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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胡乔木（1912—1992）是江苏盐城人，虽然按当下的区域划分，乔木出生地是盐城市所属盐都区张本村人，我是该市所属建湖县人。但在清代及民国年间，盐城地域辽阔，1942年新四军挺进盐城，建立抗日根据地，为便于管辖，开展游击战争，从盐城县中分出建阳（1950年因与福建建阳县重名，国务院令改名，县政府召开座谈会，因县属建阳镇，是南宋民族英雄陆秀夫故里，县治所在镇名湖垜，故改名建湖县）、射阳、南阳（即今大丰等县）。余生也晚，知道乔木大名，是解放初上初中时，政治课必读教材是乔木著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授课老师是盐阜地区著名的教育家、老共产党员杨学贤先生（已故）。他告诉我们，乔木是党内大秀才、理论家、毛主席的秘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他加工整理成文的。又说，值得我们骄傲的是，我们盐城有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乔冠华是建湖县乔家舍人）。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后改名乔木，乔冠华也写得一手好文章，笔名也是乔木。毛主席曾问他俩，谁先署“乔木”这一笔名写文章的？胡乔木回答是他，毛主席便勸乔冠华以后别用这个笔名了，他自然遵命。教我们英语和生理卫生课的蔡仲勋老师（已故）也曾在课堂上说：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先生（1885—1957）与我很熟，三十年代时我们曾在盐城县政府主持下续编盐城县志，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他为人谦和，学问好，诗也做得好——有其父必有其子，难怪胡乔木文章写得这么好，他有家学渊源嘛。从此，乔木的名字，便深深地留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中。
1979年春节刚过，我奉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乔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当时，邓小平强调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对党和国家的危害，乔木曾派秘书来找历史所所长侯外庐先生，要他开一个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参考书目。侯老病得很重，无能为力。他的秘书、思想史研究室主任黄宣民先生与我有私谊，跟我说：王兄，你读书多，请你帮忙开一个书目。我答应了，很快开了书目，有二十多种。我并未具名，因此乔木并不知道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研究人员。1979年秋，我在院写作组办的内刊《未定稿》上发表了《“万岁”考》。《未定稿》当时由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林韦主编，李凌（曾任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空军报》理论部主任）担任编辑部主任，王小强、王小鲁当编辑。时任社科院副院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力群主管《未定稿》，发行从原来的一百多份到后来的一万多份，影响很大。最早提倡包产到户的文章，就是《未定稿》发表的。后来我到了一些省市才知道，一些地方宣传部门领导，实际上是把《未定稿》看成党中央的一个窗口。《“万岁”考》发表后，很多省份凡是恢复了社联机构的，都在其内刊上转载此文。这年10月号的《历史研究》经主编丁伟志事先来电，征得我同意后，公开发表此文，香港的《大公报》很快也用显著版面刊出，台湾的《中国时报》还发了消息。乔木读了此文后，显然是赞赏的，亡友理论家张显扬是我院第一次党代会代表，他告诉我，乔木在党代会上作报告时，强调要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并说：“王春瑜同志写的《“万岁”考》，就是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好文章。”我听了当然高兴。
