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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娜是马克思的小女儿，也是长得最像马克思的一个女儿，她有一头黑色的头发，一双明亮乌黑的眼睛，额头很宽，个子不高，喜欢大笑，嗓音洪亮。马克思也非常喜欢他的这个小女儿。
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穷学者
艾琳娜生于1855年1月。当时马克思一家正租住在伦敦苏荷区一个破旧的房子里，生活相当窘迫。据当时光顾过马克思家的一位伦敦警察的描述：马克思住在伦敦最便宜、最糟糕的地区，他只有两个房间，对着街道的房间是客厅，卧房在后面，两个房间的家具没有一件是干净像样的，而且破旧不堪，上面积满了灰尘，房间里到处是一片凌乱……
当你走进马克思的房间时，烟草的气味和烟雾熏得人眼泪直流，你起先什么都看不到，好像在黑暗的洞穴中摸索，直到你的眼睛适应了之后，你才在一片蒙眬中，看清楚一些东西……有一把椅子是三条腿的，另外一只是完好的，但小孩子在那上面玩过煮饭的游戏，这一把是给客人坐的，可是小孩子在上面煮过的东西却没有移走，如果不看好就一屁股坐下去，你的裤子就报销了。马克思和他的夫人对这些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们以友善亲切的态度接待客人，请你用烟斗抽烟，并以现场可能有的适合的东西招待你。最后，一场聪明有趣的谈话展开了，弥补了刚才你所遭遇到的一切不适，这时你开始觉得自在起来，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很有趣，而且也很有创意。
这段描述，使我们感受到了马克思生活的贫困，但他似乎有着安贫乐道的情怀——蒙着灰尘的暗淡生活还有另一面：如马克思于1852年6月获得许可进出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他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都会在那里读书。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在1850年的一封信中，曾详细叙述了他们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赶出门的惨况：一天，我们的房东太太突然出现，冬天里我们已经付过她两百五十丹纳，而且商议好未来不用再付房租给她，而是付给房东先生。她现在突然来要求我们还欠她的五镑，并完全否决了先前的决议。我们一时拿不出这笔钱。这时，来了两位法警，进入我们的屋子，他们看住了我们所有的家私和衣物，甚至连婴儿的摇篮也不放过，我女儿站在一旁哭个不停。他们威胁说要在两个小时之内，把所有的东西搬出去，果真如此的话，我宁可抱着发抖的小孩子们躺在地上等死！我们的朋友康拉德·施拉姆急着去城里求救，他跳上马车，马开始乱跳，结果把他从车上捧了下来，浑身流血，被抬进屋子，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那栋房子，天气很冷，还下着雨，我丈夫急着为我们寻找落脚的地方，可人家一看到我们带着四个小孩，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们。最后一位朋友跑来帮我们脱困，我必须把床卖掉才能清偿药店、面包店、肉商和牛奶商的债务，牛奶商早在听说有法警来找我们了，就连忙赶来跟我们要钱。我卖掉的床被抬了出去，搬上马车——当时太阳早已下山，在英国晚上是不允许运送家具的，这时房东又找来警察，说这些家具中可能夹杂着他们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偷偷地运往国外，不到五分钟，门口竟聚集了两三百人，都是这一带的居民。床只好又搬了下来，等第二天天一亮就赶快送去给买主。
穷困有时还会带来屈辱，一次，马克思拿去当掉的一件首饰上因刻有“阿吉尔公爵”的字样，当铺老板叫来警察，把马克思抓了起来。此时，我们一些有地位的朋友都出城去度周末了，没有人来营救他，马克思留在看守所里，直到礼拜一早上才被放了出来。
马克思与他的儿女们
马克思虽是犹太人，但不苦理财，还声称他决不会做金钱的奴隶。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家赚钱只要够维持生活和写作就行了……作家可不能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一种赚钱的手段，那应该是一种目标，如果有必要，他可以为自己的工作而牺牲自己……他不应该像一般人那样，成为需要和欲望的奴隶。”这种精神固然可敬，但作为一个男人，让妻子儿女在贫苦中备受煎熬，总不能说尽到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马克思在流亡伦敦的30年里，只动过一次要找一份工作的念头——到铁路上做一名书记员，后因字迹潦草，难以录用而作罢。
