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9日、30日，由北方昆曲剧院推出的现代昆曲《旧京绝唱》在长安大戏院上演。它以北方昆曲剧院表演大师韩世昌为原型，讲述了北方昆曲曲折的发展历史。
　　 韩世昌是当年的“昆曲大王”，北方昆曲剧院第一任院长。但是在北昆老演员、导演丛兆恒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却是悲怆一幕：上世纪战火年代，韩世昌在当时的“哈尔菲戏院”(今西单剧场)演出，观众稀稀落落，台上高悬着一副对联：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建国后，昆曲作为传统文化代表，几经起落，直到2001年，昆曲“申遗”成功，才逐渐“回暖”。
　　 申遗10年后，今日的昆曲是否依然面临“知音稀”的境地？各式改编是“创新盘活”还是“损害”？未来昆曲会何去何从？
　　 带着这些问题，本刊特约撰稿专访了中国昆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现存惟一昆曲专业刊物《兰》的主编丛兆恒。
　　八百年来伤国乱
　　 “小蹦豆子，坐这儿，我们演出戏给你看！”第一次接触昆曲的情景，丛兆恒印象极深，那时自己十二三岁，分别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西语系就读的大姐二姐暑期归来，兴冲冲要他做观众。
　　 两个姐姐在弟弟面前唱了一折《白蛇传·断桥》，说是向来学校演出的韩世昌学习的。丛兆恒并未听懂半句戏文，但记住了昆曲与韩世昌的名字，彼时尚不知道，自己会与之有一生的渊源。
　　 丛家在山东故乡是有名的实业家族，但长辈并未反对子女从事艺术职业，丛兆恒从小就得以自由地与剧团接触，加之他向往革命，在1949年加入华北人民文艺工作团，为“革命需要”服务。
　　 他也逐渐了解到昆曲发展的历史，自明末形成“昆山腔”以来，历经600年，如果从有文学剧本算起，更要数到元朝的《西厢记》《窦娥冤》，足有800年历史。
　　 昆剧的第一次繁盛是在明末清初，歌者魏良辅的“水磨调”使用了南戏的唱法，迅速流行大江南北，万历年间更是进入皇城。此时昆腔与之前就流传的京高腔(弋阳腔，北曲)并称皇家大戏，通过官员的升迁、商人的辗转、军队的迁徙普及至全国。昆曲成为继元杂剧后第二个普及到全国的剧种，形成“华夏全民痴迷两百余年”的局面。
　　 鸦片战争时期，昆曲随着国运衰落。“昆曲的基础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传统，古汉语、古音乐、古舞，此时全被动摇、打破，衰落是一种必然。”丛兆恒说，一百多年后“徽班进京”，所谓“花雅之争”以“雅部”昆曲的失败而告终，昆曲经历史上第一次大低谷。
　　 丛兆恒的姐姐们则亲历了昆曲的第二个兴盛期。
　　 自1917年到1937年，国家得以短暂休养生息，百废待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号召“学贯中西”，如韩世昌等一些老昆曲艺人得以去北大演出，蔡元培还在北大中文系开设曲学课，讲授昆曲，在北大培养了十几位后来的戏剧戏曲界的理论权威。所以当时便有人说，梅兰芳是银行家捧起来的，昆曲的韩世昌是知识分子捧起来的。
　　 1928年，日本天皇加冕，韩世昌被邀去加冕典礼演出，昆曲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他也是继梅兰芳后第二个出访国外的戏曲艺人。
　　 上世纪30年代，北京的荣庆社在全国巡回演出昆曲，主要去各地大学，广受好评。南方一些省市也开设了苏州昆剧传习所，周传瑛、朱传茗、沈传锟、王传淞等四十名“传”字辈艺人齐聚，一时颇有复苏景象。然而，紧接而来的连年战争，又一次摧毁了昆曲的发展，艺人们流离失所，全国上下“歌者少”，“知音稀”。
　　戏传没了三分之二
　　 丛兆恒赶上了昆曲的第三次“兴起”。
　　 1956年4月，由“传”字辈艺人编排的昆曲《十五贯》上演，讲述庸官错判案，导致无辜者被判死刑，但监斩官发现疑点，昭雪平反。此剧在北京破天荒连演46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都高度肯定。
　　 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全国上下受到鼓舞，一两年时间里，各地纷纷成立专业昆曲团体。
　　 也是在這个时期，1956年6月22日，北方昆剧团正式成立，隶属于文化部，院长是韩世昌。丛兆恒分配到了该团。刚开始，这个从抗美援朝前线下来的文艺工作者也有情绪，“说老实话，那时不是特别喜欢和理解这门艺术，认为自己从一个新文艺工作者变成一名戏子了，会不会被人瞧不起呢？”直到接触久了，深深感受到昆曲的博大精深，才一头扎了进去。
　　 仰赖于权威好恶的艺术难以持久，权威的口味变了，昆曲就难免再次跌到谷底。
　　 1959年，丛兆恒出演小生的昆曲《李慧娘》在北京上演，一开始得到领导人的大加称赞，康生亲自将戏中旦角称赞小生的唱词“美哉！少年！”改为“壮哉！少年！”，演出者还参加了1961年的国庆彩车游行。
