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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文章大家。人们常讲“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其实他下笔更如“神”。他的作品风格多样，时而大气磅礴，如大江大河奔流直下；时而隽永秀丽，韵味无穷；时而朴实无华，富含哲理。
毛泽东的著作是党的优良文风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常常在会议、谈话中提到改进文风、写好文章的话题。这多是他丰富写作实践背后的沉淀、升华和总结。
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写文章
“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
毛泽东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写文章。为什么一定要写文章呢？因为，它对于提高工作能力大有益处。毛泽东谈到：写文章，可以“锻炼头脑的细致准确性”。“客观事物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全面地认识它， 写成文章是不容易的事情。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写出来经过大家讨论一下，搞成比较谨慎的作风，把问题把思想写成定型的语言文字，可以提高准确性”。
早年办《湘江评论》时，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毛泽东冒着酷暑和蚊叮虫咬，一个多月写了40篇文章。大革命时，他背着雨伞走村串户调查数月，不畏劳苦，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为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即使成了党的领袖，毛泽东照样如此。指挥打仗再忙再累，工作条件再苦再差，他都坚持自己起草文章、电报、讲话提纲， 撰写社论、新闻通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场景，数十年后他的警卫员翟作军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當时，在简陋的陕北窑洞里， 毛泽东用了9天时间，废寝忘食、一气呵成写完了这篇5万字的鸿篇巨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为全民族抗战指明了胜利的前景和努力的方向。解放战争时期，他更是笔耕不辍，例如在转战陕北的最后一站米脂县杨家沟的4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为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先后写下数十篇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有些领导干部写报告和讲话稿让秘书代劳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他明确要求领导同志“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让写文章成为做工作、想问题的重要途径。
做人贵在真诚，
写文章也是如此
“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
毛泽东提倡写文章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要从生活、从实践出发，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心里话。他说：“只要是严格说理又合乎事实，即实事求是的文章，是站得起来的。”他称赞列宁的著作“生动活泼”，因为列宁“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做人贵在真诚，写文章也是如此。毛泽东主张文章“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分析情况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要夸大”；讲话发言也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尽是讲好话。
写文章实事求是的基础是要有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要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在毛泽东的著作里有着大量丰富翔实的事实材料，是他长期开展调查研究的展现。早年他在中央苏区写下的7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堪称我党基层调研工作的典范。毛泽东对这次调研印象很深刻，后来回顾说：当时对许多问题，没有“全般了解”，“是完全的门外汉”，所以“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在那样艰苦的岁月，下这样大的力气去调查研究，是很难得的，但事实证明是极有价值的。没有当时这番苦功夫，哪有后来的胜利和辉煌？人们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来形容写文章是很贴切的，世间真正聪明的人是乐于下这种苦功夫的。
只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可以把握住问题的本质联系，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来的文章，也才能有毛泽东所说的“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毛泽东指出：“写大文章不是大笔一挥，滔滔不绝，要根据下级和群众的意见，要有材料有分析，过细研究才行。”他称赞中国古代《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是“一位了不起的人”，认为郦道元很会调查研究，说：“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
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
“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有了正确的态度，还要有正确的方法。毛泽东告诫人们：写文章要处理好材料和观点的关系，强调“材料应与观点统一”，形成自己的看法。
材料是血肉，是观点的基础。毛泽东说：“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在延安时期，他就号召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
然而单有材料还不行，还要加工、消化。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文章要有观点，有“较深刻的思想性”，作者要“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学会分析问题，“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掌握了辩证的方法，把道理分析透彻了，文章才能写得精彩而深刻。“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反对写文章不懂装懂， 拿一堆材料来堆砌了事。他认为只有学会分析问题，讲话和写文章才能富有说服力。
1955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中，他对《一个整社的好经验》这篇短文曾经大加赞扬，指出其中“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账’，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不是像有些不善于做宣传的同志那样，仅仅简单地提到所谓‘或者走共产党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而是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批评“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写文章要有群众语言、群众观点
“你讲话是讲给别人听的，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嘛！”
