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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在地”性加以重新思考，重点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民族国家主导下历史书写的局限以及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必要;二是“故乡”作为现代小说母题为国族叙述服务的划时代意义;三是现代中国文学在地的多样性及国族叙述必然的多元性。
关键词：现代文学史;故乡;国族叙述
2020年，四川学者李怡先后发表了两篇力作：《“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和《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①二者篇幅都不是很长，但却掷地有声，因为作者首次在大陆学界提出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地方与中心的关系与互动，并倡导从地方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
迄今为止，正如李怡所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一直沿循习以为常的视角，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起始于北京、上海为首的中心城市，并以沿海地区为大本营逐步传开。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往往看到的是中心城市受西方影响更多，先于边缘进入现代，从而带动偏远城市、乡村逐步进入现代。李怡的两篇文章以成都作家李劼人的作品为例，对文学史长期以来这种“大河涨水小河满”的现代性模式提出质疑。其主要论据有三：一是文学人自己的文学体验首先是地方体验，是个人路径;二是国家经验形成于地方经验，地方经验的发生壮大充实国家经验，不是大传统向下传输逐渐形成地方，而是地方不断凝聚、交融，构成垮区域的中国经验，于是形成“小河涨水大河满”的格局;三是中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文学也是区域共同体的文学中国。李怡的结论最为关键：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还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因此现代文学史也应当描述中国现代文学怎样从不同区域出发，由地方路径通达“现代中国”。
小河大河的比喻形象地提出了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及中国现代史及其书写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即文化地方主义与国族想象之间的互动与关系，也就是文学人从自身出发，从本土及本地的个人体验出发的文学诉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族叙述之间的关系。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以及近现代历史研究对此议题已关注甚久，很多学者认识到二十世纪以来民族国家话语所占的主导地位统治了学术观察与思维。从民族国家的立场看待历史，学者们往往看到的是在民族国家视阈中的历史现象，得出的结论大都相似，比如国家如何取得独立自强，现代文学文化的发生发展如何从已经确立的中心起步并逐步繁衍扩展到边缘及乡村。这种“大河涨水小河满”的模式，不止是多数中国学者和海外汉学家所延循的模式，也是全世界很多民族国家历史书写的模式，并由此产生了众多的、证实国族“长此以往”的历史。
首先开始质疑民族国家话语垄断现代史学的学者是美国印度裔汉学家杜赞奇。杜氏于1990年代，以其论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通过比较中印两国现代史的书写，深入讨论了民族国家话语产生后所衍生的史学，以及由此而来的强调民族国家中心的效应而有失偏颇的历史书写。②杜氏是1990年代美国学界出现的新一代历史学家，专业是中国现代史，他的很多著述都颇有影响， 但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是其最具颠覆性、原创性的学术著作。杜赞奇与上几代西方汉学家尤其是历史学家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其学术思想受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影响颇深，不盲目迷信学术的“客观性”。“两后”学术理论都认为而且强调学者和学术由于文化话语权的主导作用以及学者本身立场的局限，学术都是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因此不可能完全客观，所以学者应当对过往学术重新审视。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梳理了当时中外学者关于中国现代史的主要论述，指出其中一个具有根本性的盲点：历史被民族国家的构建规约后，民族国家本身成为历史书写的终极目标。杜氏的主要观点是：在民族国家话语对历史书写的垄断之下，不仅只是历史进程呈单一线性发展，更多的是民族国家话语遮蔽了很多当年曾经在场的“他者”或“另类”话语，由此逐步导致很多不同群体乃至区域的失语。一方面，历史书写被民族国家垄断后便有了统一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民族国家是唯一的主体，现代性成为历史书写的共同目标，框架之外的史料变得毫无用处，从被忽略、被遮蔽到最后逐渐消失。因此这个过程也是删除其他历史叙述、民族国家自身在历史中不断再生的过程。不过，因为任何历史叙述都是一种构建，都会有顾此失彼的可能，所以杜赞奇倡导的“拯救历史”并非是要力图还原历史真相，而是旨在鼓励学者努力去寻找、构建更加丰富多元的历史，通过丰富多元的历史书写努力接近历史真相。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1995年在美国出版，在国外汉学界历史学家中颇有影响。2003年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在国内史学界也有一定影响，只是迄今似乎并未引起中国大陆文学史家的关注。李怡所提出的“从小河到大河”的地方路径其实跟杜赞奇的观点不谋而合，都看到了现代以来历史书写的单一性，看到了“地方”成为“他者”后在历史叙述中的缺席。诚然李怡的看点更为直觉一些，还只是初步讨论中国近代文学史，而杜赞奇则是着眼于大历史学科的理论与实践，颠覆了近代史学单一强调现代性的产生是由中心和精英统领的论说，强调国族历史书写遮蔽了很多其他历史，包括不同区域的文化史。