乔木位居要津，我见到他本人一共两次。一次是1979年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大会上，一次是该年10月在同一场合召开的我院庆祝国庆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乔木都坐在主席台上。前一次我因事迟到，位子都满了，只好坐到第一排。说来有趣，第一排只坐了一个人，就是邓力群副院长。我坐到他身边后他笑了笑，本来以为他会批评我，这也可看出邓老待部下、年轻人的厚道。邓老后来曾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拟放在国家图书馆内，但遭到该馆的抵制。（笔者按：我所同事元史学者杨讷后调至国家图书馆任副馆长，告诉我他当面拒绝邓力群的要求，邓很生气，事后通知主管部门，解除了其副馆长的职务。）后在地安门西大街的旌勇里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邓老把参加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研究丛书》的作者都调到所里去，享受厅局级待遇，每人都配有电脑，真不啻享如天之福了。邓老现已一百岁，双目失明，躺在北京医院北楼的高干病房里，享受副总理级待遇，看望他很麻烦，我只好望门止步。
邓力群对乔木非常尊敬，说乔木很有思想，学问很大。但胡耀邦、胡启立、张光年都说过：“乔木一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同时，乔木对耀邦的学问未免太小看了。近来我去拜访李锐老人，请他为攀枝花市“大三线纪念馆”题字，闲谈中他不无感慨地说：“耀邦为人太老实。”一次乔木给耀邦打电话，说：耀邦，你只有小学文化（按：耀邦跟着表哥杨勇参加红军时，是初中文化），你写文章，先寄给我，经我修改再拿出去发表。乔木此话相当不妥，耀邦是个刻苦读书并博览群书的人。1975年，他被“四人帮”靠边站，闲居多暇，特地来到我所向侯外庐先生借了其大著《中国思想通史》（共四卷），从头至尾认真读了一遍。该书枯燥无味，耀邦竟读来津津有味，真让人佩服。从我而论，也算一名史学家，只看了这部大书的第四卷明清部分，而且因学术观点不同（我不赞成中国市民阶层及其启蒙思想说），也未读完。
乔木学问固然很好，但也有其局限性。他大概受胡适、鲁迅影响，认为并无施耐庵其人。因此，当上世纪80年代苏北兴化、大丰发现了出土的《施廷佐墓志铭》、施满家的《施氏家谱》等文物史料，证明确有施耐庵其人时，我闻讯，在时任所党委书记梁寒冰（“文革”前任华北局宣传部部长）的支持下，开了所介绍信，到兴化、大丰作了实地考察。之后写了《施耐庵故乡考察散记》，刊于《光明日报》，文章几乎占一版，很醒目。乔木因根本不信有施耐庵其人，也派了文学所的刘某去调查，返京后，此人竟给乔木写了一封信，造谣说我去苏北的大丰、兴化调查，是胡乔木派来的。乔木信以为真，把此信转给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贺让与他熟稔的我的好友冯其庸老大哥告知我此事。冯老对我调查、发表考察记都是支持的。我素来刚正不阿，“说大人则藐之”，义正词严地给乔木写了一封信，说明真相，并说：“我从来不打别人的旗号，也用不着打你的旗号。我不排除到法院起诉刘某。”我将此信交院办公厅转乔木，他收到后，自然是不了了之。 还值得一提的，乔木让文化部通知大丰、兴化政府，把文物、史料拿到北京，由其老同学文学所的余冠英研究员主持鉴定会，把历史所、考古所撇在一边。余先生是研究楚辞的专家，对明清史、考古并无素养，他主持的鉴定，能有什么学术价值？更有甚者，乔木还亲自打电话给江苏省领导，阻挠大丰建立施耐庵纪念馆，主管文教的柳林副省长置之未理。还有一件事，更令我大惑不解。上世纪80年代建湖县的一位副县长，来京找到乔木家中，请他支持陆秀夫纪念馆。乔木竟说：我从未听说过陆秀夫跟建阳镇有什么关系，拒绝支持。其实，早在明代，盐城就建有陆公祠（今犹存），在大街上竖有陆秀夫牌坊，30年代时乔木在盐城上中学，应当是看到过的，怎么会忘得一干二净？