毛泽东是遣词造句的大师，他的语言精练准确，词汇丰富多彩，用典生动恰当，他的文章既有思想的说服力，也有艺术的感染力。
在文章语言的运用上，毛泽东指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他主张要吸收祖国语言几千年来的丰富营养，主张中国人写文章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毛泽东对祖国语言的深厚感情终其一生，并且研习不断。一部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他读过不知多少遍，还总向别人推荐。对于书中的语言、故事、人物，毛泽东可谓是信手拈来、随手妙用。他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用“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等。对中国古代的许多优秀作品，毛泽东总是常读常新、巧加运用，他很注意从中吸收养分，以群众喜闻乐见的生动形象和语言形式去打动人。
在文章中，毛泽东还常常运用成语典故来阐明道理。党的七大召开时，他在会议最后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用中国古代的一则寓言故事，教育了全体党员。1949年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他借用农夫和蛇的寓言故事，教育中国人民不能怜惜自己的敌人，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善于发掘中国古代成语典故所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并且联系实际加以巧妙运用，让所要讲述的道理更加形象具体、深入人心，是毛泽东文章又一个突出的亮点。
对于写文章要有群众观点，毛泽东说：“你讲话是讲给别人听的，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嘛！”“当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
对于如何站在读者的角度想问题，毛泽东说，“标题要醒目些 ，使读者爱看”。1957年，《人民日报》送来一篇社论稿，题目是《怎样对待批评》，毛泽东看后，把它改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并批了一句“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一个很简单的改动使得标题更加准确鲜明。
在行文风格上，毛泽东主张要照顾读者的心理。他说：“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文章也不能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也即文章的叙述要尊重人們认识问题的习惯，讲求循序渐进、由浅入深。
文章写完后要反复进行修改
“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
文章写完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毛泽东认为还不行，还得去认真修改。
“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可见，毛泽东认为改文章就是改思想，改的过程就是思想完善的过程。
毛泽东一生改过的文章无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前后历时差不多七个月，总共算起来修改了一二十稿。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毛泽东最后才讲：“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再如，写作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年过六旬的毛泽东前后修改了十几遍，持续时间近半年，倾注了大量心血。
不仅是对重要的文件和文章，对自己的诗词，毛泽东也常会斟酌修改。1952年，一位大学老师写信给毛泽东，指出他的《长征》诗中“腾细浪”“金沙浪拍”的“浪”字不宜用两次，建议改为“水拍”。毛泽东欣然接受，并称其为“一字师”。1963年，毛泽东手书《满江红·和郭沫若》赠周恩来，当晚口中吟诵反复修改，次日服务员倒掉半篓废纸稿。
透过这些细小的例子，可以看到毛泽东是以怎样严谨认真的态度，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的。
（李云贵荐自《湘潮》）
毛泽东的著作是党的优良文风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常常在会议、谈话中提到改进文风、写好文章的话题。这多是他丰富写作实践背后的沉淀、升华和总结。
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写文章
“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
毛泽东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写文章。为什么一定要写文章呢？因为，它对于提高工作能力大有益处。毛泽东谈到：写文章，可以“锻炼头脑的细致准确性”。“客观事物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全面地认识它， 写成文章是不容易的事情。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写出来经过大家讨论一下，搞成比较谨慎的作风，把问题把思想写成定型的语言文字，可以提高准确性”。
早年办《湘江评论》时，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毛泽东冒着酷暑和蚊叮虫咬，一个多月写了40篇文章。大革命时，他背着雨伞走村串户调查数月，不畏劳苦，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为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即使成了党的领袖，毛泽东照样如此。指挥打仗再忙再累，工作条件再苦再差，他都坚持自己起草文章、电报、讲话提纲， 撰写社论、新闻通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场景，数十年后他的警卫员翟作军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當时，在简陋的陕北窑洞里， 毛泽东用了9天时间，废寝忘食、一气呵成写完了这篇5万字的鸿篇巨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为全民族抗战指明了胜利的前景和努力的方向。解放战争时期，他更是笔耕不辍，例如在转战陕北的最后一站米脂县杨家沟的4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为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先后写下数十篇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有些领导干部写报告和讲话稿让秘书代劳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他明确要求领导同志“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让写文章成为做工作、想问题的重要途径。
做人贵在真诚，
写文章也是如此
“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
毛泽东提倡写文章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要从生活、从实践出发，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心里话。他说：“只要是严格说理又合乎事实，即实事求是的文章，是站得起来的。”他称赞列宁的著作“生动活泼”，因为列宁“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做人贵在真诚，写文章也是如此。毛泽东主张文章“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分析情况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要夸大”；讲话发言也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尽是讲好话。
