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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29载，重回人民军队
1978年8月3日，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耿飚结束了加勒比和地中海4国的访问，正在回国途中。在中转机场休息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军委秘书长、大将罗瑞卿逝世的噩耗，“杨罗耿”痛失一场。
8月12日，耿飚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罗瑞卿追悼大会。由于罗瑞卿的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一职出现了空缺，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决定由耿飚代理这一职务，并在内部下达了通知。耿飚开始履行军委秘书长的职责。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军委副主席、军委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国防部长徐向前趁各大军区负责人在北京开会之际，召开了一次军委座谈会，这次军委座谈会逐步升级为军委常委会、军委扩大会。耿飚参加了这些会议。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宣布：军委决定耿飚回军队任职。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耿飚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总参服务处给耿飚发来了新军装，等不得赵兰香为新衣服过水，70岁的老兵就“披挂”上阵了。“好，好哇！还是红旗式的领章，革命的红旗嘛。还是那颗红星，过大渡河的时候，夜里全靠摸帽徽识别敌我呢。‘红星闪闪，放光彩……’”活脱脱回到了17岁！
找一棵雪松作背景，老两口照相留念。耿飚又忙不迭的出去找老战友“亮相”
像多少次喊着“坚决完成任务”一样，耿飚回到了人民解放军的队列里。他担任军委秘书长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搬进设在某地的作战指挥部，向南疆的东西两线下达了自卫反击作战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的老参谋长重新拿起指挥尺，回到了阔别29年的大倍军用地图前。他与前线官兵同呼吸、共命运，再一次展现了他依然充满活力的指挥才能。
耿飚身兼数职，由于新增军队职务，需要增加一位军队秘书，军委办公厅选调国务院秘书习近平入伍服役，担任他的机要秘书。耿飚要求习近平“什么事情都不能记在纸上，只能记在心里，逐项落实”。习近平很快就达到了日常事项无纸化，几百个电话号码牢记在心的程度。
重建军委办公会议后制定军队建设三年规划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治上的一些原因，军委办公会议历经了撤销——重组——取消的过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耿飚担任军委秘书长后，鉴于军委工作涉及很多方面，他请示军委主席、副主席后，重新建立军委办公会议制度。
1979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常委领导下建立办公会议，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为耿飚、韦国清、王平、杨勇、王尚荣、梁必业、洪学智、萧洪达，军委办公会议由耿飚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建立后，不再设军委列席常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耿飚召集拟制军队建设规划的班子开会，研究三年规划的主要内容。耿飚认为，三年中的主要问题是武器更新，装备现代化。他强调，“三年内的钱不多，以现有的钱看能办到哪些？要实事求是。”
改善战士身上的装备是耿飚最关心的问题。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后他就指出：“木把手榴弹已经用了四五十年了，应该改一改了吧？”“比如雨衣，那么厚的布，那么厚的橡胶，那么重，打起仗来还不丢光了？”“还有我们的服装，衣袖这么大，多用了布，裤腿那么长，我们的人总不够精神。”“我们的鞋，我实在是不赞成。那么重，那么大，胶皮看起来很结实，在南方夏天穿起来热，在北方冬天穿了又冻脚，如何能把它现代化一点呀？”
因此，在制定三年规划的时候，耿飚首先提出：部队装备要研究改进，武器要减轻重量，战士身上背包等带子太多，要减少一些，有的改为背囊。总后和装备部要研究一下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哪些能搞得出来，通过出国考察解决技术问题，回来自己搞，不能完全靠进口。陆军是这样，海、空军的装备也要搞改进。
关于军队编制问题，耿飚要求大精简，但要强调战斗力，就是要充实部队，充实连队的战斗兵，关键是保持战斗力，平时与战时应有区别，“考虑编制时要加强军师两级，一个军可以指挥五六个师，除3个步兵师外，有坦克师、地炮师、高炮师，还要有航空兵，要把军当集团军使用。军上面不搞兵团。”耿飚对全军定额也作了“把定额减下来”的指示。
耿飚提出，要改变军队学制。他说，海军一位副司令员给邓小平副主席写信，建议实行学制。除政治条件外，战士提班长，班长提排长，排长提连长，都要懂本级战术，学会指挥。可招收知识分子到军队学校训练，出来当班、排长，先见习一年再正式任职。
