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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文化内在价值的演变，体现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当科技文化在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产生价值遮蔽时，人文理性和工具理性起主导作用，使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处于低层次状态，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需要之间是不匹配的。随着美好生活对科技文化的价值重构，生态理性价值开始逐渐发挥主导作用，出现了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的趋势。当达到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耦合阶段，实质就是人在幸福生存的意义上，达到更加全面的自由与解放，并衍生出生态科技文化的新型关系，生成蕴蓄美好生活价值的主流价值观，使人类最终通向生态文明的理想之境。
关键词：科技文化;美好生活;内在价值;价值变迁;生态理性
中图分类号：C912;F1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1）05-090-007
根据学界的定义，科技文化主要指“以科技活动流程（包括科技理论、科技探究过程、科技成果）及其内在精神观念为中心而衍生的一种文化，包括科技精神与价值、科技发展动力与逻辑规律、科技与人性以及人的生存关系、科技与自然的作用方式等”[1]。随着哲学理念的生活化转向，科技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定位逐渐凸显。科学技术是人类探索美好生活的产物，科技文化的价值体现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科技的发展与运用本质上是为人类的美好生活服务。如何更好地发挥科技文化的正向效应，引导科技文化的核心价值更符合道德理性，从而使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社会，始终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的价值关切点。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在人类探索更高质量美好生活的背景下，梳理科技文化的价值演变过程，有利于塑造、培育良好的科技文化形态，进而充分发挥科技文化价值对现代社会的引导和支撑作用。
一、科技文化对美好生活的价值遮蔽
科技文化的核心价值影响着人类对美好生活意义的体察，它对社会生活既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可能产生消极的阻碍作用。回溯历史，科技文化中蕴涵的核心价值呈阶段性变迁。在工业社会及之前的时期，科技文化内部占主导地位的理性精神与外在的社会生活之间处于价值的冲突对立状态，制约着人以科技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这就形成了科技文化对美好生活价值的遮蔽。因此，在这一阶段中，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不匹配的。
（一）科技文化的人文理性价值及其缺陷
在农业文明社会，科技文化中占主导的价值观念是人文理性，它支配下的传统科技能维系人、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平和狀态，但远未达到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之间的理想关系。其中“主要由经验知识、手工工具和手工性经验技能等技术要素形态组成的，而且以手工性经验技能为主导要素的技术结构”[2]使人类通过科学技术改造世界的能力受到很大局限。原始朴素的自然观和认识论的哲学基础影响着科技文化的价值定位，限制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及实践转化的路径，科技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美好生活的价值，美好生活的内涵被片面甚至模糊地进行理解。科技文化产生于科学技术实践，反映了科技实践的发展状况以及人类在科技活动中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传统科技文化中的人文理性，使科学价值契合人心灵纯粹的求知欲，进而在探寻事物自身规律的同时，注重人性、德性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帮助实现人精神的自由和自然生命的价值。换言之，人文理性就是人生命本能的产物，它体现了人生命活动中与生理、信念、知识、情感、意识相关的自然欲望，是源自生存实践并为满足现实需要的一种理性价值。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的西方科技文化中呈现的自然人本主义倾向，强调将科技活动与宇宙及人的存在本质相结合，还是中国传统科技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思想，都为协调科技活动中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提供了准则。农业文明阶段的传统科技文化，其价值旨趣始终未离开人的思维意识活动和社会生活实际，彰显了鲜明的人文性特征，它承认科技的价值在于增进社会整体的幸福，但在人文理性价值的具体呈现与外化中，因各种条件的束缚而产生偏差，使传统科技文化的价值内涵遮蔽了美好生活境界的全面实现。
传统科技文化中人文理性的表现形式，一是以科技实践活动诠释“天”“神”“上帝”等人文化的超自然物，促使科学的理性精神与宗教神学的人文意识糅合在一起，但因为过度强调后者的价值，而对科技理性重视不足，使科技文化的真正内涵被遮蔽。二是体现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革新推动着人类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当农业生产作为社会主要的生产形式，传统工匠更多是在创制和发展农业生产工具中实现科技创造力，使科技与人、人类社会、自然之间发生关系。由于农业社会科技水平有限，使人的思想认识具有历史局限性，科技文化虽然体现了农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但仅仅反映了人在农业社会中朴素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在某些方面遮蔽了人类追寻美好生活的丰富意涵，使科技文化无法充分引领人类的美好生活需要向更高层次跃升。
传统科技文化中的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彼此同构，人文价值的片面性导致与之相对的经济价值被贬抑，而后者正是推动科技文化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是激励人在实践中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因素。在特定时代的生活实践中，与科技活动发生关联的行为主体，秉持科技文化的经济价值观，促进并反作用于科技活动本身，产生了巨大的能动作用，驱动科技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从而使人过上物质更加充裕的美好生活。反之，科技文化的经济价值如果不能充分彰显，则会阻滞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当现代科技力量未爆发出巨大潜能时，人们普遍认为科技与经济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科学研究是技术应用中秉持的某种客观、公有、无私利、怀疑精神和独创性的规范结构，彰显了科技的文化内涵和气质。在这种科技价值观的指导下，科技从业者生活贫困和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现象与传统科技文化的价值定位有很大关系，它遮蔽了人们对科技在社会中应用的认知，阻碍了人类追寻更高质量的美好生活。 （二）科技文化的工具理性价值及其局限
