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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新春伊始，全球经济版图内没有大地回暖，依然是寒冬凛冽。随着美国三大汽车业、传统重工业、新型服务业、高科技业一轮轮的裁员潮，加之不断深化的信用紧缩、资产空壳化……虚拟经济终于向实体经济不断祸延。倾巢之虞下，一边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异国他乡；一边是广植梧桐、引凤还巢的祖国家园。何去何从?这是萦绕在每个海外华人心中的问题。只不过时过境迁，昔日午夜梦回时“哈姆雷特式”的零星追问，如今已奏成心灵深处的最强音了。
近期以来，我正帮助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在美国招聘人才。来自上海浦东的招聘团刚走，3月下旬广东省政府的招贤团又要来了。前不久，我还应邀回国参加了“2008北京国际金融人才发展论坛”、上海“海外金融高管浦东行”，并随访了南京、广州等地的相关活动。由于工作的缘故，无论是中国方面的求贤若渴，还是海外华人的归心似箭，我的感受都颇为真切。
随着“人才抄底”计划如火如荼地展开，海内外双方需要更深入的知己知彼——国内亟需什么样的金融专才?海外的金融专才又该如何准备、把握机会?
国内的银行业、保险业、资产管理机构、金融政策部门、政府管理部门对有着国际化视野的中高级金融人才伸出了橄榄枝。据美国风险投资公司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亚洲区总裁熊晓鸽的统计，美国金融高端人才有120万，而中国不足7万。那么中国各层面所亟需的国际化金融中高端人才究竟有哪些呢?
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分为广义上的两大类：第一类是熟谙资本市场、精通风险控制与管理、善用金融衍生品工具进行对冲避险以及海外投资的“金融工程师”；第二类是稔知他国法律，擅用大众传媒，深谙外交手段等“软实力”、“巧实力”，有雄才大略，能斡旋于各游说集团、操盘“软性政治”的“金融战略师”。
“融会中西”的“金融工程师”
笔者所言的“金融工程师”是个广义的概念，它囊括了金融业的方方面面，如：金融分析师、风险分析师、基金经理、金融建模师、保险精算师、信用分析师、操盘手……国内各大城市这些年来通过本土培养与不懈引进，此类人才也渐趋饱和。但金融衍生品分析、风险控制等方面的高端人才还是紧缺。
金融衍生品分析与风险控制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此次危机，最为人诟病的莫过于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下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俨然成了罪魁祸首。然而，“存在即合理”，有需求才有市场。要知道，金融就是工具，工具为人服务，“人”才是主体!工具本身是没有错误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对于国内金融业而言，我们与欧美存在的问题迥然不同，我们面对的不是金融创新的无序与过剩，而是金融创新的裹足不前、严重不足。在国际资本流动如此活跃的大舞台上，我们并未充分利用金融衍生品，发挥资本市场的效用。
再来看风险控制人才。在国内，风险控制、危机管理从行政层面已经说了多年，可此风控与彼风控“内涵”颇不相同。海外的“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已成为基于金融建模、统计分析、数量化精算等学科支撑的独立体系。回想一年多前，当这场危机微露端倪时，谁也无法预测它的深度与广度，即便美联储的四朝元老——格林斯潘，也始终是三缄其口、语焉不诺而今天，在中国，金融危机的缘起、演变与趋向被做了广泛的探讨，“去杠杆化”、“资产泡沫”、“次贷危机”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当一个问题被大众传媒广泛热议时，也是我们需要转换思维、备人所不备，“求变”之时。
那我们的“求变”体现在何处呢?当风险控制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系统性风险的时候，我们应当“习之、用之、改进之”。如何契合中国的实际，逐步引入“评级系统”；加之本土化会计系统的有机嵌入，充分发挥资源整合的“后发优势”；不仅“拿来”，更要“取其精华、兼收并蓄”，打造自己的风险控制体系，已是迫在眉睫!我们海外的风险控制人才如能深入研习国内的资本市场，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研发出更具效用的新型风险控制标准、数据模型、理论体系，也是对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反向文化冲击了。
操盘“软性政治”的“金融战略师”
有关“金融战略师”这一提法，笔者思考了多年。实际上，金融课题很难独立于其它问题而存在，需要政治、文化、外交、传媒等合力。怎样充分利用各种非营利机构、游说集团、学术机构、布鲁金斯学会、智囊团等这些“软性政治”，在国际舞台上掌握或影响舆论导向，并审时度势，渗透我们的游戏规则，中国还需要做全方位的努力。
