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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流火,热煞人也,防暑茶也。遂采访安排在河南大厦的菩提树禅茶厅,古朴古香的环境,琴声悠悠,流水潺潺。下午2点钟阎老师准时赴约,红白条纹的衬衫搭配米白色长裤,休闲清爽。落座后他潇洒地点起一支烟,我注意到他的手,手指修长,指甲圆润干净,不禁感叹,那么多的经典画作都出自这样一双好看的手,男人的手,长得如此好看的,不多。有幸攀识阎正老师,深感是上天对笔者的厚爱。有大智慧的人,脸上的表情都很平和,阎老师便是如此。阎老师给笔者的印象,内敛,是一位淡泊、儒雅的智者!真诚,是一位身藏大趣、真性情的长者!
真诚,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对于他被誉为集书画家、出版家、艺术评论家于一身的国艺大师之称,他却直言说自己就是一个“杂家”。他很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大师,“南京到北京,老师是官称,叫我老师就挺好”。如此的真性情,全没有“恃才傲物”之嫌,令笔者敬佩不已,当今以“真性情”面目出现的艺术大师可谓不多。庄子曰:“真者,精诚之至也……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明代奇书《菜根谭》里说:“人心一真,便霜可飞、城可陨、金石可贯。若伪妄之人,形骸徒具,真宰已亡,对人则面目可憎,独居则形影自愧。”人要活得真实,才长久,做事要做得真实,才稳定、才永恒。
他是最早的一批知青
茶能生津,喝了一肚子茶,不聊天怎么行?阎老师是个很好的茶伴。央视的电视剧《知青》热播后,越来越多如笔者一样的年轻人开始关注从那个特殊年代走过的人们,阎老师便是那个时代有名的知青代表。
1965年,毛泽东发出了“农村是一片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而在这之前阎正早已走向了农村这片广阔天地。他说,自己是比第一代知青更早的知青。
多年以后,因为勤奋努力为自己带来的人生成就,阎正被曾经的知青同行称为“知青传奇”。然而,除却个人的回忆,阎正更是把那个群体独特的时代记忆刻在了心里。
1964年,阎正先于国家的号召下乡了。落户河南汲县小双青年队,这个位于河南新乡地区和安阳地区两县交界的地方,寄托着他所有的知青记忆,一呆就是11年。他有篇文章曾写道:“我全部的青春都挥洒在那块土地上了。”阎老师说,自己下乡的经历比现在影视剧表现的艰苦多了,“那个时代的艰苦是现在任何一部影视剧都无法表现出来的”。阎正下乡的地方荒凉偏僻,土地贫瘠,除正常农业劳作外,还有一个火车站叫塔岗,人们只能把在河床拉石子当成副业。在当时的他看来,“不知要到哪辈子才能把塔岗的石子都拉光”。这些石子似乎永远拉不完,一个一个挖出的大坑如千疮百孔布满河道,哪怕人被砸死在了河坑里。最让当年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们痛苦的是装火车。六十吨石子、两个小时,限定数量、限定时间的装进车皮里,让这群孩子受不了也得受着,往往不小心会从火车跳板上连人带筐摔下去,没有体恤,没有安抚,也没有心疼,人们只能互相催促着:“快快……”让他起来,因为少一个人,大家就要分担他的劳动量。阎老师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很激动,语速很快,笔者仿佛也被他感染的来到了塔岗。寒冬,超强度的劳动让孩子们身上的棉袄被汗水浸透了,常常要再等下一趟车过来,用不了多久,湿透的棉袄结冰了,下一趟火车也到了,周而复始,知青们又把结冰的棉袄浸透汗水!如此辛苦换回的也不过是五分钱的报酬。然而当半夜三更刚刚脱下衣服躺下,暖和没有多长时间,刺耳的钟声便又会敲响。
没有休假,没有节日,大年初一也会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永远就是劳动劳动,阎正就这样度过了自己的知青岁月。艰苦的日子里,幸好可以用艺术慰藉自己的心灵。多才多艺的人生让同时代的知青称他为“知青传奇”,但他却说:“每天创作作品是不可能的,所谓创作也就是下雨有空的时候,没活儿干了才弄,没有条件哪有什么创作。”他只想简简单单地过自己的生活,从未想过为自己的生活附加上怎样的时代意义。
