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6月，天津地方政府抓获了一个拐卖儿童的罪犯王三，在王三的供词中牵涉到法国的天主教堂。当地群众本来就对法国教士的嚣张气焰不满，因而借机自发砸毁了教堂。法国领事丰大业于6月23日找到天津的中国官员进行交涉，并持手枪威胁群众，群众忍无可忍，双方开始互殴并兵戎相见，结果丰大业本人和一批法国教士、修女在混乱中被人打死。这就是“天津教案”。
　　事情发生后，法国政府借题发挥，清政府遂派兵部左侍郎崇厚为特使，兵部候补员外郎张德彝为英文翻译。携一千人等，到法国赔礼道歉。
　　因动乱在法待近1年。1871年1月24日，崇厚、张德彝一行抵达法国马赛。当时，正值普法战争法国战败之时，法国政府无暇顾及清朝的这个“谢罪使团”，结果崇厚等人在法国一直待了近一年。由于这个缘故，这些人从头到尾见证了巴黎公社起义的全过程。其中，张德彝以目击者的身份，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了法国投降、巴黎起义、凡尔赛军队攻占巴黎以及对革命者进行大规模镇压等历史场面。
　　3月17日，张德彝奉命先往巴黎，为中国使者寻觅住处。不料第二天巴黎就爆发了起义。3月18日，张德彝正想出城接使团其他人来巴黎，却遇到法国梯也尔政府军与国民自卫军的混战。
　　法国政府派4万军队兵分四路，想抢回巴黎城内的大炮。国民自卫军阻挡政府军前进，政府军将领命令部队开火，结果政府军队不但不听指挥，反而倒戈加入了国民自卫军。国民自卫军乘胜追击，活捉并击毙了梯也尔政府的勒康特、克列芒，托马等高级官员。面临巴黎这种混乱的局面，张德彝只好禀报崇厚，要他待战事平息。再来巴黎。
　　但巴黎的情况持续动乱。当天夜里，不断有起义者前往巴黎，“终夜喧闹”，张德彝提心吊胆，一夜未得安宁。第二天一早。张德彝便听说革命者已经取得胜利。占领了警察厅、市政厅等政府机关，梯也尔等政府官员也纷纷逃往凡尔赛；革命军掌握政权以后，官军也都投向革命。等等。巴黎这么动乱，看来是待不下去了，但是想出巴黎，又没有车马，邮局、电信也关门了，张德彝只好作罢。
　　滞留凡尔赛当旁观者。几经辗转，张德彝终于出了巴黎，并随崇厚等人于3月30日来到凡尔赛，先后见到了法国政府首脑梯也尔、外长法弗尔等人，但是被巴黎公社起义搞得焦头烂额的法国政府无暇顾及“天津教案”。因而使团又在凡尔赛滞留，直到6月初巴黎公社被镇压才返回巴黎。这样，崇厚、张德彝等人作为旁观者，再次从凡尔赛的角度观察并记叙了巴黎公社革命的相关情况。
　　张德彝到凡尔赛的头一天晚上，见旅馆外“兵马云集”，原来是政府军队不愿与革命军作战，政府不得不调动海军来镇压革命。后来，政府军与公社部队不断发生激烈的战斗，张德彝等人都有目睹。
　　4月3日，公社调集4万国民自卫军。分三路向凡尔赛进军，政府军出城迎战。由于久攻巴黎不下，凡尔赛军队采取炮轰巴黎的战术，张德彝目睹当时的情况是，巴黎城是“浓烟冲突，烈焰飞腾”。好像烧着了几千间房屋一样。
　　5月21日，凡尔赛军队对巴黎发动了总攻。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五月流血周”。23日，张德彝在凡尔赛第一次见到了被抓获的公社人员两万多人。张德彝认为，这些人不过是受到胁迫的穷民，并无太大罪过，但想到他们不久就会受刑，心里也不禁十分难过。28日，公社遭到镇压，29日。张德彝在凡尔赛目睹了“胜利之师”三四万人的归来。这些人面目黝黑。步履蹒跚，有的走着走着就躺在了地上。这支刚刚投降过普鲁士，又拿起枪镇压本国起义者的军队，完全没有胜利之师的模样!
　　再回巴黎完成使命。5月28日，巴黎公社遭到镇压，大批起义人员被处死。6月初，张德彝随崇厚再次进入巴黎，张德彝等人目睹了政府军追捕、屠杀起义者场景，多次真实地记录了公社社员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气概。张德彝刚到巴黎当天，就在大街上见到被俘公社人员两千多人，这些人“有吸烟者，有唱曲者”。一点也没有惧怕的意思。可见。张德彝对于慷慨就义的公社战士，还是颇有几分同情的。当时的中国，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清朝官员能有这样的态度，十分难能可贵。
　　之后，张德彝等人在巴黎参加了两个“善后”事宜。一个是参观了被推倒的旺多姆圆柱。旺多姆圆柱原是拿破仑一世战胜敌国时，用缴获的铜炮改铸而成的。5月6日，公社拆毁了这一象征着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圆柱，并推倒了拿破仑的石像。
　　二是参加了凡尔赛当局为原巴黎大主教达尔布达瓦举行的葬礼。4月初，公社为清除反革命的势力，颁布关于人质的命令，捉获并处死了达尔布达瓦主教。凡尔赛军队夺取巴黎后，6月上旬为他举行葬礼，并邀请各国使节参加，中国使节也在被邀之列。
　　崇厚使团既然是为“天津教案”谢罪而来，此时又将此事向法国政府说明。但梯也尔政府一直未顾得上理会。直到当年12月。梯也尔才正式接见中国使团，接受国书，并相互致词。经历梯也尔的一番训斥之后，崇厚一行也完成了他们赴法国的使命。
　　
　　(摘自《国际在线》2007年0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