乔木学风严谨，近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书信集，其中有封信提到前述之事，说“我与历史所王春瑜同志不熟悉”，这是事实。我从未到院部找过他，一次我因事跟一位老朋友去南长街程子华上将家（时任民政部部长），他与乔木家相邻，我也未去拜访。上世纪80年代初，盐城县修新的县志，请乔木题签，乔木很快用毛笔题好后寄去。但这部县志，是一位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还玉先生主修的，所定体例甚不合理。盐城县志办公室曾将此志征求东台县志办意见，他们如实提了意见，还玉大发脾气，东台方面为息事宁人，特地到盐城办了一桌饭，向还玉老人赔礼道歉了事。盐城县政府郑重地将志稿寄请乔木审阅，乔木阅后，认为体例不伦不类，写信给盐城县志办，宣布撤销题签。不久，我去盐城办事，因我是县志顾问之一，县志办将县志样稿给我看，并告知还玉发脾气的事。我当场翻阅此志后，体例非驴非马，完全不符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的新修方志条例。我给此志修改了体例，请他们认真修改志稿。并告诉他们，还玉如仍坚持己见，不必惹他，让他到北京来找我好了，当然也可请我来盐城与他辩论。盐城县志办严格按我列出的体例，认真修改志稿，后将定稿寄请乔木再审阅。乔木满意此稿，通知盐城县政府，同意恢复他的题签。此志公开出版后，赠乔木一部，也送我一部。印制精良，我很高兴。我想，乔木看了由他题签的这部故乡县志，也应当是高兴的。
乔木追随毛泽东多年，对毛的心思相当清楚。1959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号召人们向海瑞学习他敢于骂嘉靖皇帝的精神。李锐觉得奇怪，去问乔木，毛主席这番话到底什么意思？乔木说：“我看主席實际上是要大家不要向海瑞学习。”（笔者按：这是李锐老人与我聊天时所讲）呜呼：自古以来都是“天高意难问”，号召大家学习海瑞，不过是像1956年那样，又一次钓鱼而已。吴晗虽然是明史学界的前辈，但我认为，他并未读懂明史。毛泽东曾说过：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一个是刘邦，是个大草包，一个是朱元璋识字不多。（笔者按：实际历史是，刘邦写的《大风歌》传颂至今，岂是草包？朱元璋著有诗集，原稿今存台湾，已影印出版，怎能说识字不多？我曾著文辨正，此处不枝蔓）清初历史学家赵翼曾在《廿二史劄记》中指出，朱元璋效法刘邦，因为刘邦是流氓，朱元璋也是，两人的屠戮开国功臣，如出一辙。毛泽东曾公开承认自己“有猴气”。此气与那气，用句土话说，是“一鼻孔通气”也。按党中央布署，乔木与邓力群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最早还是在叶剑英、胡耀邦的建议下，在1977年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由我所科研处林英同志提出并写进会议简报，受到中央重视），我有幸看到了这份决议的征求意见稿，对毛泽东作了尖锐的批评，特别指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错误尤其严重。邓小平看了此稿，很不满意，找了乔木、邓力群谈话，说：“胡乔木，没有毛主席对你我的保护，你我还有今天吗？”邓力群后来在我院开会，向处以上干部作了传达，我因为与会，故印象深刻。
乔木晚年身体不好，坐轮椅。他编辑了自己的文集，交人民出版社出版。责编是该社的一位副总编辑，与我熟稔。有一天他去乔木家，说：“乔木，你的文集中有四篇文章，《毛选》里都有，你看收还是不收？”乔木一愣，一分多钟后才说：“当然不收。”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乔木还是有“夫子气”，也未认真读过清代文字狱案例，为领袖代笔文，竟敢收入自己文集，是“大逆不道”之事。杨绛先生曾说“天下世界，最苦恼的人是胡乔木”，依我看，他是内心很纠结的人，加上有严重胃病，故难享高寿。我为这位乡贤深深叹息。
2014年10月30—31日于老牛堂
（作者系历史学者）
1979年春节刚过，我奉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乔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当时，邓小平强调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对党和国家的危害，乔木曾派秘书来找历史所所长侯外庐先生，要他开一个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参考书目。侯老病得很重，无能为力。他的秘书、思想史研究室主任黄宣民先生与我有私谊，跟我说：王兄，你读书多，请你帮忙开一个书目。我答应了，很快开了书目，有二十多种。我并未具名，因此乔木并不知道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研究人员。1979年秋，我在院写作组办的内刊《未定稿》上发表了《“万岁”考》。《未定稿》当时由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林韦主编，李凌（曾任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空军报》理论部主任）担任编辑部主任，王小强、王小鲁当编辑。