印着时代气息的随意人生
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家庭造就了阎正特殊的人生价值观。不管是被称为“知青传奇”,还是众家集一身,他不想为了抬高自己而抹杀那个时代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留下的独特印记。
阎老师说,时代造就了自己小心翼翼的处事态度,同样是时代规划了自己的人生——时代让自己做什么,自己就做什么。“不管出版、绘画还是演出,都是时代造就的,这个时期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没有想过非要在身上造就多少光环、多少头衔。”时代,造就了如今的阎正。搞过文工团、拍过电视剧,成为中国做电视最早的一批人之一;在“三线工程”的工地上巡回演出……甚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画过连环画,《西游记》、《三国演义》都在他的笔下生了花。
与阎老师同时代的人多之又多,只是阎正之所以成为阎正,与他顺应天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把绘画当成了自己的天性。上世纪八十年代,阎正开始办杂志,而杂志也成为了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伴侣”。《中华收藏》、《智力世界》、《科学未来》、《美术观察》、《东方艺术》、《南国艺术》、《收藏天地》、《妇女生活》、《退休生活》……他创办或参与创办的杂志就有十几本,经手的杂志更是有几十本之多,他还是《美术观察》的第一任社长,这是当时国家美术理论界最高权威的一本杂志。因为工作,他的身上多出了一副副担子,沉甸甸,那是责任。
阎老师说:“所有这些‘家’都不是自己希望成为的,只是为了顺应时代,而这是许多人并不了解的。”“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诉求。
1943年,阎正出生在西安,祖籍河南孟津,他的祖辈是旧中国的一省督军,父亲阎少显老先生一生从事新闻教育工作,是我国颇具影响的新闻界老前辈,他的母亲张淑君女士则能歌善舞。特殊的时代下,特殊的家庭背景也让他吃苦不少。为人作嫁,出版画集、筹办画展,为别人作跋作序,码字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字,但六十岁以前,他却没有为自己出过一本文集或画册。
阎正从1957年开始创作连环画,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到二十多年后的1979年才得以出版。他也因为对别人的一句许诺将自己的汗水“束之高阁”。中国现代画坛巨匠石鲁是阎正的恩师,三十多年前的1983年,阎正已将《石鲁传》完稿,甚至画家王西京为其所做的插图都已经完成,却因对石鲁夫人一句“等石鲁家人出书以后,我再发表”的承诺等了三十多年。有人曾想以连载的方式将《石鲁传》刊出,但阎正不想把自己的作品零售出卖,更怕时间久远,当时的文字已经不合时宜,与时代发生脱节。直到前年,《收藏界》的高玉涛社长向他征求连载此文的意见,三十多年前的文字才终于公布于世了。 六十岁,一个甲子,有人劝他,六十岁已经一个轮回,你总得出一本书。在别人的劝说下,阎老师才选出了六十篇文章,真正出版了自己平生第一本书《情寄八荒之表》。
“情寄八荒之表”,这是中国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对阮籍的评价,“八荒”意即“八方”,“情寄八荒”就是哪里都够得着。阎老师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处的时代。他描写的同样是自己的时代,无论元帅,还是百姓,在他的眼里都是平等的。他说:“我把你当成朋友,你也把我当成朋友,写出的文章才可信,现在好多文章不可信。”阎老师是一个敢说敢言的人,绝对不藏不掖,虽然得罪很多人,但他总是要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
他说,他不会拼命炒作自己,因为“过后会心不安的”。他的这种气质甚至遗传到了儿子的基因里。