在笔者看来，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还不只是对现代中国的想象起点何在、孰先孰后的问题。探讨通向现代中国的地方路径还应涉及另一层面，即国族故事 （national stories） 的在地问题。③很显然，这个问题本身含有多个层面，一是文学著述中为什么、什么时候产生了国族故事？二是需要回答什么是國族故事，以及什么是现代中国的国族故事？三是国族的在地与定位，即文学著述对中国的想象将中国定位在哪里，是北京、西安、广州、上海还是其他地方？除此之外，这三个层面还都包含了复杂的时空关系，需要进一步阐明。
研究民族主义理论的学者普遍认为，伴随民族国家的产生往往有多种文学诉求，这些讲述自己族群的故事既是国家政权的政治需要也是族群民众的心理需要。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书中所言，由于印刷工业的发展，大众媒介、文学叙事成为滋润民族国家诞生的土壤。④民族精英常常使用小说的形式讲述他们对国家的构想，因为小说的叙述形式可以使精英的国族理想深入浅出，让普通民众产生认同。是小说就必然有叙事，用讲故事的方法投射或观照国家理想，歌颂或剖析民族特征，就成为国族叙事。其他大众媒介，如报纸新闻杂志电影戏剧等等，在民族国家的发展中也作用重大，但因为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所以就不在此赘笔。（值得一提的是，世界范围内很多民族国家的早期小说都是首先见于报刊连载，在大众媒介上找到读者的） 影响杜赞奇很深的后殖民主义学者霍米·巴巴在其《文化的定位》一书中，从现代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角度，将安德森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推进一步。⑤《文化的定位》其中的一章与本文的议题直接相关，专门讨论了国族叙述与边缘文化之间的关系。该章的标题是“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或许可译为“国族的集散：时间，叙述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缘”。霍米·巴巴认为民族国家建立以后，由于需要加强民族认同，国家建设从很大程度上讲来其实是国族叙述（national narration）。国族叙述更倾向于讲述国民日常生活的情况和故事，因此所谓国族的故事往往是本地故事 （local stories），而且并不一定是宏大叙事，也并非只是歌颂民族精英的本地故事。正是这些平民的、日常的、非史诗性的处于/出于边缘的本地故事更使民族国家赖以凝聚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互不相识的国民。国族认同的根基从根本上说就是从不同中求大同，小说中的本地故事也是国民相互了解的重要途径，是激发民族精神、发展并巩固民族国家的主要媒介之一。在此，就民族想象的多元性来说，还有一点应该提醒学者注意的是，安德森的书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在英文原文里是复数，因此，更为准确地说，安德森论断中的共同体从来就强调多元共生。（很有意思的是该书的汉译书名从文字上不经意地掩盖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多元本质）
就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王德威可谓较早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学者之一，其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就直接对学界的主流看法提出了疑问：“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⑥王氏认为中国文学实际在十九世纪末期就由小说的兴起进入现代，因此学者们长期以来以“五四”文学革命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分水岭是值得商榷的。他从清末小说的大胆创新、批量生产说起，指出当时小说已有庞大的作者、译者与读者群体，加上大众传媒的参与，小说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均已改变，而且清末小说与传统白话小说从主题到手法的种种背离都一再标明当时的小说创作业已大步踏入现代。想来王德威的著述应该在中国大陆学界很有影响，但是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仍然有待展开。迄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仍然坚持文学的现代由“五四”时期的精英发起，划时代的标志仍旧公认为1918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笔者十分赞同王德威的观点，在此想做一点补充的只是从本文的中心议题国族叙述的角度来看，晚清时期的谴责小说应该就可以看作最早的与国家相关的叙述。后来梁启超倡导以“新小说”塑新民之时，小说就正式开始为国族想象服务了。梁启超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1908年的《新石头记》都是这方面的标本。
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期从中华帝国转型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小说起了相当深远的作用。就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而言，如果我们暂且不考虑现代诗歌、话剧、电影的效应，正如王德威所说，现代小说的出现是极为重要的标志之一。不过相对于清末的各类小说，民国初期的小说在对民族国家的表述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写作手法、叙述语言上也都更为完善。无论是对国民性的批判还是对故乡田园的歌颂，很多作家写作时已经具备国族、国民意识，而且着意通过写作唤醒国民。这些现代小说中的本地故事 （local stories），实际是用来做国族想象的，是地道的国族故事。通过国族故事，民众了解民族文化传统，知晓民族特征，发展对“共同体”即民族国家的认同。
