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开甲，江苏吴江人，1918年8月出生。195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1月入伍。1937年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1948年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1950年归国。先后在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任教。1956年3月参与研究制定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1960年7月加入我国核武器研究队伍，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某试验训练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某试验训练基地副司令员兼研究所所长、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军职常任委员。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曾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八一勋章”以及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国家发明奖二等奖等。2019年9月，荣获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敬业奉献模范”“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2018年11月1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101岁。
　　“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2018年11月17日上午，在解放军301医院，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院士辞世，享年101岁。
　　他，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中国的“核司令”，自20世纪60年代，由一纸命令调入中国核武器研究所后，“程开甲”这个名字就被封存入国家绝密档案，和他从事的工作一起，成为数十年时间里中国的最高机密。

“在国外你再大也是外国人”

　　程开甲是个“学霸”。
　　1918年8月3日，他出生在江苏吴江盛泽镇一个经营纸张生意的“徽商”家庭。祖父程敬斋为他取名“开甲”，意即“登科及第”。
　　程开甲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1937年他考取了浙江大学物理系。当时与他同系的有“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先生，核武器研制奠基人王淦昌先生，数学家苏步青先生、陈建功先生。
　　然而，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彼时的浙大师生只能在硝烟弥漫中颠沛流离。“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的方法：科学救国。”年轻的程开甲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两行字。
　　1946年8月，抱着科学救国的想法，程开甲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师从“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玻恩教授。值得一提的是，玻恩教授共带过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4位中国学生，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爱丁堡大学的4年里，程开甲疯狂地汲取先进知识，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其他时间都埋头在课堂、实验室和图书馆里，以致同学们都叫他波克（Book）。
　　但书本上的知识，无法抵消现实中的苦闷。1948年，程开甲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老师的推荐下，入职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月薪750英镑。第一次领到薪水时，程开甲想到的就是给坚定支持他出国留学、独自在国内抚养两个孩子的夫人高耀珊送件礼物。他来到商店，挑选了一件皮大衣。当他把支票递过去结账时，老板蔑视地打量着他，根本不相信黄皮肤的中国人买得起他店里的商品，还专门打电话向银行查询。

　　这件事刺痛了程开甲的自尊心。
　　“中国人在国外没有地位，人家根本瞧不起你。我再努力，最多也只是那里一个二等公民的科学家。”多年以后，程开甲回忆说，“在国外你再大也是外国人。”
　　1949年发生的一件事，让程开甲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那是4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苏格兰出差，看电影新闻片时，看到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报道。看到中国人毅然向入侵的英国军舰开炮，并将其击伤，我第一次有出了口气的感觉，看完电影走在大街上，腰杆也挺得直直的。中国过去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但现在开始变了。”
　　1950年，程开甲婉拒导师玻恩的挽留，放弃英国皇家化工研究所研究员的优厚待遇和研究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中国，开启了报效祖国的人生之旅。
　　回国前的一天晚上，玻恩教授和程开甲长谈了一次，知道他决心已定，便叮嘱他：“中国现在很苦，多带些吃的吧。”
　　程开甲感激导师的关心，但他的行李里，什么吃的也没有，除了给夫人买的那件皮大衣外，全是有关固体物理、金属物理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回国后，程开甲被安排在南京大学工作。当时，南京大学的教授很少，学校把他当作归国高级知识分子，给他定为二级教授。但他在填表时，执意不要二级，只肯领三级的薪金，他说：“国家还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我这份薪金够用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南京大学物理系决定开展金属物理研究，学校把初创任务交给程开甲。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程开甲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研究方向由理论研究转入应用研究，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
　　1958年，根据国家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需要，南京大学物理系决定成立核物理教研室，学校把创建的任务又交给了程开甲。程开甲再次服从组织安排，开始探索新的领域。

“现在是应该扫除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1960年3月的一天，正在实验室工作的程开甲，被请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开门见山地说：“开甲同志，北京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借调你，明天就去报到。”
　　程开甲的新单位，就是草创阶段的中国核武器研究所（后称21所），他和朱光亚、郭永怀一起任技术副所长。从此，科学界少了一位物理大家，而國家绝密档案中多了一个名字。

　　彼时，苏联突然撤走在华专家，令中国的核武器研究陷入巨大的困境。核试验是大规模、多学科交叉的科学实验，涉及的学科内容非常广泛，而最初的时候，中国的核试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技术上，所知几乎是空白。
　　事实上，由于苏联的技术封锁，当时中国掌握的信息只有苏联专家撤走前的谈话片段，以及1958年美国原子武器研究基地公开发表的《冲击波》一书。而与之对应，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条件艰苦到计算核试验所需的大量数据，除了算盘、计算尺和仅有的手摇计算器外，能依靠的只有人脑。
　　那段时间，为了能尽快取得原子能技术的突破，程开甲脑袋里想的全是数据。
　　一次排队买饭，程开甲把饭票递给食堂师傅，说：“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
　　排在他后面的邓稼先笑着说：“老程，这儿是食堂！”
　　经过无数次的研究、推算、验证，程开甲在国内首次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
　　仅用一年多的时间，程开甲就带领团队完成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各项技术准备工作。
　　1962年，中央部署在2年内实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钱三强等领导决定，兵分两路：原班人马继续原子弹研制;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程开甲听从国家安排，放弃自己最熟悉的理论研究，毫不犹豫地转入全新的领域——核试验。
　　“我一次又一次地改变我的工作，一再从零开始创业，”程开甲曾回忆说，“但我一直很愉快，因为这是祖国的需要。”