对于自己的光环掩之又掩,对于儿子望野的夸赞,阎老师却没有丝毫的掩饰。望野是阎老师儿子的笔名,他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独自踏入了新的学术领域,品行上却很受父亲的影响,儿子出书不属真名,父亲赞成他的做法。望野在陶瓷、铜器、玉器等文物鉴赏领域都颇有建树,他笑言“儿子的名气比自己大”,自己也并没有对儿子的成长多精心指导,然而“顺其天性”的本意却是继承了下来。上高中时,望野和他商量能不能不考大学,在望野说出充足的弃考理由之后,阎老师欣然接受了。他说:“考大学就是天大的事儿,不是儿戏的,不是你说说就完的,但望野说想好了。”阎老师自豪地说,儿子是高中学历,但是到现在他给很多博士生导师、专家上课。自己的儿子今年才39岁,但阎正相信,望野在他自己的领域绝对处于权威的位置。望野给清华大学的国企高研班上课,为佳士得拍卖行辨别真假。一个元青花《鬼谷子下山》,他在香港《大公报》洋洋洒洒发表了一整版文章,然而却没有从中获取任何收益。没有金钱的概念,这正像阎老师的行为翻版。在望野所著的书中,更没有照片,没有简介,没有真名,有的只是他其中蕴含的深厚的艺术功底。
时代造就了阎老师矛盾的性格。他说:“我的性格是非常乐观向上的,希望轰轰烈烈做一番事业;但是我又是十分小心的,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如履薄冰,不想叫‘胜利冲昏头脑’,那个时代不允许你不小心翼翼,在任何时候都要尽量避开锋芒。”
“在其位谋其政”
要有所不为
现在的阎老是《收藏界》的名誉社长,他开玩笑说:“这样一个老头在杂志社只能起一个稳定作用,在其位要谋其政,不在其位便尽量少说。”在他看来,“在其位谋其政”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素养,更是一种价值观念,就像艺术家并不能成为“宣传家”一样。他不喜欢别人夸大声势的自我宣传,更不会为自己鼓吹什么。
别人劝他,应该出一本书,像现在时髦的做法,选三个四个大师,然后把自己加上,合出一本,把自己也列为大师之一,对他来说这是易如反掌的做法,但他不干。甚至他更对用画作换钱的资本没有任何的概念。阎老师说,他并不在意自己给别人画了写了会有什么回报,“没有必要算一平方尺多少钱”。 这些理念似乎与今天的价值观格格不入。
他年轻的时候在香港办展,曾经有一位满头白发的华盛顿大学颜至臻教授要买他的画作,他却要送给人家,老教授告诉他,按照规矩,这里不能送而需要买,这样得到的画作更让人珍惜。阎正不想在自己的艺术中融入商业。但他明白,“这便是这个时代,个人想扭转是不可能的,但不一定非得随波逐流”。然而他不否认,如果有的画真的卖到了一定的价格,也说明它应该有这个价值。
当今之世,红尘滚滚,物欲横流。如今的书画市场是空前的繁荣,但也是空前的浮躁,假画不断,丑闻不断,各种所谓的大师尽显张扬之能事,费尽心思把艺术商业化运作起来。阎老说:“我从来不把成功与否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没有虚度了人生。”
在他看来,艺术是安静的,“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他认为“人应该尽量自然一点”,他说,这是一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做人一定要非常清醒”。
真正的艺术不是招摇的,真正艺术家的时间也是“人后九分,人前一分”的。他不喜欢别人称自己为“大师”,但他欣赏如同自己的恩师——画坛泰斗石鲁一样的师者风范。他敬仰石老的为人与性格,所以哪怕在“文化大革命”中,石鲁蒙难的时候,阎老依然将其奉为自己的老师。在他们那个时代,拜师并不在乎拜师礼多么隆重,在意的是为师者真正的修养与品行,在意的是为师者做人做事是否坦荡与无私。
阎老继承了恩师的衣钵,无论在怎样的时代、怎样的岗位,他都尽职尽责,这位曾经在舞台上纵横多年的耀眼明星知道“有所不为”,需要放弃的时候只管放弃,他不会心动,更不会心痒。阎老说,那个时代过去了,需要自己在舞台上的时候,自己会在舞台上显露风采,让大家欢乐;现在舞台上不需要了,要你做的是舞文弄墨,那自己就是一支笔。
“七十而从其心”,孩子和朋友们都劝阎老:“别干了,干一辈子了,你应该稍微休息一下了。”年届七十的他也希望颐养天年,回家多陪陪已年过九旬的老母亲,然而就因为“大家对我都不错”,阎正自始至终未将“隐退”说出口。
“在其位谋其政”,不能改变时代,那就实践自我,阎老用真性情固守着那片自我纯净的艺术天地。
