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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顾有关独立董事和企业创新的文献，用企业发明专利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指标，研究珠三角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5—2017年的数据，其中不包括st公司、房地产以及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分析海外背景独立董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从而得出结论：海外背景独立董事数量越多，对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影响越显著;海外背景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对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影响越显著。
关键词：发明专利;企业创新;海外背景独立董事
中图分类号：F27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6-0062-05
引言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战略支撑。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前沿科技为目标，扎根于基础研究，强化应用研究，要尽快建立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不仅要着手于大企业，更要支持中小企业。要培养创新文化氛围，建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企业创新是国家自主创新的核心，也是企业生存、市场价值、比较优势以及投资回报的基础，如何增强企业创新是一个永远值得探索的问题。
2019年以来，华为事件牵动着每个国人的心。华为凭借自身优秀的实力，开启5G先河，引领世界通信行业。作为一名优秀的中国民族企业，华为将中国制造带向了世界。华为在国际形势不友好的条件下，顶住压力，用强硬的实力化解一个个难题。华为能有如今的成就离不开企业创新。据报道，华为2018年研发费用1 015亿元，近十年研发费用总计超过4 800亿元。2018年度，华为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了5 405份专利申请，专利申请量在全球所有企业中排名第一。2019年，华为推出自主研发芯片以及鸿蒙系统，引起了人们热烈的讨论。华为CEO任正非在最近的采访中大举推行教育，推行自主创新，引发了人们对创新的更多关注。
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众多，从政府政策到产业集聚到高管个人特征，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不一而足。本文要讨论的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即独立董事的类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2001年，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的重要成员，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珠三角地区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5—2017年3 014条数据，深入研究海外背景独立董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Kiang（2006）的一项研究表明，政府和银行背景的独立董事对企业经营业绩有显著影响，政府和银行背景的独立董事越多，公司经营业绩越好。White J.T.（2014）等对学术背景的外部董事进行了研究，发现公司聘任商学院的学术董事为独立董事时，市场对其有显著正向反应，而非商学院的学术董事被任命为独立董事时，市场反应显著为负。Francis（2015）等研究发现，学术董事能够更好地发挥监管和顾问作用，同时学术董事对所在的公司经营绩效以及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Edward Lee等（2016）发现，会计学术背景的独立董事有利于公司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的改善。
魏刚（2007）就关于独立董事的背景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无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教育背景与公司业绩无明显影响，而政府和银行背景的独立董事与企业经营业绩正相关。赵昌文等（2008）认为，对于家族企业来说，学术背景的独董具有积极作用。胡永平（2015）认为，高校技术独董的比例越高，能够增加企业在技术上的投资，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周鹏和王立威（2016）研究发现，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对企业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正向促进作用。沈艺峰等（2016）研究发现，学术背景独立董事能够促进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袁春生等（2018）通过分析 2013—2015 年我国 A 股上市民营企业的数据，发现民营企业中，高校教师背景的独立董事能够提升创新绩效。万雅文、李妍（2018）认为，独立董事比例越大，企业创新绩效表现越差;学术背景的独立董事促进企业创新，政府背景及商业背景独立董事抑制企业创新。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对独立董事的研究偏向于学术型独立董事，在学术型独立董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方面有一些成果，对海外背景独立董事的研究较少。
二、样本选择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
党力等（2015）在研究反腐败与企业创新时，使用研发投入的对数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杨战胜、俞峰（2014）在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影响机理时，使用研发投入强度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李春涛等（2015）在研究知识产权保护、融资途径与企业创新时，使用研发投资密度与研发投资虚拟变量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潘越等（2015）在研究公司诉讼法、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与企业创新时，使用研发投入强度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赵晶、孟维（2016）在研究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时，使用研发强度