽量缩减消费规模，其宗旨不是更多地生产，而是更少地生产。按照“生产的更少但更好”的生态理性原则，就要减少、限制经济理性和商业交换适用的范围，并使之从属于非定量的社会文化目标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使经济理性服务于对创造性劳动的激发，服务于人的精神生活需求。健全的生态理性要求人们在劳动中寻求快乐和满足，注重提高生活质量，不仅要有物质生活，而且要注重精神生活，学会从创造性的非异化劳动中获得幸福，从而保证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内在统一。
高兹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必然会走向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利润最大化的需要与生态效益最大化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兼容。完全不可能在一种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支配下进行以生态理性为主的生态重建。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重建，它只是小范围的改良，只可能暂时化解危机，无法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因为它无法改变生态危机背后的原因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态矛盾，生态理性无法成功取代经济理性，生态运动因无法冲破经济理性而得不到健康发展。资本主义也有自己的生态现代化，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道路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的自由运作施加新的约束和限制，但这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趋势，仅仅是扩展了经济合理性的范围，增加了资本增量的价值。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道路不同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前者所追求的生产率的经济最大化目标在总体上区别于后者所追求的资源保护的生态最大化的目标。说到底，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是一种把自身局限于资本主义体制之内的变革要求，它会导致与破坏生活的自然基础同样多的危险，所谓“绿色”资本主义的前景并不明朗。 在高兹看来，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道路是完全可能的。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以生态必要性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它与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截然不同，牵涉到范式的转换，两者在技术、社会关系、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存在很大不同。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合理性真正从属于追求非定量的社会、文化以及人的发展的生态合理性。要真正实现生态现代化，必须要限制资本主义积累的冲动并且要通过约束自我来减少消费。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不会局限于资本主义体制内保护环境的单纯性要求，而是要寻求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能够保护环境的新社会制度。从一开始，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便不是单纯的“环境主义”行为，它把生态作为指导社会一切层面的原则。一切资本主义累积的冲动被生态化前提所批判，社会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寻求稳定的发展。只有生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才能够提供既不是技术统治论的、也不是权威主义的解决方案。它追求经济增长，但是它要求经济理性必须服从于生态理性，主张生态优于经济增长。它把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合而为一，限制利润和市场的逻辑，减少经济理性和商业交换适用的范围，并使之从属于非定量的社会文化目标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以更少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把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扩展经济决策的民主化，使自由基于自我约束、节俭、生态上可持续的消费。
高兹重点以生态理性为基点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他强调，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但他所说的能有效实施生态保护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和现存的社会主义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本身内蕴生态理性，不会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和少数人的权力，它不是继承而是抛弃了经济理性，在伦理要求的基础之上限制经济理性所发挥作用的领域，代之以价值理性即生态理性，确保经济行为不会偏离正确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方向。只有全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真正合理性。高兹认为，经济理性真正被超越的时候，生态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使劳动成为自主行为，其根本宗旨就是要超越信奉“越多越好”的经济理性，真正追求生活意义。它追求适可而止的消费，充满平等的色彩，并且重建更少与更好之间的联系。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奉行“够了就行”和知足常乐的原则，提供一种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新生活方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体现为人的生存与人的生活的协调发展。
四、对高玆经济理性批判理论的审视
一方面，高兹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性的现代性批判切中时弊。他的激烈批判有助于我们认清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面具下的真相，转向寻找人类理性的本真意义和有价值的生活。他对经济理性危害的剖析，唤醒了人类对理性的重新思考和本真追寻，让人明白经济理性的牵引只会使人类越来越远离应然的理性，偏离了理性的真实存在。经济理性价值取向的量化和单一化，使得人类的主体性依赖于物，人类的理性与人类的主体性完全脱离，人的一切价值和生活的意义最终因经济理性的全面入侵而丧失。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使人类明确经济理性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冲突的事实，经济理性已经把多样性的人类活动消解为单一的经济增长活动，经济理性与生态文明永远都不可能共存。
另一方面，高兹从生态理性的角度给予理性以合理的现代诠释，寻求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用与正义、自由和人性紧密相连的生态理性构筑了一幅未来社会图景即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这尤其值得社会主义中国的重视和借鉴。在详细阐述生态理性重建的必要性以及建立以生态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的基础上，高兹旗帜鲜明地提出，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就是建立具有生态理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高兹关于生态理性的观点提醒人们跳出经济理性这个不公正的漩涡，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理性。正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生态理性补充和强调工业文明时代人文价值观中缺失的生态因子，它通过自我生态意识的建构和生态伦理精神的弘扬来克服经济理性的弊端，矫正经济理性的片面发展对人的控制和压抑。
在经济理性即资本逻辑的支配下，科技理性也不断偏离正确轨道，片面强调经济价值的功利主义科技观大行其道，与科技理性应追寻的伦理价值严重分裂。在当前技术主义时代，人类尤应从终极价值关怀的视角来关注科技理性的社会效应，通过正确的生态价值目标的引领来实现科技理性的“生态”转向，消解其与伦理价值的裂痕。面对全球性的生态灾难，应当科学对待人类的理性力量和科技的力量，既不能简单地遏制发展或者回归原初，也不能走恶性发展的道路，只能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寻求合理的平衡点。
不可否认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描绘确实弥漫着理想主义色彩，且未能提出可行的变革措施，但它们却凸显了“生态”理念对于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以压倒性的经济理念来支配社会的整体发展，任何单一领域的社会原则只能造成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具有普遍性力量的生态理念能够协调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它才是真正的合理理念。[3]当然，高兹仅从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上批判资本主义，忽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这直接导致其生态批判理论的不彻底性。
参考文献：
[1][法]Andre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M].London： Verso， 1989.
[2][法]Andre Gorz.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M].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4.
[3]韩秋红，杨赫姣. 高兹的生态理性——社会主义的另一种阐释[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2）.
[责任编辑：孙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