写文章实事求是的基础是要有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要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在毛泽东的著作里有着大量丰富翔实的事实材料，是他长期开展调查研究的展现。早年他在中央苏区写下的7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堪称我党基层调研工作的典范。毛泽东对这次调研印象很深刻，后来回顾说：当时对许多问题，没有“全般了解”，“是完全的门外汉”，所以“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在那样艰苦的岁月，下这样大的力气去调查研究，是很难得的，但事实证明是极有价值的。没有当时这番苦功夫，哪有后来的胜利和辉煌？人们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来形容写文章是很贴切的，世间真正聪明的人是乐于下这种苦功夫的。
只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可以把握住问题的本质联系，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来的文章，也才能有毛泽东所说的“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毛泽东指出：“写大文章不是大笔一挥，滔滔不绝，要根据下级和群众的意见，要有材料有分析，过细研究才行。”他称赞中国古代《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是“一位了不起的人”，认为郦道元很会调查研究，说：“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
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
“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有了正确的态度，还要有正确的方法。毛泽东告诫人们：写文章要处理好材料和观点的关系，强调“材料应与观点统一”，形成自己的看法。
材料是血肉，是观点的基础。毛泽东说：“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在延安时期，他就号召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
然而单有材料还不行，还要加工、消化。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文章要有观点，有“较深刻的思想性”，作者要“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学会分析问题，“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掌握了辩证的方法，把道理分析透彻了，文章才能写得精彩而深刻。“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反对写文章不懂装懂， 拿一堆材料来堆砌了事。他认为只有学会分析问题，讲话和写文章才能富有说服力。
1955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中，他对《一个整社的好经验》这篇短文曾经大加赞扬，指出其中“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账’，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不是像有些不善于做宣传的同志那样，仅仅简单地提到所谓‘或者走共产党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而是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批评“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写文章要有群众语言、群众观点
“你讲话是讲给别人听的，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嘛！”
毛泽东是遣词造句的大师，他的语言精练准确，词汇丰富多彩，用典生动恰当，他的文章既有思想的说服力，也有艺术的感染力。
在文章语言的运用上，毛泽东指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他主张要吸收祖国语言几千年来的丰富营养，主张中国人写文章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毛泽东对祖国语言的深厚感情终其一生，并且研习不断。一部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他读过不知多少遍，还总向别人推荐。对于书中的语言、故事、人物，毛泽东可谓是信手拈来、随手妙用。他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用“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等。对中国古代的许多优秀作品，毛泽东总是常读常新、巧加运用，他很注意从中吸收养分，以群众喜闻乐见的生动形象和语言形式去打动人。
在文章中，毛泽东还常常运用成语典故来阐明道理。党的七大召开时，他在会议最后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用中国古代的一则寓言故事，教育了全体党员。1949年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他借用农夫和蛇的寓言故事，教育中国人民不能怜惜自己的敌人，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善于发掘中国古代成语典故所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并且联系实际加以巧妙运用，让所要讲述的道理更加形象具体、深入人心，是毛泽东文章又一个突出的亮点。
对于写文章要有群众观点，毛泽东说：“你讲话是讲给别人听的，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嘛！”“当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
对于如何站在读者的角度想问题，毛泽东说，“标题要醒目些 ，使读者爱看”。1957年，《人民日报》送来一篇社论稿，题目是《怎样对待批评》，毛泽东看后，把它改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并批了一句“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一个很简单的改动使得标题更加准确鲜明。
在行文风格上，毛泽东主张要照顾读者的心理。他说：“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文章也不能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也即文章的叙述要尊重人們认识问题的习惯，讲求循序渐进、由浅入深。
文章写完后要反复进行修改
“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
文章写完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毛泽东认为还不行，还得去认真修改。
“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可见，毛泽东认为改文章就是改思想，改的过程就是思想完善的过程。
毛泽东一生改过的文章无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前后历时差不多七个月，总共算起来修改了一二十稿。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毛泽东最后才讲：“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再如，写作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年过六旬的毛泽东前后修改了十几遍，持续时间近半年，倾注了大量心血。
不仅是对重要的文件和文章，对自己的诗词，毛泽东也常会斟酌修改。1952年，一位大学老师写信给毛泽东，指出他的《长征》诗中“腾细浪”“金沙浪拍”的“浪”字不宜用两次，建议改为“水拍”。毛泽东欣然接受，并称其为“一字师”。1963年，毛泽东手书《满江红·和郭沫若》赠周恩来，当晚口中吟诵反复修改，次日服务员倒掉半篓废纸稿。
透过这些细小的例子，可以看到毛泽东是以怎样严谨认真的态度，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的。
（李云贵荐自《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