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3日，马丁·路德·金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前方的路并不平坦，但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因为我已抵达峰顶……今晚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定会抵达那应许之地。”
　　然而直到52年后的今天，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席卷美国，黑人种族似乎依舊没有抵达“应许之地”。
　　在美国，无论哪个种族都不曾像黑人这样，需要付出如此多的代价，从被奴役的起点一步步追赶上来，努力想要和他们的同胞并肩而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至今仍是美国历史上闪光的一页。这段抗争记忆如今被频繁提起，从中我们或许可以更加理解黑人所经历的苦难和压迫，所独有的敏感和愤怒，以及他们不懈呼喊的价值和誓死捍卫的纲领。

“她坐下了，我们才得以站起来”

　　1955年12月1日 ，42岁的罗莎·帕克斯下班回家，登上一辆公交车后，坐在了车厢中间的座位上。按照当时阿拉巴马州种族隔离法的规定，蒙哥马利市公交车厢前三排是白人专属，黑人只能坐在后面。前排坐满后，每逢白人上车，黑人必须让座，移到车厢后面，若没有空座就得下车。
　　公交车驶过三站后，有一名白人上车，司机要求帕克斯给这名白人让座，但她一动不动。此前她就以这种方式反抗过公交种族隔离制，但这一次她遭到了警察逮捕。“司机是否要求你起身让座？”“是。”“那你为什么不站起来？”“我认为我不该站着。”
　　多年后，在帕克斯的自传《我的故事》中，她说：“人们总是说我不让座是因为我累了，但这不是真相。我不是身体上疲劳，我也不老，我才42岁。我不是累了，我只是对屈服感到厌倦。”
　　这是1955年，距离南北战争结束、奴隶制废除已经90年，黑人仍然没有得到自由和解放，相反，他们长期陷入了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严酷境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姬虹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美国南方普遍实行‘隔离但平等’制度，学校、教堂、医院、餐厅、商店、旅馆、剧场、厕所、墓地等公共场所全部实行种族隔离，规定只要隔离设施相等，就不构成歧视。实际上‘隔离但平等’剥夺了黑人好不容易获得的公民权利和自由，隔离是实，平等是虚。在剧场，黑人只能从后门进入，同样是饮水器，黑人的永远不好用。可以想象，当时身材娇小、体重不足100磅的罗莎·帕克斯，是以无比的勇气向种族隔离制度发起挑战。”
　　在帕克斯遭逮捕3天后，蒙哥马利市黑人社区领导人号召全市黑人进行公车罢乘抗议，直到当局答应黑人能够享受同等待遇、公交车公司可雇用黑人司机、座位按照先来后到依次占用。这是南部黑人民众首次大规模参与的民权运动，共有4万多名黑人响应，其中有人宁肯步行20英里上班，也绝不乘坐公交车。1956年11月13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蒙哥马利市在公车上实行种族隔离违宪。12月21日，长达381天的蒙哥马利公车罢乘运动以胜利告终。