如果说此次金融危机的暴风眼——纽约“华尔街”是国际金融中心的话，那么华盛顿的“K街”可谓是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中心。K街北连乔治城，东通国会山，乃“游说一条街”，云集了大批智库、游说集团、公关公司、民间组织、国际总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此落户。每天有大量的政治和权力在这条街上交易，可谓美国特有的政治现象，可以说不了解K街就不了解美国政治。
笔者曾在K街一家律师楼工作，为其国际诉讼部提供国际诉讼案件的金融分析。半年前，笔者又应邀兼任国会山某基金会的经济策略师，帮助其斡旋于游说集团、行业协会、联合国、华盛顿特区各使馆。工作过程中，笔者深深体会到了“软性政治”在美国政治版图中的无孑L不入，以及其所具有的活力、渗透力与张力。而在这方面，中国多年来都是空白，近两年来，随着华为、联想、海尔等企业入驻华盛顿特区，才有了一些进展。
其实，与美国相比，我国的游说业更有历史渊源。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了“合纵连横”的苏秦、张仪，同门对决的孙膑、庞涓，以及周游列国的孔夫子。如今，我们国力上升迅速，可与之匹配的“软实力”、“巧实力”尚属滞后。如果说，金融工程师需要十年寒窗、数载实战，是“习得的”，那么，金融战略师更需学贯中西、放眼全球，修习参透，是“悟得的”。他们需稔知他国法律、擅用大众传媒、深谙外交手段等“软性政治”，游刃有余地斡旋于各游说集团、操盘“软性政治”。
我们需要这样的金融战略师，能迅速地抢占舆论高地，不做“消防员”，主动做“烽火师”，你唱“人民币汇率”，我讲“外汇储备保值”你煽风“关税战”，我鞭挞“金融保护主义”；你闹“凯恩斯”，我重提“弗里德曼”……经过此次金融风暴，某种程度上说，华尔街早已不是纯粹美国意义上的华尔街，而是全球资本聚集博弈的中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金融博弈取决于人才较量。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能出现一批杰出的“金融战略师”，了解并会利用欧美的体制，有胆有识，有谋有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糅合成更聪明的“巧实力”，活跃在国际金融博弈的最前沿，代表自己民族的利益，与各路智囊们项庄起舞、“华山论剑”。
不仅引回来，还要走出去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美建交30年，还是恢复高考制度30年，华盛顿许多77、78、79老三级的留学生有时欢聚一堂，当年飘洋过海的莘莘学子如今已年届不惑，遥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欣慰之余，亦不由得感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未来30年会是海归展示才华和经验的重要时期。正如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一次会议中说“海归是中国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中有一大批熟悉东西方文化和国际游戏规则的国际化人才，有志于帮助中国打造一批国际化的民族企业。这些优秀的海归人才，既帮助世界走进中国，也帮助中国走向世界。但是，机会也意味着挑战。“中国正处于转型期，我们和其他国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海归必须创新才能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选择回国发展，也会面临不少疑虑与困惑。海外金融业很重视人才细分，回国是否能专业对口、学以致用?有些专业，譬如金融衍生品的研发与操作，国内尚未开放或处于可行性论证阶段，需要等多久才有用武之地……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等待、融合与积极改变，也是海归文化的一部分。选择回流，看重的是中国稳定的大环境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回归的背后，不仅是对个人价值的重新界定，更是对祖国坚定的信心。如今全球“信用紧缩”的大环境下，信心重于黄金。
而国内的金融机构不仅要组织各种形式的互动，把人才引回来，还要让人才走出去、渗进去，在华盛顿、纽约、伦敦、巴黎等世界著名政治、金融中心扎根，只有最深入的知己知彼，才能心明眼亮，在国际舞台上找准我们的位置。
责编：姚冬琴
近期以来，我正帮助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在美国招聘人才。来自上海浦东的招聘团刚走，3月下旬广东省政府的招贤团又要来了。前不久，我还应邀回国参加了“2008北京国际金融人才发展论坛”、上海“海外金融高管浦东行”，并随访了南京、广州等地的相关活动。由于工作的缘故，无论是中国方面的求贤若渴，还是海外华人的归心似箭，我的感受都颇为真切。
随着“人才抄底”计划如火如荼地展开，海内外双方需要更深入的知己知彼——国内亟需什么样的金融专才?海外的金融专才又该如何准备、把握机会?
