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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是个崇尚实学的时代，出现了中国传统设计的明式家具这一经典案例。通过对明代文人笔记的研究梳理可以看出，明式家具受到了海上贸易、传统技术、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成就非凡。既有历史和技术发展潮流的必然性，又有时代政治、风尚影响的偶然性。在"经世致用"的时代精神影响下，明式家具首先满足了百姓日用的物质基础，进而又满足了文人的精神追求，将理性、秩序、内敛、自省等品格都物化在设计制作之中，成为时代文化精神的缩影。
关键词：明代；文人笔记；明式家具；经世致用；时代文化
中图分类号：G26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8037
Viewing the Era Culture Contained in Ming-style Furniture From the Literati's Notes in Ming Dynasty
Abstract The Ming Dynasty is a pragmatic times， and its furniture，which is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art， and now known as Ming Furniture， is the peak of ancient Chinese woodwork. Through researching the essay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author finds Ming Furniture is the result of a common action， including foreign trad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furniture met the needs of people as well as the aesthetic symbol of times.
Key words Ming Dynasty； scholar notes； Ming Furniture； to be pragmatic； culture of the times
明代是個务实的时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就是“经世致用”。社会各行各业重视实用和技术，从政府的农工政策、文人阶层的科学著述到普通百姓的日用都践行实学的风气。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颇具民主主义色彩的哲学观念，激发了人们对生活日用的审美追求。明代文人笔记内容丰富，仅从诸多有关家具的资料便能管窥一斑，并且可以从中找到明式家具能够成就盛名的缘故。通过对《长物志》《云间据目抄》《天工开物》等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明式家具其经典设计的形成得益于从海上贸易进口的优良材料、历代木作技术的深厚积淀以及明代晚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城市化的发展等多重复杂交织的因素，共同成就其达到中国家具史上的高峰。
1 航海贸易奠定了明式家具发展的物质基础
明式家具兴起于明晚期，嘉靖年间范濂的《云间据目抄》中记载：“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类。[1]”可以看出明式家具的兴盛始于明嘉靖年间。当时的中国已具备世界最先进的航海技术，借助于发达的造船工艺，船舱内部可以装载大量的瓷器、丝绸、香料等货物用于对外贸易并作为稳定船体的压仓物，以抵御海上的风浪。但是返航时如果空载，船体吃水浅则重心上移，遇风浪船体晃动剧烈易出现危险，故而回航的压仓物就选择了南海航线沿岸最丰富的物产——木材，由于红木类木材质地紧密，重量远远大于同体积的其他木材，所以成为首选材料。木材返航港后，这些压仓物便被直接卸下丢弃岸边。
