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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家对新冠肺炎“零号病人”议论纷纷之时，近日，上海“一号病人”的追踪过程，揭开了“流行病学调查”神秘的面纱。
1月16日傍晚5时，上海市疾控中心的电话响起。电话来自长宁区疾控中心，长宁区某医院，有一位武汉来的病人，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经过连夜的流行病学调查，疾控人员梳理出患者前14天的行动轨迹，找到了在上海的密切接触者。
流行病学调查，就是通过抽丝剥茧式的调查询问，透过纷繁复杂的生活轨迹，探索传染的来龙去脉，将一个个看似毫不关联的片段，串成一条条紧密连接的传染链条，然后通过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等措施，最终达到阻断疾病传播的目的。
目前，全国各地公布的病例行动轨迹，都基于流行病学调查。
从疫情防控之初，流调队员与新冠肺炎病毒间一场场争分夺秒的“赛跑”，只为将感染人群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因此，有网友给流调队员取了一个酷酷的别称：猎毒者。
闵行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给疑似患者取样、化验。 
閔行疾控工作人员做电话流调。 
静安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在现场工作。
1月18日，闵行区报告一起“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接报后，上海市疾控中心专家、闵行区疾控中心分管领导、流调队员立即赶往现场开展流调工作。病人1月8日至11日曾带儿子去武汉某医院探望亲人，1月11日返沪时即有发热、咳嗽等症状，之后继续上班，与多名同事一起工作、开会、吃饭，之后确诊为“新冠肺炎”。经流行病学调查，该病例共有家人、同事等28名密切接触者。此后，该病例密切接触者中，一名同事、该病人的儿子相继发病并被确诊。
流调的目的是要回答“病人大概什么时候在哪里被谁或通过什么途径感染””“可能与其接触的密切接触者有哪些人”这两个关键问题。
“当时这个病例出于一些私人原因，并不是很配合。对于我们问的一些问题，他都不愿意多说。只是告诉我们他在武汉住的一个地址。”闵行区疾控中心应急办副主任（主持工作）张奕回忆道，眼看问不出更多有效信息，他们暂停了询问，“我自己总结了一些流调技巧，一个是主动搜索，还有一个被动提供”。
在这个案例上，张奕就运用了“主动搜索”。根据病例提供的地址，她利用地图软件锁定了周边的一些重点场所，通过与病例的沟通，标记了一些可能出现交叉感染的地点。
流调队员的工作有时就是提出假设，通过流调，再去检验假设的过程。有了这些信息后，流调队员再次跟这个病例进行深入交流，他就慢慢松口了。当天整个流调工作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9点才结束，当晚流调队员就出具了一份初步的流调报告。
第二天，流调队员又去医院做了补充流调。“他的病情很明显是加重的，所以当时还认为是高度疑似不能排除。”张奕告诉记者，经过再次采样，经上海市疾控中心检测，其结果是阳性。
其实，在流调的过程中，有的病人并不是不配合，而是会出现“回忆偏倚”，他们记不住14天的行踪。这时就需要用到“被动提供”，即让病人查看自己的消费记录，帮助他们慢慢回忆起哪个时间点，去过什么地方，做了些什么事，接触过哪些人，从而找到了感染的可能性。
用张奕的话来说，流调队员要判断病例的流行病学病因，在排除掉所有不可能的原因后，剩下的就算看上去再不可能，它也可能就是致病的因素，“这个过程就像是侦探探案一样”。
在上海，忙碌在一线的流调队员达700多人。疫情初期因疑似病例多，流调队员每天平均工作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逾七成流调员几乎一天也没休息。好在，随着疑似病例数下降和流调队伍的扩充，他们渐渐有了轮休。
闵行区疾控中心，经过人员调整，目前有40多名流调队员开展大循环式的排班，每晚还有六至八名队员进行备班。“这样可以让队员有更好的休息，保持他们的战斗力。” 张奕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在闵行，一般采取“1 1”的形式，由一名区疾控中心的流调队员与一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医生一起到现场开展流调工作。从接报到抵达医院，最快的一次只用了25分钟。