汉语小说当然古来有之，但是何为中国的“现代小说”？王德威认为晚清小说就已经具备了很多现代特点：“‘现代’一义，众说纷纭。如果我们追根究底，以现代为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一种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则晚清小说家的种种试验，已经可以当之。”⑦王德威的定义当然可以成立，不过本文既然讨论的是“中国”的现代小说，则不得不首先考虑中国作为民族国家与小说的关系。笔者的看法是，中国的现代小说，还在于有了作家们认同的、边界清晰的民族国家“中国”（有别于先前统领天下的“帝国”），作家们从自己的故乡着眼思考国家现状、想象国族未来，以讲述家乡族群的本土故事来表述自己心中的“中国”。再是小说講述的故事开始具有鲜明的在地特征，故事涉及的人物生活有明确的民族学、人类学意义。通过小说中实实在在的故乡，文学书写更加紧密地与国族叙事相联。笔者在2006年出版的《叙述中国：贾平凹的文学世界》一书中，特别讨论了这个问题。⑧简言之，实体故乡的出现，国族故事有了在地，中国小说在告别了先前叙事中“抽象”的故乡之后，更是义无反顾地进入了现代。有了故乡，“中国”成为叙述主体，恰如杜赞奇所言，现代中国的文学大多与国族叙述息息相关。
故乡作为文化概念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由来已久，但是汉语古典文学里的故乡只是抽象的文化符号，没有实际内容。文学中最早提及的故乡可见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另外常见的例子当数老少皆知的李白的名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些诗句里的故乡，无论作者、读者的故乡何在，能读懂汉语的人都会认可诗句中的故乡，同时也许还会认同这些故乡诗句所代表的关于故乡的情感模式。古典小说里的故乡也同样没有具体的民俗意义上的细节，或者说故乡之于小说的主题、情节、人物并非紧要。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家们一直争执不定的议题中就包括故乡，可以说故事的在地实在不明了，贾家的荣宁两府到底是在北京还是在南京，各说不一，到头来往往是“反认他乡是故乡”。林黛玉从小远离家乡，虽然她多愁善感，但是书中很少提及她的乡愁，因为故乡对她并不十分重要。
故乡在现代小说中扮演的角色就截然不同了。现代小说中人物生活的在地有明晰的标志，从语言到食物甚至思维方式都带有区域特征。而且故乡并不等同于乡村或城市，甚至国际化的大都市也是某些作家的故乡或书写的在地，甚至是叙事的主体。我们姑且暂不讨论主题、人物、手法、风格、语言等等相应的变化，只是观察故乡的在地性，仅此一项，现代与前现代的差别就跃然纸上。上海作家金宇澄直言不讳宣称小说《繁花》不只是使用上海话的叙述，更为重要的是书中人物的“上海话思维”。⑨当然，金宇澄是当代作家，但是他的“上海话思维”是否也可用来参照徐訏、张爱玲的小说？沈从文的湘西从来就是他心目中的中国，想想看他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会带洋人去参观中国的哪些地方？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在鲁镇打工，去河边淘米被婆家雇来的乌篷船劫走，事无巨细都是江南模样。如此类推，从李劼人、巴金的成都、老舍的北京到莫言的山东高密、贾平凹的商州和西安、王安忆的上海，现代乃至当代文学中的故乡不胜枚举。 问题的关键是作家们的故乡因人而异，所以国族的在地即作家们心目中投射的祖国家园，也会是天南地北因人而异。由于文学描述总是出于自己的个人体验，故乡当然也是本人的故乡，因此每个人对“中国”的想象和表述是不相同的。正如李怡所言，文学人书写的经验首先是个人的，是源于地方的，而地方则代表着一个又一个不同的不可替代的“中国”。在此，我们可以再次回顾杜赞奇挑战国族叙事的论说：“中国有如此漫长复杂的文明史，国族叙事远远不可能是单一族群的国族叙事。”⑩换言之，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因此需要重新考虑不同地区对现代性的追求及表述，也就是“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
在此，我们需要考虑“在地”与“边缘”之间的关系。后殖民主义学者通常提及的边缘，往往指的是西方移民国家社会里被主流文化所排斥或压制的少数民族文化，是民族国家内部种族族群之间的关系。后殖民主义学术中经常讨论的中心边缘关系一般指的是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是否为社会认可，或是少数族群是否取得了应有的话语权或社会地位的平等。我们目前讨论的“地方”，是地理位置意义上的中心与边缘，不涉及族群之间的互动，至少本文的讨论只限于此。就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言，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也许不在同一个地方，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在地也不一样，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文化精英对“中心”的认同也不一样。既然中心具有流动性，那么边缘也自然是不固定的。因此，中国文学在通往现代性的旅途之中，地方也可能是中心，至少在“当初”的时段对某个区域来说是中心。从历史来看，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可以说就在于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地理上的中心。认同中华文明的国人或华人，尤其是多代海外华侨，对祖国的向往更多的是中华文明的成就和文化價值观以及中华文明的“足迹”。众所周知，这些足迹或遗迹，现在很多都处于边缘地方，可是从前曾经是“中心”。