明代的港口多选择在江苏、浙江、福建等对外贸易货物产地，据《云间据目抄》中记载：“纨袴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及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 [1]苏浙闽三地是传统的木器制作产地，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他们偶然发现这些废弃的压仓物是性能上佳的木器制作材料：坚硬的质地、天然的肌理和中国人特殊偏爱的紫红色泽，于是便开始尝试红木家具的制作，取得了成功，明式家具就此产生了。
另一方面，明代政府开放海禁，允许私人对外贸易，中国市场对硬木的巨大需求无疑极大地激励了硬木木材的进口，红木材料也成为压仓的主要材料之一被大量输入中国，南洋各地生产优质木材的大量涌入，保证了明式家具的材料供给源源不断。红木家具逐渐在港口地区兴起，后借助于地利条件和技术条件，苏州和广州成为红木家具最重要的产地。虽然民间同东亚、东南亚贸易人员往来由来已久，但官方的认可更加保障和促进了商业交流。
2 木作技术的历史积淀完善了明式家具的工艺结构
工艺方面，早在宋代就已经将建筑大木作的“框架结构”技术运用到小木作的家具结构制作中（图一）。这种理念确立了中国古代家具的主要结构范式，彻底改变了前朝的“壶门结构”（图二）极大地提高了家具的整体牢固性。此外，多种榫卯结构的设计使不同部位、大小、曲直材料的结合天衣无缝，既弥补了木料的缺点，又使各机构之间相互咬合互为支撑作用，在不使用钉和胶的前提下，设计堪称一绝。宋代还确立了家具的配套使用范式，如方桌配四椅、条桌配六椅、香案两边各配一把靠背椅等一系列规范一直被沿用下来[2]。另外，建筑中可以灵活开合的窗扇在此时出现，光线的引入和空气的流通方便了人们在室内的活动，家具作为室内装饰的主角开始受到重视。而明代继承了宋代的结构技术和基本范式，结合了积累的技术经验和理学的观念，这使得明式家具在中国家具发展史上大放异彩。 工具方面，作为重要的刮削木材的工具——刨子在此时出现了，《天工开物》中篇第十锤锻中有详细的记载：“凡刨，磨砺嵌钢寸铁，露刃秒忽，斜出木口之面，所以平木，古名曰“准”。巨者卧准露刃，持木抽削，名曰推刨，圆桶家使之。寻常用者横木为两翅，手执前推。梓人为细功者，有起线刨，刃阔二分许。又刮木使极光者名蜈蚣刨，一木之上，衔十余小刀，如蜈蚣之足。”刨子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家具以漆灰修整、以大漆髹饰的主流装饰方法，使材料本身的原始纹理可以通过刮削打磨显现出自然的质感[3]。而硬木本身的质地肌理丰富，色彩浓郁暗沉，光泽天然柔和，成为明式家具天然去雕饰的上佳之选。明代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成为被行业广泛认可的制作产地，其产品成为木作行业翘楚，自成流派，称谓“苏式” （图三、图四、图五）。清代又出现了“广作”“京作”，各有精彩。清代家具在明代的基础上趋向与精雕细琢的细节化倾向，注重丰富的装饰，视觉上冲击力较强，一如清代的瓷器和服饰，繁花似锦，雍容华贵。其中乾隆一朝盛极一时，多种材料和手法叠加装饰，如各种镶嵌、釦件等，但其风韵品格已达不到明代的高度了。
3 城市的崛起和商业的繁荣刺激了对明式家具的市场需求
明代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促进了城市发展。城市的数量显著增加，人口在1600年前后接近15000万，是历史上的最高点。《明史·食货志》记载宣德时期全国设有税收机构的大型工商城市，包括南京、北京在内共三十三个，明中期以后，又新增加二十多个大型工商城市，且原有大工商城市也更加繁荣[4]。家具是百姓日用必备，人口的增长和聚集加速了家具的需求。
随着明代经济的崛起，人们的日常生活愈加依赖市场和商品的流通，商業的利润较为丰厚，吸引了大量人员从事商业活动，商业意识日渐浓厚，传统的轻商观念开始改变。从皇帝（正德皇帝）、大臣、宦官到军队、百姓都去经商。后来甚至出现了弃学从商、弃官从商的现象，文人从对仕途的追求转向对现实物质生活的追求，最典型的是对自我环境的雕琢和对生活用品的考究，袁宏道在《与潘景升》中说：“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如和靖之梅，元章之石，使一物易其所好，便不成家。纵使易之，亦未必有补于品格也。”文人将自身的审美理念寄情于身外之“长物”，由物及人，人物合一，借助于闲赏外物，营造理想的生活意境。这种风气促成了明代文人赏玩雅物的社会文化，升华了世俗日常生活。
在民间，江南苏州地区购置硬木细木家具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明王士性《广志绎》中提到：“姑苏人聪慧好玩古，亦善仿古法为之......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
4 文人参与设计成就了明式家具的文化品格
