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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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音韵学分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将于2020年8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音韵学分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一室联合主办,会议主题为“音韵绝学的新生——新形势下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欢迎音韵学界专家、学者及音韵学专业研究生积极与会并提交相关的学术论文。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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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音韵学分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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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音韵学分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将于2020年8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音韵学分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一室联合主办,会议主题为“音韵绝学的新生——新形势下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欢迎音韵学界专家、学者及音韵学专业研究生积极与会并提交相关的学术论文。
其他文献
有案可考的中西语言交通发端于晚明。欧洲传教士来华之始,遭遇的便是多样化的汉语,既要掌握通言暨官话,还须了解方言土语。而官话又分南、北两大支,南官话以南京话为基础,一度等同于正音,为社会认可的标准语,渐而则与崛起的北官话相对峙,彼此各有通行地域。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北官话,因享有地缘优势,且受益于语言政策,最终得以胜出,是为现代普通话的前身。关于近代汉语通言如何由南官话逐渐转变为北官话,17-19世纪传教士及汉学家的著述中有实证有议论,可补中国本土文献记录之不足。
本文从类型学角度考察620个汉语方言的入声音节系统的内部结构以及这些系统的分布和出现频率。描写主要采用三类参数:1)音节尾塞音的数量和语音特点之间的类型学关联,2)音节内元音主要音系维向和音节尾塞音有无或语音特点之间的类型学关联,3)入声音节系统之间的类型学关联。观察表明,入声音节系统内部结构、入声音节系统的分布范围及出现频率均呈现某些具有类型学意义的特点或语言倾向。比较显著的类型学特点包括:1)系统内塞音之间对立关系具有类型特点;2)元音音系高度以及其他一些音系维向和音节尾塞音之间存在蕴含关系;3)不同
吴福祥(2010)提出“X+A+过+Y”差比式的源头来自粤方言,并认为该式在非粤方言中的使用是受到粤方言影响的结果。本文考察了早期和现代粤方言和潮汕闽南方言差比式的使用情况,并从“X+A+过+Y”差比式的共时分布、历时使用、语序和谐原则等方面,论证该式是潮汕闽南方言差比式的固有形式。最后,本文认为在汉语方言中,表经过义动词“过”的发展进程不尽相同。在方言中,“过”表示动作结果的用法普遍存在。而粤方言和潮汕闽南方言的“过”则进一步发展成差比式的特定比较标记。
吴语中存在后置副词状语,可以用信息测试、删除、包孕、带宾等手段界定其外延。这类状语有表示“程度高、再次、重新、次序在前、即将”五类,当主要是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底层现象。由于相邻方言接触尤其是官话的影响,这一现象发生了“同类后置状语的叠置或叠合、同义前置状语的叠置、构成框式状语、后置状语虚化为语气词或被淘汰”等变异。地域上由西南而东北,后置状语在吴语各片逐渐减少甚至消亡,从共时层面反映出向前置状语演变的历程。
否定极项能够出现在only句、“只”字句以及其他一些语言中排他焦点句的非焦点位置,而这些位置表面看来并不具有向下衍推(DE)的性质,这给经典的衍推极项理论带来很大挑战。文章分析排他焦点句的量化结构,将其非焦点部分投射到全称量化三分结构的限定域部分,并论证全称量化限定域的向下衍推性,从而化解了其对衍推极项理论形成的威胁。本文认为极项理论中的衍推关系,需要在逻辑量化层面而非句子表面进行评估,逻辑层面的向下衍推语境才是允准否定极项的必要条件,抽象为LF-DE条件,LF-DE对各种极性现象具有普遍的解释力。
本文从比较语法的观点切入,探讨客家话“么个”的各类用法,检视其疑问用法发展出非典型“抱怨念力”(whining force)的过程,并厘清相关句式的句法层级及其语用效应。我们也藉由对比普通话的“什么”,凸显不同方言异曲同工之处:本为问物疑问词的“么个”转为可替换形式“么个-X”,通过句法制图(syntactic cartography)分析可清楚呈现两者间的微妙差异;而动后“么个”也从轻动词和施用词结构拓展出感叹、抱怨等各项用法。其相应语义诠释和语用效应一目了然,彼此紧密互动。若再与台湾闽南话比较,抱怨念
《颜氏家训·风操第六》:“吴郡陆襄,父闲被刑,襄终身布衣蔬饭,虽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厨。”其中的“薑菜”,诸家多以为指生姜。《中国语文》2017年第6期发表游黎《〈颜氏家训〉词语补释》一文(以下简称“游文”),认为此中的“薑菜”应不是指“生姜”,理由一是“姜”指“生姜”一般只称“姜”,而不与“菜”连用称“薑(姜)菜”,二是“薑菜”很普通,没必要特别指出。文章认为“薑菜”应是“疆菜”,而“疆”有“田地”义,所以“疆菜”有蔬菜之意。这种说法看起来很新颖,但仔细推敲起来恐怕站不住脚。
在古代汉语大型辞书中,所收录的有些词是由于讹误而形成的(包括字形的讹误、句读的讹误等)。照理对于这些词只要弄清致误的原因,就可以将其删除。但因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类词中的一部分,因以讹传讹,遂被人们接受,经“约定俗成”后在新的语言环境中继续模仿使用,所以辞书似乎又应该保留它们。具体如何处理此类“因误成词”的词条,本文拟通过几例个案谈谈自己的看法。
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第十八届评奖工作于2019年11月24日圆满结束。本届评奖共收到专家推荐著作24部,系列论文7种。评选委员会认真审议了每一种参选论著,最终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5名:一等奖汪启明、赵振铎、伍宗文、赵静《中上古蜀语考论》,中华书局,2018年。
文章就“吐蕃”读音进行考释,认为“蕃”字唐代没有“鄱”方音且无bō音;唐人用吐蕃二字称呼古藏族政权主要缘起吐谷浑;吐蕃的“蕃”律诗中读元韵,元曲中读寒山韵,反映的都是其带-n尾的真实语音,历史上并无吐蕃tǔbō读音,不必因藏族自称bod,就须注音吐蕃tǔbō;藏文史籍中对“吐蕃”的系列藏文音译表明“蕃”历来读-n尾音;“吐蕃”应据其本源音义今读tǔfā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