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小卒被点将
　　1977年8月，我在一家工厂担任工会宣传干事。这天，领导通知开会，在座的有支部书记兼厂长和两位副厂长，以及各车间股室的负责人，唯独我是一个无名小卒。
　　原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简称“89号文件”，主要精神是：1971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1966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除了个别表现不好的，每人增加一级工资。1971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其他职工（不包括十七级以上的干部），也调整一部分，其人数不得超过这部分职工人数的40%。
　　当时，我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这文件对我来说是八竿子也打不着，于是听着听着就走神了。
　　“小赵！”书记突然点了我的名，“支部决定成立调资工作领导小组，在座的都是小组成员。他们各位手里都有自己的一摊活儿，这日常的事务性工作就由你负责，希望你不要辜负组织对你的信任。”
　　调资工作遇难题
　　第二天，劳资部门报上了摸底测算材料。全厂职工除了正科级的书记和近几年进厂的青年以外，将近90%的人都在这次调资范围以内。一二级工好办，基本上就是普调。难就难在三级工以上的一百来人，按40%的比例，每五个人里面只能评上两个。
　　89号文件规定，这次调资要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优先考虑贡献较大、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生产骨干和科技人员。可是，这条件似乎有点太抽象了。我們这个半机械化半手工的小厂，有活就是大家一起干，除了一名区级劳模和一名大学毕业的技术员，其他人怎么认定谁就比别人贡献大？已经十几年没涨工资了，谁又不是“工作多年，工资偏低”呢？
　　更要命的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的领导干部包括副厂长都是以工代干，跟一线工人拿一样级别的工资，这干群关系怎么协调？别看一级工资只有七八块钱，群众都睁大了眼睛盯着呢！调资是好事，可要是办不好，就会挫伤大家的积极性，不仅影响安定团结，甚至还会弄出大麻烦。
　　每天登门来找领导的工友络绎不绝，书记指派我负责接待。这些人并不怕我人微言轻，反倒是郑重其事地反映情况。其内容不外三方面：一是自己进厂这么些年，踏踏实实，任劳任怨；二是某年某月某项工作完成得出色，为厂里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三是家庭生活困难，或有老人生病，或有残疾孩子等等。我准备了个厚厚的笔记本，一条条认真记录下来，汇报给书记。
　　公平公开皆欢喜
　　半个多月过去了，我们仍旧没有研究出切实可行的方案。那天领导小组正在开会，书记发现屋外好像有人，赶紧让我出去看看。只见一个五十多岁膀大腰圆的男人席地坐在窗下，身旁立着一柄18磅的铁锤。我好奇地问：“老师傅，您有事？”他并没有回答，却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又摆了摆手，似乎是让我别管他。
　　这时，政工股长也出来了。他示意我进去继续开会，随后向书记解释说：“是保全组的‘聋子’，就让他待在那儿吧，反正他什么也听不见。”劳资股长说：“‘聋子’这是不放心啊！他的条件倒是够了，人缘也不错，给他涨工资没人有话说。”
　　不久，调资工作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在书记的提议下，我们把中层干部、班组长和一线工人分开，各自计算40%的比例，其中能得到大家公认的每人涨一级；剩余大部分名额一分为二，每人涨半级。这样一来，就有将近四分之三的职工能够在这次调资中受益。至于那些不得不落榜的人，则由党团组织出面，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尽可能地安抚下来。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年底的时候，区工业局召开总结大会，上级领导表扬了一批调资工作完成得比较好的单位，我们厂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