关于军队训练问题，耿飚要求政治、军事、技术、纪律全面发展。他说，我们过去总结带部队的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抓紧训练，训练抓好，干部就可以带好兵。解决军民关系问题，就要抓纪律教育，不要忘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两个月上一次纪律课，经常强调，执行纪律就会好。政治训练应包括国内外形势和时事政策，进行战备教育，还应搞些体育活动。军事训练着重抓战备，要学军事技术、武器使用、军事常识，搞好基础训练。
与杨得志等人一起为六百万军队“消肿”
1979年11月，邓小平提出不再担任总参谋长。他召见耿飚，谈了他对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耿飚在分别向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帅征求了意见后召开办公会议，研究总参谋长人选问题。由于各方面对推荐的人选存在分歧，邓小平指示耿飚向叶剑英副主席征求意见。
12月1日，耿飚与韦国清专程到广州向叶剑英汇报。叶剑英在听了耿飚与韦国清汇报后，向耿飚提出：“干脆，你来干！”在耿飚再三拒绝的情况下。叶剑英便写了一封信，封好后让耿飚带给邓小平。12月6日，耿飚与韦国清向邓小平汇报了广州之行的情况。1980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任命杨得志为中央军委常委、国防部副部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3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杨得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同时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2月20日，在军队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上，耿飚传达了上述决定他说：“邓副主席委托我召集各位副总长、总参顾问，各位部长、政委来开一个短会，宣布中央的决定。邓小平同志是副总理，是副主席，还兼着总长，事情太多。中央常委决定，小平同志的总长不兼了，由杨得志同志来接替总长的职务。
“杨得志同志，大家都熟悉，都了解，我更熟悉一点，我们在江西打游击的时候就在一块了。最早的时候，杨得志在一师一团当团长，我以后也到了一师的师部工作。长征到达陕北，重新编师的时候，陈赓同志当师长，杨得志同志是副师长，我当参谋长。东渡黄河，以后到了晋察冀，组成野战军、组成纵队以后，改编为十九兵团，杨得志同志当兵团司令，我任参谋长，以后我当了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叫杨罗耿兵团，杨就是杨得志同志，罗就是罗瑞卿同志。我们是几次在一块工作。我觉得杨得志同志对军队的智慧、领导有很高的才能，也很团结干部，和他在一块工作也好，在一起生活也好，都会觉得心情非常地愉快。中央这个决定，是由于小平同志确实工作忙不开，他自己说，他没时间抽出来抓总部的工作。确实，他抓大事，抓全国的事去了，也需要找一个人来接替他的工作。所以，中央这一决定是英明的。”
耿飚同时宣布：军委办公会议原来是8个成员，现在增加杨得志同志。原来3位副秘书长，现在增加到4位副秘书长。
在新成员参加的军委办公会议上，耿飚提出了10项任务：认真学好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特别要学好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用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统一全军的思想和行动；精简整编、落实150万人和38万超编干部的安置方案；国防经费调整方案的落实；领导班子的调整，尽快把“三种人”和反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调离领导岗位；训练工作；战备工作；调整国防战备建设规划，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改善党的领导；现有装备齐装配套更新；军事宣传。
1980年3月18日，耿飚召集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关于改革编制体制、压缩军队定额的方案》的修改。会议确定6个专题：精简整编分为军兵种精简和体制改革；内卫部队移交、铁道兵和铁道部合并、工程建筑部队和院校体制改革；简编师、守备部队编制和撤销部分地方部队；技侦部队精简和体制改革；干部；后勤体制。
耿飚要求把精简整编提高到军队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军委办公会议多次研究，给中央写出了报告，提出军队整顿的目的就是提高战斗力，实现国防现代化。
6月5日，邓小平在审阅了耿飚报送的《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方案》后作出批示：“这个方案我同意，铁道、工程部队必须大大减少，此点已谈过，请常委讨论时加以考虑。”
这个方案制定不容易，执行也有难度。耿飚在公布这一方案的会议上说：精简整编一是出于军队建设本身的需要。因为“文革”给部队建设造成了许多麻烦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机构臃肿，各级领导中，一名正职往往要配好几名甚至十几名副职，机关干部也人浮于事，还有非战斗部队占了很大的军队编制和军费预算。因此精简消肿，不但不会削弱，反而可以加强部队的战斗力，而且节省下来的军费还可以用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据此作出的战略决策，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因此，必须利用这个和平环境，集中力量（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来搞好我国的经济建设。
耿飚还设想，为保证简编部队在紧急情况下实施军务动员，首先要把预备役搞好。转业复员的官兵要搞预备役登记。“你们看豫剧《花木兰》，花木兰的父亲，朝廷里面就有他的兵役名字，一旦打仗，一个通知下来，哪一天集中，自己带弓马，带着保留的军服就来了。”
