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作，对于疾病在身的我来说，是现在唯一的生活出路。但在当下无比狭窄又无比激烈的文学环境下，靠写作生活，又是何其艰难的一件事情。
　　几年前，我曾在一首诗里写下这样一句：一个人的老，是一瞬间的事情。这句诗，不是写别人，是写自己的。人一辈子漫长得像一场梦，大多时候，时间仿佛总是停滞的，但有一些年景，一些变故，让生命产生了加速度感。这种感觉，这几年里让我的行色更加急迫。
　　2017年过完新年，我到了贵州一家旅游企业做宣传文案，到2020年新年结束，时间整整横跨三年。原计划一直做下去，至少做到孩子大学毕业，因为身体原因，已不大可能做别的，虽然一篇又一篇业务文字让我日益枯槁。2020年正月初六，接到公司通知：初八全体员工到岗上班，过了一天，又接到通知：因为新冠疫情原因，开工延后。我在手机上写了一篇景区新年新计划的软文，包括产品的升级丰富，服务的拓展改革，准备发在企业公号上，给市场新态，给客户信心。这三年里，我主要的工作是运作企业公众号，它是一个重要窗口，也是当下无数服务企业的重要服务模式。
　　这一延，延到了3月底，没有等到开工通知，等来了一纸尘肺病的诊断。那篇新年新景的软文，就永远沉寂在了手机文档里。贵州的工作生活因此画上句号，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感谢企业，感谢这三年漫长又短暂的时光，它是我真正写作的开场。
　　在异乡孤独的晨昏，在生活转动的一个又一个间隙，我常常回望那些或平淡或惊心动魄的过去，回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风雨、朋友与亲人。那些烟云般的往事，那些烟云里升腾跌宕的人影，在我醒来与睡去的光影里交织、缠绕，无论我怎样努力去忘却，它们都已深深镶嵌于我生命当中。有一天，我突然想，我该用笔去记录下他们和它们。
　　这三年，我一边完成各种工作任务，一边写作，总共写下了一百余篇散文，它们面目各异，短短长长，有一万余字的，有一两千字的，一些发表在各类文学期刊上，一些发表在网络平台，而一些永远沉寂在手机文档里。因为非虚构作品的一些影响力，被澎湃新闻“镜相”非虚构栏目签约，也从此更专注于非虚构这一文体。
　　虽然2015年做了颈椎手术，恢复得还不错，但颈椎失去了生理应有的曲度，久坐就会疼痛。我的写作主要在床上完成，抱着平板电脑，靠在床头，一行行敲击。文字将我带入了遥远的时间与空间，把我带入那些消失但无处不在的人事当中。黔北的冬天异常寒冷潮湿，常常一月不见太阳，我就开着电热毯读和写，工作三年，我前后换过三个电热毯。
　　2020年刚过完年，我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咳嗽，一天比一天严重。当时村里封了路，卡点上日夜有专人把守，村里小诊所药品都卖断货了，消炎类的药品按要求被封了柜。妻子上山挖了许多草药煎水喝，没有一点儿效果。2013年和2016年我有过两场类似的咳嗽，前者在矿山，后者在北京，在九死一生时自愈了。但这一次，没有幸运降临。
　　二
　　2020年3月23日，这是一个此生再不想提及的日子，这一天，丹凤县中医院一张CT影像胶片，宣告了我无数梦想的破灭——尘肺病，它意味着我再也无力从事与体力有关的劳动，就在年前，我还与在塔吉克斯坦苦盏州从事爆破的工友联系，计划再操旧业，搏一把人生。现在，我把护照压在了抽屉最下层的格子里，也许，这一生，可能再也用不到它了。
　　在县城60平方米的搬迁房里，我一个人静静坐了一个下午，此时，妻子和孩子都在乡下老家。我没有把消息告诉母子二人，我知道，告訴他们也没有用，对于这个世界，对于生活种种，他们茫然无知，像不谙世事的孩子，从某种层面上说，这也是他们不幸中的幸运。两小时后，我把消息告诉了《我的诗篇》的导演秦晓宇，没有什么目的，他是我认识6年的朋友。
