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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先生作为一位卓越的语言学大师，是中国语法理论的主要探索者和奠基人之一。自《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语法研究是在不断借鉴西方语言学语法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起来的。虽然在每个时期所借鉴的理论和方法有所不同，但从总体来说基本都是在西方语法理论方法的框架内结合中国语法的实际，在细节和具体的方法上的发展。能够自成体系的语法研究并不多见。吕先生却能够在语法理论体系上做出独创性贡献，这是极为难能可贵和令人钦佩的。吕先生的语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文法要略》和《漢语语法分析问题》两部著作中。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吕先生首创及贯彻了汉语以动词为中心的句法观。吕先生始终不断坚持与完善“动词中心”说，并在三十年后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中进一步加以阐释和发挥。下面就以这两部著作为参考，着重谈下“动词中心”说以及这一理论对汉语语法研究的深远影响。
一、《中国文法要略》中的“动词中心”说
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吕先生把句子分为四种，分别是叙事句、表态句、判断句、有无句。吕先生认为叙事句是最常用的一种句子，这类句子的中心是一个动词。既是叙述一件事情，句子的中心就是在那个动词上，此外动作的所由、所起、所止，以及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都是补充这个动词把句子的意思说明白，都可以称为“补词”。吕先生认为叙事句的基本格局是：
起词（动作起点）——动词——止词（动作止点）
这种格局是叙事句的基本句型。这种句型的确定是以语义为主要依据的。“起词”是指动作的施动者，“止词”是指动作的“受动者”。这并不等同于我们现在学习到的“主语”和“宾语”的理论。《中国文法要略》的这些理论观点，可以说是吕先生“动词中心”说的发端。
尽管吕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问世于20世纪40年代，但是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虽然大家都承认动词在汉语句子中的重要性，但“动词中心”说并未受到重视。人们更习惯与句子有“主语”和“谓语”两个中心的说法。直到八十年代以后，受配价语法、格语法、切夫语法等西方语法理论的影响，“动词中心”说才逐渐受到重视。专门讨论“动词中心”说的文章才开始出现，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这足以说明，吕先生的语法思想是极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的。
吕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中提出了“起词”与“止词”的概念。上文说过，起词和止词并不等同对应于主语和宾语。起词和主语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起词可以做主语，这是两者的联系。两者的区别是较多的。第一，主语是相对句子而言的，是句子的前半部分，吕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将其称之为“句头”，将谓语称之为“句身”。起词则是相对动词而言的，是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起点”或“施动者”。第二，主语既可以由起词充当，也可以由止词充当，其他与动词由一定语义联系的实词也可以充当主语。
吕先生认为动词是一个叙事句的中心，是一定要有的。起词和止词都可以省略，但动词必须存在，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叙事句。另外，吕先生认为叙事句不仅存在着起词、动词、止词，也存在着补词。用补词来代表与此事有关的人或事物，补充动词把句子的意义说明白。吕先生所提出的补词包括：受事补词、关切补词、交与补词、凭借补词、方所补词、方面补词、时间补词、原因补词、目的补词、比较补词。吕先生还进一步指出，“所有的补词和动词的关系并非同样密切，起词和动词的关系最密切，止词次之，其他补词又次之，如时间补词及方所补词和动词的关系就疏得很，有它不嫌多，无它不嫌少。如果没有起词，那个动词就悬在半空，代表很抽象的概念，不成一个具体的动作了。止词有时候也同样重要，所以我们才把他们另外提出来，不和其余补词一律看待（《要略》P53）”。
二、《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的“动词中心”说
吕先生在成书于七十年代末的另一部重要语法著作《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对“动词中心”说进行了丰富与延伸。使“动词中心”说理论更加系统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吕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认为要细分动词，特别是及物动词，认为这是推进语法研究的途径之一。
第二，吕先生认为名词和动词的语义联系是多种多样的，这种语义联系决定了它们在句子里的活动方式。所以在分析动词谓语句时，“要查考这样的名词同时可以出现几个，各自跟动词发生什么样的语义关系，什么关系的名词和什么关系的名词可以同时出现，各自在什么位置上出现，什么关系的名词和什么关系的名词不能同时出现，如此等等（《问题》P65-66）”。
第三，吕先生指出“施事——动词——受事”这类句子的数量是最多的，但只是句子的众多类别之一，还有不少“名词——动词——名词”之类的句子。就此来说，主语一定是施事，宾语一定是受事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宾语可以分为施事、受事、当事、工具等等，主语也可以分为施事、受事、当事、工具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主语和宾语可以互相转化。主语只是动词的几个宾语中提出来放在主题位置上的一个，凡是动词谓语句里的主语都有这样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是让宾语跟主语相对，更加突出了名词跟动词的关系。也可以这样理解，主语和谓语直接相对，突出了说明和被说明的关系；主语和宾语围绕动词相对，是施动和受动的关系。
第四，根据主语的二重性，《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认为可以不妨把宾语叫做“补语”。认为“补语”这个名称比宾语好，不但不跟主语相配对，而且可以包括某些不便叫做宾语的成分。吕先生又进一步主张把动词前后的介名短语都当做一种类型的补语——介系补语。