在耿飚、杨得志等人的积极努力下，经过这次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600多万降到400多万。为实现邓小平“军队要清肿”的总体目标，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打下了基础。
耿飚还十分重视军队正规化建设，开始考虑恢复军衔制的问题。他在一次会议上说：“还击作战时，年轻的不会指挥就看胡子长的、肚子大的。两个团两个师在一块，究竟谁指挥谁？有个军衔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耿飚的这项考虑在1988年变为现实。这些措施为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创造了条件。
思考作战中的后勤保障、立体战、远程作战中的一些问题
1980年4月，全军后勤部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建设现代化军队一项重要任务——加强后勤工作战斗化、现代化建设。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谈到这次会议的召开时指出，在加速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建设中，提出加强后勤工作战斗化的措施是积极的，希望在三四年内后勤工作的面貌来一个大改变。
耿飚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认为，一个国家，一个重要的部门，工作要根据战略的形势来定。中国过去提出了一个10年规划，现在修改了一下，加了个八字方针，八字方针首先是调整，还有改革、整顿、提高，中央是根据形势变化，按照实事求是的路线进行调整的。
耿飚在讲话中分析了未来战争的形式，最早提出了后勤就是战斗力的观点。他说：“不学新东西，老一套，老是那一句话：‘小米加步枪’非失败不可。那种观点不行了，只能作为代表性的。意思是说我们打游击战，打人民战争，我决心大，哪怕没有武器，老子也要和你拼，只在这种意义上说是可以的。”
他认为，未来战争将以“消耗大，破坏大”的形式出现在人民军队面前。枪弹发射速度快，火炮口径大，射程远，再加上原子弹、中子弹，“所以军队的体制、武器装备各方面都要考虑。现在飞机扔炸弹，也不是过去的扔法。不用俯冲，它飞在高空，一按电钮，一大堆就下来了，恰好掉在它计算的那个地方。所以现代战争消耗大，破坏大”。
同样，耿飚也最谈到立体战的观点。他说：“战争的形式，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是立体的形式。”“‘一夫当关，万夫莫过’，对付真正现代化的部队就不行了。按战斗力计算，一个步兵师有×万×千人，如果全部用直升飞机武装起来，在战场上这个师可以起5个师的作用。过去说有一条河比较保险，现在坐直升飞机几万人一下子可以过去，而且不落到你的炮火底下，落到你的屁股后头，工事后头，你打不到我，我向你打。所以立体作战的战术我们应该考虑到。”
1978年8月3日，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耿飚结束了加勒比和地中海4国的访问，正在回国途中。在中转机场休息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军委秘书长、大将罗瑞卿逝世的噩耗，“杨罗耿”痛失一场。
8月12日，耿飚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罗瑞卿追悼大会。由于罗瑞卿的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一职出现了空缺，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决定由耿飚代理这一职务，并在内部下达了通知。耿飚开始履行军委秘书长的职责。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军委副主席、军委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国防部长徐向前趁各大军区负责人在北京开会之际，召开了一次军委座谈会，这次军委座谈会逐步升级为军委常委会、军委扩大会。耿飚参加了这些会议。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宣布：军委决定耿飚回军队任职。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耿飚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总参服务处给耿飚发来了新军装，等不得赵兰香为新衣服过水，70岁的老兵就“披挂”上阵了。“好，好哇！还是红旗式的领章，革命的红旗嘛。还是那颗红星，过大渡河的时候，夜里全靠摸帽徽识别敌我呢。‘红星闪闪，放光彩……’”活脱脱回到了17岁！
找一棵雪松作背景，老两口照相留念。耿飚又忙不迭的出去找老战友“亮相”
像多少次喊着“坚决完成任务”一样，耿飚回到了人民解放军的队列里。他担任军委秘书长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搬进设在某地的作战指挥部，向南疆的东西两线下达了自卫反击作战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的老参谋长重新拿起指挥尺，回到了阔别29年的大倍军用地图前。他与前线官兵同呼吸、共命运，再一次展现了他依然充满活力的指挥才能。
耿飚身兼数职，由于新增军队职务，需要增加一位军队秘书，军委办公厅选调国务院秘书习近平入伍服役，担任他的机要秘书。耿飚要求习近平“什么事情都不能记在纸上，只能记在心里，逐项落实”。习近平很快就达到了日常事项无纸化，几百个电话号码牢记在心的程度。
