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的一天，钱三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非常严肃和秘密地告诉我，希望我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事情。钱先生与我的这次谈话，改变、决定了我此后的人生道路。
　　我的青少年時代恰逢抗日战争时期，是在沦陷区天津度过的。日本鬼子的横行霸道、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印象。我在青少年时代就爱科学，也立志长大要科学报国。但是我的性格内向，喜欢安静，更喜欢基础科学研究，对应用研究不太感兴趣，比较适合从事小科学研究，不宜从事大科学研究;更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从事诸如研制氢弹这样一类大系统科学工程的工作。
　　当时我国正处于遭受天灾人祸，苏联撤走专家，国民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钱三强先生在这个时候找我，要我参加研究，我深知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国就无家，更何来个人的兴趣、志向和名誉？面对这样重大的项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现代化建设之中，我也就可以欣慰了，经过短暂思想斗争后，我接受了这项沉重的使命，全力以赴参加这个工作了。
　　（杨琳摘编自《请历史记住他们——中国科学家与“两弹一星”》，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科学时报社/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