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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写作非常成熟且极具经验厚度与情感强度”的工人诗歌的存在，让他意识到在当今诗坛之外，“可能存在着一片诗歌的蓝海”。
中国西北，西秦岭南坡5000米深的巷道里，《我的诗篇》的摄制组跟随爆破工陈年喜进入到一个金属矿洞中，矿洞“高不过一米七八，宽不过一米四五”。在这个内部布满了子洞、天井、斜井和空采场的巨大“迷宫”里，拍摄人员的任务是还原陈年喜爆破工作的日常，但他们首先要做的，是克服置身这极端环境中的内心恐惧。
巷道爆破，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与陈年喜整天打交道的是钻机和炸药，他的工作是依靠平日积累下的技术经验，在矿山上找准位置，填充好炸药，轰出一条条几千米、几万米深的隧道。地底深处环境恶劣，危险无处不在，爆破工作业时不仅要忍受地层内部的高温，有时还要负责处理爆破不完全的残炮，并时刻防备着塌方的发生。
陈年喜今年47岁了，已在矿山工作16年之久，这个一米八高的大个，整日里握紧风钻，在暗无天日的岩洞中与孤独和死神纠缠着，而他纾解内心郁结的方式，竟是写诗——“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炸裂志》）。诗就写在烟盒的背面，有时是雷管说明书的空白处。手机一有了信号，他再将它们一字一句“搬”在自己的博客上。如果不是被《我的诗篇》的导演之一秦晓宇发现了它们，这些“角落里的诗句”很可能就被主流忽视了。
一片诗歌的蓝海
“少年 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数完就到了楼顶/他 飞啊飞/鸟的动作/不可模仿/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一道闪电/只目击到/前半部分地球/比龙华镇略大/迎面撞来”。
2013年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上，蓝领打工者郭金牛的这首《纸上还乡》得到了最多的选票。郭金牛曾在富士康打工，“富士康十三连跳”后，他的工作是为富士康龙华工厂安装上防跳网，这首诗是他为一个认识的轻生工友写下的悼亡诗。
“惊异又感动”，这是作为大赛评委的秦晓宇看到这些诗句的第一反应。身为诗评人，秦晓宇一直以来的工作是“挖掘那些有价值的诗歌”，再以评论和编纂的形式让它们广为人知。而这些“写作非常成熟且极具经验厚度与情感强度”的工人诗歌的存在，让他意识到在当今诗坛之外，“可能存在着一片诗歌的蓝海”。
“目前国内从事一线体力劳动的工人诗人至少有一万名”，秦晓宇将此群体称之为“蓝领诗人”，而这个概念打动了以书写中国财富群体闻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他是在一本叫《读书》的杂志上读到了秦晓宇的发现。
吴晓波感触道，“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走进过数以百计的车间，陪同我的一律是董事长、总裁或地方行政长官，当我从那一条条生产线上快速走过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背对着我的、默默工作着的男男女女，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怎样的情绪，他们怎么看待这个时代和自己的命运”。
吳晓波因此结识了秦晓宇，并建议他“编一部记录三十年以来工人诗歌创作的诗歌总集”，而随着搜集整理工作的展开，他们又决定拍一部记录当代中国工人生活状态的长篇纪录片。随后，吴晓波邀请了新锐导演吴飞跃加入了这个拍摄计划。
除了陈年喜，摄制组还拍摄了既是国际华文诗歌获奖者，也是一名叉车工的乌鸟鸟；在羽绒服厂填鸭绒的彝族工人吉克阿优；在地下600米工作30年的煤矿工人老井；服装厂熨烫女工邬霞；以及出生于1990年、已经自杀离世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不同的工种，不同的年龄，汉族和少数民族，男诗人与女诗人，这六个人“像一个筛子的六个面”，摄制组试图通过对他们的记录，来呈现出整个工人诗人群体的样貌。
1月13日，在全国200多座城市举行了千场“众筹”放映后，这部取名为《我的诗篇》的纪录片终于进入了院线公映。在此之前，该片已收获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的奖项。女主人公邬霞也因此走出了深圳市宝安区的服装厂，走上了电影节的红毯。