结语:用心倾听,没有人不被他的智慧震撼。近距离接触,没有人不被他的磁场感染。大家喜爱阎老,不仅仅是他的艺术,他的作品,他的敢说敢言,他的鲜明性格,他的洒脱气质,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老人家的真诚。
真诚,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对于他被誉为集书画家、出版家、艺术评论家于一身的国艺大师之称,他却直言说自己就是一个“杂家”。他很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大师,“南京到北京,老师是官称,叫我老师就挺好”。如此的真性情,全没有“恃才傲物”之嫌,令笔者敬佩不已,当今以“真性情”面目出现的艺术大师可谓不多。庄子曰:“真者,精诚之至也……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明代奇书《菜根谭》里说:“人心一真,便霜可飞、城可陨、金石可贯。若伪妄之人,形骸徒具,真宰已亡,对人则面目可憎,独居则形影自愧。”人要活得真实,才长久,做事要做得真实,才稳定、才永恒。
他是最早的一批知青
茶能生津,喝了一肚子茶,不聊天怎么行?阎老师是个很好的茶伴。央视的电视剧《知青》热播后,越来越多如笔者一样的年轻人开始关注从那个特殊年代走过的人们,阎老师便是那个时代有名的知青代表。
1965年,毛泽东发出了“农村是一片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而在这之前阎正早已走向了农村这片广阔天地。他说,自己是比第一代知青更早的知青。
多年以后,因为勤奋努力为自己带来的人生成就,阎正被曾经的知青同行称为“知青传奇”。然而,除却个人的回忆,阎正更是把那个群体独特的时代记忆刻在了心里。
1964年,阎正先于国家的号召下乡了。落户河南汲县小双青年队,这个位于河南新乡地区和安阳地区两县交界的地方,寄托着他所有的知青记忆,一呆就是11年。他有篇文章曾写道:“我全部的青春都挥洒在那块土地上了。”阎老师说,自己下乡的经历比现在影视剧表现的艰苦多了,“那个时代的艰苦是现在任何一部影视剧都无法表现出来的”。阎正下乡的地方荒凉偏僻,土地贫瘠,除正常农业劳作外,还有一个火车站叫塔岗,人们只能把在河床拉石子当成副业。在当时的他看来,“不知要到哪辈子才能把塔岗的石子都拉光”。这些石子似乎永远拉不完,一个一个挖出的大坑如千疮百孔布满河道,哪怕人被砸死在了河坑里。最让当年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们痛苦的是装火车。六十吨石子、两个小时,限定数量、限定时间的装进车皮里,让这群孩子受不了也得受着,往往不小心会从火车跳板上连人带筐摔下去,没有体恤,没有安抚,也没有心疼,人们只能互相催促着:“快快……”让他起来,因为少一个人,大家就要分担他的劳动量。阎老师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很激动,语速很快,笔者仿佛也被他感染的来到了塔岗。寒冬,超强度的劳动让孩子们身上的棉袄被汗水浸透了,常常要再等下一趟车过来,用不了多久,湿透的棉袄结冰了,下一趟火车也到了,周而复始,知青们又把结冰的棉袄浸透汗水!如此辛苦换回的也不过是五分钱的报酬。然而当半夜三更刚刚脱下衣服躺下,暖和没有多长时间,刺耳的钟声便又会敲响。
没有休假,没有节日,大年初一也会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永远就是劳动劳动,阎正就这样度过了自己的知青岁月。艰苦的日子里,幸好可以用艺术慰藉自己的心灵。多才多艺的人生让同时代的知青称他为“知青传奇”,但他却说:“每天创作作品是不可能的,所谓创作也就是下雨有空的时候,没活儿干了才弄,没有条件哪有什么创作。”他只想简简单单地过自己的生活,从未想过为自己的生活附加上怎样的时代意义。
印着时代气息的随意人生
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家庭造就了阎正特殊的人生价值观。不管是被称为“知青传奇”,还是众家集一身,他不想为了抬高自己而抹杀那个时代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留下的独特印记。