这样的效率缘于所有一线人员的责任感，也缘于闵行区疾控中心对应急物资的有序管理。闵行区疾控中心安排了专人负责流调室的管理，他们会事先整理好每个流调箱的物资。流调队员出发前只需稍微核对一下，就可以随拎随走。一旦出现有遗漏的情况均由应急办负责立刻补充到位。
考验流调队员的，绝不仅仅是体力和速度。要在最快的时间里准确获取信息，并根据流调报告分析出病例的感染途径和传播链，这些都要求流调队员们变成一个个“破案高手”。
某日晚上8点左右，静安区疾控中心慢性传染病防治科科长顾凯侃坐在办公室的电脑桌前，正在查询着某趟火车的班次。 作为此次火速支援流调队的力量，当天下午4点多，顾凯侃接到了医院报告的一个疑似病例，医院的报告信息中显示，病人是从武汉到了合肥后，又转乘火车来到上海的。顾凯侃第一次和该病例电话沟通时候，他自称坐了一辆黑车到合肥，然后又在当地的一家酒店呆了一周，什么地方都没去，一周后再坐火车到上海并直奔这家医院。
曾参加过多次重大疫情防控的顾凯侃敏锐地察觉到，其中几个不合常理的地方：“第一，这人在武汉工作，户籍地是另外一个省，过年不回家乡为什么会跑到合肥去？他在合肥自称没有接触过任何人，一个人在酒店里干了什么？”
有了初步判断后，顾凯侃再次和这位病人取得联系。“我问他，叫了车去合肥花了多少钱？酒店的名称？住酒店用什么方式结账的，有没有账单？这些问题他都答不上来。”顾凯侃记得，这个病人虽然只有30多岁，但非常悲观，觉得自己得了这个病马上就要死了，什么都不愿意说，“第二次沟通得到的信息也很少”。
顾凯侃决定让该病人休息一下，她自己也顺便先回办公室梳理一下有效信息，查证相关信息的真实性，“比如，他提供的这个火车班次，我上网查了之后就发现是错误的”。
对流调队员来说，洞察患者情绪变化很重要，不会做心理疏导很难完成工作。第三次接触，顾凯侃先是安慰了他，“我让他要相信上海的医疗水平，新冠肺炎并不是绝症。我对他说，能在过年期间去见面的，一定是你至亲至爱的人，你现在得病了，第一时间告诉他们，也是让他们能够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病人慢慢敞开了心扉，把一些关键的信息都说了出来。挂了电话已是凌晨1点，顾凯侃写完初步流调报告，则是凌晨2点多了。
很多时候，流调队员不像医生，患者会主动尽可能多地向醫生提供有用信息。“我们是被动去问。”静安区疾控中心急传科科长、流调组副组长李恩国表示，希望市民在经历过此次疫情之后，能够树立起一种全民的意识，了解流调的重要性，能为他们将来的工作提供更多便利。
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现场工作组副组长潘浩说，流调的作用就是控制增量。目前上海已经对2500多位疑似新冠肺炎病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正是因为获得这些珍贵的流调信息，上海至今为止的336例确诊病例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是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现的。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流调的重要性，以及上海防控措施的切实有效。
早在12月31日，上海市疾控系统就启动了疫情防控的准备工作。
静安区疾控中心顾凯侃在做电话流调。 
闵行流调人员出发前检查工具和物资。 
长宁区疾控中心数据组工作人员。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上海的第一例确诊病例归属长宁区，长宁区疾控中心较早就对相关情况投入密切关注和准备。
长宁区疾控中心党总支书记滕俊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中心党总支在1月23日发出了倡议书，号召全体职工投身“新冠”阻击战，尤其要求党员要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众志成城、勇于担当，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把抗击“新冠”作为当前首要工作。
1月24日，上海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启动后，长宁疾控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冠肺炎防控工作组织网络，分为应急管理、疫情舆情监测分析、现场处置、健康教育宣传、综合保障、生物安全防控六个小组。
疫情舆情监测分析小组中的数据工作组承担了“情报战”的任务。自1月24日开始，市区两级的公安、经信、商务、文旅、教育等委办局每天发来各自掌握的疫情重点地区来沪人员的信息。