明代中期，得益于商业的丰厚财富积聚，借太湖水系之地利，江南造园之风日盛，富商巨贾、退休官员争相营造私家园林，必然需要优质的家具与建筑园林这一优雅的环境相互映衬[6]（图七）。在家具的设计和制作过程中文人也参与到其中，不仅在功能使用方面，还在审美品鉴方面提出诸多见解，这是中国历代造物中最大规模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
在这一过程中，家具的设计掺入了文人的审美意志，他们崇尚材质的天然、朴素，造型的优美、稳重、简洁，做工的细致，结构的精炼，以及整体风格的高雅、庄重。设计位置的每个环节都经得起细细地推敲和品味。这使得明式家具的技术和艺术两方面都出现了新的高度。
文震亨在《长物志》（图六）卷八中记载：“位置之法，繁简不同，寒暑各异，高堂广室，曲房奥室，各有所宜，即如图书鼎彝之属，亦须安设得所，方如图画。云林清秘，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俱冷。”明式家具的用料多为紫檀木、花梨木、鸡翅木、铁力木等优质硬木。其中黄花梨最为有名，皆因其原料难成材，多依靠进口原料，国内仅海南一地能够出产，其材质如墨骨渲染，富于明代文人画的笔墨趣味。紫檀色如牛毛鸡血，有锦缎一般的柔和光感。铁力木呈凹凸鬃眼纹理，乌木日久则生成麻线一样的纹理，颇具沧桑感。鸡翅木则具有天然的显著的肌理，似翎毛质感[5]。硬木的密度远远大于普通的柴木，入水则沉，手感厚实，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中，对材质的重量比较关注，这类沉甸甸的木材从心理上给予了使用者良好的质量感觉。
明代大名士文震亨著《长物志》则更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家具的品种、使用、以及技术和审美的鉴赏（图八）。他将明式家具的品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制具尚用。家具的价值首先要体现其物质性，制作的根本要实用，如榻，根据不同的场合和使用方式，长度是不同的，聚客会友应使用七尺长榻，习禅静坐则用四尺短榻。橱，承书的橱“深度仅可容一册，阔至丈余”，承古玩玉器，则需“二尺余为宜”（图九、图十）。根据不同的用途则设计的尺寸不同；第二，精而简。明式家具选材考究，材料质地精细，木材的纹理天然而朴素，具有中国传统审美崇尚的如玉般的温润质感。突出这种质感的工艺，必然不需要过度的复杂结构和装饰，所以明式家具的结构简洁，线条流畅，略雕云头如意，使流畅中平添几多回转，饶有趣味（图十一）；第三，厚质无文。这是儒家追求的朴素的审美精神境界：质，质朴、本性之意，文，是指相对于本质的外在装饰。文震亨曾在书中有这样的品评：“今人制作，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今人慨叹实深。”明代生活的启蒙读本《养正图解》也是文人从生活细琐事入手，修身养性，追求朴素天然、质简精雅的人格理想，所以明式家具实质上是文人精神寄托的外在物化（图十二、图十三）。
5 明式家具契合了“经世致用”的时代精神
明代开国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的政策，如奖励开垦、兴修水利、减免赋税等。这些政策与儒家的入世思想是一致的，都有济世的理想抱负。朱元璋还下令销毁各种元朝统治留下的生活痕迹，拆毁元朝宫殿，禁止胡服、胡语、胡姓、胡俗，力求扭转元朝尚武奢靡的风气，转而走向端庄敦厚的世风。明初的文化政策迎合了儒家提倡的“温润”“敦厚”的审美趣味，文学作品，百姓生活日常也同样体现出这种趋势。 西方天主教耶稣会教士来华传教，最著名的是利玛窦，借助于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机械技术的手段，获得了传教的许可，并获得了上层知识分子的认可，其中不乏徐光启、李之藻、王艮等大学者。西方传教的影响虽然有限，却为中国带来理性思维的启蒙[7]。明代的知识分子热衷于研究自然科学，这时期科学著述颇丰，著名的有《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农政全書》《鲁班经》（图十四、图十五）等，这正是知识分子务实践行的科学理性思想下收获的果实，明代知识分子以实践的方式体现出他们特有的技术哲学思想，并使这种务实求真的哲学深入到人们心中，进而影响了百姓日用的审美风尚。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并非只是简单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操作方法，还包含了他对古代儒家、法家等诸子百家重视民生日用的古老哲学思想的继承，提高了当时被称为“末技”的手工艺技术的地位，强调以民生日用为第一要务，将百姓衣食放在前八卷，日用器具技术放在中卷，珠玉则排在下卷，不难看出明人造物朴素的工艺观。一切的形式美都要以服从功能和生活方式为基础，这也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设计的基本原则。