在工业文明社会，科技文化中的科学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之间发生分异，后者逐渐被前者所蕴藉的工具理性价值侵蚀，科技使人、社会、自然的关系处于对立状态。工业化时代，科学知识经过系统化、理论化的过程，不再停留于经验传承的层面，机器作为一种实体型技术工具，其应用不仅为满足人的生存的需要，也使科技帮助人类享受到了更美好的生活。但现代科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随之显现，科技文化中的工具理性更侧重于科技本身的工具价值，人们因为缺乏对意义的关注，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形成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过分强调对客体世界的认识，而把物的价值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最终，科技的实体性意义消失，科技文化的实在价值被逐渐消解，与科技活动相关的一切人和物被抽象为符号或公式，工业化科学技术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被工具理性的价值遮蔽。
工业时期科技文化诞生的实践基础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实验科学的兴起助长了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价值。十七世纪中期起，科技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人文学科在人们心中的价值定位走向低落，形成了倡导科技的实用性、经济性和功利性的价值取向，影响着科技文化的整体样态。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描绘的那样：“在这个世纪开始时，神学和人文诸学科比科学更受人们尊崇……到了该世纪中期，对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的评估尺度已明显上升……科学及其实用的技术分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将变得日益宝贵……科学毫不含糊地跃升到社会价值体系中一个受人高度尊敬的位置”[3]。在颠倒的价值序列中，人类片面追求美好生活的意义，以人自身和人类社会为中心，利用科技手段“向自然进军”，迈开了征服自然的步伐。當科学技术与人、社会、自然处于对立关系时，人类承受的后果是科技负向效应的显现。对人类社会而言，技术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像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4]。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科技文化，既使人充分享有科技进步带来的福利，又由于对技术的不当利用为社会带来了灾难，影响美好生活的实现。
事实上，这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科技文化，它在协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时以人的利益为价值出发点，破坏了与其他方面共同组成的意义的完整性。现代工业化背景下，文化是导致科技与人、社会、自然关系异化的深层原因之一，文化生成于人又作用于人，是人自身与社会、自然发展的尺度，科技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亚文化系统，其内在的文化价值观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观念有助于实现美好生活，却也难以避免地造成各种生态破坏和社会危机，这实际与“唯发展主义”“科学至上观”相似，都过分夸大人的能动性，导致工具理性价值的内在张力超越自身增长的极限，最终呈现出文化的外在异化，遮蔽了美好生活的价值真谛。
同古典主义时期相比，工业化时代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更为紧密，但科技及相应的文化体系并没有更利于美好生活的实现，物质的充裕与价值的合理性之间不存在因果必然，反而加深了经济因素对科技文化的控制。“17世纪的科学一经在近代诞生，知识财产就被看做是一个构成性的要素。在20世纪晚期，以知识财产体系为中介的科学与经济的合流，在这两个领域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核心的作用”[5]，科学知识作为财产被逐渐资本化的过程，表明了科技被纳入资本增殖的范畴，科学技术及相应科技文化的经济属性被加强，由此生成经济理性。经济理性是科技文化工具理性价值的主要体现，它忽视人的真正价值与幸福，也摒弃了人在参与科技活动时的情感体验，唯一关心的是生产与消费中的利润最大化、剩余价值的榨取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这使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产生对立，使科技文化的价值异化，因而这一阶段的美好生活仍是不充分的。
二、美好生活对科技文化的价值重构
美好生活召唤着科学技术的转型发展，也在逐步完成对科技文化的价值重构，这是一个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过程。在美好生活引领科技文化价值变迁的过程中，主要包括对两类关系的处理，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自然资源维度、生态维度和经济维度中与自然相关的部分），二是人与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包括政治维度、文化维度和经济维度中与社会相关的部分）[6]。以这两类关系的相融共生为基准，人类的美好生活需要对科技文化的内在价值进行重塑，最终达到人、社会、自然处于和谐系统的理想之境。
（一）自然危机与社会危机推动科技文化的生态理性价值转向
实现更高质量的美好生活，保持自然与人类社会多维度的可持续发展，应重新认识科技文化的价值。在过去的时代，工业化科学技术的狂飙突进深刻作用于人类社会，亦遮蔽了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之间的良性关系。一方面，由科技及其工具理性价值所造成的自然生态危机，成为制约美好生活永续发展的直接因素。物质资源的破坏与浪费、生态环境的恶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以及二十世纪中叶爆发的“八大环境公害”事件等，无不是科技滥用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社会生态危机从根本上威胁着美好生活的实现，也决定着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关系的价值走向。自然生态是外在的，社会生态则是内在的，社会生态生成于人类社会，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境，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产生内生性影响。无论是人被机器、芯片等电子产品异化，还是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受制于信息科技，当道德、责任、亲密、隐私等人类价值的重要维度被科技所遮蔽，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性便不具有客观意义，使人类创造美好生活和文明社会的愿望面临着困顿。
因此，为了破解束缚美好生活和物质生产中的各种危机，使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找到合理的价值定位，科技文化必然有一个价值重构的过程，目的是使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从现实危机中获得和解。正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引导着科学技术形态发生变化，建立在复杂知识体系基础上的理论科学和高新技术，代表了从工业化到信息化的科技转型，使科技文化有了新的价值内涵。信息社会背景下，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关系，更多是以生态理性的价值取向为核心，使科学技术与人、社会、自然处于贯通协调的和谐关系之中。 （二）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凸显科技文化的生态理性价值
立足于对以往科技价值观的质疑，由科技文化主导的内在价值也发生着转变，从工具理性价值和经济理性价值逐渐趋向生态理性价值，出现了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的趋势。科学技术生态化是“把从世界整体分离出去的科学技术，重新放回‘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中，运用生态学观点和生态学思维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目标”[7]。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重新确立了科技文化的目标与涵义，进而塑造了新的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生态理性对社会生活的重塑，旨在建立一个劳动和消费更少，而人类在其中生活得更加美好的世界。从“经济理性”批判和“生态理性”构建的维度看待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过程，以生态理性为价值核心，融汇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精神意旨，不断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把科技活动限定在环境承载能力的范围之内，注重实现科技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的共赢，彰显了科技文化的生态理性价值对美好生活本质的呼应。