　　 但1963年风头忽转，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要求全国城乡“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题材”。《李慧娘》停演并开始遭到批判。时任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副总编辑的穆欣曾在批判会上说：“李慧娘这个鬼是代表了死亡了的阶级来报仇的，向谁报仇呢？就是向共产党报仇！”
　　 1966年2月，江青主抓文化和文艺，提出“我什么时候能看不见昆曲？”2月28日，北方昆剧团建制马上撤销，3天内300多人全部解散。从此一直到1979年，全国几乎无人再唱昆曲。
　　 许多老艺人在此过程中受批斗、打压，纷纷去世。还有如大师白云生，“文革”之后忽闻上面说：“解放你了，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吧！”老人一高兴，头天晚上喝了点酒，第二天早上就去世了。
　　 如今丛兆恒名列国家级昆曲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提起此事不禁一连声哀叹：“我的老师们这一辈会600出戏，经过两次大起落，到了我这一代，只会200出戏，有2/3都传没了。现在说我是传承人，可是我一辈子没有收过徒弟，一出戏都没传过。怎么传呢？原来怎么演的都不知道了。”
　　 他记得1988年前辈周传瑛去世前，强打着精神在病床上口述了四出戏，这一句的唱腔是怎样，那一句的手脚应该怎么看。学生们记录好了给他看，他看了直流泪。“一生才记下来四出戏，可是他一个人肚子里就有100出戏啊！” 丛兆恒说。
　　“转基因”昆曲的未来
　　 “文革”之后，昆曲专业剧团重新出现。然而古老的文化艺术毕竟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快节奏，各个院团只是勉力维持。
　　 这种情形直到“申遗”成功，才出现了大的转折。2001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长松浦晃一郎宣布，中国昆曲入选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且是19个项目中评委全票通过的。巧得很，这天又是5月18日，仿佛漫长的历史中冥冥自有天定(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从业者和爱好者们忍不住将这一天称为昆曲的“复活节”。
　　 丛兆恒还记得，那时与昆曲同时参选的日本“能乐”被宣布申遗成功之后，日本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这个消息。相比之下，中国国内对昆曲申遗成功反应平静，只有报纸的边边角角有一点相关报道。“当时一些相关的专家学者心里都很难过，昆曲毕竟不是一门众人皆知的艺术。”他说。
　　 但近10年来，昆曲渐渐开始成为一种时尚和符号，甚至有私人经营的昆曲剧团出现。许多加入现代元素的改编昆曲登上舞台，对重新拉回观众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台湾作家白先勇率先做起的“青春版”《牡丹亭》项目，从高校开始，通过服装、舞台美术、演员等时尚因素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获得很大的成功。
　　 《牡丹亭》的各种版本相继出现，置于北京皇家粮仓的“厅堂版”一度还成为京城热点文化观光项目。一台大戏的制作费用越来越惊人，今年4月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昆曲《红楼梦》，号称“青春豪华版”，制作经费920万，却因配乐中加入小提琴、中提琴，造型似越剧而非昆曲、唱白过于通俗等遭到不少批评。
　　 丛兆恒将这类现代昆曲称之为“转基因”昆曲。
　　 他认为，“转基因”并非完全不好，古老的艺术要在现代留存，就必须有所改革，比如白先勇做的一系列努力，就起了很好的作用。这里的关键在于白先勇懂昆曲，所以其“青春版”虽有创新却不逾矩，可现在越来越多的“创作人员文化缺失，很多剧本作者、导演都不大懂昆曲，写出来都不合韵。”
　　 在谈话中，丛兆恒说更希望将昆曲称之为“昆剧”，因为“昆曲”相对偏向于音乐性的一面，但大众和媒体通常指称的“昆曲”实为一个剧种，既包含唱腔曲调等音乐内容，也包含剧本的文学内容，及举手投足的表演艺术，是一个综合性的剧种。
　　 “我觉得昆剧的本体是文学性，是诗魂，这是基础。如果失去了文学性，简直就是笑话。现在有些剧本不按照传奇和杂剧的格律，唱词不讲究阴阳四声，也称之为昆曲，就是‘转基因’过度了。” 丛兆恒说，“如果连这个基因的‘核’都‘转’了，它还是昆曲吗？”
　　 丛兆恒认为，这种困境的原因还是在于传承。如果一种艺术只剩下原有的1/10，就没有可以创新的基因了，就不免被别的基因所替代。这位已经八十岁的艺术从业者忧心忡忡：“现在国家非常重视昆剧，拨出这么多钱，这是好事。可是我担心有太多的‘转基因’作品，(昆剧)传到最后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