明代统治者皆出身南方，并且开朝定都于应天府（今南京市），生活习俗不可避免地受到江南地域、气候、风物等特征影响。我国江南地区气候闷热潮湿，建筑高度比较高，开窗扇比较大，这样能使空气流通顺畅，达到凉爽和干燥的目的。室内外的温度在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里相差不大，所以室外的活动社交时间比较多，亭台水榭就多是配合这种生活方式的建筑。硬木家具在湿气比较大的南方，因其材质密、应力小，结构相对比较稳定，不易变形，经久耐用，广受社会认可。此外，江南民间普通家具日用多采用榉木和竹子为材料，日久则呈棕黄颜色，而硬木天然的暗沉颜色顺应了江南旧俗的审美习惯。明式家具在结构上追求精炼洒脱，部件衔接处理简洁利落；线条舒展流畅，一气呵成；比例适度，仪态端庄；偶有装饰，也是神来之笔，点到即止。
6 结语
《考工记》中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明式家具正是符合了中国这一古老的造物原则而成就非凡。从材料上，质地天然，细腻坚韧；从工艺上，穷工惮巧，精细雕琢；从审美上，华美庄重，古拙雅致，这是登峰造极的时代艺术产物，为后世仰止。其不仅对当时的生活方式、美学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研究当今生活史、艺术史、设计史等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1.
[2] 李宗山.中国家具史图说[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271.
[3] 李克忠.中国明式家具木作技术溯源[J].家具与室内装饰，2008（1）：36-37.
[4] 朴元熇.《明史·食货志》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187-197.
[5] 胡德生.中国家具真伪识别[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67-81.
[6] 濮安国.明清家具鉴赏[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73-83.
[7] 杭间.中国工艺美学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114-120.
作者简介：杜立君，女，大连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讲师。
关键词：明代；文人笔记；明式家具；经世致用；时代文化
中图分类号：G26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8037
Viewing the Era Culture Contained in Ming-style Furniture From the Literati's Notes in Ming Dynasty
Abstract The Ming Dynasty is a pragmatic times， and its furniture，which is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art， and now known as Ming Furniture， is the peak of ancient Chinese woodwork. Through researching the essay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author finds Ming Furniture is the result of a common action， including foreign trade， traditional technology，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furniture met the needs of people as well as the aesthetic symbol of times.
