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在一些特殊的年份，凸显它令人难忘的印记——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新疆罗布泊上的两声巨响，彻底粉碎了西方核大国对我国的核讹诈核威胁，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真正挺直了脊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邓小平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这春雷般巨响的背后，有一个“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奋斗集体——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简称中物院）。中物院1958年建院以来，60多年风雨兼程，砥砺前行，为建立和发展我国核威慑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
　　胡仁宇院士就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
　　听从党的召唤，苟利国家生死以
　　胡仁宇的童年经历了军阀混战和日本侵略，他亲眼目睹了日军的野蛮残暴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他常常跟随家人东躲西藏，颠沛流离。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了主人，社会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两相对比，胡仁宇认识到，每位有志青年都应该努力学习，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祖国建设中去。当时，他只有一个想法，自己的前途始终要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生逢乱世历风霜，铁马冰河为救亡。
　　为国奋斗的思想一经形成，就给了胡仁宇无穷的动力，他一生都在为这样的理想、抱负不懈努力。
　　1952年，胡仁宇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在科学前辈的带领下从事核科学研究。当时，为了让新参加工作的青年人尽快投入工作，研究所的领导抽出时间为他们补原子核物理、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统计物理等课程。胡仁宇由此开始接触核科学知识。后来，胡仁宇被分到实验组。这时，他遇到了他科研生涯中最重要的两位老师——杨澄中、戴传曾。两位老师都很认真，既对青年人严格要求，又能给予热情指导。在两位老师的悉心帮助下，胡仁宇逐渐掌握了做科学研究的方法。这些方法伴随他整个科研生涯。
　　1956年8月，胡仁宇赴苏联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就在他赴苏联留学的头一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英明决策。在共和国发展史上，这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但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核科学技术人才更是少之又少，十分匮乏。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面对祖国的召唤，胡仁宇迎来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从此，他的一生就与中国核武器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一干就是一生。
　　1958年7月，胡仁宇回国探亲。一天，他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偶遇所长钱三强，钱三强叮嘱胡仁宇在返回莫斯科前找他一次。买好往返列车票的胡仁宇，在要返回莫斯科前几天来到钱三强家中，钱三强对胡仁宇说：“你不要走了，留下来吧，给你调个新单位。”胡仁宇问：“叫我干什么？”钱三强只讲道：“快中子物理方面的研究，过几天就去报到。”胡仁宇二话没说，放弃了返回莫斯科继续学习的机会，在与钱三强谈话后的第三天就踏进了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的大门。
　　二机部当时负责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以研制核武器為主要任务。到了二机部九局后，领导交给胡仁宇任务就是与王方定等科研人员一起，组建新基地的中子物理与放射化学实验室（三室）。对组织的信任，胡仁宇说他当时非常忐忑。对他来说，这项工作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挑战，因为他当时研究生都还没毕业，完全没有做比较重大科研课题的经历，更别说还要负责组建队伍、创造实验条件等。胡仁宇唯恐有负重托，做不好这样的重要工作。
　　后来，苏联撕毁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经过慎重研究，我国政府毅然决定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1960年6 月初，九局党委副书记吴际霖给全体研制原子弹的科研人员作了一次思想动员。动员会上，吴际霖向科技骨干交底，并提出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群策群力、技术民主，要大力协同，要科学办事。会后，朱光亚分别到各个研究室交待科研任务分工和进度要求。胡仁宇和他的同事们，听从党的号召，按照既定的技术路线，踏上了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征程。