具体来看，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与科技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其形成的直接来源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促使科学技术进步和科技文化的价值重构。首先，科技文化的价值重构催生了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在因科技而生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生态危机中，以何种科技文化引导科技与人、社会、自然的关系，成为美好生活理念下促进科技创新的方向之一。科技文化的价值重构应以科技为美好生活服务为前提，从生态理性的角度出发，促进科学技术与自然、社会达到和谐状态，在实践层面催生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其次，科技文化引领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的发展过程。文化之要在于化入人心，促进人的素质提升与习惯养成，支撑人的行为方式与价值选择，最终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科技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同样具有浸润人心的作用，它主导着科学家、科技工作者、科技产品使用者的思维意识，是科技主体进行与科技相关的价值判断的依据。科技文化的生态理性价值作用于人，塑造了科技活动参与者的行为模式，保证科技创新符合美好生活需要。最后，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进一步推动科技文化的价值重构。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在社会生活层面确立了新的生产方式，它通过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深刻影响人的思维意识与价值观念，推动科技文化内在价值重构，使之不断贴合生态理性的发展路径。
三、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耦合
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彼此同构、相互影响。在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已经显现，科技文化的生态理性价值极大彰显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实现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耦合，使科技发展体现人类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成为了不可回避的话题。具体而言，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耦合表现为以科技为中介，人、社会、自然趋向更加合理化的发展，其实质是人在幸福生存的意义上，达到更加全面的自由与解放。
（一）科技文化促进人类生存幸福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与生存相关的问题始终处于重要位置，获得当前的生存机会并探索进一步生存的可能，被深刻嵌入科技文化的价值本源之中，不仅推动科技活动的创造与创新，也构成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基础。人类生存需要的满足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指向，当物质生存和精神生存的价值均得到合理彰显，才是真正生存意义上的幸福。反之，对物质生存与精神生存的价值定位不当，会导致科技滥用和科技文化的价值失序，出现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生态危机，最终影响美好生活价值的实现。因此，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耦合，必然涵盖物质生存和精神生存领域，并以此为原点来达成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
物质生存意义上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耦合，体现在对人类生存系统运行方式的改善。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获得物质生存的依托，“人与自然统一于人与自然的对象化和异化中，通过异化劳动的扬弃，自然实现了人化，同时人也实现了自然化”[8]，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關系之一，人在同自然界互动的过程中促进自身的生存发展，通过将自然力量转变为物质生产力，完成科技创新与科技文化的延续。在人类实现美好生活的构成要素中，人与自然之间、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无时无刻不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只有通过技术的媒介，人和自然才能成为可互换的组织对象”[9]。以科技为手段，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维持人、社会、自然之间协调共生的和谐关系，使科技文化的生态理性顺应美好生活的价值取向，成为物质生存层面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关系的重要内容。
在现实层面，与物质生存相关的科技活动，起到了沟通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作用，该过程主要以劳动的形式显现。一方面，劳动是创造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手段。人将自我意识融入对象化的活动中，实现对自然界的调控和双方的物质传递，最终改变自然物的性质，使之为人和人类社会服务。同时，劳动维系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体现了劳动量及劳动价值，依靠物质形态的劳动产品又供给消费，推动了科技进步和美好生活的深入。另一方面，劳动也是满足物质生存并渐次获得精神生存的途径。通过能动性的劳动实践，人类创造着供自身生存的环境客体，也使劳动主体享受所创造的物质成果，体验到美好生活的幸福感。更重要的是，人作为理性的动物生活，劳动中产出的科技物凝结着人类的文化价值和生活观念，这作为人化自然的产物不仅可以满足人的物质欲求，还寄予着人的精神生存需要。
精神生存意义上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耦合，体现在重构人类的价值序列和价值世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铺设空间。文化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自由的人创造和发展文化，文化解放又促进人性自由，科技的核心就在于促进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价值理想。科技和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以自由为价值追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过程及结果，是一种主体自觉的行为方式。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理解、建构科技文化价值观的重要逻辑主线。将个人与社会相统一，通过促进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内在人格结构的完善，使科技文化在科技伦理的限度内生成与发展。事实上，个体自由强调科技文化生成过程中的精神品质，而社会自由更加注重科技文化的公共属性，即科技文化的社会效益，以此共同达到科技文化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的平衡。 （二）科技文化推动人类生态文明的实现