阎老师说,时代造就了自己小心翼翼的处事态度,同样是时代规划了自己的人生——时代让自己做什么,自己就做什么。“不管出版、绘画还是演出,都是时代造就的,这个时期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没有想过非要在身上造就多少光环、多少头衔。”时代,造就了如今的阎正。搞过文工团、拍过电视剧,成为中国做电视最早的一批人之一;在“三线工程”的工地上巡回演出……甚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画过连环画,《西游记》、《三国演义》都在他的笔下生了花。
与阎老师同时代的人多之又多,只是阎正之所以成为阎正,与他顺应天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把绘画当成了自己的天性。上世纪八十年代,阎正开始办杂志,而杂志也成为了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伴侣”。《中华收藏》、《智力世界》、《科学未来》、《美术观察》、《东方艺术》、《南国艺术》、《收藏天地》、《妇女生活》、《退休生活》……他创办或参与创办的杂志就有十几本,经手的杂志更是有几十本之多,他还是《美术观察》的第一任社长,这是当时国家美术理论界最高权威的一本杂志。因为工作,他的身上多出了一副副担子,沉甸甸,那是责任。
阎老师说:“所有这些‘家’都不是自己希望成为的,只是为了顺应时代,而这是许多人并不了解的。”“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诉求。
1943年,阎正出生在西安,祖籍河南孟津,他的祖辈是旧中国的一省督军,父亲阎少显老先生一生从事新闻教育工作,是我国颇具影响的新闻界老前辈,他的母亲张淑君女士则能歌善舞。特殊的时代下,特殊的家庭背景也让他吃苦不少。为人作嫁,出版画集、筹办画展,为别人作跋作序,码字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字,但六十岁以前,他却没有为自己出过一本文集或画册。
阎正从1957年开始创作连环画,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到二十多年后的1979年才得以出版。他也因为对别人的一句许诺将自己的汗水“束之高阁”。中国现代画坛巨匠石鲁是阎正的恩师,三十多年前的1983年,阎正已将《石鲁传》完稿,甚至画家王西京为其所做的插图都已经完成,却因对石鲁夫人一句“等石鲁家人出书以后,我再发表”的承诺等了三十多年。有人曾想以连载的方式将《石鲁传》刊出,但阎正不想把自己的作品零售出卖,更怕时间久远,当时的文字已经不合时宜,与时代发生脱节。直到前年,《收藏界》的高玉涛社长向他征求连载此文的意见,三十多年前的文字才终于公布于世了。 六十岁,一个甲子,有人劝他,六十岁已经一个轮回,你总得出一本书。在别人的劝说下,阎老师才选出了六十篇文章,真正出版了自己平生第一本书《情寄八荒之表》。
“情寄八荒之表”,这是中国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对阮籍的评价,“八荒”意即“八方”,“情寄八荒”就是哪里都够得着。阎老师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处的时代。他描写的同样是自己的时代,无论元帅,还是百姓,在他的眼里都是平等的。他说:“我把你当成朋友,你也把我当成朋友,写出的文章才可信,现在好多文章不可信。”阎老师是一个敢说敢言的人,绝对不藏不掖,虽然得罪很多人,但他总是要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
他说,他不会拼命炒作自己,因为“过后会心不安的”。他的这种气质甚至遗传到了儿子的基因里。