用诗歌取暖
“下班后，劳累了一天的姐妹们都睡下了，外面的月光很好，我会悄悄爬下床，穿上吊带裙，蹑手蹑脚地溜进女厕所，月光照在铁窗玻璃上，我照玻璃，看见自己穿裙子的样子很好看”。邬霞在《我的诗篇》里如是说。
而诗歌，像极了邬霞喜爱的吊带裙子，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被释放。更多的时候，她穿灰色直筒式工服，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几乎没有双休日。
深圳宝安如今已成邬霞第二个故乡，这个出生于1984年的工人女诗人，13岁时走出四川老家来到深圳，成为一个打工妹，一直过着艰难拮据的生活。她的父亲患有严重抑郁症，曾试图自杀，她同时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一家人挤住在狭窄的出租屋内。
因为平日里爱读文学杂志和言情小说，让邬霞拥有别于他人的精神世界。这个被导演称之为“底层珍珠”的女诗人身上，“几乎集中了传统苦难叙事中关于底层女性的一切美德”——在苦闷繁复的劳作中，她写道，“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吊带裙》）；生活痛苦又无望，她却说，“我不会诉说我的苦难/就让它们烂在泥土里/培植爱的花朵”（《我不是没有看到过死亡》）；面对父亲的灾变，她宽慰，“爸/生活有多艰难/就有多珍贵/我们的小屋就是暴风雨中宁静的鸟巢”（《家》） 。
300多首未曾发表过的诗歌，在过去无人问津的十多年里，带给邬霞安慰和寄托。写诗就是她惨淡现实背后的“秘密花园”，她靠生长于切身生活的诗歌取暖，以坚韧反抗着命运。
电影拍摄时，剧组曾让每个工人诗人回答“为什么要坚持写作”这个问题。煤矿工人老井说得最具体，他说：“地球上两百年前没有煤矿工人，两百年后可能也不会有。我们是这个时代的特殊产物，有责任把自己的工作记录下来，让后来的人知道。”
如果不是电影的拍摄，很少有人知道，煤矿工人们每天要站在电梯样子的大罐上向地下深处行进。600米深的地下路途，眼看着地上的世界渐渐变成一个微小的光点。进入到了地下，摄制组人员有种“到了幽冥地府的感觉”。而诗人老井28年的矿工生涯就是在这里度过。 30多度以上的高温环境，全黑的巷道，唯一闪亮的是头顶的矿灯。老井在地下干过掘进工、采煤工、运输工、瓦斯抽采钻机工、机电检修工。也就是在这里，他听到“煤层中/像是发出了几声/地心的蛙鸣”（《地心的蛙鸣》）。
他像是总能从地心深处挖上来诗歌的根络，煤炭时代里一名底层矿工的所思所想在他诗歌里徐徐展开，这其中还有死亡逼视下的恐惧和挣扎。
他曾多次与死神擦肩，刚刚成为矿工的时候，他有次意外倒在了皮带机上，眼看要被带进井筒，他又条件反射地跳了下来。2008年的一个夜里，加班4小时后的老井坐在地上休息，被班长呵斥后他起身迈步，一块大矸石从洞顶掉落，正好砸在他刚刚坐下的地方。
最嚴重的一次，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9个矿工当场被埋在了煤层里。目睹此景并参与抢救的老井写下了《矿难遗址》这首诗。电影里，老井跪在遗址前吟出，“原谅我吧，兄弟们/原谅这个穷矿工，末流诗人/不会念念有词，穿墙而过/用手捧起你们温热的灰烬/与之进行长久的对话/所以我只能在这首诗中/这样写道：在辽阔的地心深处/有一百多个采摘大地内脏的人/不幸地承受了大地复仇时/释放出的万丈怒火，已炼成焦炭/但仍没被彻底消化干净”。
矿工的职业带给他胃病、关节炎、高血压以及颈动脉硬化等疾病，但他仍未停止在矿下的工作。他曾有过能调到地面上工作的机会，但他拒绝了，理由是，“创作煤矿题材作品且还在一线工作的写作者太少，愿意留在井下，用文字让更多人了解矿工的故事”。
诗歌改变不了命运
电影记录下的这几位工人诗人，都曾经有过凭诗歌改变命运的想法。
邬霞创作是因为一次被侮辱。她和母亲在工厂上班时，两人正坐在筒上干活，厂里一个男翻译路过，嫌她们挡路，一脚将她们的坐桶踢翻，这让邬霞极为恼火。那段时间她看言情小说，觉得“台湾的席娟和于晴可以写小说，我为什么不可以？”从此她拿起了笔，利用所有间隙时间写作，期盼通过写作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但即便是后来出了名、上了电影，她离过上体面生活的梦想仍旧遥远。好多人通过媒体的报道认识了她，也有的帮她介绍工作，但都因为没有学历而告终。