　　试验方案由程开甲等4人牵头起草，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原副所长、中科院院士吕敏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技术和试验条件几乎都是空白，主要靠程开甲牵头，其他人都不太懂，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原定的是进行空投试验，但这样很容易带来测量和瞄准上的困难。
　　在一次讨论核爆炸方式时，周恩来总理问如果直接空爆，数据能否取得下来？程开甲提出，应该以百米高塔上爆炸的地爆方案，代替原本的空投方案。爆炸方式由此确定。
　　吕敏回忆，当时程开甲牵头制定计划，研究试验有什么要求、需要测量什么、找什么单位、找什么仪器等，他们在全国找到100多家单位提供支持，“我们到哪里都是要人给人、要东西给东西，都不计代价的，全国都支持”。
　　在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新疆罗布泊马兰红山核试验基地，短短两年时间，程开甲召开了近两百次任务会，制定了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总体方案，研制了原子弹爆炸测试所需的1700多台仪器和设备。
　　而在试验现场，工程技术人员则紧锣密鼓地开始进行现场准备。
　　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铁塔只有30多米高，而罗布泊的这座铁塔设计为102米高，当时中国还没有一座百米以上的铁塔，最高的铁塔是广州90米高的对外广播发射塔。
　　没有任何资料，工程技术人员只有从西方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照片中寻找一些启发。“铁塔的设计是参考了法国杂志上的一张照片后，做出了自立式塔架方案。”中国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彭继超说。
　　施工从1963年4月开始，仅用一年时间，在机械化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参与施工的5000多名年轻士兵，用锹、镐等极其简陋的工具，让一座百米铁塔在爆心拔地而起。
　　整个工期，5000多名工程兵没有出过场区，但是在原子弹起爆时，他们却要提前迁到180公里以外的驻地，连原子弹爆炸的闪光都没有看到。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5分钟后，核爆炸成功的消息通过电话线传到了北京，当总指挥张爱萍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试验成功”的时候，毛泽东却异常冷静地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
　　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的数据，而程开甲带队研制出的1700多台仪器设备，全部拿到了测试数据，其中97%的测试仪器所记录的数据完整、准确。
　　根据这些数据，程开甲给了张爱萍一个肯定的回答：“这次爆炸是核爆炸，爆炸当量为2万吨。”
　　很快，一份证明确实是原子弹爆炸的详细文字报告，经过多方专家之手送到基地指挥部，又报到了北京。
　　毛泽东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让周恩来当晚在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提前宣布了这一喜讯。
　　消息一出，举国欢庆。
　　正如核爆成功的第二天，周恩来在向二届人大常委会做报告时所说的，“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是应该扫除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羅布泊时间”

　　1967年6月，中国首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程开甲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保证了飞机安全。
　　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程开甲设计的回填堵塞方案，确保了工程安全。
　　1978年10月，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程开甲研究设计的试验方案获得成功……
　　至1996年7月30日暂停核试验，中国总共进行了40多次核试验，程开甲主持决策了其中的30余次。每次核试验任务，程开甲都会到最艰苦的一线去检查指导技术工作，甚至要到最危险且放射性最高的爆心，“看看爆炸后爆心是什么样子的”。他说这叫“深入虎穴”。 　　为了专心于核试验任务，他曾把一家人从江南水乡迁到戈壁深处，隐姓埋名度过了20多年的“罗布泊时间”。
　　在近乎隐身的“罗布泊时间”中，寂寞时望一望住地附近的苍茫景色成了程开甲鲜有的消遣，他说：“我住的地方有一棵很高的树，抬起头来看看树，帽子都会掉下来。”
　　而基地后勤部部长任万德忆及程开甲工作之勤勉，也曾说起一个小故事：一次，任万德将一碗面条热了又热反复端上桌，而“他（程开甲）就在那里计算”，第二天，任万德睡醒后见程开甲睡在覆了一层黄沙的军用被子下，而面条还在桌上放着，丝毫未动，上面也有了一层沙土。
　　郝明礼大学毕业就进了基地，他印象中的程开甲对年轻人总是耐心指导，“他说起东西时不慌不忙，你问一些问题，他都带着吴江口音耐心跟你说”。
　　在钱绍钧的记忆中，程开甲“直性子、好相处”，对下属和年轻的科研人员很和善，但是遇到科学问题时，则非常坚持原则。“如果你提的想法是对的，他就会接受;如果他认为你不对，就会坚持自己的立场。技术上非常民主，我们下级都很拥护他。”
　　没有带过兵的程开甲，在罗布泊，带出一支高水平人才队伍，累计培养出10位院士、40多位将军。
　　1999年9月18日，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直到这一刻，隐姓埋名40年的程开甲，才第一次走进了公众视野，而他的名字也终于不再是秘密。
　　14年后，程开甲接过了201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荣誉证书。
　　2017年，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手将“八一勋章”颁授给了程开甲。

　　“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对那些崇高的荣誉，程开甲诠释道，“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我们的成就是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的。”
　　“我从事核武器（研究）到今天的体会是，人生的价值在于贡献，为人民贡献，为国家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