国内的银行业、保险业、资产管理机构、金融政策部门、政府管理部门对有着国际化视野的中高级金融人才伸出了橄榄枝。据美国风险投资公司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亚洲区总裁熊晓鸽的统计，美国金融高端人才有120万，而中国不足7万。那么中国各层面所亟需的国际化金融中高端人才究竟有哪些呢?
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分为广义上的两大类：第一类是熟谙资本市场、精通风险控制与管理、善用金融衍生品工具进行对冲避险以及海外投资的“金融工程师”；第二类是稔知他国法律，擅用大众传媒，深谙外交手段等“软实力”、“巧实力”，有雄才大略，能斡旋于各游说集团、操盘“软性政治”的“金融战略师”。
“融会中西”的“金融工程师”
笔者所言的“金融工程师”是个广义的概念，它囊括了金融业的方方面面，如：金融分析师、风险分析师、基金经理、金融建模师、保险精算师、信用分析师、操盘手……国内各大城市这些年来通过本土培养与不懈引进，此类人才也渐趋饱和。但金融衍生品分析、风险控制等方面的高端人才还是紧缺。
金融衍生品分析与风险控制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此次危机，最为人诟病的莫过于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下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俨然成了罪魁祸首。然而，“存在即合理”，有需求才有市场。要知道，金融就是工具，工具为人服务，“人”才是主体!工具本身是没有错误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对于国内金融业而言，我们与欧美存在的问题迥然不同，我们面对的不是金融创新的无序与过剩，而是金融创新的裹足不前、严重不足。在国际资本流动如此活跃的大舞台上，我们并未充分利用金融衍生品，发挥资本市场的效用。
再来看风险控制人才。在国内，风险控制、危机管理从行政层面已经说了多年，可此风控与彼风控“内涵”颇不相同。海外的“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已成为基于金融建模、统计分析、数量化精算等学科支撑的独立体系。回想一年多前，当这场危机微露端倪时，谁也无法预测它的深度与广度，即便美联储的四朝元老——格林斯潘，也始终是三缄其口、语焉不诺而今天，在中国，金融危机的缘起、演变与趋向被做了广泛的探讨，“去杠杆化”、“资产泡沫”、“次贷危机”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当一个问题被大众传媒广泛热议时，也是我们需要转换思维、备人所不备，“求变”之时。
那我们的“求变”体现在何处呢?当风险控制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系统性风险的时候，我们应当“习之、用之、改进之”。如何契合中国的实际，逐步引入“评级系统”；加之本土化会计系统的有机嵌入，充分发挥资源整合的“后发优势”；不仅“拿来”，更要“取其精华、兼收并蓄”，打造自己的风险控制体系，已是迫在眉睫!我们海外的风险控制人才如能深入研习国内的资本市场，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研发出更具效用的新型风险控制标准、数据模型、理论体系，也是对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反向文化冲击了。
操盘“软性政治”的“金融战略师”
有关“金融战略师”这一提法，笔者思考了多年。实际上，金融课题很难独立于其它问题而存在，需要政治、文化、外交、传媒等合力。怎样充分利用各种非营利机构、游说集团、学术机构、布鲁金斯学会、智囊团等这些“软性政治”，在国际舞台上掌握或影响舆论导向，并审时度势，渗透我们的游戏规则，中国还需要做全方位的努力。
如果说此次金融危机的暴风眼——纽约“华尔街”是国际金融中心的话，那么华盛顿的“K街”可谓是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中心。K街北连乔治城，东通国会山，乃“游说一条街”，云集了大批智库、游说集团、公关公司、民间组织、国际总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此落户。每天有大量的政治和权力在这条街上交易，可谓美国特有的政治现象，可以说不了解K街就不了解美国政治。