陈年喜对此感触更深，工人诗人和《我的诗篇》主角的身份让他有机会去大的城市参加颁奖和展映，接触各行各业的精英。2016年11月，因《我的诗篇》冲击第8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缘故，陈年喜还受邀跟随主创去了美国波士顿、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在7所高校和1个工会做展映交流。但这些经历并未对他的现实生活产生明显的影响，反而因为长年矿洞作业所患的严重颈椎病，让他失去了巷道爆破的工作，如今他只能暂住在北京皮村工友之家做义工。
会写诗有时也会起到相反的作用。电影拍摄时，正赶上乌鸟鸟找工作。可印着“国际华文诗歌奖”的简历显然没帮得上他什么忙。招聘市场里，有人翻了翻他的作品摇着头说，“我是搞物流的，是赚钱的，写诗呢，就不需要了”。乌鸟鸟最后向现实妥协为女儿握起了杀猪刀，电影的结尾，他在镜头前告诉女儿，“希望她好好读书，以后努力不做一个工人”。
只有吉克阿优的生活有所改变。这个整日被关在车间里充绒的彝族工人，用藏在鸭绒下面的纸和笔，记录着工厂里的人生百态，被领导批评的工友、违法使用的童工以及传统故乡的渐渐消逝。有次，他的作品《工厂的夜有些黑》发表在一本杂志上。杂志的样刊寄到了工厂，他的诗被领导知道。领导把他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其实每个工厂的夜晚都是这么黑”。
电影上映后，吉克阿优打工地的县委宣传部找到了他，要给他安排了一个图书馆的职位。后他又离开打工地回到凉山，加入一家食品公司做文案工作。
“写诗是一个无用的艺术”，陈年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用“铁板”“铜墙铁壁”来形容社会阶层的固化，“你要想把这个铁板破开，真的是特别不现实，不同阶层的人，可能会同情你，给你一些帮助，但很难让你进入到他那个阶层”。
“明天除了重复什么都没有/远方除了贫穷还是贫穷”（《省下来》）在90后诗人许立志那里，悲剧命运的气氛达到了高潮。2014年9月30日，许立志选择用死亡来维护生命最后的尊严。在此一个月前，他拒绝了《我的诗篇》的拍摄请求，称自己“已经不写诗了”。
得知许立志跳楼的消息，秦晓宇和吴飞跃赶往深圳，在他生前的出租屋内寻找到他诗句里的现实。他们看到许立志曾写给书城的一份自荐信，信上表达了自己想在书城上班的愿望。在他的书架上，还有一本郑小琼的诗集。
2016年11月，青年打工作家郑小琼获任著名文学期刊《作品》杂志社副社长，完成了从打工作家到文学编辑到文学期刊行政领导干部的华丽转变，但数以万计的打工诗人，能如她一样改变命运的，“少得可怜”。
失语的工人群体
秦晓宇告诉《方圆》记者，拍摄《我的诗篇》的目的，“是希望能让这个‘沉默的大多数’从幽暗处现身，然后促进大家的反思。让人们触碰到一部以工人视角书写的当代中国转型的社会史诗”。然而，对打工诗歌的关注，到底能为这个群体做些什么呢？
4年前，《方圆》记者曾采访过工人生存状况的关注者和研究者吕途，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中，她谈到了中国新工人的出路要依靠工人主体意识的自觉。一位工人受其启发曾总结道：“工人出路的答案在我们的工作中、生活中，在我们不断地去接触劳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通过自我意识的提高，然后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有一个重新的定义和认识，从而体现在我们以后的行动中”。
而在吕途2015年的新书《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中，吕途通过亲身体验劳动过程得出与资本逻辑对抗的手段，“就是去解放人性”。她仍寄希望于一个又一个觉醒的人，“因为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人有选择了，那么，这个社会才有选择”。
但在实践层面，作为“一部中国工人的生活史诗”，《我的诗篇》却在工人观众那里遭到冷遇。
2015年7月12日，《我的诗篇》曾选在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内举行了一次首映礼。秦晓宇对台下前来观看的工人们大声介绍着，“许多打工朋友可能不太会表达，有什么事搁在心里或者跟亲戚朋友说说就完了。不管怎样，我特别想听到大家看完电影的感受。”
看电影的人状态各异，大人们推搡着坐下，孩子们吵闹着，中途有工人抱着睡着的孩子离开，还有的也早早离席，因为明天要早起上早班。放映结束后，秦晓宇希望能有人和他交流，但人们却三三两两地散去。“和工人们的交流没有实现”。