当年马克思的书卖得并不好，出版也很困难，起码在他生前，写作并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物质回报，如果没有恩格斯的资助，生活都难以维持。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友谊终生不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但由于马克思性格上的原因，两人的关系也一度有过疏离，但后来还是和好如初。马克思创造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通过思想的力量改变了世界，但他也是普通人，也要吃饭、睡觉、生养孩子……面对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他同样充满了烦恼。
刚到伦敦时，马克思一家共有六口人：马克思夫妇，三个孩子，还有一位名叫海伦·德穆特的女仆。这名女仆是燕妮出嫁时母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三个孩子中有两个是女孩，即劳拉和小燕妮；一个男孩，名叫艾德加。后来，燕妮又有过三次临产。1855年1月，艾琳娜降生了，他们叫她“杜茜”。燕妮的另两次分娩，一次是一个女婴，生下不久便死去了，另一次产下的是一名死婴，燕妮为此备受折磨，险些丧命。
就在艾琳娜降生三个月后，马克思唯一的儿子艾德加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了。据和马克思一家熟识的李卜克内西记述，他一头黑发，有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长得很像马克思，而且很聪明。艾德加的去世，使马克思备受打击，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表达了自己无比悲伤的心情，“家中的灵魂没有了，房子里更变得死气沉沉”。
另外，马克思家还有一个秘密一马克思曾与女仆德穆特私通，并生下了一个男孩。对于丈夫的所为，敏感的燕妮自然不会蒙在鼓里，但这种“秘密的哀伤和痛苦”又岂可为外人道。这个名叫亨利·弗雷德里克·德穆特的男孩，生下不久，就过继给了一个劳工家庭，从此不知下落。但1880年，弗雷德里克曾再次出现过，不久，他便抛下妻子儿女移民澳洲了。艾琳娜一直以为他是恩格斯的儿子，她对父亲形象的认定一向是完美的，在知道真相后，她自然会感到十分吃惊，但她与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依然保持着十分友善的关系。 艾琳娜：迷失在感情生活中
由于马克思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为自己的终身使命，所以艾琳娜也同样投身了19世纪的工人运动之中，是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艾琳娜喜欢朗诵和表演，有一阵子马克思还让她去学戏剧表演。但是后来，她还是把自己的天赋用到了工人运动中，她曾对工人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她还帮助伦敦东区的工人组织劳工联盟，参加了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活动，教工人领袖读书和写字。
艾琳娜一度是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先锋战士，她勇敢、坚毅，为了事业勇于献身，而又才华横溢。马克思死后，她和恩格斯一同整理父亲的遗稿，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第一个英译本即出自她手。她还为著名的性心理学家哈夫洛克·卫理斯翻译过易卜生的作品，并为后者主持的“美人鱼系列丛书”编了一部名为《警告淑女》的戏剧。但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却迷失在了自己的感情生活中，造成了令人叹惋的人生悲剧。
艾琳娜16岁时，一位名叫里沙加雷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爱上了她，并向她求婚。艾琳娜有些动心，母亲燕妮也不反对。但马克思却以对方性格不稳定为由拒绝了。
艾琳娜在父亲死后一年，又爱上了一位有妇之夫，此人名叫爱德华·埃夫林，是法国和爱尔兰混血儿。他虽然长相不佳，但口才极好，有人评价他说：“像伦敦最帅的男人一样，他能在半小时之内，把一位很美的女士迷倒。”此人颇具艺术家和无赖的双重气质，常把生活和表演混在一起。他还为艾琳娜创作了一部独幕剧，两人共同排演。为此他到处借钱，甚至挪用公款，住旅馆不付账就偷偷地溜走。