重建军委办公会议后制定军队建设三年规划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治上的一些原因，军委办公会议历经了撤销——重组——取消的过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耿飚担任军委秘书长后，鉴于军委工作涉及很多方面，他请示军委主席、副主席后，重新建立军委办公会议制度。
1979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常委领导下建立办公会议，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为耿飚、韦国清、王平、杨勇、王尚荣、梁必业、洪学智、萧洪达，军委办公会议由耿飚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建立后，不再设军委列席常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耿飚召集拟制军队建设规划的班子开会，研究三年规划的主要内容。耿飚认为，三年中的主要问题是武器更新，装备现代化。他强调，“三年内的钱不多，以现有的钱看能办到哪些？要实事求是。”
改善战士身上的装备是耿飚最关心的问题。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后他就指出：“木把手榴弹已经用了四五十年了，应该改一改了吧？”“比如雨衣，那么厚的布，那么厚的橡胶，那么重，打起仗来还不丢光了？”“还有我们的服装，衣袖这么大，多用了布，裤腿那么长，我们的人总不够精神。”“我们的鞋，我实在是不赞成。那么重，那么大，胶皮看起来很结实，在南方夏天穿起来热，在北方冬天穿了又冻脚，如何能把它现代化一点呀？”
因此，在制定三年规划的时候，耿飚首先提出：部队装备要研究改进，武器要减轻重量，战士身上背包等带子太多，要减少一些，有的改为背囊。总后和装备部要研究一下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哪些能搞得出来，通过出国考察解决技术问题，回来自己搞，不能完全靠进口。陆军是这样，海、空军的装备也要搞改进。
关于军队编制问题，耿飚要求大精简，但要强调战斗力，就是要充实部队，充实连队的战斗兵，关键是保持战斗力，平时与战时应有区别，“考虑编制时要加强军师两级，一个军可以指挥五六个师，除3个步兵师外，有坦克师、地炮师、高炮师，还要有航空兵，要把军当集团军使用。军上面不搞兵团。”耿飚对全军定额也作了“把定额减下来”的指示。
耿飚提出，要改变军队学制。他说，海军一位副司令员给邓小平副主席写信，建议实行学制。除政治条件外，战士提班长，班长提排长，排长提连长，都要懂本级战术，学会指挥。可招收知识分子到军队学校训练，出来当班、排长，先见习一年再正式任职。
关于军队训练问题，耿飚要求政治、军事、技术、纪律全面发展。他说，我们过去总结带部队的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抓紧训练，训练抓好，干部就可以带好兵。解决军民关系问题，就要抓纪律教育，不要忘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两个月上一次纪律课，经常强调，执行纪律就会好。政治训练应包括国内外形势和时事政策，进行战备教育，还应搞些体育活动。军事训练着重抓战备，要学军事技术、武器使用、军事常识，搞好基础训练。
与杨得志等人一起为六百万军队“消肿”
1979年11月，邓小平提出不再担任总参谋长。他召见耿飚，谈了他对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耿飚在分别向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帅征求了意见后召开办公会议，研究总参谋长人选问题。由于各方面对推荐的人选存在分歧，邓小平指示耿飚向叶剑英副主席征求意见。
12月1日，耿飚与韦国清专程到广州向叶剑英汇报。叶剑英在听了耿飚与韦国清汇报后，向耿飚提出：“干脆，你来干！”在耿飚再三拒绝的情况下。叶剑英便写了一封信，封好后让耿飚带给邓小平。12月6日，耿飚与韦国清向邓小平汇报了广州之行的情况。1980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任命杨得志为中央军委常委、国防部副部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3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杨得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同时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2月20日，在军队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上，耿飚传达了上述决定他说：“邓副主席委托我召集各位副总长、总参顾问，各位部长、政委来开一个短会，宣布中央的决定。邓小平同志是副总理，是副主席，还兼着总长，事情太多。中央常委决定，小平同志的总长不兼了，由杨得志同志来接替总长的职务。
“杨得志同志，大家都熟悉，都了解，我更熟悉一点，我们在江西打游击的时候就在一块了。最早的时候，杨得志在一师一团当团长，我以后也到了一师的师部工作。长征到达陕北，重新编师的时候，陈赓同志当师长，杨得志同志是副师长，我当参谋长。东渡黄河，以后到了晋察冀，组成野战军、组成纵队以后，改编为十九兵团，杨得志同志当兵团司令，我任参谋长，以后我当了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叫杨罗耿兵团，杨就是杨得志同志，罗就是罗瑞卿同志。我们是几次在一块工作。我觉得杨得志同志对军队的智慧、领导有很高的才能，也很团结干部，和他在一块工作也好，在一起生活也好，都会觉得心情非常地愉快。中央这个决定，是由于小平同志确实工作忙不开，他自己说，他没时间抽出来抓总部的工作。确实，他抓大事，抓全国的事去了，也需要找一个人来接替他的工作。所以，中央这一决定是英明的。”
耿飚同时宣布：军委办公会议原来是8个成员，现在增加杨得志同志。原来3位副秘书长，现在增加到4位副秘书长。