长期处于失语境地的工人，在这样一部讲述自己故事的纪录电影面前，失语了。
中国西北，西秦岭南坡5000米深的巷道里，《我的诗篇》的摄制组跟随爆破工陈年喜进入到一个金属矿洞中，矿洞“高不过一米七八，宽不过一米四五”。在这个内部布满了子洞、天井、斜井和空采场的巨大“迷宫”里，拍摄人员的任务是还原陈年喜爆破工作的日常，但他们首先要做的，是克服置身这极端环境中的内心恐惧。
巷道爆破，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与陈年喜整天打交道的是钻机和炸药，他的工作是依靠平日积累下的技术经验，在矿山上找准位置，填充好炸药，轰出一条条几千米、几万米深的隧道。地底深处环境恶劣，危险无处不在，爆破工作业时不仅要忍受地层内部的高温，有时还要负责处理爆破不完全的残炮，并时刻防备着塌方的发生。
陈年喜今年47岁了，已在矿山工作16年之久，这个一米八高的大个，整日里握紧风钻，在暗无天日的岩洞中与孤独和死神纠缠着，而他纾解内心郁结的方式，竟是写诗——“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炸裂志》）。诗就写在烟盒的背面，有时是雷管说明书的空白处。手机一有了信号，他再将它们一字一句“搬”在自己的博客上。如果不是被《我的诗篇》的导演之一秦晓宇发现了它们，这些“角落里的诗句”很可能就被主流忽视了。
一片诗歌的蓝海
“少年 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数完就到了楼顶/他 飞啊飞/鸟的动作/不可模仿/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一道闪电/只目击到/前半部分地球/比龙华镇略大/迎面撞来”。
2013年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上，蓝领打工者郭金牛的这首《纸上还乡》得到了最多的选票。郭金牛曾在富士康打工，“富士康十三连跳”后，他的工作是为富士康龙华工厂安装上防跳网，这首诗是他为一个认识的轻生工友写下的悼亡诗。
“惊异又感动”，这是作为大赛评委的秦晓宇看到这些诗句的第一反应。身为诗评人，秦晓宇一直以来的工作是“挖掘那些有价值的诗歌”，再以评论和编纂的形式让它们广为人知。而这些“写作非常成熟且极具经验厚度与情感强度”的工人诗歌的存在，让他意识到在当今诗坛之外，“可能存在着一片诗歌的蓝海”。
“目前国内从事一线体力劳动的工人诗人至少有一万名”，秦晓宇将此群体称之为“蓝领诗人”，而这个概念打动了以书写中国财富群体闻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他是在一本叫《读书》的杂志上读到了秦晓宇的发现。
吴晓波感触道，“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走进过数以百计的车间，陪同我的一律是董事长、总裁或地方行政长官，当我从那一条条生产线上快速走过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背对着我的、默默工作着的男男女女，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怎样的情绪，他们怎么看待这个时代和自己的命运”。
吳晓波因此结识了秦晓宇，并建议他“编一部记录三十年以来工人诗歌创作的诗歌总集”，而随着搜集整理工作的展开，他们又决定拍一部记录当代中国工人生活状态的长篇纪录片。随后，吴晓波邀请了新锐导演吴飞跃加入了这个拍摄计划。
除了陈年喜，摄制组还拍摄了既是国际华文诗歌获奖者，也是一名叉车工的乌鸟鸟；在羽绒服厂填鸭绒的彝族工人吉克阿优；在地下600米工作30年的煤矿工人老井；服装厂熨烫女工邬霞；以及出生于1990年、已经自杀离世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不同的工种，不同的年龄，汉族和少数民族，男诗人与女诗人，这六个人“像一个筛子的六个面”，摄制组试图通过对他们的记录，来呈现出整个工人诗人群体的样貌。
1月13日，在全国200多座城市举行了千场“众筹”放映后，这部取名为《我的诗篇》的纪录片终于进入了院线公映。在此之前，该片已收获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的奖项。女主人公邬霞也因此走出了深圳市宝安区的服装厂，走上了电影节的红毯。
用诗歌取暖
“下班后，劳累了一天的姐妹们都睡下了，外面的月光很好，我会悄悄爬下床，穿上吊带裙，蹑手蹑脚地溜进女厕所，月光照在铁窗玻璃上，我照玻璃，看见自己穿裙子的样子很好看”。邬霞在《我的诗篇》里如是说。