时任社科院副院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力群主管《未定稿》，发行从原来的一百多份到后来的一万多份，影响很大。最早提倡包产到户的文章，就是《未定稿》发表的。后来我到了一些省市才知道，一些地方宣传部门领导，实际上是把《未定稿》看成党中央的一个窗口。《“万岁”考》发表后，很多省份凡是恢复了社联机构的，都在其内刊上转载此文。这年10月号的《历史研究》经主编丁伟志事先来电，征得我同意后，公开发表此文，香港的《大公报》很快也用显著版面刊出，台湾的《中国时报》还发了消息。乔木读了此文后，显然是赞赏的，亡友理论家张显扬是我院第一次党代会代表，他告诉我，乔木在党代会上作报告时，强调要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并说：“王春瑜同志写的《“万岁”考》，就是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好文章。”我听了当然高兴。
乔木位居要津，我见到他本人一共两次。一次是1979年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大会上，一次是该年10月在同一场合召开的我院庆祝国庆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乔木都坐在主席台上。前一次我因事迟到，位子都满了，只好坐到第一排。说来有趣，第一排只坐了一个人，就是邓力群副院长。我坐到他身边后他笑了笑，本来以为他会批评我，这也可看出邓老待部下、年轻人的厚道。邓老后来曾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拟放在国家图书馆内，但遭到该馆的抵制。（笔者按：我所同事元史学者杨讷后调至国家图书馆任副馆长，告诉我他当面拒绝邓力群的要求，邓很生气，事后通知主管部门，解除了其副馆长的职务。）后在地安门西大街的旌勇里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邓老把参加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研究丛书》的作者都调到所里去，享受厅局级待遇，每人都配有电脑，真不啻享如天之福了。邓老现已一百岁，双目失明，躺在北京医院北楼的高干病房里，享受副总理级待遇，看望他很麻烦，我只好望门止步。
邓力群对乔木非常尊敬，说乔木很有思想，学问很大。但胡耀邦、胡启立、张光年都说过：“乔木一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同时，乔木对耀邦的学问未免太小看了。近来我去拜访李锐老人，请他为攀枝花市“大三线纪念馆”题字，闲谈中他不无感慨地说：“耀邦为人太老实。”一次乔木给耀邦打电话，说：耀邦，你只有小学文化（按：耀邦跟着表哥杨勇参加红军时，是初中文化），你写文章，先寄给我，经我修改再拿出去发表。乔木此话相当不妥，耀邦是个刻苦读书并博览群书的人。1975年，他被“四人帮”靠边站，闲居多暇，特地来到我所向侯外庐先生借了其大著《中国思想通史》（共四卷），从头至尾认真读了一遍。该书枯燥无味，耀邦竟读来津津有味，真让人佩服。从我而论，也算一名史学家，只看了这部大书的第四卷明清部分，而且因学术观点不同（我不赞成中国市民阶层及其启蒙思想说），也未读完。
乔木学问固然很好，但也有其局限性。他大概受胡适、鲁迅影响，认为并无施耐庵其人。因此，当上世纪80年代苏北兴化、大丰发现了出土的《施廷佐墓志铭》、施满家的《施氏家谱》等文物史料，证明确有施耐庵其人时，我闻讯，在时任所党委书记梁寒冰（“文革”前任华北局宣传部部长）的支持下，开了所介绍信，到兴化、大丰作了实地考察。之后写了《施耐庵故乡考察散记》，刊于《光明日报》，文章几乎占一版，很醒目。乔木因根本不信有施耐庵其人，也派了文学所的刘某去调查，返京后，此人竟给乔木写了一封信，造谣说我去苏北的大丰、兴化调查，是胡乔木派来的。乔木信以为真，把此信转给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贺让与他熟稔的我的好友冯其庸老大哥告知我此事。冯老对我调查、发表考察记都是支持的。我素来刚正不阿，“说大人则藐之”，义正词严地给乔木写了一封信，说明真相，并说：“我从来不打别人的旗号，也用不着打你的旗号。我不排除到法院起诉刘某。”我将此信交院办公厅转乔木，他收到后，自然是不了了之。 还值得一提的，乔木让文化部通知大丰、兴化政府，把文物、史料拿到北京，由其老同学文学所的余冠英研究员主持鉴定会，把历史所、考古所撇在一边。余先生是研究楚辞的专家，对明清史、考古并无素养，他主持的鉴定，能有什么学术价值？更有甚者，乔木还亲自打电话给江苏省领导，阻挠大丰建立施耐庵纪念馆，主管文教的柳林副省长置之未理。还有一件事，更令我大惑不解。上世纪80年代建湖县的一位副县长，来京找到乔木家中，请他支持陆秀夫纪念馆。乔木竟说：我从未听说过陆秀夫跟建阳镇有什么关系，拒绝支持。其实，早在明代，盐城就建有陆公祠（今犹存），在大街上竖有陆秀夫牌坊，30年代时乔木在盐城上中学，应当是看到过的，怎么会忘得一干二净？