数据工作组负责人、长宁区疾控中心党总支副书记、中心副主任王洁介绍说：工作组要先筛选出各个来源中的重复信息进行剔除，将数据不全导致无法联系确认到人的信息退回来源。余下的信息，对只有电话号码的，他们先行联系核实信息、完善居住地址;如果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或者接听者表示实际不住在长宁区，这些数据也予以退回。经过上述筛选的信息，他们再整理成统一的格式，按居住地分类发到区下辖的相应街镇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后者据此上门排查。
“这一步清理工作我们必须先做好，减轻街镇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负担，让他们拿到的都是有效数据，可以直接用于现场排查。”王洁说。任务最重时，数据工作组一天从单个来源就接到了4000多条信息，全体成员打了459个电话逐一核对。
面对数据量庞大、格式繁杂的情况，工作组专心应对，对任何一条信息都不掉以轻心。工作组一名成员为了确定一条关键信息，半夜三次到电脑前复核。某些来源的信息只有人员居住地址的门牌号、没有所属街镇，如果全靠人工逐条搜索查询，所耗时间很长;为此，参与数据组工作的慢性病防制科“老法师”郑文蔚主动请缨，凭借从事生命统计的多年工作经验，联合同事张磊一起制作了可批量查询地址所属街镇的excel编码程序，大大提升了效率，为街镇社区摸排相关人员争取到宝贵时间。
各个街镇摸排落实的信息返回后，数据工作组将再做一次整理，接着反馈给各个相关部门。有数据的支撑，一张“地毯式追踪、网格化管理、全方位无死角”的防控网络得以织就。
为不同类型的单位制定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方案，是疾控中心的又一重大责任。长宁区疾控中心主任赵文穗说：企业、商务楼宇、大型商场超市、农贸市场、酒店、养老院等场所各有各自的特点，防控方式并不是千篇一律的;疾控中心为每个类型的场所都编制了管理要求，并且与他们保持密切沟通，随时答疑解惑、完善方案、消除信息盲点，让各方都做到心中有数。
《新民周刊》记者还看到，长宁疾控设置了24小时应急热线电话，成为9个街道、1个镇与区属各医疗卫生机构间沟通的桥梁。无论是居民个人还是单位，对于疫情防控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该热线与疾控中心联系，获得帮助。
长宁区疾控中心10楼的大会议室，工作人员身后的一块白板上，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公卫人目标：找得到、守得住、防得牢”。正是这样的目标和努力，让人们对上海这座超大城市战胜疫情的前景充满信心。
1月16日傍晚5时，上海市疾控中心的电话响起。电话来自长宁区疾控中心，长宁区某医院，有一位武汉来的病人，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经过连夜的流行病学调查，疾控人员梳理出患者前14天的行动轨迹，找到了在上海的密切接触者。
流行病学调查，就是通过抽丝剥茧式的调查询问，透过纷繁复杂的生活轨迹，探索传染的来龙去脉，将一个个看似毫不关联的片段，串成一条条紧密连接的传染链条，然后通过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等措施，最终达到阻断疾病传播的目的。
目前，全国各地公布的病例行动轨迹，都基于流行病学调查。
从疫情防控之初，流调队员与新冠肺炎病毒间一场场争分夺秒的“赛跑”，只为将感染人群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因此，有网友给流调队员取了一个酷酷的别称：猎毒者。
14天，你做了什么？
1月18日，闵行区报告一起“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接报后，上海市疾控中心专家、闵行区疾控中心分管领导、流调队员立即赶往现场开展流调工作。病人1月8日至11日曾带儿子去武汉某医院探望亲人，1月11日返沪时即有发热、咳嗽等症状，之后继续上班，与多名同事一起工作、开会、吃饭，之后确诊为“新冠肺炎”。经流行病学调查，该病例共有家人、同事等28名密切接触者。此后，该病例密切接触者中，一名同事、该病人的儿子相继发病并被确诊。
流调的目的是要回答“病人大概什么时候在哪里被谁或通过什么途径感染””“可能与其接触的密切接触者有哪些人”这两个关键问题。
“当时这个病例出于一些私人原因，并不是很配合。对于我们问的一些问题，他都不愿意多说。只是告诉我们他在武汉住的一个地址。”闵行区疾控中心应急办副主任（主持工作）张奕回忆道，眼看问不出更多有效信息，他们暂停了询问，“我自己总结了一些流调技巧，一个是主动搜索，还有一个被动提供”。
在这个案例上，张奕就运用了“主动搜索”。根据病例提供的地址，她利用地图软件锁定了周边的一些重点场所，通过与病例的沟通，标记了一些可能出现交叉感染的地点。