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耦合，在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的背景下，最终演进为生态科技文化的新型关系阶段。生态科技文化是“基于生态科学技术发展，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生态文明为依归的科技文化”[10]。科技文化以科技为载体，是科技实践的产物，随着科技实践的发展，科技文化的核心价值也在逐步嬗变，改变着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关系。英国学者泰勒认为，“文化的各种不同阶段，可以认为是发展或进化的不同阶段，而其中的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历史进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11]。从科技文化到生态科技文化的演进，凸显了科技文化的生态理性价值，生态科技文化更加趋近人的本质，通过把人的需要内化为科技发展和应用的价值准则，使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相吻合，实现科技促进人及社会的发展，有利于达成物质和精神生存层面真正的幸福。
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耦合，最终生成了蕴蓄美好生活价值的主流价值观。主流价值观对主体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它主导并约束着科技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同时反映了科技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并作用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当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与科技精神相符合，能够促进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关系的和谐发展，反之，则不利于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走向。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道法自然”“和实生物”等思想和西方文化中所强调的“至善生活”“理想国”“知识即美德”“诗意栖居”等理念，无不体现着人、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理想状态。美好生活最初以“大众话语”“生活话语”的形式存在，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随着美好生活的话语叙事与政治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系，美好生活的内涵也更能映照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科技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弥补现实社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困境，美好生活的价值意蕴也渗透于科技文化之中，使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彼此同构，推动以科技为中介的人、社会和自然关系良性演化。
生态文明是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价值耦合的最终结果，它意味着科学技术与社会处于一种理想的关系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文明是以科学技术为主要表征的生产力所推动的文明，秉持什么样的科技价值观来进行科技创新和实践，才能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追求，是值得研究的关键性问题”[12]。生态科技文化构成了这一社会阶段的文化基础，生态文明社会预示着以生态理性价值为核心的社会阶段，生态化科学技术调和了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归宿在于物质充裕、精神自由、环境宜居、个体解放、社会全面发展维度上的心灵幸福。因此，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它扬弃了以往社会阶段中不完美的科技与社会关系，致力于实现科技和人、社会、自然关系的优化，进而合理引导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关系变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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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袁祖社，许逸颖.绿色科技创新与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五大发展理念视域下科技价值观的重构[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5）.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rinsic Valu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Better Life
Niu Siqi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rinsic valu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monstrates people’s relentless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When the valu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is hidden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a better life， humanistic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play a leading role，mak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 society and nature remain at a low level， and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and the need of a better life become therefore mismatched. Along with the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by a better life， ecological rational value gradually plays a leading role， and there occurs a trend of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W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and the better life are coupled in value， it means in essence that people， in the sense of a happy life， are free and liberated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way. A new relation of ec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is therefore derived， generating a mainstream value embracing the value of a better life and leading human beings towards the idea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ventually.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A Better life; Intrinsic Value; Value Evolution; Ecological Rationality