对于自己的光环掩之又掩,对于儿子望野的夸赞,阎老师却没有丝毫的掩饰。望野是阎老师儿子的笔名,他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独自踏入了新的学术领域,品行上却很受父亲的影响,儿子出书不属真名,父亲赞成他的做法。望野在陶瓷、铜器、玉器等文物鉴赏领域都颇有建树,他笑言“儿子的名气比自己大”,自己也并没有对儿子的成长多精心指导,然而“顺其天性”的本意却是继承了下来。上高中时,望野和他商量能不能不考大学,在望野说出充足的弃考理由之后,阎老师欣然接受了。他说:“考大学就是天大的事儿,不是儿戏的,不是你说说就完的,但望野说想好了。”阎老师自豪地说,儿子是高中学历,但是到现在他给很多博士生导师、专家上课。自己的儿子今年才39岁,但阎正相信,望野在他自己的领域绝对处于权威的位置。望野给清华大学的国企高研班上课,为佳士得拍卖行辨别真假。一个元青花《鬼谷子下山》,他在香港《大公报》洋洋洒洒发表了一整版文章,然而却没有从中获取任何收益。没有金钱的概念,这正像阎老师的行为翻版。在望野所著的书中,更没有照片,没有简介,没有真名,有的只是他其中蕴含的深厚的艺术功底。
时代造就了阎老师矛盾的性格。他说:“我的性格是非常乐观向上的,希望轰轰烈烈做一番事业;但是我又是十分小心的,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如履薄冰,不想叫‘胜利冲昏头脑’,那个时代不允许你不小心翼翼,在任何时候都要尽量避开锋芒。”
“在其位谋其政”
要有所不为
现在的阎老是《收藏界》的名誉社长,他开玩笑说:“这样一个老头在杂志社只能起一个稳定作用,在其位要谋其政,不在其位便尽量少说。”在他看来,“在其位谋其政”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素养,更是一种价值观念,就像艺术家并不能成为“宣传家”一样。他不喜欢别人夸大声势的自我宣传,更不会为自己鼓吹什么。
别人劝他,应该出一本书,像现在时髦的做法,选三个四个大师,然后把自己加上,合出一本,把自己也列为大师之一,对他来说这是易如反掌的做法,但他不干。甚至他更对用画作换钱的资本没有任何的概念。阎老师说,他并不在意自己给别人画了写了会有什么回报,“没有必要算一平方尺多少钱”。 这些理念似乎与今天的价值观格格不入。
他年轻的时候在香港办展,曾经有一位满头白发的华盛顿大学颜至臻教授要买他的画作,他却要送给人家,老教授告诉他,按照规矩,这里不能送而需要买,这样得到的画作更让人珍惜。阎正不想在自己的艺术中融入商业。但他明白,“这便是这个时代,个人想扭转是不可能的,但不一定非得随波逐流”。然而他不否认,如果有的画真的卖到了一定的价格,也说明它应该有这个价值。
当今之世,红尘滚滚,物欲横流。如今的书画市场是空前的繁荣,但也是空前的浮躁,假画不断,丑闻不断,各种所谓的大师尽显张扬之能事,费尽心思把艺术商业化运作起来。阎老说:“我从来不把成功与否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没有虚度了人生。”
在他看来,艺术是安静的,“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他认为“人应该尽量自然一点”,他说,这是一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做人一定要非常清醒”。
真正的艺术不是招摇的,真正艺术家的时间也是“人后九分,人前一分”的。他不喜欢别人称自己为“大师”,但他欣赏如同自己的恩师——画坛泰斗石鲁一样的师者风范。他敬仰石老的为人与性格,所以哪怕在“文化大革命”中,石鲁蒙难的时候,阎老依然将其奉为自己的老师。在他们那个时代,拜师并不在乎拜师礼多么隆重,在意的是为师者真正的修养与品行,在意的是为师者做人做事是否坦荡与无私。
阎老继承了恩师的衣钵,无论在怎样的时代、怎样的岗位,他都尽职尽责,这位曾经在舞台上纵横多年的耀眼明星知道“有所不为”,需要放弃的时候只管放弃,他不会心动,更不会心痒。阎老说,那个时代过去了,需要自己在舞台上的时候,自己会在舞台上显露风采,让大家欢乐;现在舞台上不需要了,要你做的是舞文弄墨,那自己就是一支笔。
“七十而从其心”,孩子和朋友们都劝阎老:“别干了,干一辈子了,你应该稍微休息一下了。”年届七十的他也希望颐养天年,回家多陪陪已年过九旬的老母亲,然而就因为“大家对我都不错”,阎正自始至终未将“隐退”说出口。
“在其位谋其政”,不能改变时代,那就实践自我,阎老用真性情固守着那片自我纯净的艺术天地。
结语:用心倾听,没有人不被他的智慧震撼。近距离接触,没有人不被他的磁场感染。大家喜爱阎老,不仅仅是他的艺术,他的作品,他的敢说敢言,他的鲜明性格,他的洒脱气质,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老人家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