香港学者吴国坤2015年出版的研究李劼人的专著是关注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区域文化表述之间关系的又一力作。11吴国坤在书中反复强调，他研究彰显李劼人早年以成都为中心的著述并非只是为中国文学现代史添加一位被遗忘的但却很有建树的作家，更为核心的目的是展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另类表述，指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盲点以及地方文化表述的深刻意义。换言之，吴国坤在李劼人书中找到的是成都区域文化对现代中国历史和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意义，是汇入长江的重要支流。不言而喻，李劼人肯定不是唯一的被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所遮蔽的作家。
至此我们的讨论还需要提及另一问题，即，现代中国国族想象中的文化地方主义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中的文化地方主义有所不同。欧洲的民族国家从大体上讲基本属于单一族群的民族国家，欧亚大陆先前的帝国崩溃之时，便是各个民族国家 （nation-state）兴起之日。英语里nation 一词既代表国家，也可以是国民，还可以指国族。现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是一种演变而不是裂变，现代中国是上千年中华帝国的直接传承。这样的直接传承使得这个传统之下的地方（虽然不是所有地方）跟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是能够认同的，因为中华帝国本来就是民族多元，同国不同族，同文不同言，古来有之。现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需要的是“族” （nation） 而不是国 （state），因此一旦有识之士创建出“中华民族”的国族概念，将几十个本来认同分散的族群集于同一旗帜之下成为同一个“共同体”，中国演变成民族国家便顺理成章了。
有了民族国家的框架以后，国族的叙述随之进入议程，现代小说开始大显身手。只是“中国”这个国家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天涯海角的文学人各自为政，从本地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出发，勾画自己心目中的“中国”。于是，不仅是“中国”天南地北，有作家就有家园、就有祖国，而且文学人往往以地区的特征来证明自己的故乡“更中国”，本地的文化传统历史更悠久，属于中华文明的“正宗”。自然而然，“地方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在此，我们可以再次回顾小河对大河的贡献，可以说正是有了地方的涓涓细流才有了滔滔不绝的黄河长江。
注释：
①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载《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李怡：《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载《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②Pre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③学界讨论现代文学史书写也应当讨论不同区域对“现代性”追求的差异。从全球范围看，西方学术长期垄断有关“现代性”的话语，很多世界史著作重复强调“现代”或是“社会的现代性”（modernity，指社会存在的方方面面现代实践，从政治思想、经济生产到文学艺术等等） 起源于欧洲，认为是欧洲首先进入现代，然后将各种现代实践传往世界各地。很多后殖民主义学者，尤其是印度的“庶民学派”早已挑战“欧洲中心主义”，认为不同区域对现代性的追求是由本地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并非是欧洲影响而至，从时间上看，有些地区也许早于欧洲。同样，中国各个区域对现代性的追求也与地方的历史条件有关，并非一定是来自北京、上海影响的结果。再则，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不同区域跟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互动也不一定通过北京、上海，可以是直接的接触。比如四川作家李劼人和四川画家常玉当年直接从四川前往巴黎学习，并且学有所成。可悲可叹的是学者们只是近年才发现他们的成就，还有待于主流现代史的接纳。限于时间及篇幅，本文无暇深入讨论与现代性相关的问题，诚请编辑、读者见谅。相关著述可见：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中文或可将书名译为《置欧洲于边缘：后殖民思考及历史分歧》。 ④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n. London： Verso， 1983， rpt. 1996.
⑤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⑥王德威的原著是1997年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最早的汉语版本见于中国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的版本。David Der-wei Wang.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⑦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4218.html。
⑧Yiyan Wang， Narrating China： Jia Pingwa and His Fictional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6.
⑨金宇澄专访：“我用上海话思维写《繁花》”， https：//cul.sohu.com/20130428/n374358498.shtml。
⑩杜赞奇的原文“The longer and the complicated civilisational history of China does not fit into the nation-state narrative of a single community.” （Duara 2015， p.6）
11Kenny Kwok-Kwan Ng， The Lost Geopoetic Horizon of Li Jieren： The Crisis of Writing Chengdu in Revolutionary China. Leiden： Brill， 2015.