笔者曾在K街一家律师楼工作，为其国际诉讼部提供国际诉讼案件的金融分析。半年前，笔者又应邀兼任国会山某基金会的经济策略师，帮助其斡旋于游说集团、行业协会、联合国、华盛顿特区各使馆。工作过程中，笔者深深体会到了“软性政治”在美国政治版图中的无孑L不入，以及其所具有的活力、渗透力与张力。而在这方面，中国多年来都是空白，近两年来，随着华为、联想、海尔等企业入驻华盛顿特区，才有了一些进展。
其实，与美国相比，我国的游说业更有历史渊源。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了“合纵连横”的苏秦、张仪，同门对决的孙膑、庞涓，以及周游列国的孔夫子。如今，我们国力上升迅速，可与之匹配的“软实力”、“巧实力”尚属滞后。如果说，金融工程师需要十年寒窗、数载实战，是“习得的”，那么，金融战略师更需学贯中西、放眼全球，修习参透，是“悟得的”。他们需稔知他国法律、擅用大众传媒、深谙外交手段等“软性政治”，游刃有余地斡旋于各游说集团、操盘“软性政治”。
我们需要这样的金融战略师，能迅速地抢占舆论高地，不做“消防员”，主动做“烽火师”，你唱“人民币汇率”，我讲“外汇储备保值”你煽风“关税战”，我鞭挞“金融保护主义”；你闹“凯恩斯”，我重提“弗里德曼”……经过此次金融风暴，某种程度上说，华尔街早已不是纯粹美国意义上的华尔街，而是全球资本聚集博弈的中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金融博弈取决于人才较量。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能出现一批杰出的“金融战略师”，了解并会利用欧美的体制，有胆有识，有谋有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糅合成更聪明的“巧实力”，活跃在国际金融博弈的最前沿，代表自己民族的利益，与各路智囊们项庄起舞、“华山论剑”。
不仅引回来，还要走出去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美建交30年，还是恢复高考制度30年，华盛顿许多77、78、79老三级的留学生有时欢聚一堂，当年飘洋过海的莘莘学子如今已年届不惑，遥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欣慰之余，亦不由得感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未来30年会是海归展示才华和经验的重要时期。正如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一次会议中说“海归是中国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中有一大批熟悉东西方文化和国际游戏规则的国际化人才，有志于帮助中国打造一批国际化的民族企业。这些优秀的海归人才，既帮助世界走进中国，也帮助中国走向世界。但是，机会也意味着挑战。“中国正处于转型期，我们和其他国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海归必须创新才能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选择回国发展，也会面临不少疑虑与困惑。海外金融业很重视人才细分，回国是否能专业对口、学以致用?有些专业，譬如金融衍生品的研发与操作，国内尚未开放或处于可行性论证阶段，需要等多久才有用武之地……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等待、融合与积极改变，也是海归文化的一部分。选择回流，看重的是中国稳定的大环境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回归的背后，不仅是对个人价值的重新界定，更是对祖国坚定的信心。如今全球“信用紧缩”的大环境下，信心重于黄金。
而国内的金融机构不仅要组织各种形式的互动，把人才引回来，还要让人才走出去、渗进去，在华盛顿、纽约、伦敦、巴黎等世界著名政治、金融中心扎根，只有最深入的知己知彼，才能心明眼亮，在国际舞台上找准我们的位置。
责编：姚冬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