以上这些理论，更加深化了“动词中心”论。引导了以后的研究者着重于分析动词的分类，重视动名之间的关系并细致分析。《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对“动词中心”说的阐释与延伸，使这一理论更加完善和系统，更加彰显了它的实用价值。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引爆了八九十年代汉语动词研究的热潮。使得“动词中心”说的影响日益扩大。
参考文献：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刘玉屏 《汉语语法学中的“动词中心”说考》
吴为章 《“动词中心”说及其深远影响——<中国文法要略>学习札记》
一、《中国文法要略》中的“动词中心”说
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吕先生把句子分为四种，分别是叙事句、表态句、判断句、有无句。吕先生认为叙事句是最常用的一种句子，这类句子的中心是一个动词。既是叙述一件事情，句子的中心就是在那个动词上，此外动作的所由、所起、所止，以及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都是补充这个动词把句子的意思说明白，都可以称为“补词”。吕先生认为叙事句的基本格局是：
起词（动作起点）——动词——止词（动作止点）
这种格局是叙事句的基本句型。这种句型的确定是以语义为主要依据的。“起词”是指动作的施动者，“止词”是指动作的“受动者”。这并不等同于我们现在学习到的“主语”和“宾语”的理论。《中国文法要略》的这些理论观点，可以说是吕先生“动词中心”说的发端。
尽管吕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问世于20世纪40年代，但是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虽然大家都承认动词在汉语句子中的重要性，但“动词中心”说并未受到重视。人们更习惯与句子有“主语”和“谓语”两个中心的说法。直到八十年代以后，受配价语法、格语法、切夫语法等西方语法理论的影响，“动词中心”说才逐渐受到重视。专门讨论“动词中心”说的文章才开始出现，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这足以说明，吕先生的语法思想是极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的。
吕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中提出了“起词”与“止词”的概念。上文说过，起词和止词并不等同对应于主语和宾语。起词和主语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起词可以做主语，这是两者的联系。两者的区别是较多的。第一，主语是相对句子而言的，是句子的前半部分，吕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将其称之为“句头”，将谓语称之为“句身”。起词则是相对动词而言的，是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起点”或“施动者”。第二，主语既可以由起词充当，也可以由止词充当，其他与动词由一定语义联系的实词也可以充当主语。
吕先生认为动词是一个叙事句的中心，是一定要有的。起词和止词都可以省略，但动词必须存在，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叙事句。另外，吕先生认为叙事句不仅存在着起词、动词、止词，也存在着补词。用补词来代表与此事有关的人或事物，补充动词把句子的意义说明白。吕先生所提出的补词包括：受事补词、关切补词、交与补词、凭借补词、方所补词、方面补词、时间补词、原因补词、目的补词、比较补词。吕先生还进一步指出，“所有的补词和动词的关系并非同样密切，起词和动词的关系最密切，止词次之，其他补词又次之，如时间补词及方所补词和动词的关系就疏得很，有它不嫌多，无它不嫌少。如果没有起词，那个动词就悬在半空，代表很抽象的概念，不成一个具体的动作了。止词有时候也同样重要，所以我们才把他们另外提出来，不和其余补词一律看待（《要略》P53）”。
二、《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的“动词中心”说
吕先生在成书于七十年代末的另一部重要语法著作《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对“动词中心”说进行了丰富与延伸。使“动词中心”说理论更加系统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吕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认为要细分动词，特别是及物动词，认为这是推进语法研究的途径之一。
第二，吕先生认为名词和动词的语义联系是多种多样的，这种语义联系决定了它们在句子里的活动方式。所以在分析动词谓语句时，“要查考这样的名词同时可以出现几个，各自跟动词发生什么样的语义关系，什么关系的名词和什么关系的名词可以同时出现，各自在什么位置上出现，什么关系的名词和什么关系的名词不能同时出现，如此等等（《问题》P65-66）”。
第三，吕先生指出“施事——动词——受事”这类句子的数量是最多的，但只是句子的众多类别之一，还有不少“名词——动词——名词”之类的句子。就此来说，主语一定是施事，宾语一定是受事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宾语可以分为施事、受事、当事、工具等等，主语也可以分为施事、受事、当事、工具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主语和宾语可以互相转化。主语只是动词的几个宾语中提出来放在主题位置上的一个，凡是动词谓语句里的主语都有这样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是让宾语跟主语相对，更加突出了名词跟动词的关系。也可以这样理解，主语和谓语直接相对，突出了说明和被说明的关系；主语和宾语围绕动词相对，是施动和受动的关系。
第四，根据主语的二重性，《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认为可以不妨把宾语叫做“补语”。认为“补语”这个名称比宾语好，不但不跟主语相配对，而且可以包括某些不便叫做宾语的成分。吕先生又进一步主张把动词前后的介名短语都当做一种类型的补语——介系补语。
以上这些理论，更加深化了“动词中心”论。引导了以后的研究者着重于分析动词的分类，重视动名之间的关系并细致分析。《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对“动词中心”说的阐释与延伸，使这一理论更加完善和系统，更加彰显了它的实用价值。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引爆了八九十年代汉语动词研究的热潮。使得“动词中心”说的影响日益扩大。
参考文献：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刘玉屏 《汉语语法学中的“动词中心”说考》
吴为章 《“动词中心”说及其深远影响——<中国文法要略>学习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