（作者单位：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责任编辑：赵雷
关键词：现代文学史;故乡;国族叙述
2020年，四川学者李怡先后发表了两篇力作：《“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和《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①二者篇幅都不是很长，但却掷地有声，因为作者首次在大陆学界提出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地方与中心的关系与互动，并倡导从地方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
迄今为止，正如李怡所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一直沿循习以为常的视角，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起始于北京、上海为首的中心城市，并以沿海地区为大本营逐步传开。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往往看到的是中心城市受西方影响更多，先于边缘进入现代，从而带动偏远城市、乡村逐步进入现代。李怡的两篇文章以成都作家李劼人的作品为例，对文学史长期以来这种“大河涨水小河满”的现代性模式提出质疑。其主要论据有三：一是文学人自己的文学体验首先是地方体验，是个人路径;二是国家经验形成于地方经验，地方经验的发生壮大充实国家经验，不是大传统向下传输逐渐形成地方，而是地方不断凝聚、交融，构成垮区域的中国经验，于是形成“小河涨水大河满”的格局;三是中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文学也是区域共同体的文学中国。李怡的结论最为关键：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还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因此现代文学史也应当描述中国现代文学怎样从不同区域出发，由地方路径通达“现代中国”。
小河大河的比喻形象地提出了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及中国现代史及其书写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即文化地方主义与国族想象之间的互动与关系，也就是文学人从自身出发，从本土及本地的个人体验出发的文学诉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族叙述之间的关系。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以及近现代历史研究对此议题已关注甚久，很多学者认识到二十世纪以来民族国家话语所占的主导地位统治了学术观察与思维。从民族国家的立场看待历史，学者们往往看到的是在民族国家视阈中的历史现象，得出的结论大都相似，比如国家如何取得独立自强，现代文学文化的发生发展如何从已经确立的中心起步并逐步繁衍扩展到边缘及乡村。这种“大河涨水小河满”的模式，不止是多数中国学者和海外汉学家所延循的模式，也是全世界很多民族国家历史书写的模式，并由此产生了众多的、证实国族“长此以往”的历史。
首先开始质疑民族国家话语垄断现代史学的学者是美国印度裔汉学家杜赞奇。杜氏于1990年代，以其论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通过比较中印两国现代史的书写，深入讨论了民族国家话语产生后所衍生的史学，以及由此而来的强调民族国家中心的效应而有失偏颇的历史书写。②杜氏是1990年代美国学界出现的新一代历史学家，专业是中国现代史，他的很多著述都颇有影响， 但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是其最具颠覆性、原创性的学术著作。杜赞奇与上几代西方汉学家尤其是历史学家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其学术思想受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影响颇深，不盲目迷信学术的“客观性”。“两后”学术理论都认为而且强调学者和学术由于文化话语权的主导作用以及学者本身立场的局限，学术都是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因此不可能完全客观，所以学者应当对过往学术重新审视。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梳理了当时中外学者关于中国现代史的主要论述，指出其中一个具有根本性的盲点：历史被民族国家的构建规约后，民族国家本身成为历史书写的终极目标。杜氏的主要观点是：在民族国家话语对历史书写的垄断之下，不仅只是历史进程呈单一线性发展，更多的是民族国家话语遮蔽了很多当年曾经在场的“他者”或“另类”话语，由此逐步导致很多不同群体乃至区域的失语。一方面，历史书写被民族国家垄断后便有了统一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民族国家是唯一的主体，现代性成为历史书写的共同目标，框架之外的史料变得毫无用处，从被忽略、被遮蔽到最后逐渐消失。因此这个过程也是删除其他历史叙述、民族国家自身在历史中不断再生的过程。不过，因为任何历史叙述都是一种构建，都会有顾此失彼的可能，所以杜赞奇倡导的“拯救历史”并非是要力图还原历史真相，而是旨在鼓励学者努力去寻找、构建更加丰富多元的历史，通过丰富多元的历史书写努力接近历史真相。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1995年在美国出版，在国外汉学界历史学家中颇有影响。2003年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在国内史学界也有一定影响，只是迄今似乎并未引起中国大陆文学史家的关注。李怡所提出的“从小河到大河”的地方路径其实跟杜赞奇的观点不谋而合，都看到了现代以来历史书写的单一性，看到了“地方”成为“他者”后在历史叙述中的缺席。诚然李怡的看点更为直觉一些，还只是初步讨论中国近代文学史，而杜赞奇则是着眼于大历史学科的理论与实践，颠覆了近代史学单一强调现代性的产生是由中心和精英统领的论说，强调国族历史书写遮蔽了很多其他历史，包括不同区域的文化史。