Key words Ming Dynasty； scholar notes； Ming Furniture； to be pragmatic； culture of the times
明代是個务实的时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就是“经世致用”。社会各行各业重视实用和技术，从政府的农工政策、文人阶层的科学著述到普通百姓的日用都践行实学的风气。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颇具民主主义色彩的哲学观念，激发了人们对生活日用的审美追求。明代文人笔记内容丰富，仅从诸多有关家具的资料便能管窥一斑，并且可以从中找到明式家具能够成就盛名的缘故。通过对《长物志》《云间据目抄》《天工开物》等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明式家具其经典设计的形成得益于从海上贸易进口的优良材料、历代木作技术的深厚积淀以及明代晚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城市化的发展等多重复杂交织的因素，共同成就其达到中国家具史上的高峰。
1 航海贸易奠定了明式家具发展的物质基础
明式家具兴起于明晚期，嘉靖年间范濂的《云间据目抄》中记载：“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类。[1]”可以看出明式家具的兴盛始于明嘉靖年间。当时的中国已具备世界最先进的航海技术，借助于发达的造船工艺，船舱内部可以装载大量的瓷器、丝绸、香料等货物用于对外贸易并作为稳定船体的压仓物，以抵御海上的风浪。但是返航时如果空载，船体吃水浅则重心上移，遇风浪船体晃动剧烈易出现危险，故而回航的压仓物就选择了南海航线沿岸最丰富的物产——木材，由于红木类木材质地紧密，重量远远大于同体积的其他木材，所以成为首选材料。木材返航港后，这些压仓物便被直接卸下丢弃岸边。
明代的港口多选择在江苏、浙江、福建等对外贸易货物产地，据《云间据目抄》中记载：“纨袴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及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 [1]苏浙闽三地是传统的木器制作产地，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他们偶然发现这些废弃的压仓物是性能上佳的木器制作材料：坚硬的质地、天然的肌理和中国人特殊偏爱的紫红色泽，于是便开始尝试红木家具的制作，取得了成功，明式家具就此产生了。
另一方面，明代政府开放海禁，允许私人对外贸易，中国市场对硬木的巨大需求无疑极大地激励了硬木木材的进口，红木材料也成为压仓的主要材料之一被大量输入中国，南洋各地生产优质木材的大量涌入，保证了明式家具的材料供给源源不断。红木家具逐渐在港口地区兴起，后借助于地利条件和技术条件，苏州和广州成为红木家具最重要的产地。虽然民间同东亚、东南亚贸易人员往来由来已久，但官方的认可更加保障和促进了商业交流。
2 木作技术的历史积淀完善了明式家具的工艺结构
工艺方面，早在宋代就已经将建筑大木作的“框架结构”技术运用到小木作的家具结构制作中（图一）。这种理念确立了中国古代家具的主要结构范式，彻底改变了前朝的“壶门结构”（图二）极大地提高了家具的整体牢固性。此外，多种榫卯结构的设计使不同部位、大小、曲直材料的结合天衣无缝，既弥补了木料的缺点，又使各机构之间相互咬合互为支撑作用，在不使用钉和胶的前提下，设计堪称一绝。宋代还确立了家具的配套使用范式，如方桌配四椅、条桌配六椅、香案两边各配一把靠背椅等一系列规范一直被沿用下来[2]。另外，建筑中可以灵活开合的窗扇在此时出现，光线的引入和空气的流通方便了人们在室内的活动，家具作为室内装饰的主角开始受到重视。而明代继承了宋代的结构技术和基本范式，结合了积累的技术经验和理学的观念，这使得明式家具在中国家具发展史上大放异彩。 工具方面，作为重要的刮削木材的工具——刨子在此时出现了，《天工开物》中篇第十锤锻中有详细的记载：“凡刨，磨砺嵌钢寸铁，露刃秒忽，斜出木口之面，所以平木，古名曰“准”。巨者卧准露刃，持木抽削，名曰推刨，圆桶家使之。寻常用者横木为两翅，手执前推。梓人为细功者，有起线刨，刃阔二分许。又刮木使极光者名蜈蚣刨，一木之上，衔十余小刀，如蜈蚣之足。”刨子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家具以漆灰修整、以大漆髹饰的主流装饰方法，使材料本身的原始纹理可以通过刮削打磨显现出自然的质感[3]。而硬木本身的质地肌理丰富，色彩浓郁暗沉，光泽天然柔和，成为明式家具天然去雕饰的上佳之选。明代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成为被行业广泛认可的制作产地，其产品成为木作行业翘楚，自成流派，称谓“苏式” （图三、图四、图五）。清代又出现了“广作”“京作”，各有精彩。清代家具在明代的基础上趋向与精雕细琢的细节化倾向，注重丰富的装饰，视觉上冲击力较强，一如清代的瓷器和服饰，繁花似锦，雍容华贵。其中乾隆一朝盛极一时，多种材料和手法叠加装饰，如各种镶嵌、釦件等，但其风韵品格已达不到明代的高度了。