　　虽然美国黑人一直在进行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但是像蒙哥马利公车罢乘运动这样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民权运动是在二战后才逐渐兴起的。历史学家拉尔夫·德·贝茨曾指出：“五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种子是在二战的动荡年代播种和培育的。” 一位从太平洋战场归国的黑人退伍军人也这样说：“我们争取自由的战斗，是从我们抵达旧金山那一刻开始的。”
　　二战中，黑人为粉碎法西斯势力踊跃参军，他们看到世界人民在与法西斯极端种族主义斗争，而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却根深蒂固，强烈的反差促使他们进一步觉醒。二战后，黑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地位有所提升，但仍然摆脱不了“二等公民”的身份，于是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机会均等，建设一个更平等、更自由的美国社会成为他们的共同目标。
　　罢乘运动改变了帕克斯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美国历史。她失去了百货楼裁缝的工作，还收到了死亡威胁，于是举家迁居弗吉尼亚州，后于1957年定居底特律，继续投入民权运动相关工作，直到2005年去世。当时她的灵柩被送往华盛顿特区，在国会山圆形大厅举行国葬。时任国务卿、同为非洲裔女性的赖斯发表演讲称，如果不是帕克斯，自己不会走到国务卿的职位。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牧师在悼念时说：“她坐下了，我们才得以站起来。”
　　同一年代里，除了蒙哥马利公车罢乘运动，以瑟古德·马歇尔为代表的一批杰出黑人律师在通过法庭斗争为黑人群体争取平等权利。1940—1961年，马歇尔在最高法院为32宗案件进行辩护，有29宗胜诉。1954年，他承接并胜诉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打破了教育系统种族隔离藩篱，具有里程碑意义。
　　上世纪50年代，琳达·布朗一家住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市，她每天要和妹妹走6个街区，穿过一条铁路，然后搭校车到5英里外的黑人学校上学。她们的父亲为此申请了离家更近的萨姆纳小学，但被教育局驳回，原因是这所小学是为白人小孩设置的。随后，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帮助下，布朗一家提起诉讼。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时，最高法院将几个同样具有种族隔离教育背景的案子合并审理。最终，最高法院以9：0判定公立学校种族隔离违宪。 　　黑人民权运动领袖罗伯特·威廉斯回忆说，他听到布朗案判决时的心情“如同昔日黑奴听到《解放宣言》那样激动”。然而，最高法院作出的裁决并不等于各级政府会贯彻执行。乔治亚州州长赫尔曼·塔尔马杰指责最高法院“把美国宪法撕成了碎片”;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伊斯兰德拒不执行布朗案判决，警告这样做会带来“巨大的冲突和骚乱”。
　　1957年夏，阿肯色州小石城教育委员会宣布允许9名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央高中就读。但是民主党州长奥维尔·福布斯在开学日动用国民警卫队封锁了学校。士兵阻止黑人学生入学，成了当时美国的头条新闻。9名学生之一的伊丽莎白·埃克福德后来回忆：“我在人群中寻找友好的面孔，也许谁能帮助我们。我看到一位老年女性，她的脸看起来很慈祥，但我再次看向她时，她在向我吐口水。”
　　在法院干预下，州长撤回国民警卫队，但任凭白人至上主义者扰乱秩序、殴打黑人。于是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动用美国陆军101空降师“占领”小石城，维持秩序。在全副武装的美国大兵保护下，9名黑人学生最终得以入学。
　　在这个时期，黑人群体逐渐意识到，法律只有落实才有意义，但是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袖手旁观让法律难以贯彻，民权运动积极分子在各州还会遭到殴打、私刑甚至谋杀。面对激化的种族矛盾，等待法院一件件判案来逐步获得民权显然太慢了。黑人必须发展出全新的抗争方法，需要更大规模的抗议、游行、示威、请愿，通过群众直接行动，诉说黑人的困境，唤起民众的同情，对联邦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国会立法。前方的抗争之路势必漫长，但他们已不能继续忍耐和等待下去了。一场持续数年、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在1963年争取1863年就已经承诺的自由”