在笔者看来，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还不只是对现代中国的想象起点何在、孰先孰后的问题。探讨通向现代中国的地方路径还应涉及另一层面，即国族故事 （national stories） 的在地问题。③很显然，这个问题本身含有多个层面，一是文学著述中为什么、什么时候产生了国族故事？二是需要回答什么是國族故事，以及什么是现代中国的国族故事？三是国族的在地与定位，即文学著述对中国的想象将中国定位在哪里，是北京、西安、广州、上海还是其他地方？除此之外，这三个层面还都包含了复杂的时空关系，需要进一步阐明。
研究民族主义理论的学者普遍认为，伴随民族国家的产生往往有多种文学诉求，这些讲述自己族群的故事既是国家政权的政治需要也是族群民众的心理需要。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书中所言，由于印刷工业的发展，大众媒介、文学叙事成为滋润民族国家诞生的土壤。④民族精英常常使用小说的形式讲述他们对国家的构想，因为小说的叙述形式可以使精英的国族理想深入浅出，让普通民众产生认同。是小说就必然有叙事，用讲故事的方法投射或观照国家理想，歌颂或剖析民族特征，就成为国族叙事。其他大众媒介，如报纸新闻杂志电影戏剧等等，在民族国家的发展中也作用重大，但因为不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所以就不在此赘笔。（值得一提的是，世界范围内很多民族国家的早期小说都是首先见于报刊连载，在大众媒介上找到读者的） 影响杜赞奇很深的后殖民主义学者霍米·巴巴在其《文化的定位》一书中，从现代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角度，将安德森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推进一步。⑤《文化的定位》其中的一章与本文的议题直接相关，专门讨论了国族叙述与边缘文化之间的关系。该章的标题是“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或许可译为“国族的集散：时间，叙述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缘”。霍米·巴巴认为民族国家建立以后，由于需要加强民族认同，国家建设从很大程度上讲来其实是国族叙述（national narration）。国族叙述更倾向于讲述国民日常生活的情况和故事，因此所谓国族的故事往往是本地故事 （local stories），而且并不一定是宏大叙事，也并非只是歌颂民族精英的本地故事。正是这些平民的、日常的、非史诗性的处于/出于边缘的本地故事更使民族国家赖以凝聚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互不相识的国民。国族认同的根基从根本上说就是从不同中求大同，小说中的本地故事也是国民相互了解的重要途径，是激发民族精神、发展并巩固民族国家的主要媒介之一。在此，就民族想象的多元性来说，还有一点应该提醒学者注意的是，安德森的书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在英文原文里是复数，因此，更为准确地说，安德森论断中的共同体从来就强调多元共生。（很有意思的是该书的汉译书名从文字上不经意地掩盖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多元本质）
就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王德威可谓较早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学者之一，其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就直接对学界的主流看法提出了疑问：“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⑥王氏认为中国文学实际在十九世纪末期就由小说的兴起进入现代，因此学者们长期以来以“五四”文学革命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分水岭是值得商榷的。他从清末小说的大胆创新、批量生产说起，指出当时小说已有庞大的作者、译者与读者群体，加上大众传媒的参与，小说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均已改变，而且清末小说与传统白话小说从主题到手法的种种背离都一再标明当时的小说创作业已大步踏入现代。想来王德威的著述应该在中国大陆学界很有影响，但是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仍然有待展开。迄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仍然坚持文学的现代由“五四”时期的精英发起，划时代的标志仍旧公认为1918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笔者十分赞同王德威的观点，在此想做一点补充的只是从本文的中心议题国族叙述的角度来看，晚清时期的谴责小说应该就可以看作最早的与国家相关的叙述。后来梁启超倡导以“新小说”塑新民之时，小说就正式开始为国族想象服务了。梁启超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1908年的《新石头记》都是这方面的标本。
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期从中华帝国转型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小说起了相当深远的作用。就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而言，如果我们暂且不考虑现代诗歌、话剧、电影的效应，正如王德威所说，现代小说的出现是极为重要的标志之一。不过相对于清末的各类小说，民国初期的小说在对民族国家的表述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写作手法、叙述语言上也都更为完善。无论是对国民性的批判还是对故乡田园的歌颂，很多作家写作时已经具备国族、国民意识，而且着意通过写作唤醒国民。这些现代小说中的本地故事 （local stories），实际是用来做国族想象的，是地道的国族故事。通过国族故事，民众了解民族文化传统，知晓民族特征，发展对“共同体”即民族国家的认同。