乔木学风严谨，近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书信集，其中有封信提到前述之事，说“我与历史所王春瑜同志不熟悉”，这是事实。我从未到院部找过他，一次我因事跟一位老朋友去南长街程子华上将家（时任民政部部长），他与乔木家相邻，我也未去拜访。上世纪80年代初，盐城县修新的县志，请乔木题签，乔木很快用毛笔题好后寄去。但这部县志，是一位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还玉先生主修的，所定体例甚不合理。盐城县志办公室曾将此志征求东台县志办意见，他们如实提了意见，还玉大发脾气，东台方面为息事宁人，特地到盐城办了一桌饭，向还玉老人赔礼道歉了事。盐城县政府郑重地将志稿寄请乔木审阅，乔木阅后，认为体例不伦不类，写信给盐城县志办，宣布撤销题签。不久，我去盐城办事，因我是县志顾问之一，县志办将县志样稿给我看，并告知还玉发脾气的事。我当场翻阅此志后，体例非驴非马，完全不符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的新修方志条例。我给此志修改了体例，请他们认真修改志稿。并告诉他们，还玉如仍坚持己见，不必惹他，让他到北京来找我好了，当然也可请我来盐城与他辩论。盐城县志办严格按我列出的体例，认真修改志稿，后将定稿寄请乔木再审阅。乔木满意此稿，通知盐城县政府，同意恢复他的题签。此志公开出版后，赠乔木一部，也送我一部。印制精良，我很高兴。我想，乔木看了由他题签的这部故乡县志，也应当是高兴的。
乔木追随毛泽东多年，对毛的心思相当清楚。1959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号召人们向海瑞学习他敢于骂嘉靖皇帝的精神。李锐觉得奇怪，去问乔木，毛主席这番话到底什么意思？乔木说：“我看主席實际上是要大家不要向海瑞学习。”（笔者按：这是李锐老人与我聊天时所讲）呜呼：自古以来都是“天高意难问”，号召大家学习海瑞，不过是像1956年那样，又一次钓鱼而已。吴晗虽然是明史学界的前辈，但我认为，他并未读懂明史。毛泽东曾说过：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一个是刘邦，是个大草包，一个是朱元璋识字不多。（笔者按：实际历史是，刘邦写的《大风歌》传颂至今，岂是草包？朱元璋著有诗集，原稿今存台湾，已影印出版，怎能说识字不多？我曾著文辨正，此处不枝蔓）清初历史学家赵翼曾在《廿二史劄记》中指出，朱元璋效法刘邦，因为刘邦是流氓，朱元璋也是，两人的屠戮开国功臣，如出一辙。毛泽东曾公开承认自己“有猴气”。此气与那气，用句土话说，是“一鼻孔通气”也。按党中央布署，乔木与邓力群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最早还是在叶剑英、胡耀邦的建议下，在1977年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由我所科研处林英同志提出并写进会议简报，受到中央重视），我有幸看到了这份决议的征求意见稿，对毛泽东作了尖锐的批评，特别指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错误尤其严重。邓小平看了此稿，很不满意，找了乔木、邓力群谈话，说：“胡乔木，没有毛主席对你我的保护，你我还有今天吗？”邓力群后来在我院开会，向处以上干部作了传达，我因为与会，故印象深刻。
乔木晚年身体不好，坐轮椅。他编辑了自己的文集，交人民出版社出版。责编是该社的一位副总编辑，与我熟稔。有一天他去乔木家，说：“乔木，你的文集中有四篇文章，《毛选》里都有，你看收还是不收？”乔木一愣，一分多钟后才说：“当然不收。”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乔木还是有“夫子气”，也未认真读过清代文字狱案例，为领袖代笔文，竟敢收入自己文集，是“大逆不道”之事。杨绛先生曾说“天下世界，最苦恼的人是胡乔木”，依我看，他是内心很纠结的人，加上有严重胃病，故难享高寿。我为这位乡贤深深叹息。
2014年10月30—31日于老牛堂
（作者系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