而诗歌，像极了邬霞喜爱的吊带裙子，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被释放。更多的时候，她穿灰色直筒式工服，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几乎没有双休日。
深圳宝安如今已成邬霞第二个故乡，这个出生于1984年的工人女诗人，13岁时走出四川老家来到深圳，成为一个打工妹，一直过着艰难拮据的生活。她的父亲患有严重抑郁症，曾试图自杀，她同时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一家人挤住在狭窄的出租屋内。
因为平日里爱读文学杂志和言情小说，让邬霞拥有别于他人的精神世界。这个被导演称之为“底层珍珠”的女诗人身上，“几乎集中了传统苦难叙事中关于底层女性的一切美德”——在苦闷繁复的劳作中，她写道，“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吊带裙》）；生活痛苦又无望，她却说，“我不会诉说我的苦难/就让它们烂在泥土里/培植爱的花朵”（《我不是没有看到过死亡》）；面对父亲的灾变，她宽慰，“爸/生活有多艰难/就有多珍贵/我们的小屋就是暴风雨中宁静的鸟巢”（《家》） 。
300多首未曾发表过的诗歌，在过去无人问津的十多年里，带给邬霞安慰和寄托。写诗就是她惨淡现实背后的“秘密花园”，她靠生长于切身生活的诗歌取暖，以坚韧反抗着命运。
电影拍摄时，剧组曾让每个工人诗人回答“为什么要坚持写作”这个问题。煤矿工人老井说得最具体，他说：“地球上两百年前没有煤矿工人，两百年后可能也不会有。我们是这个时代的特殊产物，有责任把自己的工作记录下来，让后来的人知道。”
如果不是电影的拍摄，很少有人知道，煤矿工人们每天要站在电梯样子的大罐上向地下深处行进。600米深的地下路途，眼看着地上的世界渐渐变成一个微小的光点。进入到了地下，摄制组人员有种“到了幽冥地府的感觉”。而诗人老井28年的矿工生涯就是在这里度过。 30多度以上的高温环境，全黑的巷道，唯一闪亮的是头顶的矿灯。老井在地下干过掘进工、采煤工、运输工、瓦斯抽采钻机工、机电检修工。也就是在这里，他听到“煤层中/像是发出了几声/地心的蛙鸣”（《地心的蛙鸣》）。
他像是总能从地心深处挖上来诗歌的根络，煤炭时代里一名底层矿工的所思所想在他诗歌里徐徐展开，这其中还有死亡逼视下的恐惧和挣扎。
他曾多次与死神擦肩，刚刚成为矿工的时候，他有次意外倒在了皮带机上，眼看要被带进井筒，他又条件反射地跳了下来。2008年的一个夜里，加班4小时后的老井坐在地上休息，被班长呵斥后他起身迈步，一块大矸石从洞顶掉落，正好砸在他刚刚坐下的地方。
最嚴重的一次，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9个矿工当场被埋在了煤层里。目睹此景并参与抢救的老井写下了《矿难遗址》这首诗。电影里，老井跪在遗址前吟出，“原谅我吧，兄弟们/原谅这个穷矿工，末流诗人/不会念念有词，穿墙而过/用手捧起你们温热的灰烬/与之进行长久的对话/所以我只能在这首诗中/这样写道：在辽阔的地心深处/有一百多个采摘大地内脏的人/不幸地承受了大地复仇时/释放出的万丈怒火，已炼成焦炭/但仍没被彻底消化干净”。
矿工的职业带给他胃病、关节炎、高血压以及颈动脉硬化等疾病，但他仍未停止在矿下的工作。他曾有过能调到地面上工作的机会，但他拒绝了，理由是，“创作煤矿题材作品且还在一线工作的写作者太少，愿意留在井下，用文字让更多人了解矿工的故事”。
诗歌改变不了命运
电影记录下的这几位工人诗人，都曾经有过凭诗歌改变命运的想法。
邬霞创作是因为一次被侮辱。她和母亲在工厂上班时，两人正坐在筒上干活，厂里一个男翻译路过，嫌她们挡路，一脚将她们的坐桶踢翻，这让邬霞极为恼火。那段时间她看言情小说，觉得“台湾的席娟和于晴可以写小说，我为什么不可以？”从此她拿起了笔，利用所有间隙时间写作，期盼通过写作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但即便是后来出了名、上了电影，她离过上体面生活的梦想仍旧遥远。好多人通过媒体的报道认识了她，也有的帮她介绍工作，但都因为没有学历而告终。
陈年喜对此感触更深，工人诗人和《我的诗篇》主角的身份让他有机会去大的城市参加颁奖和展映，接触各行各业的精英。2016年11月，因《我的诗篇》冲击第8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缘故，陈年喜还受邀跟随主创去了美国波士顿、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在7所高校和1个工会做展映交流。但这些经历并未对他的现实生活产生明显的影响，反而因为长年矿洞作业所患的严重颈椎病，让他失去了巷道爆破的工作，如今他只能暂住在北京皮村工友之家做义工。