責任编辑：杨 柳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研究”（19JDZXA001）、北京市长城学者计划项目“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建构与弘扬研究”（CIT&TCD201503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牛思琦（1994- ），女，北京人，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关键词：科技文化;美好生活;内在价值;价值变迁;生态理性
中图分类号：C912;F1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1）05-090-007
根据学界的定义，科技文化主要指“以科技活动流程（包括科技理论、科技探究过程、科技成果）及其内在精神观念为中心而衍生的一种文化，包括科技精神与价值、科技发展动力与逻辑规律、科技与人性以及人的生存关系、科技与自然的作用方式等”[1]。随着哲学理念的生活化转向，科技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定位逐渐凸显。科学技术是人类探索美好生活的产物，科技文化的价值体现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科技的发展与运用本质上是为人类的美好生活服务。如何更好地发挥科技文化的正向效应，引导科技文化的核心价值更符合道德理性，从而使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社会，始终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的价值关切点。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在人类探索更高质量美好生活的背景下，梳理科技文化的价值演变过程，有利于塑造、培育良好的科技文化形态，进而充分发挥科技文化价值对现代社会的引导和支撑作用。
一、科技文化对美好生活的价值遮蔽
科技文化的核心价值影响着人类对美好生活意义的体察，它对社会生活既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可能产生消极的阻碍作用。回溯历史，科技文化中蕴涵的核心价值呈阶段性变迁。在工业社会及之前的时期，科技文化内部占主导地位的理性精神与外在的社会生活之间处于价值的冲突对立状态，制约着人以科技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这就形成了科技文化对美好生活价值的遮蔽。因此，在这一阶段中，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不匹配的。
（一）科技文化的人文理性价值及其缺陷
在农业文明社会，科技文化中占主导的价值观念是人文理性，它支配下的传统科技能维系人、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平和狀态，但远未达到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之间的理想关系。其中“主要由经验知识、手工工具和手工性经验技能等技术要素形态组成的，而且以手工性经验技能为主导要素的技术结构”[2]使人类通过科学技术改造世界的能力受到很大局限。原始朴素的自然观和认识论的哲学基础影响着科技文化的价值定位，限制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及实践转化的路径，科技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美好生活的价值，美好生活的内涵被片面甚至模糊地进行理解。科技文化产生于科学技术实践，反映了科技实践的发展状况以及人类在科技活动中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传统科技文化中的人文理性，使科学价值契合人心灵纯粹的求知欲，进而在探寻事物自身规律的同时，注重人性、德性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帮助实现人精神的自由和自然生命的价值。换言之，人文理性就是人生命本能的产物，它体现了人生命活动中与生理、信念、知识、情感、意识相关的自然欲望，是源自生存实践并为满足现实需要的一种理性价值。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的西方科技文化中呈现的自然人本主义倾向，强调将科技活动与宇宙及人的存在本质相结合，还是中国传统科技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思想，都为协调科技活动中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提供了准则。农业文明阶段的传统科技文化，其价值旨趣始终未离开人的思维意识活动和社会生活实际，彰显了鲜明的人文性特征，它承认科技的价值在于增进社会整体的幸福，但在人文理性价值的具体呈现与外化中，因各种条件的束缚而产生偏差，使传统科技文化的价值内涵遮蔽了美好生活境界的全面实现。
传统科技文化中人文理性的表现形式，一是以科技实践活动诠释“天”“神”“上帝”等人文化的超自然物，促使科学的理性精神与宗教神学的人文意识糅合在一起，但因为过度强调后者的价值，而对科技理性重视不足，使科技文化的真正内涵被遮蔽。二是体现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革新推动着人类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当农业生产作为社会主要的生产形式，传统工匠更多是在创制和发展农业生产工具中实现科技创造力，使科技与人、人类社会、自然之间发生关系。由于农业社会科技水平有限，使人的思想认识具有历史局限性，科技文化虽然体现了农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但仅仅反映了人在农业社会中朴素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在某些方面遮蔽了人类追寻美好生活的丰富意涵，使科技文化无法充分引领人类的美好生活需要向更高层次跃升。
传统科技文化中的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彼此同构，人文价值的片面性导致与之相对的经济价值被贬抑，而后者正是推动科技文化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是激励人在实践中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因素。在特定时代的生活实践中，与科技活动发生关联的行为主体，秉持科技文化的经济价值观，促进并反作用于科技活动本身，产生了巨大的能动作用，驱动科技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从而使人过上物质更加充裕的美好生活。反之，科技文化的经济价值如果不能充分彰显，则会阻滞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当现代科技力量未爆发出巨大潜能时，人们普遍认为科技与经济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科学研究是技术应用中秉持的某种客观、公有、无私利、怀疑精神和独创性的规范结构，彰显了科技的文化内涵和气质。在这种科技价值观的指导下，科技从业者生活贫困和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现象与传统科技文化的价值定位有很大关系，它遮蔽了人们对科技在社会中应用的认知，阻碍了人类追寻更高质量的美好生活。 （二）科技文化的工具理性价值及其局限
在工业文明社会，科技文化中的科学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之间发生分异，后者逐渐被前者所蕴藉的工具理性价值侵蚀，科技使人、社会、自然的关系处于对立状态。工业化时代，科学知识经过系统化、理论化的过程，不再停留于经验传承的层面，机器作为一种实体型技术工具，其应用不仅为满足人的生存的需要，也使科技帮助人类享受到了更美好的生活。但现代科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随之显现，科技文化中的工具理性更侧重于科技本身的工具价值，人们因为缺乏对意义的关注，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形成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过分强调对客体世界的认识，而把物的价值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最终，科技的实体性意义消失，科技文化的实在价值被逐渐消解，与科技活动相关的一切人和物被抽象为符号或公式，工业化科学技术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被工具理性的价值遮蔽。