汉语小说当然古来有之，但是何为中国的“现代小说”？王德威认为晚清小说就已经具备了很多现代特点：“‘现代’一义，众说纷纭。如果我们追根究底，以现代为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一种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则晚清小说家的种种试验，已经可以当之。”⑦王德威的定义当然可以成立，不过本文既然讨论的是“中国”的现代小说，则不得不首先考虑中国作为民族国家与小说的关系。笔者的看法是，中国的现代小说，还在于有了作家们认同的、边界清晰的民族国家“中国”（有别于先前统领天下的“帝国”），作家们从自己的故乡着眼思考国家现状、想象国族未来，以讲述家乡族群的本土故事来表述自己心中的“中国”。再是小说講述的故事开始具有鲜明的在地特征，故事涉及的人物生活有明确的民族学、人类学意义。通过小说中实实在在的故乡，文学书写更加紧密地与国族叙事相联。笔者在2006年出版的《叙述中国：贾平凹的文学世界》一书中，特别讨论了这个问题。⑧简言之，实体故乡的出现，国族故事有了在地，中国小说在告别了先前叙事中“抽象”的故乡之后，更是义无反顾地进入了现代。有了故乡，“中国”成为叙述主体，恰如杜赞奇所言，现代中国的文学大多与国族叙述息息相关。
故乡作为文化概念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由来已久，但是汉语古典文学里的故乡只是抽象的文化符号，没有实际内容。文学中最早提及的故乡可见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另外常见的例子当数老少皆知的李白的名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些诗句里的故乡，无论作者、读者的故乡何在，能读懂汉语的人都会认可诗句中的故乡，同时也许还会认同这些故乡诗句所代表的关于故乡的情感模式。古典小说里的故乡也同样没有具体的民俗意义上的细节，或者说故乡之于小说的主题、情节、人物并非紧要。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家们一直争执不定的议题中就包括故乡，可以说故事的在地实在不明了，贾家的荣宁两府到底是在北京还是在南京，各说不一，到头来往往是“反认他乡是故乡”。林黛玉从小远离家乡，虽然她多愁善感，但是书中很少提及她的乡愁，因为故乡对她并不十分重要。
故乡在现代小说中扮演的角色就截然不同了。现代小说中人物生活的在地有明晰的标志，从语言到食物甚至思维方式都带有区域特征。而且故乡并不等同于乡村或城市，甚至国际化的大都市也是某些作家的故乡或书写的在地，甚至是叙事的主体。我们姑且暂不讨论主题、人物、手法、风格、语言等等相应的变化，只是观察故乡的在地性，仅此一项，现代与前现代的差别就跃然纸上。上海作家金宇澄直言不讳宣称小说《繁花》不只是使用上海话的叙述，更为重要的是书中人物的“上海话思维”。⑨当然，金宇澄是当代作家，但是他的“上海话思维”是否也可用来参照徐訏、张爱玲的小说？沈从文的湘西从来就是他心目中的中国，想想看他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会带洋人去参观中国的哪些地方？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在鲁镇打工，去河边淘米被婆家雇来的乌篷船劫走，事无巨细都是江南模样。如此类推，从李劼人、巴金的成都、老舍的北京到莫言的山东高密、贾平凹的商州和西安、王安忆的上海，现代乃至当代文学中的故乡不胜枚举。 问题的关键是作家们的故乡因人而异，所以国族的在地即作家们心目中投射的祖国家园，也会是天南地北因人而异。由于文学描述总是出于自己的个人体验，故乡当然也是本人的故乡，因此每个人对“中国”的想象和表述是不相同的。正如李怡所言，文学人书写的经验首先是个人的，是源于地方的，而地方则代表着一个又一个不同的不可替代的“中国”。在此，我们可以再次回顾杜赞奇挑战国族叙事的论说：“中国有如此漫长复杂的文明史，国族叙事远远不可能是单一族群的国族叙事。”⑩换言之，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因此需要重新考虑不同地区对现代性的追求及表述，也就是“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
在此，我们需要考虑“在地”与“边缘”之间的关系。后殖民主义学者通常提及的边缘，往往指的是西方移民国家社会里被主流文化所排斥或压制的少数民族文化，是民族国家内部种族族群之间的关系。后殖民主义学术中经常讨论的中心边缘关系一般指的是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是否为社会认可，或是少数族群是否取得了应有的话语权或社会地位的平等。我们目前讨论的“地方”，是地理位置意义上的中心与边缘，不涉及族群之间的互动，至少本文的讨论只限于此。就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言，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也许不在同一个地方，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在地也不一样，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文化精英对“中心”的认同也不一样。既然中心具有流动性，那么边缘也自然是不固定的。因此，中国文学在通往现代性的旅途之中，地方也可能是中心，至少在“当初”的时段对某个区域来说是中心。从历史来看，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可以说就在于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地理上的中心。认同中华文明的国人或华人，尤其是多代海外华侨，对祖国的向往更多的是中华文明的成就和文化價值观以及中华文明的“足迹”。众所周知，这些足迹或遗迹，现在很多都处于边缘地方，可是从前曾经是“中心”。
香港学者吴国坤2015年出版的研究李劼人的专著是关注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区域文化表述之间关系的又一力作。11吴国坤在书中反复强调，他研究彰显李劼人早年以成都为中心的著述并非只是为中国文学现代史添加一位被遗忘的但却很有建树的作家，更为核心的目的是展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另类表述，指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盲点以及地方文化表述的深刻意义。换言之，吴国坤在李劼人书中找到的是成都区域文化对现代中国历史和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意义，是汇入长江的重要支流。不言而喻，李劼人肯定不是唯一的被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所遮蔽的作家。