　　1964年，《马丁·路德·金》传记作者马歇尔·弗拉迪在圣奥古斯丁第一次与这位35岁的黑人领袖见面时，惊讶于对方的“很不起眼”。“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穿着深色的执事西装，神情严肃，呆板沉闷。他那圆圆的脸，黑得像沥青……然而，我至今仍然记得，他那双简直能融化人的亲切的眼睛。”
　　马丁·路德·金这个名字第一次被成千上万的人记住，也是在蒙哥马利公车罢乘事件中。当年他是德克斯特浸礼教堂的年轻牧师，还是蒙哥马利进步协会的主席。在抵抗运动中，他的组织能力、雄辩口才和勇敢精神给民众留下深刻印象，即使在住宅遭到白人的炸弹袭击后，他也没有退缩。1957年，金协助建立了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此后逐渐成长为一位真正的黑人民权领袖。他深受印度“圣雄”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影响，带领群众以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方式争取基本权利，伯明翰运动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1963年4月，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发起抵制种族隔离和经济不公正的抗议活动，黑人民众每天在公共场所游行和静坐示威，希望“制造一种危急情形，迫使政府打开协商之门”。抗议初期，金号召支持者：“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伯明翰，国会关注着伯明翰，司法部也在关注伯明翰。你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我已经准备好坐牢了，你呢？”不久，他第十三次被捕入狱（一生被捕29次），在伯明翰监狱关押期间，他在报纸一角撰写了那封著名的《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信》：
　　当你结结巴巴没法对6岁的小女儿解释为什么她不能去电视上介绍的公园里玩;当你必须组织一个答案去面对5岁儿子的问题“爸爸，为什么白人对我们那么嫌弃”……当你的名字在别人嘴里变成“黑鬼”“小子”（不管你几岁）或者“喂”，而你的妻子或母亲永远不能被人尊重地称呼一声“夫人”……那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对我们来说，“等待”是那么艰难……先生们，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合理且难以遏止的渴望。
　　金保释出狱后不久，成千上万的群众和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运动达到高潮。伯明翰市警察局长尤金·康纳指示警察使用高压水枪和警犬来镇压抗议群众，对儿童也不例外。警方的暴行通过电视画面在全国播出，震惊了白人，同时也使黑人更加团结。此前，只有4%的美国人认为民权是美国目前最紧迫的事，而在这之后比例上升到了52%。
　　数周的示威后，迫于压力，这座城市终于低下了头：同意90天内取消种族隔离，60天内雇用黑人。在伯明翰运动胜利的影響下，约900座南方城市的黑人在1963年进行了非暴力直接行动，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州有100万人举行了声援示威。最终，南方261座城市取消了种族隔离。 　　1963年6月，总统肯尼迪向国会递交了《民权法案》草案（后于1964年通过，由继任者约翰逊签署生效），禁止在就业、公共场所以及其他生活领域中实行歧视。肯尼迪说，国家此刻面临一种道德上的危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鼓吹自由，但是我们要不要对世界说，这是一个把黑人排除在外的自由国家”。
　　8月28日，逾25万民众聚集在首都华盛顿市中心的国家广场，号召“为了工作与自由：向华盛顿进军”，民权运动至此达到顶点。集会中有一条横幅写道：“在 1963年争取1863年就已经承诺的自由。”在林肯纪念堂前，金发表了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他脱离了预先准备好的讲稿，讲出了最著名的那段章节：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岗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今天，我仍有这个梦想。
　　这段演讲最终成为那个时代最清晰也最深刻的发声。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在《他的名字被遗忘》中写道：“那天的某个瞬间我们仿佛站在了高处，能够看见我们的精神遗产，也许我们可以让这个理想王国变得真实，也许充满爱的社会不会让梦想永远只是一个痛苦的梦。”

“我从不知道我们黑人可以投票”

　　随着民权运动的深入开展，运动领袖们已不能满足于仅在公共场所里实行种族平等。他们认为，为了巩固此前非暴力直接行动取得的成果，必须建立黑人的政治力量基础，以保障种族平等进程不被人为放慢。“黑人消除种族隔离的最好武器就是利用手中的选举权，因为当时还有不少强硬的种族隔离分子占据民选官员的职位，他们是种族隔离制度最后的吹鼓手，所以号召黑人选民注册成为民权组织的首要工作。”姬虹说。
　　1964年6月，近1000名来自美国各州的白人、黑人大学生参与了“密西西比自由之夏”运动。他们先在俄亥俄州牛津市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奔赴密西西比州各个城镇，与黑人同吃同住，展开为期两周的民权支教之旅。他们的主要工作有：逐户拜访黑人，动员他们登记为选民，参加投票;利用教堂、学校帮助黑人儿童识字、了解自身历史与文化;促使密西西比州黑人派代表参加1964年全国民主党代表大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座右铭是：“撬开密西西比，改变整个南方。”
　　当时的密西西比州仿佛还停留在19世纪。当地黑人遭到白人殴打、槍击、溺毙已不是秘密，凶手甚至包括州议员和地方警长。1964年，密西西比州只有2%的黑人登记为选民。林肯签署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五条在形式上保证了不同族裔拥有平等的投票权，但在密西西比州不过是一纸空文。为阻止黑人居民投票，密西西比州无所不用其极：对黑人进行文化测试，拼错一个单词就丧失投票资格;将选民登记处设在交通不便的地方，让黑人知难而退;要求黑人缴纳人头税，才能获得选举权。生活在密西西比州农村的黑人曾对“自由之夏”志愿者说：“我从不知道我们黑人可以投票。”