工业时期科技文化诞生的实践基础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实验科学的兴起助长了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价值。十七世纪中期起，科技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人文学科在人们心中的价值定位走向低落，形成了倡导科技的实用性、经济性和功利性的价值取向，影响着科技文化的整体样态。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描绘的那样：“在这个世纪开始时，神学和人文诸学科比科学更受人们尊崇……到了该世纪中期，对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的评估尺度已明显上升……科学及其实用的技术分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将变得日益宝贵……科学毫不含糊地跃升到社会价值体系中一个受人高度尊敬的位置”[3]。在颠倒的价值序列中，人类片面追求美好生活的意义，以人自身和人类社会为中心，利用科技手段“向自然进军”，迈开了征服自然的步伐。當科学技术与人、社会、自然处于对立关系时，人类承受的后果是科技负向效应的显现。对人类社会而言，技术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像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4]。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科技文化，既使人充分享有科技进步带来的福利，又由于对技术的不当利用为社会带来了灾难，影响美好生活的实现。
事实上，这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科技文化，它在协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时以人的利益为价值出发点，破坏了与其他方面共同组成的意义的完整性。现代工业化背景下，文化是导致科技与人、社会、自然关系异化的深层原因之一，文化生成于人又作用于人，是人自身与社会、自然发展的尺度，科技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亚文化系统，其内在的文化价值观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观念有助于实现美好生活，却也难以避免地造成各种生态破坏和社会危机，这实际与“唯发展主义”“科学至上观”相似，都过分夸大人的能动性，导致工具理性价值的内在张力超越自身增长的极限，最终呈现出文化的外在异化，遮蔽了美好生活的价值真谛。
同古典主义时期相比，工业化时代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更为紧密，但科技及相应的文化体系并没有更利于美好生活的实现，物质的充裕与价值的合理性之间不存在因果必然，反而加深了经济因素对科技文化的控制。“17世纪的科学一经在近代诞生，知识财产就被看做是一个构成性的要素。在20世纪晚期，以知识财产体系为中介的科学与经济的合流，在这两个领域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核心的作用”[5]，科学知识作为财产被逐渐资本化的过程，表明了科技被纳入资本增殖的范畴，科学技术及相应科技文化的经济属性被加强，由此生成经济理性。经济理性是科技文化工具理性价值的主要体现，它忽视人的真正价值与幸福，也摒弃了人在参与科技活动时的情感体验，唯一关心的是生产与消费中的利润最大化、剩余价值的榨取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这使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产生对立，使科技文化的价值异化，因而这一阶段的美好生活仍是不充分的。
二、美好生活对科技文化的价值重构
美好生活召唤着科学技术的转型发展，也在逐步完成对科技文化的价值重构，这是一个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过程。在美好生活引领科技文化价值变迁的过程中，主要包括对两类关系的处理，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自然资源维度、生态维度和经济维度中与自然相关的部分），二是人与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包括政治维度、文化维度和经济维度中与社会相关的部分）[6]。以这两类关系的相融共生为基准，人类的美好生活需要对科技文化的内在价值进行重塑，最终达到人、社会、自然处于和谐系统的理想之境。
（一）自然危机与社会危机推动科技文化的生态理性价值转向
实现更高质量的美好生活，保持自然与人类社会多维度的可持续发展，应重新认识科技文化的价值。在过去的时代，工业化科学技术的狂飙突进深刻作用于人类社会，亦遮蔽了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之间的良性关系。一方面，由科技及其工具理性价值所造成的自然生态危机，成为制约美好生活永续发展的直接因素。物质资源的破坏与浪费、生态环境的恶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以及二十世纪中叶爆发的“八大环境公害”事件等，无不是科技滥用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社会生态危机从根本上威胁着美好生活的实现，也决定着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关系的价值走向。自然生态是外在的，社会生态则是内在的，社会生态生成于人类社会，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境，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产生内生性影响。无论是人被机器、芯片等电子产品异化，还是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受制于信息科技，当道德、责任、亲密、隐私等人类价值的重要维度被科技所遮蔽，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性便不具有客观意义，使人类创造美好生活和文明社会的愿望面临着困顿。
因此，为了破解束缚美好生活和物质生产中的各种危机，使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找到合理的价值定位，科技文化必然有一个价值重构的过程，目的是使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从现实危机中获得和解。正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引导着科学技术形态发生变化，建立在复杂知识体系基础上的理论科学和高新技术，代表了从工业化到信息化的科技转型，使科技文化有了新的价值内涵。信息社会背景下，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关系，更多是以生态理性的价值取向为核心，使科学技术与人、社会、自然处于贯通协调的和谐关系之中。 （二）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凸显科技文化的生态理性价值
立足于对以往科技价值观的质疑，由科技文化主导的内在价值也发生着转变，从工具理性价值和经济理性价值逐渐趋向生态理性价值，出现了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的趋势。科学技术生态化是“把从世界整体分离出去的科学技术，重新放回‘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中，运用生态学观点和生态学思维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目标”[7]。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重新确立了科技文化的目标与涵义，进而塑造了新的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生态理性对社会生活的重塑，旨在建立一个劳动和消费更少，而人类在其中生活得更加美好的世界。从“经济理性”批判和“生态理性”构建的维度看待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过程，以生态理性为价值核心，融汇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精神意旨，不断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把科技活动限定在环境承载能力的范围之内，注重实现科技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的共赢，彰显了科技文化的生态理性价值对美好生活本质的呼应。