　　时间对于一个沮丧的人是漫长的。
　　4月、5月、6月，什么也没做，尽管每天忙忙碌碌。2020年的整个夏天异常溽热，新冠疫情因为夏季的到来似乎消退下去，从南到北，生活又恢复到原来的节奏，年轻人开始南下，留守的人按照季节的节律出动、劳作。我一个人待在县城里。其实这个县城的一切与我没有太多关系，这半生里，除了远行时乘车路过，从未有过长时间停留，也从无与任何人交集。
　　2020年9月，我加入了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成了基金会成立9年来唯一的驻会作家。这是一家专业服务于中国600万尘肺病群体的公益组织，自愿者和服务网点遍布全国各地。这是一群心怀理想的人，从驻会专职工作人员到志愿者群体。10月，我跟随公益团队到延安做尘肺病人调查探访，见证了他们的专业和责任感，也见证了患者的痛苦无力。这几年，国家层面日益重视，各种福利、政策相继出台，但相较于这个群体的严重和急迫困境，还有很长很重的路要走。
　　三
　　在一个靠近一家石炼化工厂的小村子，有一个场景让我久久难忘：那是个阳光灿烂的下午，陕北深秋的阳光似乎永远灿烂。一位尘肺病患者躺在床上，鼻子上插着氧气管，他身材高大但瘦弱不堪，他的家人围坐四周，他在西安工作的儿子辞职回家，成了他最有力的陪护者。阳光从巨大的玻璃窗照进来，屋子明亮极了，显得无比温馨，但我看见了这位患者眼里的暗夜，这暗夜，即将把他覆盖、吞噬。我觉得我有责任来记录这些被遮挡的群体。
　　2020年我写了诗歌20来首，散文七八篇，这是近些年最低产的一年，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个人的原因。这一年，身体和内心经历了双重跌宕，在坚硬的命运和现实面前，没有谁不是脆弱无力的。欣慰的是，这一年诗集《炸裂志》售出了近4万册，成为许多年轻人书架上的读本。代沟代代有，而深处的悲欣大多相通。它也将成为一个人继续写作下去的动力。痛苦的是，对于这一年里倾心关注的那一群人，却没有在文字里出现过，留待明天吧。
　　2020年，我有了第二辆摩托车，一辆放在老家，一辆放在县城，迄今为止，它们是我最昂贵的私产和唯一的交通工具，两车加起来，差不多一万元。放在县城的一辆主要用来发快递，给全国各地的读者寄书。这个百年一遇的寒冷冬天，我往返于快递公司和家之间，寄出了3000册签名本，所得利润，一半用来吃药，一半成了马上过年的费用。从收获的意义上讲，我该感谢诗歌，感谢16年的矿山风雨。
　　我的生活经验主要有两大块，一块是乡村生活，我的家乡在商洛丹凤县，一个叫峡河的小山村，这是一片两省三县的夹角地带，至今依然是中国最穷苦的地区之一。如果说是秦岭把陕西分成了南北，在丹凤，一道猿岭把丹凤县分成了南山和北山。我家乡所处的北山是土地与各类资源最贫瘠的地方。我曾经查过族谱，我老家这片地方，有记录的人烟生活历史只有不到300年。我们的祖上为逃兵乱，嘉庆年间，从安庆、九江一带千里逃命而来。我的乡亲至今依然是一口江南方言。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多么关山阻绝的封闭世界。我25岁之前几乎没有离开过乡村，那些人畜物事，一枝一叶都深刻在了我骨头里了。这是一座富矿，值得我写一辈子。家乡若说有文化，那就是孝歌与山调文化，它唱更迭兴亡、忠奸贤佞、婚丧嫁娶、四时嬗变。那悲怆悠远的曲调与内容，我在文本里不自觉常常写入。
　　另外一块就是矿山生活，它占据了我人生的16年长度，这同样是一座富矿。乡村生活与矿山生活贯穿了我大半生的时光，它们彼此独立又深深勾连，共同建构了我的人生与记忆，也构成了我写作素材的源头。
　　“历史的建构是献给无名者的记忆。”写作的使命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