埃夫林自从结识了艾琳娜后，也热心参与社会主义活动。他要求加入当时的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社会民主同盟”，但该组织的执委会却不愿意接纳他。最后，还是因为艾琳娜和马克思生前一些朋友的推荐，他才得以加入。他也是恩格斯家晚宴上的常客，但许多客人都讨厌他，声言如果此人到场，他们就拒绝参加。但是恩格斯却因为疼爱艾琳娜，为了她的缘故，而不顾众人的抗议，不想冷淡和驱逐埃夫林。
艾琳娜和埃夫林的交往，遭到了很多朋友的反对和规劝，但艾琳娜执迷不悟。很快，在19世纪生活观念保守的英国，艾琳娜的这种令人侧目的前卫行为，就给她带来了苦果。她当时在一个上流阶级的寄宿学校工作，学校知道这种情况后，立即就把她开除了。
然而，像埃夫林这种浪荡子，是不可能忠实他和艾琳娜的爱情的。有段时间，他竟突然失踪了，不久之后，他再次出现，却已身患重病。在他开刀手术和养病期间，艾琳娜还是寸步不离地守在他的床前。
但就在埃夫林的病快要痊愈时，一天早晨，艾琳娜收到了一封信，信中揭露了埃夫林在失踪期间，其妻子去世了，他竟然趁机与一个年轻的女演员结了婚。她终于知道了，这个男人一直在利用和蹂躏她的情感。之后，万念俱灰的艾琳娜选择了自杀。人们在她的遗体旁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这些年来的生活真是太悲哀了！”
再顺便交代一下马克思另外两个女儿的情况。马克思的大女儿劳拉1868年嫁给了一位名叫保尔·拉法格的来自古巴的年轻医生，生过几个小孩，但没有一个存活下来，恩格斯死前给劳拉留下了七千英镑，她把这笔钱分成了10等份，打算用完这笔钱后，夫妻俩就一起自杀。1912年，当他们已经快70岁时，有一天被人发现死在床上，验尸结果表明，两人都是死于大量的吗啡注射；马克思的二女儿小燕妮则在1872年嫁给了一位名叫沙尔·龙格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他是在巴黎公社瓦解后，逃到英国的，在伦敦大学充当讲师。小燕妮死在了马克思之前，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也没能活下来。马克思对这两个女婿皆不满意，起码在政治信仰上，他们没有一个是他的信徒。马克思曾写道：“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拉法格则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愿魔鬼与他们同在。”
张宁据《同舟共进》周树山/文 整理
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穷学者
艾琳娜生于1855年1月。当时马克思一家正租住在伦敦苏荷区一个破旧的房子里，生活相当窘迫。据当时光顾过马克思家的一位伦敦警察的描述：马克思住在伦敦最便宜、最糟糕的地区，他只有两个房间，对着街道的房间是客厅，卧房在后面，两个房间的家具没有一件是干净像样的，而且破旧不堪，上面积满了灰尘，房间里到处是一片凌乱……
当你走进马克思的房间时，烟草的气味和烟雾熏得人眼泪直流，你起先什么都看不到，好像在黑暗的洞穴中摸索，直到你的眼睛适应了之后，你才在一片蒙眬中，看清楚一些东西……有一把椅子是三条腿的，另外一只是完好的，但小孩子在那上面玩过煮饭的游戏，这一把是给客人坐的，可是小孩子在上面煮过的东西却没有移走，如果不看好就一屁股坐下去，你的裤子就报销了。马克思和他的夫人对这些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们以友善亲切的态度接待客人，请你用烟斗抽烟，并以现场可能有的适合的东西招待你。最后，一场聪明有趣的谈话展开了，弥补了刚才你所遭遇到的一切不适，这时你开始觉得自在起来，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很有趣，而且也很有创意。
这段描述，使我们感受到了马克思生活的贫困，但他似乎有着安贫乐道的情怀——蒙着灰尘的暗淡生活还有另一面：如马克思于1852年6月获得许可进出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他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都会在那里读书。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在1850年的一封信中，曾详细叙述了他们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赶出门的惨况：一天，我们的房东太太突然出现，冬天里我们已经付过她两百五十丹纳，而且商议好未来不用再付房租给她，而是付给房东先生。她现在突然来要求我们还欠她的五镑，并完全否决了先前的决议。我们一时拿不出这笔钱。