具体来看，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与科技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其形成的直接来源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促使科学技术进步和科技文化的价值重构。首先，科技文化的价值重构催生了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在因科技而生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生态危机中，以何种科技文化引导科技与人、社会、自然的关系，成为美好生活理念下促进科技创新的方向之一。科技文化的价值重构应以科技为美好生活服务为前提，从生态理性的角度出发，促进科学技术与自然、社会达到和谐状态，在实践层面催生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其次，科技文化引领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的发展过程。文化之要在于化入人心，促进人的素质提升与习惯养成，支撑人的行为方式与价值选择，最终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科技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同样具有浸润人心的作用，它主导着科学家、科技工作者、科技产品使用者的思维意识，是科技主体进行与科技相关的价值判断的依据。科技文化的生态理性价值作用于人，塑造了科技活动参与者的行为模式，保证科技创新符合美好生活需要。最后，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进一步推动科技文化的价值重构。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在社会生活层面确立了新的生产方式，它通过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深刻影响人的思维意识与价值观念，推动科技文化内在价值重构，使之不断贴合生态理性的发展路径。
三、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耦合
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彼此同构、相互影响。在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已经显现，科技文化的生态理性价值极大彰显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实现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耦合，使科技发展体现人类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成为了不可回避的话题。具体而言，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耦合表现为以科技为中介，人、社会、自然趋向更加合理化的发展，其实质是人在幸福生存的意义上，达到更加全面的自由与解放。
（一）科技文化促进人类生存幸福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与生存相关的问题始终处于重要位置，获得当前的生存机会并探索进一步生存的可能，被深刻嵌入科技文化的价值本源之中，不仅推动科技活动的创造与创新，也构成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基础。人类生存需要的满足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指向，当物质生存和精神生存的价值均得到合理彰显，才是真正生存意义上的幸福。反之，对物质生存与精神生存的价值定位不当，会导致科技滥用和科技文化的价值失序，出现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生态危机，最终影响美好生活价值的实现。因此，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耦合，必然涵盖物质生存和精神生存领域，并以此为原点来达成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
物质生存意义上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耦合，体现在对人类生存系统运行方式的改善。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获得物质生存的依托，“人与自然统一于人与自然的对象化和异化中，通过异化劳动的扬弃，自然实现了人化，同时人也实现了自然化”[8]，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關系之一，人在同自然界互动的过程中促进自身的生存发展，通过将自然力量转变为物质生产力，完成科技创新与科技文化的延续。在人类实现美好生活的构成要素中，人与自然之间、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无时无刻不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只有通过技术的媒介，人和自然才能成为可互换的组织对象”[9]。以科技为手段，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维持人、社会、自然之间协调共生的和谐关系，使科技文化的生态理性顺应美好生活的价值取向，成为物质生存层面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关系的重要内容。
在现实层面，与物质生存相关的科技活动，起到了沟通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作用，该过程主要以劳动的形式显现。一方面，劳动是创造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手段。人将自我意识融入对象化的活动中，实现对自然界的调控和双方的物质传递，最终改变自然物的性质，使之为人和人类社会服务。同时，劳动维系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体现了劳动量及劳动价值，依靠物质形态的劳动产品又供给消费，推动了科技进步和美好生活的深入。另一方面，劳动也是满足物质生存并渐次获得精神生存的途径。通过能动性的劳动实践，人类创造着供自身生存的环境客体，也使劳动主体享受所创造的物质成果，体验到美好生活的幸福感。更重要的是，人作为理性的动物生活，劳动中产出的科技物凝结着人类的文化价值和生活观念，这作为人化自然的产物不仅可以满足人的物质欲求，还寄予着人的精神生存需要。
精神生存意义上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耦合，体现在重构人类的价值序列和价值世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铺设空间。文化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自由的人创造和发展文化，文化解放又促进人性自由，科技的核心就在于促进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价值理想。科技和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以自由为价值追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过程及结果，是一种主体自觉的行为方式。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理解、建构科技文化价值观的重要逻辑主线。将个人与社会相统一，通过促进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内在人格结构的完善，使科技文化在科技伦理的限度内生成与发展。事实上，个体自由强调科技文化生成过程中的精神品质，而社会自由更加注重科技文化的公共属性，即科技文化的社会效益，以此共同达到科技文化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的平衡。 （二）科技文化推动人类生态文明的实现