　　为完成朱光亚交待的任务，在王淦昌、朱光亚、何泽慧等老科学家的指导下，胡仁宇和赖祖武、王方定等同事一道，克服种种困难，全身心投入，建立研制设备，购置科研仪器，抓紧培养科研人才，以备在青海221 基地建成后，将三室事先准备好的工作全部转移到新基地。每每谈起这段经历时，胡仁宇的心情都会很激动，他说自己非常怀念那段一切服从国家需要、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时，三室的科研骨干都很年轻，三十刚出头，工作经验不足，大家依靠集体力量，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每周召开一次碰头会，讨论各方面遇到的问题，把问题讨论清楚了后就分头去做。
　　1963年春，位于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完成土建工程，胡仁宇同三室的全体人员分批由北京逐步向青海高原转移，打响了攻克原子弹的草原大会战。
　　金银滩海拔3200多米，每年的无霜期不到三个月，风雪冰雹猖狂肆虐，水烧不到沸点，饭煮不到全熟。这里的年平均气温在零下4 摄氏度，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多摄氏度。
　　在青海高原，胡仁宇与三室全体科研人员先后完成了核部件加工、储存、运输安全规则的制定，完成了核部件临界质量检测和点火中子源的制备、聚合爆轰出中子的测量，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爆试验创造了前提条件，提供了重要保证。
　　牢记使命，不辱历史重托
　　1986年6月，胡仁宇被任命为中物院院长。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推进，西方大国谋求霸权主义甚嚣尘上，核武器研究的竞争愈演愈烈。邓稼先、于敏等科学家敏锐地意识到，美苏两国的核武器研究已达到了理论极限，他们有可能主张全面禁止核试验，以限制别人发展，维持他们已有的核优势。如果中国不加快研制速度，新一代核武器就不能形成战斗力并装备部队。 　　经过多次分析我国与国外的差距，邓稼行、于敏等科学家提出了争取时机、加快核试验步伐的战略建议。
　　核武器在世界政治局势中的威慑作用不言而喻！
　　为实现邓稼先、于敏对中央的建议，在中物院党委的领导下，胡仁宇始终牢记国家赋予中物院的历史使命，与多位科学家深入研究分析，向国家提出加快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全力组织、实施、加快我国核试验，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胡仁宇前后参加了10多次核试验，其中负责组织领导了6次，每次都亲临现场参与组织指挥，为确保试验圆满成功做出了历史性成就。
　　回顾自己的一生，胡仁宇后来回忆说，在担任中物院院长期间，我可谓是胆战心惊，如履薄冰，唯恐有负组织重托。在党委领导下，我始终按照邓稼先院长的嘱托，牢牢抓住核武器研制这一主线，明确了总师系统和科技委的职责，充分调动各级科研骨干的积极性、创造性，依靠集体的力量制定出加快核武器发展的要求和时间进度表，想方设法完成好国家使命。
　　淡泊名利，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无论是搞科研、做学问，还是后来走上领导岗位，胡仁宇都把完成好组织交给的任务看得比什么都重，对荣誉和名利，他从来都是淡然处之，认为自己只是九院这个集体中的一份子、一个代表，个人实在没有什么功劳可提，荣誉永远应该属于中物院这个集体。
　　每当年轻的科研人员问起胡仁宇一生都干了什么事的时候，他常常说，中物院事业很特别，它是一项多领域、复杂的、精密的大科学工程，需要很多专业、很多工种齐心协力攻克难关才能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不是少数专业、少数工种能独立完成的。他常用“木桶理论”作比喻，说自己只做了一件“补短板、堵缝隙”的工作，对核武器事业而言，木桶有一块短板，水只能存到短板那个位置，如果各专业之间还有漏缝，时间长了，水就会漏掉，所以必须要糊腻子、箍箍子才能保证木桶不漏。经过历届中物院党委努力，我国核武器事业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
　　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因胡仁宇对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中物院党委推荐他参加全国“最美奋斗者”评选。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给中物院政治部领导打电话，约其谈话。他说，对这样的荣誉，我感到受之有愧，这个荣誉应该属于中物院这个集体，不应该是我本人。后来，作为两弹研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胡仁宇座客央视综合频道《故事里的中国——横空出世》。面对主持人董卿的提问：“您会怎么样来总结自己这一辈子”时，胡仁宇谦逊地说：“我不敢说我做得最好，但是我尽力而为了。我没有虚度此生，可以悄然离去了。”
　　正如他自己所言：“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能有机会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技术运用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而且又能圆满地完成国家赋予的任务，就是再苦再累，也是愉快的、有意义的事情。”
　　巍巍青山，壁立千仞。
　　获得全国“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后，他套用了十六个字概括自己的一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奋斗，开拓创新。从入中物院之初的懵懂，到局党委交底动员会之后的蓄势待发;从“两弹”攻关时的艰苦探索，到武器小型化锐意进取开拓;从青葱青年到耄耋之年，胡仁宇始终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默默奋斗奉献在核武器事业第一线，彰显出一位共产党员和科学家的优秀品質与宽广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