这时，来了两位法警，进入我们的屋子，他们看住了我们所有的家私和衣物，甚至连婴儿的摇篮也不放过，我女儿站在一旁哭个不停。他们威胁说要在两个小时之内，把所有的东西搬出去，果真如此的话，我宁可抱着发抖的小孩子们躺在地上等死！我们的朋友康拉德·施拉姆急着去城里求救，他跳上马车，马开始乱跳，结果把他从车上捧了下来，浑身流血，被抬进屋子，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那栋房子，天气很冷，还下着雨，我丈夫急着为我们寻找落脚的地方，可人家一看到我们带着四个小孩，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们。最后一位朋友跑来帮我们脱困，我必须把床卖掉才能清偿药店、面包店、肉商和牛奶商的债务，牛奶商早在听说有法警来找我们了，就连忙赶来跟我们要钱。我卖掉的床被抬了出去，搬上马车——当时太阳早已下山，在英国晚上是不允许运送家具的，这时房东又找来警察，说这些家具中可能夹杂着他们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偷偷地运往国外，不到五分钟，门口竟聚集了两三百人，都是这一带的居民。床只好又搬了下来，等第二天天一亮就赶快送去给买主。
穷困有时还会带来屈辱，一次，马克思拿去当掉的一件首饰上因刻有“阿吉尔公爵”的字样，当铺老板叫来警察，把马克思抓了起来。此时，我们一些有地位的朋友都出城去度周末了，没有人来营救他，马克思留在看守所里，直到礼拜一早上才被放了出来。
马克思与他的儿女们
马克思虽是犹太人，但不苦理财，还声称他决不会做金钱的奴隶。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家赚钱只要够维持生活和写作就行了……作家可不能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一种赚钱的手段，那应该是一种目标，如果有必要，他可以为自己的工作而牺牲自己……他不应该像一般人那样，成为需要和欲望的奴隶。”这种精神固然可敬，但作为一个男人，让妻子儿女在贫苦中备受煎熬，总不能说尽到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马克思在流亡伦敦的30年里，只动过一次要找一份工作的念头——到铁路上做一名书记员，后因字迹潦草，难以录用而作罢。
当年马克思的书卖得并不好，出版也很困难，起码在他生前，写作并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物质回报，如果没有恩格斯的资助，生活都难以维持。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友谊终生不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但由于马克思性格上的原因，两人的关系也一度有过疏离，但后来还是和好如初。马克思创造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通过思想的力量改变了世界，但他也是普通人，也要吃饭、睡觉、生养孩子……面对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他同样充满了烦恼。
刚到伦敦时，马克思一家共有六口人：马克思夫妇，三个孩子，还有一位名叫海伦·德穆特的女仆。这名女仆是燕妮出嫁时母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三个孩子中有两个是女孩，即劳拉和小燕妮；一个男孩，名叫艾德加。后来，燕妮又有过三次临产。1855年1月，艾琳娜降生了，他们叫她“杜茜”。燕妮的另两次分娩，一次是一个女婴，生下不久便死去了，另一次产下的是一名死婴，燕妮为此备受折磨，险些丧命。
就在艾琳娜降生三个月后，马克思唯一的儿子艾德加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了。据和马克思一家熟识的李卜克内西记述，他一头黑发，有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长得很像马克思，而且很聪明。艾德加的去世，使马克思备受打击，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表达了自己无比悲伤的心情，“家中的灵魂没有了，房子里更变得死气沉沉”。
另外，马克思家还有一个秘密一马克思曾与女仆德穆特私通，并生下了一个男孩。对于丈夫的所为，敏感的燕妮自然不会蒙在鼓里，但这种“秘密的哀伤和痛苦”又岂可为外人道。这个名叫亨利·弗雷德里克·德穆特的男孩，生下不久，就过继给了一个劳工家庭，从此不知下落。但1880年，弗雷德里克曾再次出现过，不久，他便抛下妻子儿女移民澳洲了。艾琳娜一直以为他是恩格斯的儿子，她对父亲形象的认定一向是完美的，在知道真相后，她自然会感到十分吃惊，但她与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依然保持着十分友善的关系。 艾琳娜：迷失在感情生活中