3 城市的崛起和商业的繁荣刺激了对明式家具的市场需求
明代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促进了城市发展。城市的数量显著增加，人口在1600年前后接近15000万，是历史上的最高点。《明史·食货志》记载宣德时期全国设有税收机构的大型工商城市，包括南京、北京在内共三十三个，明中期以后，又新增加二十多个大型工商城市，且原有大工商城市也更加繁荣[4]。家具是百姓日用必备，人口的增长和聚集加速了家具的需求。
随着明代经济的崛起，人们的日常生活愈加依赖市场和商品的流通，商業的利润较为丰厚，吸引了大量人员从事商业活动，商业意识日渐浓厚，传统的轻商观念开始改变。从皇帝（正德皇帝）、大臣、宦官到军队、百姓都去经商。后来甚至出现了弃学从商、弃官从商的现象，文人从对仕途的追求转向对现实物质生活的追求，最典型的是对自我环境的雕琢和对生活用品的考究，袁宏道在《与潘景升》中说：“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如和靖之梅，元章之石，使一物易其所好，便不成家。纵使易之，亦未必有补于品格也。”文人将自身的审美理念寄情于身外之“长物”，由物及人，人物合一，借助于闲赏外物，营造理想的生活意境。这种风气促成了明代文人赏玩雅物的社会文化，升华了世俗日常生活。
在民间，江南苏州地区购置硬木细木家具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明王士性《广志绎》中提到：“姑苏人聪慧好玩古，亦善仿古法为之......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
4 文人参与设计成就了明式家具的文化品格
明代中期，得益于商业的丰厚财富积聚，借太湖水系之地利，江南造园之风日盛，富商巨贾、退休官员争相营造私家园林，必然需要优质的家具与建筑园林这一优雅的环境相互映衬[6]（图七）。在家具的设计和制作过程中文人也参与到其中，不仅在功能使用方面，还在审美品鉴方面提出诸多见解，这是中国历代造物中最大规模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
在这一过程中，家具的设计掺入了文人的审美意志，他们崇尚材质的天然、朴素，造型的优美、稳重、简洁，做工的细致，结构的精炼，以及整体风格的高雅、庄重。设计位置的每个环节都经得起细细地推敲和品味。这使得明式家具的技术和艺术两方面都出现了新的高度。
文震亨在《长物志》（图六）卷八中记载：“位置之法，繁简不同，寒暑各异，高堂广室，曲房奥室，各有所宜，即如图书鼎彝之属，亦须安设得所，方如图画。云林清秘，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俱冷。”明式家具的用料多为紫檀木、花梨木、鸡翅木、铁力木等优质硬木。其中黄花梨最为有名，皆因其原料难成材，多依靠进口原料，国内仅海南一地能够出产，其材质如墨骨渲染，富于明代文人画的笔墨趣味。紫檀色如牛毛鸡血，有锦缎一般的柔和光感。铁力木呈凹凸鬃眼纹理，乌木日久则生成麻线一样的纹理，颇具沧桑感。鸡翅木则具有天然的显著的肌理，似翎毛质感[5]。硬木的密度远远大于普通的柴木，入水则沉，手感厚实，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中，对材质的重量比较关注，这类沉甸甸的木材从心理上给予了使用者良好的质量感觉。
明代大名士文震亨著《长物志》则更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家具的品种、使用、以及技术和审美的鉴赏（图八）。他将明式家具的品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制具尚用。家具的价值首先要体现其物质性，制作的根本要实用，如榻，根据不同的场合和使用方式，长度是不同的，聚客会友应使用七尺长榻，习禅静坐则用四尺短榻。橱，承书的橱“深度仅可容一册，阔至丈余”，承古玩玉器，则需“二尺余为宜”（图九、图十）。根据不同的用途则设计的尺寸不同；第二，精而简。明式家具选材考究，材料质地精细，木材的纹理天然而朴素，具有中国传统审美崇尚的如玉般的温润质感。突出这种质感的工艺，必然不需要过度的复杂结构和装饰，所以明式家具的结构简洁，线条流畅，略雕云头如意，使流畅中平添几多回转，饶有趣味（图十一）；第三，厚质无文。这是儒家追求的朴素的审美精神境界：质，质朴、本性之意，文，是指相对于本质的外在装饰。文震亨曾在书中有这样的品评：“今人制作，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今人慨叹实深。”明代生活的启蒙读本《养正图解》也是文人从生活细琐事入手，修身养性，追求朴素天然、质简精雅的人格理想，所以明式家具实质上是文人精神寄托的外在物化（图十二、图十三）。
