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好工作？可以合理创造出多少优质岗位？技术和其他企业层面的选择，究竟如何影响就业机会的创造？
　　回答上述问题，必定要结合地方的具体环境。只有通过公共机构和私营企业之间战略互动的迭代过程，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并且定期进行修正。
　　为吸引大型用人单位，各国和各地之间通过税收和其他补贴展开的竞争，效果尤其糟糕。如今，富士康和亚马逊曾分别在威斯康辛州和纽约州达成的备受瞩目的协议，已经被彻底引爆。这些协议的落地，需要以稳定的环境为前提，而这反映在固定而详细的合同条款之中。当富士康面临需求和技术变化，而亚马逊面临意想不到的政治后果，它们根本没有充足的空间进行重新谈判或修正。
　　任何有效的政策框架，均具有临时性和迭代性等特征。幸运的是，企业、监管机构和其他公共机构在其他领域发展出来的创新治理安排，都是可以借鉴的。
　　在不久前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引入案例进行了详细说明，包括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及其分支机构美国高级能源研究计划署的技术孵化工作，以及爱尔兰对奶牛养殖场的环境管理项目。
　　在极度不确定的情况下，无论监管机构还是企业，没有任何一方能真正掌握中期调整的可能性和成本的可靠信息，有的只是对未来可能性的模糊猜测。在推动创新、监管环境、食品安全和民用航空等领域所采取的对策，是建立将持续目标规范与长期探索全新解决方案联系在一起的信息交换制度。
　　例如在欧盟，监管机构将“优质水源”设定为雄心勃勃的开放性结果。接受监管的实体和受影响各方—公司和农场、成员国、地方政府、民间社会主体—均有义务制定计划实现目标，并定期汇报结果。这样的方法不能停留于自我监督。像所有制度一样，它们完全可能陷入腐败或遭到破坏。但配合恰当的公众监督，它们就可以在传统方法无效的时候发挥作用。
　　除几个非常成功的社区大学培训项目外，这样的治理安排，尚未被用于创造好的工作。但它们完全可以适应这一目标。“好工作”的概念就像潔净水一样，既不准确，也需要以“不断进化并随环境而改变”的方式进行操作。可以分四步引入一项好的就业政策。
　　首先，通过立法或其他手段，政府致力于解决“坏工作”问题，成立一家机构间团体负责审查并及时修改监管对策，并提供资金和授权用于自愿项目。
　　其次，目前其监管领域—包括职业培训、农业和制造业拓展、标准制定等—直接影响到岗位丰富性和质量的监管机构，引入不仅可以诱导创新，而且可以提供服务（协助弱势主体跟上日益严格的企业要求）的治理制度。上述要求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包括特定的就业数量目标和/或标准规则。
　　第三，在当前监管机构无法抵达的领域，政府将设立志愿者、公私合作计划以推进技术和组织走向前沿，或者提供辅助服务和可能的补贴，来协助低效率/低技能企业跃迁至先进领域。
　　最后，在自愿安排取得成功的前提下，上述做法所涉及的领域将从强制提交“提升工作质量和数量的可靠计划”开始，逐渐过渡为对非参与性企业的强制执行。
　　我们拟议中的优质岗位策略，一个吸引人的特点是：使各方能够明确并解决在不确定条件下所面临问题的同一种互动治理制度，也能使他们建立深化和拓展事业所需的相互依赖和信任。取得成功所需的广泛联盟并不需要已经存在；它可以而且很有可能将是执行策略的结果。信任和全新联盟既是共同解决问题的前提，同时也是共同解决问题的结果。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查尔斯·萨贝尔，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