由于马克思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为自己的终身使命，所以艾琳娜也同样投身了19世纪的工人运动之中，是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艾琳娜喜欢朗诵和表演，有一阵子马克思还让她去学戏剧表演。但是后来，她还是把自己的天赋用到了工人运动中，她曾对工人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她还帮助伦敦东区的工人组织劳工联盟，参加了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活动，教工人领袖读书和写字。
艾琳娜一度是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先锋战士，她勇敢、坚毅，为了事业勇于献身，而又才华横溢。马克思死后，她和恩格斯一同整理父亲的遗稿，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第一个英译本即出自她手。她还为著名的性心理学家哈夫洛克·卫理斯翻译过易卜生的作品，并为后者主持的“美人鱼系列丛书”编了一部名为《警告淑女》的戏剧。但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却迷失在了自己的感情生活中，造成了令人叹惋的人生悲剧。
艾琳娜16岁时，一位名叫里沙加雷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爱上了她，并向她求婚。艾琳娜有些动心，母亲燕妮也不反对。但马克思却以对方性格不稳定为由拒绝了。
艾琳娜在父亲死后一年，又爱上了一位有妇之夫，此人名叫爱德华·埃夫林，是法国和爱尔兰混血儿。他虽然长相不佳，但口才极好，有人评价他说：“像伦敦最帅的男人一样，他能在半小时之内，把一位很美的女士迷倒。”此人颇具艺术家和无赖的双重气质，常把生活和表演混在一起。他还为艾琳娜创作了一部独幕剧，两人共同排演。为此他到处借钱，甚至挪用公款，住旅馆不付账就偷偷地溜走。
埃夫林自从结识了艾琳娜后，也热心参与社会主义活动。他要求加入当时的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社会民主同盟”，但该组织的执委会却不愿意接纳他。最后，还是因为艾琳娜和马克思生前一些朋友的推荐，他才得以加入。他也是恩格斯家晚宴上的常客，但许多客人都讨厌他，声言如果此人到场，他们就拒绝参加。但是恩格斯却因为疼爱艾琳娜，为了她的缘故，而不顾众人的抗议，不想冷淡和驱逐埃夫林。
艾琳娜和埃夫林的交往，遭到了很多朋友的反对和规劝，但艾琳娜执迷不悟。很快，在19世纪生活观念保守的英国，艾琳娜的这种令人侧目的前卫行为，就给她带来了苦果。她当时在一个上流阶级的寄宿学校工作，学校知道这种情况后，立即就把她开除了。
然而，像埃夫林这种浪荡子，是不可能忠实他和艾琳娜的爱情的。有段时间，他竟突然失踪了，不久之后，他再次出现，却已身患重病。在他开刀手术和养病期间，艾琳娜还是寸步不离地守在他的床前。
但就在埃夫林的病快要痊愈时，一天早晨，艾琳娜收到了一封信，信中揭露了埃夫林在失踪期间，其妻子去世了，他竟然趁机与一个年轻的女演员结了婚。她终于知道了，这个男人一直在利用和蹂躏她的情感。之后，万念俱灰的艾琳娜选择了自杀。人们在她的遗体旁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这些年来的生活真是太悲哀了！”
再顺便交代一下马克思另外两个女儿的情况。马克思的大女儿劳拉1868年嫁给了一位名叫保尔·拉法格的来自古巴的年轻医生，生过几个小孩，但没有一个存活下来，恩格斯死前给劳拉留下了七千英镑，她把这笔钱分成了10等份，打算用完这笔钱后，夫妻俩就一起自杀。1912年，当他们已经快70岁时，有一天被人发现死在床上，验尸结果表明，两人都是死于大量的吗啡注射；马克思的二女儿小燕妮则在1872年嫁给了一位名叫沙尔·龙格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他是在巴黎公社瓦解后，逃到英国的，在伦敦大学充当讲师。小燕妮死在了马克思之前，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也没能活下来。马克思对这两个女婿皆不满意，起码在政治信仰上，他们没有一个是他的信徒。马克思曾写道：“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拉法格则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愿魔鬼与他们同在。”
张宁据《同舟共进》周树山/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