会写诗有时也会起到相反的作用。电影拍摄时，正赶上乌鸟鸟找工作。可印着“国际华文诗歌奖”的简历显然没帮得上他什么忙。招聘市场里，有人翻了翻他的作品摇着头说，“我是搞物流的，是赚钱的，写诗呢，就不需要了”。乌鸟鸟最后向现实妥协为女儿握起了杀猪刀，电影的结尾，他在镜头前告诉女儿，“希望她好好读书，以后努力不做一个工人”。
只有吉克阿优的生活有所改变。这个整日被关在车间里充绒的彝族工人，用藏在鸭绒下面的纸和笔，记录着工厂里的人生百态，被领导批评的工友、违法使用的童工以及传统故乡的渐渐消逝。有次，他的作品《工厂的夜有些黑》发表在一本杂志上。杂志的样刊寄到了工厂，他的诗被领导知道。领导把他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其实每个工厂的夜晚都是这么黑”。
电影上映后，吉克阿优打工地的县委宣传部找到了他，要给他安排了一个图书馆的职位。后他又离开打工地回到凉山，加入一家食品公司做文案工作。
“写诗是一个无用的艺术”，陈年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用“铁板”“铜墙铁壁”来形容社会阶层的固化，“你要想把这个铁板破开，真的是特别不现实，不同阶层的人，可能会同情你，给你一些帮助，但很难让你进入到他那个阶层”。
“明天除了重复什么都没有/远方除了贫穷还是贫穷”（《省下来》）在90后诗人许立志那里，悲剧命运的气氛达到了高潮。2014年9月30日，许立志选择用死亡来维护生命最后的尊严。在此一个月前，他拒绝了《我的诗篇》的拍摄请求，称自己“已经不写诗了”。
得知许立志跳楼的消息，秦晓宇和吴飞跃赶往深圳，在他生前的出租屋内寻找到他诗句里的现实。他们看到许立志曾写给书城的一份自荐信，信上表达了自己想在书城上班的愿望。在他的书架上，还有一本郑小琼的诗集。
2016年11月，青年打工作家郑小琼获任著名文学期刊《作品》杂志社副社长，完成了从打工作家到文学编辑到文学期刊行政领导干部的华丽转变，但数以万计的打工诗人，能如她一样改变命运的，“少得可怜”。
失语的工人群体
秦晓宇告诉《方圆》记者，拍摄《我的诗篇》的目的，“是希望能让这个‘沉默的大多数’从幽暗处现身，然后促进大家的反思。让人们触碰到一部以工人视角书写的当代中国转型的社会史诗”。然而，对打工诗歌的关注，到底能为这个群体做些什么呢？
4年前，《方圆》记者曾采访过工人生存状况的关注者和研究者吕途，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中，她谈到了中国新工人的出路要依靠工人主体意识的自觉。一位工人受其启发曾总结道：“工人出路的答案在我们的工作中、生活中，在我们不断地去接触劳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通过自我意识的提高，然后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有一个重新的定义和认识，从而体现在我们以后的行动中”。
而在吕途2015年的新书《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中，吕途通过亲身体验劳动过程得出与资本逻辑对抗的手段，“就是去解放人性”。她仍寄希望于一个又一个觉醒的人，“因为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人有选择了，那么，这个社会才有选择”。
但在实践层面，作为“一部中国工人的生活史诗”，《我的诗篇》却在工人观众那里遭到冷遇。
2015年7月12日，《我的诗篇》曾选在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内举行了一次首映礼。秦晓宇对台下前来观看的工人们大声介绍着，“许多打工朋友可能不太会表达，有什么事搁在心里或者跟亲戚朋友说说就完了。不管怎样，我特别想听到大家看完电影的感受。”
看电影的人状态各异，大人们推搡着坐下，孩子们吵闹着，中途有工人抱着睡着的孩子离开，还有的也早早离席，因为明天要早起上早班。放映结束后，秦晓宇希望能有人和他交流，但人们却三三两两地散去。“和工人们的交流没有实现”。
长期处于失语境地的工人，在这样一部讲述自己故事的纪录电影面前，失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