5 明式家具契合了“经世致用”的时代精神
明代开国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的政策，如奖励开垦、兴修水利、减免赋税等。这些政策与儒家的入世思想是一致的，都有济世的理想抱负。朱元璋还下令销毁各种元朝统治留下的生活痕迹，拆毁元朝宫殿，禁止胡服、胡语、胡姓、胡俗，力求扭转元朝尚武奢靡的风气，转而走向端庄敦厚的世风。明初的文化政策迎合了儒家提倡的“温润”“敦厚”的审美趣味，文学作品，百姓生活日常也同样体现出这种趋势。 西方天主教耶稣会教士来华传教，最著名的是利玛窦，借助于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机械技术的手段，获得了传教的许可，并获得了上层知识分子的认可，其中不乏徐光启、李之藻、王艮等大学者。西方传教的影响虽然有限，却为中国带来理性思维的启蒙[7]。明代的知识分子热衷于研究自然科学，这时期科学著述颇丰，著名的有《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农政全書》《鲁班经》（图十四、图十五）等，这正是知识分子务实践行的科学理性思想下收获的果实，明代知识分子以实践的方式体现出他们特有的技术哲学思想，并使这种务实求真的哲学深入到人们心中，进而影响了百姓日用的审美风尚。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并非只是简单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操作方法，还包含了他对古代儒家、法家等诸子百家重视民生日用的古老哲学思想的继承，提高了当时被称为“末技”的手工艺技术的地位，强调以民生日用为第一要务，将百姓衣食放在前八卷，日用器具技术放在中卷，珠玉则排在下卷，不难看出明人造物朴素的工艺观。一切的形式美都要以服从功能和生活方式为基础，这也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设计的基本原则。
明代统治者皆出身南方，并且开朝定都于应天府（今南京市），生活习俗不可避免地受到江南地域、气候、风物等特征影响。我国江南地区气候闷热潮湿，建筑高度比较高，开窗扇比较大，这样能使空气流通顺畅，达到凉爽和干燥的目的。室内外的温度在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里相差不大，所以室外的活动社交时间比较多，亭台水榭就多是配合这种生活方式的建筑。硬木家具在湿气比较大的南方，因其材质密、应力小，结构相对比较稳定，不易变形，经久耐用，广受社会认可。此外，江南民间普通家具日用多采用榉木和竹子为材料，日久则呈棕黄颜色，而硬木天然的暗沉颜色顺应了江南旧俗的审美习惯。明式家具在结构上追求精炼洒脱，部件衔接处理简洁利落；线条舒展流畅，一气呵成；比例适度，仪态端庄；偶有装饰，也是神来之笔，点到即止。
6 结语
《考工记》中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明式家具正是符合了中国这一古老的造物原则而成就非凡。从材料上，质地天然，细腻坚韧；从工艺上，穷工惮巧，精细雕琢；从审美上，华美庄重，古拙雅致，这是登峰造极的时代艺术产物，为后世仰止。其不仅对当时的生活方式、美学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研究当今生活史、艺术史、设计史等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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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德生.中国家具真伪识别[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67-81.
[6] 濮安国.明清家具鉴赏[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73-83.
[7] 杭间.中国工艺美学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114-120.
作者简介：杜立君，女，大连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