在新成员参加的军委办公会议上，耿飚提出了10项任务：认真学好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特别要学好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用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统一全军的思想和行动；精简整编、落实150万人和38万超编干部的安置方案；国防经费调整方案的落实；领导班子的调整，尽快把“三种人”和反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调离领导岗位；训练工作；战备工作；调整国防战备建设规划，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改善党的领导；现有装备齐装配套更新；军事宣传。
1980年3月18日，耿飚召集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关于改革编制体制、压缩军队定额的方案》的修改。会议确定6个专题：精简整编分为军兵种精简和体制改革；内卫部队移交、铁道兵和铁道部合并、工程建筑部队和院校体制改革；简编师、守备部队编制和撤销部分地方部队；技侦部队精简和体制改革；干部；后勤体制。
耿飚要求把精简整编提高到军队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军委办公会议多次研究，给中央写出了报告，提出军队整顿的目的就是提高战斗力，实现国防现代化。
6月5日，邓小平在审阅了耿飚报送的《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方案》后作出批示：“这个方案我同意，铁道、工程部队必须大大减少，此点已谈过，请常委讨论时加以考虑。”
这个方案制定不容易，执行也有难度。耿飚在公布这一方案的会议上说：精简整编一是出于军队建设本身的需要。因为“文革”给部队建设造成了许多麻烦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机构臃肿，各级领导中，一名正职往往要配好几名甚至十几名副职，机关干部也人浮于事，还有非战斗部队占了很大的军队编制和军费预算。因此精简消肿，不但不会削弱，反而可以加强部队的战斗力，而且节省下来的军费还可以用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据此作出的战略决策，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因此，必须利用这个和平环境，集中力量（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来搞好我国的经济建设。
耿飚还设想，为保证简编部队在紧急情况下实施军务动员，首先要把预备役搞好。转业复员的官兵要搞预备役登记。“你们看豫剧《花木兰》，花木兰的父亲，朝廷里面就有他的兵役名字，一旦打仗，一个通知下来，哪一天集中，自己带弓马，带着保留的军服就来了。”
在耿飚、杨得志等人的积极努力下，经过这次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600多万降到400多万。为实现邓小平“军队要清肿”的总体目标，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打下了基础。
耿飚还十分重视军队正规化建设，开始考虑恢复军衔制的问题。他在一次会议上说：“还击作战时，年轻的不会指挥就看胡子长的、肚子大的。两个团两个师在一块，究竟谁指挥谁？有个军衔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耿飚的这项考虑在1988年变为现实。这些措施为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创造了条件。
思考作战中的后勤保障、立体战、远程作战中的一些问题
1980年4月，全军后勤部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建设现代化军队一项重要任务——加强后勤工作战斗化、现代化建设。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谈到这次会议的召开时指出，在加速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建设中，提出加强后勤工作战斗化的措施是积极的，希望在三四年内后勤工作的面貌来一个大改变。
耿飚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认为，一个国家，一个重要的部门，工作要根据战略的形势来定。中国过去提出了一个10年规划，现在修改了一下，加了个八字方针，八字方针首先是调整，还有改革、整顿、提高，中央是根据形势变化，按照实事求是的路线进行调整的。
耿飚在讲话中分析了未来战争的形式，最早提出了后勤就是战斗力的观点。他说：“不学新东西，老一套，老是那一句话：‘小米加步枪’非失败不可。那种观点不行了，只能作为代表性的。意思是说我们打游击战，打人民战争，我决心大，哪怕没有武器，老子也要和你拼，只在这种意义上说是可以的。”
他认为，未来战争将以“消耗大，破坏大”的形式出现在人民军队面前。枪弹发射速度快，火炮口径大，射程远，再加上原子弹、中子弹，“所以军队的体制、武器装备各方面都要考虑。现在飞机扔炸弹，也不是过去的扔法。不用俯冲，它飞在高空，一按电钮，一大堆就下来了，恰好掉在它计算的那个地方。所以现代战争消耗大，破坏大”。
同样，耿飚也最谈到立体战的观点。他说：“战争的形式，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是立体的形式。”“‘一夫当关，万夫莫过’，对付真正现代化的部队就不行了。按战斗力计算，一个步兵师有×万×千人，如果全部用直升飞机武装起来，在战场上这个师可以起5个师的作用。过去说有一条河比较保险，现在坐直升飞机几万人一下子可以过去，而且不落到你的炮火底下，落到你的屁股后头，工事后头，你打不到我，我向你打。所以立体作战的战术我们应该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