　　“自由之夏”虽然短暂，但它唤醒了边远地区黑人的政治意识。志愿者大卫·哈里斯在2012年接受采访时回忆了一件往事：“有一次，我们在密西西比州奎特曼郡工作，一位75岁的黑人女性到选民登记办公室说：‘我要登记选民资格。’他们逮捕了她，把她送进监狱，还用电击棒折磨她。她出了监狱又去选民登记办公室说：‘我要登记选民资格。’这些人的名字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我们见到这样的事情时，会对一个人或一群人怎样实现自身意志产生全新的理解。”
　　为了进一步争取选举权，1965年3月7日，黑人群体在阿拉巴马州发起示威游行，从塞尔玛市出发，向蒙哥马利市进军。过程中警察使用警棍、皮鞭和催泪弹进行围攻，造成流血冲突，50多名示威者入院就医，这一天被称为“血色星期日”。3月25日，金代表塞尔玛市的黑人向州议会提交了呼吁平等待遇和选举权的请愿书。州长乔治·华莱士拒绝接受。但是金向聚集在议会外的2.5万名请愿者说：“我们将永远朝着投票箱的方向前进，直到种族歧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1965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选举权法》，由总统约翰逊签署生效。《选举权法》适用于各级选举，规定联邦政府有权干涉南方六州黑人的选民登记和投票过程，保护黑人行使选举权。1964—1968年，密西西比州黑人选民骤升到59%，阿拉巴马州黑人选民上升到57%，南方黑人选民人数从100万上升到310万。

“一个时代终结了，但路还很长”

　　很多美国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把这场黑人民权运动视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将民权问题放在了美国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利用联邦宪法摧毁了原来“合法的”各州种族隔离政策，为黑人争得了个人自由。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选举权法》，也被看作美国内战以来黑人获得的最具意义的两大法案。 此外，1968年，美国还通过了一个针对住房公平问题的《民权法案》 ，从法律上给予黑人自由挑选住宅的机会。
　　民权运动在高峰时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然而在后期还是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迷茫和缓滞。上世纪60年代后期，当金把他的非暴力直接行动应用到北方城市的贫民窟时，就不再那么有力了。在南方的一个饭店打破种族隔离，比在贫民窟里解决贫困、失业、居住、上学问题要容易得多。在解决广泛贫困、制度化种族主义、改造社会结构等方面，民权运动变得难以推进。
　　在这种情况下，底层黑人发现“黑人权力运动”主张诉诸暴力的语言，相比非暴力的号召更能吸引他们，一些年轻人还加入了“黑豹党”等组织。随着黑人武装日渐壮大，骚乱和暴动开始频繁发生，比较严重的有1965年洛杉矶瓦茨骚乱、1967年底特律骚乱，都造成了数十人死亡。
　　1968年4月4日，一颗子弹穿过金的下巴，终结了他的生命。姬虹认为，领袖人物的缺失也是此后黑人民权运动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民权运动使黑人中产阶级不断崛起和壮大，他们从城市聚居区中搬出，迁入郊区的住宅，城市黑人聚居区逐渐成为所谓‘底层阶级的家园’。贫困人口的高度集中所带来的负效应是难以产生社区领导人，更谈不上社区的自救自助运动和政治斗争了。黑人内部出现阶层分化，马丁·路德·金和罗莎·帕克斯那样具有献身精神的人物再难出现了。”
　　毫无疑问，民权运动让美国黑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力量有了显著提高，整个种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这并不是终点。“一个时代终结了，但路还很长。我想，如果马丁·路德·金看到弗洛伊德之死和眼下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应该会很痛心。他的那些理想，依然没有完全实现，依然遥远。”姬虹说。

黑人民权运动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