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耦合，在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的背景下，最终演进为生态科技文化的新型关系阶段。生态科技文化是“基于生态科学技术发展，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生态文明为依归的科技文化”[10]。科技文化以科技为载体，是科技实践的产物，随着科技实践的发展，科技文化的核心价值也在逐步嬗变，改变着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关系。英国学者泰勒认为，“文化的各种不同阶段，可以认为是发展或进化的不同阶段，而其中的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历史进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11]。从科技文化到生态科技文化的演进，凸显了科技文化的生态理性价值，生态科技文化更加趋近人的本质，通过把人的需要内化为科技发展和应用的价值准则，使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相吻合，实现科技促进人及社会的发展，有利于达成物质和精神生存层面真正的幸福。
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耦合，最终生成了蕴蓄美好生活价值的主流价值观。主流价值观对主体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它主导并约束着科技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同时反映了科技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并作用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当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与科技精神相符合，能够促进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关系的和谐发展，反之，则不利于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走向。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道法自然”“和实生物”等思想和西方文化中所强调的“至善生活”“理想国”“知识即美德”“诗意栖居”等理念，无不体现着人、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理想状态。美好生活最初以“大众话语”“生活话语”的形式存在，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随着美好生活的话语叙事与政治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系，美好生活的内涵也更能映照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科技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弥补现实社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困境，美好生活的价值意蕴也渗透于科技文化之中，使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彼此同构，推动以科技为中介的人、社会和自然关系良性演化。
生态文明是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价值耦合的最终结果，它意味着科学技术与社会处于一种理想的关系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文明是以科学技术为主要表征的生产力所推动的文明，秉持什么样的科技价值观来进行科技创新和实践，才能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追求，是值得研究的关键性问题”[12]。生态科技文化构成了这一社会阶段的文化基础，生态文明社会预示着以生态理性价值为核心的社会阶段，生态化科学技术调和了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归宿在于物质充裕、精神自由、环境宜居、个体解放、社会全面发展维度上的心灵幸福。因此，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它扬弃了以往社会阶段中不完美的科技与社会关系，致力于实现科技和人、社会、自然关系的优化，进而合理引导科技文化与美好生活的价值关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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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the Intrinsic Valu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Better Life
Niu Siqi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rinsic valu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monstrates people’s relentless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When the valu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is hidden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a better life， humanistic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play a leading role，mak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 society and nature remain at a low level， and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and the need of a better life become therefore mismatched. Along with the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by a better life， ecological rational value gradually plays a leading role， and there occurs a trend of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W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and the better life are coupled in value， it means in essence that people， in the sense of a happy life， are free and liberated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way. A new relation of ec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is therefore derived， generating a mainstream value embracing the value of a better life and leading human beings towards the idea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ventually.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A Better life; Intrinsic Value; Value Evolution; Ecological Rationality
責任编辑：杨 柳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研究”（19JDZXA001）、北京市长城学者计划项目“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建构与弘扬研究”（CIT&TCD201503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牛思琦（1994- ），女，北京人，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