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张璇等（2017）在研究信贷寻租、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时，使用研發投资密度和是否有研发作为虚拟变量两种方式来衡量企业创新;陈玲、杨文辉（2016）在研究政府补贴是否会促进企业创新时，用是否有研发活动来衡量企业创新;钟昀珈（2016）在研究国企民营化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余明桂等（2016）在研究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时，使用专利申请数量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董晓芳、袁燕（2014）在研究企业创新、生命周期与聚集经济时，使用新产品的价值来衡量企业的创新产出;王文春、荣昭（2014）在研究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创新的抑制影响时，用是否有新产品产出的哑变量来研究;李后建、刘思亚（2015）在研究银行信贷、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创新时，采用新产品或服务占年度销售总额的百分比以及是否引用新产品或服务两种方式来衡量企业创新。 总而言之，海外背景独立董事的国际化视野，对董事会发挥职能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对企业创新可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假说：海外背景独立董事对企业创新有正向影响。
lnc_inventioni，t=？琢+？茁ovsi，t-1+∑？酌kfirm+？着i，t
lnc_inventioni，t表示企业i在t年的发明专利申请量的自然对数，ovsi，t-1表示企业i在t-1年时海外背景类独立董事哑变量，firmcontrol 表示控制变量，其中下标k、i、t-1表示企业i的控制变量k在t-1年的值。
三、海外背景独立董事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表4表示海外背景独立董事对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回归结果，（1）表示海外背景独立董事哑变量对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回归结果，（2）表示海外背景独立董事总量对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回归结果，（3）表示表示海外背景独立董事比例对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回归结果。由（1）可知，海外背景独立董事哑变量对发明专利申请量的系数为0.100，回归结果不显著;由（2）可知，海外背景类独立董事总量的系数为0.167，在10%的水平上显著，由（3）可发现，海外背景类独立董事比例的系数为0.336，在10%的水平上显著。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海外背景独立董事总量越高，对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强;海外背景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促进作用越强。
四、结论与政策内涵
通过对珠三角地区2005—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支持原假设，说明海外背景独立董事对发明专利申请量有正向促进作用，对企业创新有正向影响。珠三角地区是改革开放前沿地区，与国外贸易往来频繁，企业对外交流众多。海外背景独立董事能够充分利用海外经验，运用所学知识帮助本土企业对外交流，促进企业创新，让企业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Sunder J.，Sunder S.V.，Zhang J.Pilot CEOs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7，（1）.
[2] 虞义华，赵奇峰，鞠晓生.发明家高管与企业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18，（3）：136-154.
[3] Kiang，Nelson.Guanxi（The Art of Relationships）：Microsoft，China，and Bill Gate’s Plan to Win the Road Ahead[M].Simon and Schuster，Inc，2006.
[4] Joshua T.White，Tracie Woidtke，Harold A.Black，Robert L.Schweitzer.Appointments of academic director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4，（28）.
[5] Haijie Huang，Edward Lee，Changjiang Lyu，Zhenmei Zhu.The effect of accounting academics in the boardroom on the value relevance of financial reporting information[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2016，（45）.
[6] 胡勤勤，沈藝峰.独立外部董事能否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J].世界经济，2002，（9）：55-62.
[7] 魏刚，肖泽忠，Nick Travlos，邹宏.独立董事背景与公司经营绩效[J].经济研究，2007，（3）：92.
[8] 胡永平.高校技术独董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倾向评分匹配法的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12）：52-56.
[9] 周鹏，王立威.独立董事的高校领导背景与公司创新研究——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企业的实证[J].海南金融，2016，（8）：68-73.
[10] 宋建波，文雯.董事的海外背景能促进企业创新吗？[J].中国软科学，2016，（11）：109-120.
[11] 沈艺峰，王夫乐，陈维.“学院派”的力量：来自具有学术背景独立董事的经验证据[J].经济管理，2016，（5）：176-186.
[12] 邓晓飞，辛宇，滕飞.官员独立董事强制辞职与政治关联丧失[J].中国工业经济，2016，（2）：130-145.
[13] 雷倩华，罗党论，陈晖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辞职市场感知的视角[J].财经论坛，2017，（4）：61-70.
[14] 陈岩，湛杨灏，王丽霞，等.研发投入、独立董事结构与创新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检验[J].科研管理，2018，（1）：95-107.
[15] 袁春生，李琛毅.高校教师背景的独立董事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J].财会通讯，2018，（9）：79-82.
[16] 万雅文，李妍.独立董事结构对创新绩效影响程度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8，（23）：110-115.