至此我们的讨论还需要提及另一问题，即，现代中国国族想象中的文化地方主义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中的文化地方主义有所不同。欧洲的民族国家从大体上讲基本属于单一族群的民族国家，欧亚大陆先前的帝国崩溃之时，便是各个民族国家 （nation-state）兴起之日。英语里nation 一词既代表国家，也可以是国民，还可以指国族。现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是一种演变而不是裂变，现代中国是上千年中华帝国的直接传承。这样的直接传承使得这个传统之下的地方（虽然不是所有地方）跟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是能够认同的，因为中华帝国本来就是民族多元，同国不同族，同文不同言，古来有之。现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需要的是“族” （nation） 而不是国 （state），因此一旦有识之士创建出“中华民族”的国族概念，将几十个本来认同分散的族群集于同一旗帜之下成为同一个“共同体”，中国演变成民族国家便顺理成章了。
有了民族国家的框架以后，国族的叙述随之进入议程，现代小说开始大显身手。只是“中国”这个国家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天涯海角的文学人各自为政，从本地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出发，勾画自己心目中的“中国”。于是，不仅是“中国”天南地北，有作家就有家园、就有祖国，而且文学人往往以地区的特征来证明自己的故乡“更中国”，本地的文化传统历史更悠久，属于中华文明的“正宗”。自然而然，“地方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在此，我们可以再次回顾小河对大河的贡献，可以说正是有了地方的涓涓细流才有了滔滔不绝的黄河长江。
注释：
①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载《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李怡：《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载《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②Pre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③学界讨论现代文学史书写也应当讨论不同区域对“现代性”追求的差异。从全球范围看，西方学术长期垄断有关“现代性”的话语，很多世界史著作重复强调“现代”或是“社会的现代性”（modernity，指社会存在的方方面面现代实践，从政治思想、经济生产到文学艺术等等） 起源于欧洲，认为是欧洲首先进入现代，然后将各种现代实践传往世界各地。很多后殖民主义学者，尤其是印度的“庶民学派”早已挑战“欧洲中心主义”，认为不同区域对现代性的追求是由本地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并非是欧洲影响而至，从时间上看，有些地区也许早于欧洲。同样，中国各个区域对现代性的追求也与地方的历史条件有关，并非一定是来自北京、上海影响的结果。再则，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不同区域跟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互动也不一定通过北京、上海，可以是直接的接触。比如四川作家李劼人和四川画家常玉当年直接从四川前往巴黎学习，并且学有所成。可悲可叹的是学者们只是近年才发现他们的成就，还有待于主流现代史的接纳。限于时间及篇幅，本文无暇深入讨论与现代性相关的问题，诚请编辑、读者见谅。相关著述可见：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中文或可将书名译为《置欧洲于边缘：后殖民思考及历史分歧》。 ④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n. London： Verso， 1983， rpt. 1996.
⑤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⑥王德威的原著是1997年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最早的汉语版本见于中国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的版本。David Der-wei Wang.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⑦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4218.html。
⑧Yiyan Wang， Narrating China： Jia Pingwa and His Fictional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6.
⑨金宇澄专访：“我用上海话思维写《繁花》”， https：//cul.sohu.com/20130428/n374358498.shtml。
⑩杜赞奇的原文“The longer and the complicated civilisational history of China does not fit into the nation-state narrative of a single community.” （Duara 2015， p.6）
11Kenny Kwok-Kwan Ng， The Lost Geopoetic Horizon of Li Jieren： The Crisis of Writing Chengdu in Revolutionary China. Leiden： Brill， 2015.
（作者单位：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责任编辑：赵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