流调队员的工作有时就是提出假设，通过流调，再去检验假设的过程。有了这些信息后，流调队员再次跟这个病例进行深入交流，他就慢慢松口了。当天整个流调工作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9点才结束，当晚流调队员就出具了一份初步的流调报告。
第二天，流调队员又去医院做了补充流调。“他的病情很明显是加重的，所以当时还认为是高度疑似不能排除。”张奕告诉记者，经过再次采样，经上海市疾控中心检测，其结果是阳性。
其实，在流调的过程中，有的病人并不是不配合，而是会出现“回忆偏倚”，他们记不住14天的行踪。这时就需要用到“被动提供”，即让病人查看自己的消费记录，帮助他们慢慢回忆起哪个时间点，去过什么地方，做了些什么事，接触过哪些人，从而找到了感染的可能性。
用张奕的话来说，流调队员要判断病例的流行病学病因，在排除掉所有不可能的原因后，剩下的就算看上去再不可能，它也可能就是致病的因素，“这个过程就像是侦探探案一样”。
在上海，忙碌在一线的流调队员达700多人。疫情初期因疑似病例多，流调队员每天平均工作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逾七成流调员几乎一天也没休息。好在，随着疑似病例数下降和流调队伍的扩充，他们渐渐有了轮休。
闵行区疾控中心，经过人员调整，目前有40多名流调队员开展大循环式的排班，每晚还有六至八名队员进行备班。“这样可以让队员有更好的休息，保持他们的战斗力。” 张奕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在闵行，一般采取“1 1”的形式，由一名区疾控中心的流调队员与一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医生一起到现场开展流调工作。从接报到抵达医院，最快的一次只用了25分钟。
这样的效率缘于所有一线人员的责任感，也缘于闵行区疾控中心对应急物资的有序管理。闵行区疾控中心安排了专人负责流调室的管理，他们会事先整理好每个流调箱的物资。流调队员出发前只需稍微核对一下，就可以随拎随走。一旦出现有遗漏的情况均由应急办负责立刻补充到位。
希望市民在经历过此次疫情之后，能够树立起一种全民的意识，了解流调的重要性，能为他们将来的工作提供更多便利。
追踪病毒轨迹的“破案者”
考验流调队员的，绝不仅仅是体力和速度。要在最快的时间里准确获取信息，并根据流调报告分析出病例的感染途径和传播链，这些都要求流调队员们变成一个个“破案高手”。
某日晚上8点左右，静安区疾控中心慢性传染病防治科科长顾凯侃坐在办公室的电脑桌前，正在查询着某趟火车的班次。 作为此次火速支援流调队的力量，当天下午4点多，顾凯侃接到了医院报告的一个疑似病例，医院的报告信息中显示，病人是从武汉到了合肥后，又转乘火车来到上海的。顾凯侃第一次和该病例电话沟通时候，他自称坐了一辆黑车到合肥，然后又在当地的一家酒店呆了一周，什么地方都没去，一周后再坐火车到上海并直奔这家医院。
曾参加过多次重大疫情防控的顾凯侃敏锐地察觉到，其中几个不合常理的地方：“第一，这人在武汉工作，户籍地是另外一个省，过年不回家乡为什么会跑到合肥去？他在合肥自称没有接触过任何人，一个人在酒店里干了什么？”
有了初步判断后，顾凯侃再次和这位病人取得联系。“我问他，叫了车去合肥花了多少钱？酒店的名称？住酒店用什么方式结账的，有没有账单？这些问题他都答不上来。”顾凯侃记得，这个病人虽然只有30多岁，但非常悲观，觉得自己得了这个病马上就要死了，什么都不愿意说，“第二次沟通得到的信息也很少”。
顾凯侃决定让该病人休息一下，她自己也顺便先回办公室梳理一下有效信息，查证相关信息的真实性，“比如，他提供的这个火车班次，我上网查了之后就发现是错误的”。
对流调队员来说，洞察患者情绪变化很重要，不会做心理疏导很难完成工作。第三次接触，顾凯侃先是安慰了他，“我让他要相信上海的医疗水平，新冠肺炎并不是绝症。我对他说，能在过年期间去见面的，一定是你至亲至爱的人，你现在得病了，第一时间告诉他们，也是让他们能够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病人慢慢敞开了心扉，把一些关键的信息都说了出来。挂了电话已是凌晨1点，顾凯侃写完初步流调报告，则是凌晨2点多了。
很多时候，流调队员不像医生，患者会主动尽可能多地向醫生提供有用信息。“我们是被动去问。”静安区疾控中心急传科科长、流调组副组长李恩国表示，希望市民在经历过此次疫情之后，能够树立起一种全民的意识，了解流调的重要性，能为他们将来的工作提供更多便利。
数据“清洁工”，从海量信息中寻找线索