[17] 白帅南，刘叶云.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经济师，2018，（7）：52-54.
关键词：发明专利;企业创新;海外背景独立董事
中图分类号：F27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6-0062-05
引言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战略支撑。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前沿科技为目标，扎根于基础研究，强化应用研究，要尽快建立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不仅要着手于大企业，更要支持中小企业。要培养创新文化氛围，建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企业创新是国家自主创新的核心，也是企业生存、市场价值、比较优势以及投资回报的基础，如何增强企业创新是一个永远值得探索的问题。
2019年以来，华为事件牵动着每个国人的心。华为凭借自身优秀的实力，开启5G先河，引领世界通信行业。作为一名优秀的中国民族企业，华为将中国制造带向了世界。华为在国际形势不友好的条件下，顶住压力，用强硬的实力化解一个个难题。华为能有如今的成就离不开企业创新。据报道，华为2018年研发费用1 015亿元，近十年研发费用总计超过4 800亿元。2018年度，华为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了5 405份专利申请，专利申请量在全球所有企业中排名第一。2019年，华为推出自主研发芯片以及鸿蒙系统，引起了人们热烈的讨论。华为CEO任正非在最近的采访中大举推行教育，推行自主创新，引发了人们对创新的更多关注。
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众多，从政府政策到产业集聚到高管个人特征，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不一而足。本文要讨论的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即独立董事的类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2001年，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的重要成员，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珠三角地区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5—2017年3 014条数据，深入研究海外背景独立董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Kiang（2006）的一项研究表明，政府和银行背景的独立董事对企业经营业绩有显著影响，政府和银行背景的独立董事越多，公司经营业绩越好。White J.T.（2014）等对学术背景的外部董事进行了研究，发现公司聘任商学院的学术董事为独立董事时，市场对其有显著正向反应，而非商学院的学术董事被任命为独立董事时，市场反应显著为负。Francis（2015）等研究发现，学术董事能够更好地发挥监管和顾问作用，同时学术董事对所在的公司经营绩效以及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Edward Lee等（2016）发现，会计学术背景的独立董事有利于公司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的改善。
魏刚（2007）就关于独立董事的背景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无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教育背景与公司业绩无明显影响，而政府和银行背景的独立董事与企业经营业绩正相关。赵昌文等（2008）认为，对于家族企业来说，学术背景的独董具有积极作用。胡永平（2015）认为，高校技术独董的比例越高，能够增加企业在技术上的投资，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周鹏和王立威（2016）研究发现，高校领导担任独立董事对企业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正向促进作用。沈艺峰等（2016）研究发现，学术背景独立董事能够促进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袁春生等（2018）通过分析 2013—2015 年我国 A 股上市民营企业的数据，发现民营企业中，高校教师背景的独立董事能够提升创新绩效。万雅文、李妍（2018）认为，独立董事比例越大，企业创新绩效表现越差;学术背景的独立董事促进企业创新，政府背景及商业背景独立董事抑制企业创新。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对独立董事的研究偏向于学术型独立董事，在学术型独立董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方面有一些成果，对海外背景独立董事的研究较少。
二、样本选择
（一）研究方法的选择
党力等（2015）在研究反腐败与企业创新时，使用研发投入的对数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杨战胜、俞峰（2014）在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影响机理时，使用研发投入强度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李春涛等（2015）在研究知识产权保护、融资途径与企业创新时，使用研发投资密度与研发投资虚拟变量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潘越等（2015）在研究公司诉讼法、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与企业创新时，使用研发投入强度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赵晶、孟维（2016）在研究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时，使用研发强度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张璇等（2017）在研究信贷寻租、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时，使用研發投资密度和是否有研发作为虚拟变量两种方式来衡量企业创新;陈玲、杨文辉（2016）在研究政府补贴是否会促进企业创新时，用是否有研发活动来衡量企业创新;钟昀珈（2016）在研究国企民营化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余明桂等（2016）在研究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时，使用专利申请数量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董晓芳、袁燕（2014）在研究企业创新、生命周期与聚集经济时，使用新产品的价值来衡量企业的创新产出;王文春、荣昭（2014）在研究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创新的抑制影响时，用是否有新产品产出的哑变量来研究;李后建、刘思亚（2015）在研究银行信贷、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创新时，采用新产品或服务占年度销售总额的百分比以及是否引用新产品或服务两种方式来衡量企业创新。 总而言之，海外背景独立董事的国际化视野，对董事会发挥职能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对企业创新可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假说：海外背景独立董事对企业创新有正向影响。
lnc_inventioni，t=？琢+？茁ovsi，t-1+∑？酌kfirm+？着i，t
lnc_inventioni，t表示企业i在t年的发明专利申请量的自然对数，ovsi，t-1表示企业i在t-1年时海外背景类独立董事哑变量，firmcontrol 表示控制变量，其中下标k、i、t-1表示企业i的控制变量k在t-1年的值。
三、海外背景独立董事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表4表示海外背景独立董事对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回归结果，（1）表示海外背景独立董事哑变量对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回归结果，（2）表示海外背景独立董事总量对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回归结果，（3）表示表示海外背景独立董事比例对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回归结果。由（1）可知，海外背景独立董事哑变量对发明专利申请量的系数为0.100，回归结果不显著;由（2）可知，海外背景类独立董事总量的系数为0.167，在10%的水平上显著，由（3）可发现，海外背景类独立董事比例的系数为0.336，在10%的水平上显著。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海外背景独立董事总量越高，对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强;海外背景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促进作用越强。
四、结论与政策内涵
通过对珠三角地区2005—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支持原假设，说明海外背景独立董事对发明专利申请量有正向促进作用，对企业创新有正向影响。珠三角地区是改革开放前沿地区，与国外贸易往来频繁，企业对外交流众多。海外背景独立董事能够充分利用海外经验，运用所学知识帮助本土企业对外交流，促进企业创新，让企业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Sunder J.，Sunder S.V.，Zhang J.Pilot CEOs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7，（1）.
[2] 虞义华，赵奇峰，鞠晓生.发明家高管与企业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18，（3）：136-154.
[3] Kiang，Nelson.Guanxi（The Art of Relationships）：Microsoft，China，and Bill Gate’s Plan to Win the Road Ahead[M].Simon and Schuster，Inc，2006.
[4] Joshua T.White，Tracie Woidtke，Harold A.Black，Robert L.Schweitzer.Appointments of academic director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4，（28）.
[5] Haijie Huang，Edward Lee，Changjiang Lyu，Zhenmei Zhu.The effect of accounting academics in the boardroom on the value relevance of financial reporting information[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2016，（45）.
[6] 胡勤勤，沈藝峰.独立外部董事能否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J].世界经济，2002，（9）：55-62.
[7] 魏刚，肖泽忠，Nick Travlos，邹宏.独立董事背景与公司经营绩效[J].经济研究，2007，（3）：92.
[8] 胡永平.高校技术独董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倾向评分匹配法的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12）：52-56.
[9] 周鹏，王立威.独立董事的高校领导背景与公司创新研究——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企业的实证[J].海南金融，2016，（8）：68-73.
[10] 宋建波，文雯.董事的海外背景能促进企业创新吗？[J].中国软科学，2016，（11）：109-120.
[11] 沈艺峰，王夫乐，陈维.“学院派”的力量：来自具有学术背景独立董事的经验证据[J].经济管理，2016，（5）：176-186.
[12] 邓晓飞，辛宇，滕飞.官员独立董事强制辞职与政治关联丧失[J].中国工业经济，2016，（2）：130-145.
[13] 雷倩华，罗党论，陈晖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辞职市场感知的视角[J].财经论坛，2017，（4）：61-70.
[14] 陈岩，湛杨灏，王丽霞，等.研发投入、独立董事结构与创新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检验[J].科研管理，2018，（1）：95-107.
[15] 袁春生，李琛毅.高校教师背景的独立董事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J].财会通讯，2018，（9）：79-82.
[16] 万雅文，李妍.独立董事结构对创新绩效影响程度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8，（23）：110-115.
[17] 白帅南，刘叶云.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经济师，2018，（7）：5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