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现场工作组副组长潘浩说，流调的作用就是控制增量。目前上海已经对2500多位疑似新冠肺炎病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正是因为获得这些珍贵的流调信息，上海至今为止的336例确诊病例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是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现的。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流调的重要性，以及上海防控措施的切实有效。
早在12月31日，上海市疾控系统就启动了疫情防控的准备工作。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上海的第一例确诊病例归属长宁区，长宁区疾控中心较早就对相关情况投入密切关注和准备。
长宁区疾控中心党总支书记滕俊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中心党总支在1月23日发出了倡议书，号召全体职工投身“新冠”阻击战，尤其要求党员要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众志成城、勇于担当，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把抗击“新冠”作为当前首要工作。
1月24日，上海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启动后，长宁疾控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冠肺炎防控工作组织网络，分为应急管理、疫情舆情监测分析、现场处置、健康教育宣传、综合保障、生物安全防控六个小组。
疫情舆情监测分析小组中的数据工作组承担了“情报战”的任务。自1月24日开始，市区两级的公安、经信、商务、文旅、教育等委办局每天发来各自掌握的疫情重点地区来沪人员的信息。
数据工作组负责人、长宁区疾控中心党总支副书记、中心副主任王洁介绍说：工作组要先筛选出各个来源中的重复信息进行剔除，将数据不全导致无法联系确认到人的信息退回来源。余下的信息，对只有电话号码的，他们先行联系核实信息、完善居住地址;如果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或者接听者表示实际不住在长宁区，这些数据也予以退回。经过上述筛选的信息，他们再整理成统一的格式，按居住地分类发到区下辖的相应街镇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后者据此上门排查。
“这一步清理工作我们必须先做好，减轻街镇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负担，让他们拿到的都是有效数据，可以直接用于现场排查。”王洁说。任务最重时，数据工作组一天从单个来源就接到了4000多条信息，全体成员打了459个电话逐一核对。
面对数据量庞大、格式繁杂的情况，工作组专心应对，对任何一条信息都不掉以轻心。工作组一名成员为了确定一条关键信息，半夜三次到电脑前复核。某些来源的信息只有人员居住地址的门牌号、没有所属街镇，如果全靠人工逐条搜索查询，所耗时间很长;为此，参与数据组工作的慢性病防制科“老法师”郑文蔚主动请缨，凭借从事生命统计的多年工作经验，联合同事张磊一起制作了可批量查询地址所属街镇的excel编码程序，大大提升了效率，为街镇社区摸排相关人员争取到宝贵时间。
各个街镇摸排落实的信息返回后，数据工作组将再做一次整理，接着反馈给各个相关部门。有数据的支撑，一张“地毯式追踪、网格化管理、全方位无死角”的防控网络得以织就。
为不同类型的单位制定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方案，是疾控中心的又一重大责任。长宁区疾控中心主任赵文穗说：企业、商务楼宇、大型商场超市、农贸市场、酒店、养老院等场所各有各自的特点，防控方式并不是千篇一律的;疾控中心为每个类型的场所都编制了管理要求，并且与他们保持密切沟通，随时答疑解惑、完善方案、消除信息盲点，让各方都做到心中有数。
《新民周刊》记者还看到，长宁疾控设置了24小时应急热线电话，成为9个街道、1个镇与区属各医疗卫生机构间沟通的桥梁。无论是居民个人还是单位，对于疫情防控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该热线与疾控中心联系，获得帮助。
长宁区疾控中心10楼的大会议室，工作人员身后的一块白板上，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公卫人目标：找得到、守得住、防得牢”。正是这样的目标和努力，让人们对上海这座超大城市战胜疫情的前景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