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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钱学森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疑问，反映出建国后我们的教育事业在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情况下存在问题。本文从“钱学森之问”入手，探究疑问背后之实质，讨论杰出人才的教育问题，最后尝试对“钱学森之问”涉及的教育问题提出相关的教育改革建议。
关键词： “钱学森之问” 杰出人才 教育改革
一、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是新中国成立后为祖国的发展献出一生心血的科学巨匠。他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之问。他强调：“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１］这便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与经济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有了巨大的进步。但面对“钱学森之问”，那些令人骄傲的业绩无疑褪色不少，新中国的教育没有育出民国时期大师级的人物及众所周知的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的获得者。
二、无杰出人才原因之分析
（一）民国多人才
因“钱学森之问”所问的是为何新中国的教育没有育出民国大师级的人物来，这里我们有必要说一下民国。民国大家辈出，杰出人才灿烂星辰，一连串名字跃入眼中，文化上如鲁迅、朱自清、胡适、郭沫若等，科学上如竺可桢、吴有训、李四光、胡先啸等，不胜枚举。为何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里，我们没有培养出民国时期那样耀眼的大师呢？
（二）诺贝尔奖的遗憾
诺贝尔奖1901年到2010年间一共有812位获奖者，其中华人获奖者有10位，分别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达赖十四世、高行健、钱永健、高锟。获奖的812位获奖者，除了一位中国政府不承认的1989年和平奖外，无一人是中国国籍。获得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8位华人中，只有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接受过新中国的基础教育。崔琦1951年曾在北京读中学，次年就到香港培正中学就读，随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的自然科学类奖的获得者，可以说全都与新中国的教育无关。
（三）原因之何在
是否是经济条件影响了人才的培养？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是困难的。但民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且受外侮，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造就了巨大的文明财富留给后人。现在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经济条件已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经济条件不好这样的理由是牵强的。
是否是社会制度之影响？新中国采用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其他国家和地区多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前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拿了很多诺贝尔奖，可知单纯的名义上的社会制度不可能全是原因。
是否是儒家思想的影响造成今天“钱学森之问”的原因呢？东亚和东南亚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圈，我们可以看一下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QS公布的2011年亚洲大学排名前200名榜单［２］，前十名最佳大学分别属于中国香港，以及日本、新加坡、韩国等。QS的亚洲大学的排名很重要的一项标准是创新能力，从一方面说明创新能力不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可决定的。另一方面日本等国已经有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也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杰出人才的培养匮乏引人深思。是什么导致了“钱学森之问”的局面？以下在三方面分析其原因。
一是长时间缺乏良好的大环境。经历长年的战争，新中国百废待兴，当时主要的任务是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后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再后面是“文革”时期，一直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里，缺少一个培养人才和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国家没有很好地重视知识分子阶层人才的培养。甚至在“文革”中，需要周恩来总理牵头做重要人物保护名单。民国走过来的大师在动乱中没有受国家名单保护，很可能要受批斗之苦，那么那个时代如何培养创新能力呢？知识分子几十年不能潜心修学，教育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一位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没有人才和教育的连续，一个国家要不断涌现杰出人才是困难的。
二是长期不重视创新能力的教育。在高校层面上，教育评价有僵化的倾向，如进行职称等的评定普遍依据论文数量和申请课题的多少，这其实并不是真正性的重视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研究人员进行自由探索和导致抄袭等学术问题。中小学的教育在高考影响下功利化严重，谈不上具有实质的创新教育，应试教育模式长期没有改观。国家推行“素质教育”及新课程改革，但事实是学生的负担并没减轻，在高考的压力之下，很多教育改革没有力量。且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基础教育盛行灌输的模式，应试中奉行标准答案，这直接扼杀了学生的自由想象创新的能力。
三是推行的全面发展教育不利于杰出人才的生长。如学生进大学必须面对高考，需要在所有科目上均得到良好发展，这样才能在高考中占据优势，进入大学。在某一方面具有潜质的学生，在长时间的“全面发展”教育下很可能就逐渐泯然众人。加德纳的多元智能框架涵盖言语/语言智能、音乐/节奏智能等九种智能。从此可以看出，人类成功可以在不同的智能上取得进步，杰出人才的培养也一样，很少有人在所有方面都取得好的成绩。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在高考中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总共考了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从没学过，考0分，所幸靠着文科成绩——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通过了清华的考试。［３］同样的例子还有季羡林、钱钟书进清华大学，放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具有上面三位大师的潜质的人才，在今天有可能就埋没此生。
综合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原因都与政府层面的教育政策等有关系，政府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现代文明里，教育是离不开政府的，成功的教育也首先是政府在主导的。美国一位学者有这样的话：政府是“一位长期的，也许甚至是永久的赞助者，他有时慷慨，有时漫不经心，有时十分冷淡，毫不在乎，相当反复无常和易变，片面地采取行动，从来不能完全依靠，总要仔细留神”。［４］由此可见，政府的行为和策略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其对教育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则可使教育向前；若非正确的，则可能使教育停滞不前或者后退。所以，政府对教育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科学的规划，造就良好的教育大环境，积极地推动教育向前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三、就“钱学森之问”对我国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改革的建议
（一）减少行政化的影响
通过“钱学森之问”的分析可知，教育在自由的环境中，创新的能力才能得到良好发展。我国大学行政化的程度非常之深，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大学本身的面貌，束缚了知识人自由创新的发展。大学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由度，从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看，行政为核心的权力系统不应该在大学占据中心地位，应该为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力量，行政系统只是服务于学术的机构。
（二）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1.在高校层面上改变现今的重视论文数量和依据所申请课题的学术评价体系。杰出人才不是依靠论文的数量和申请课题的多少而定，而是实实在在的创新和对人类社会的贡献。
2.改革基础教育模式。由千篇一律的模式变为多样化的大学入学方式，让有特长的学生能够成为基础教育的成功者。制定灵活的录取制度，使得学生由中等教育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程序更加科学，而不拘泥于高考总分的拔尖，让学生在兴趣和专长上得到有效发展，让有真正才能的学生脱颖而出。改革高考，引导基础普通教育更适合杰出人才的生长。
3.借鉴成功的例子，构建适合本国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如钱学森早先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后来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它们当时的教育模式就是非常成功的。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真正重视培养人的创新能力，重视科学技术发明创造，让人的创造潜能得到发掘，育人方式和评价体系形成合力，共同来促进教育模式的改革。
（三）慎重考虑“全面发展”观
今天的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明显比一二十年前重，除了一些基本的功课，很多学生还学习各类其他课程，如画画、歌唱、舞蹈等，还要参加一些额外的辅导班，例如奥数类的，花大量精力钻研一些研究生都不会做的题目。在文明发达的现在，一个人如要全面发展，是非常不现实的，知识在急剧增加，以有限的青春和精力来追求无限的知识，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科学的全面发展观是适度的全面发展，要把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放在最适合发展的时期学习个人所热衷爱好的有潜力发展的方面。
参考文献：
［1］钱学森.中国大学为何创新力不足［J］.新华文摘，2010，（2）：113-114.
［2］2011年QS亚洲大学排名前200名榜单［EB/OL］.http：//edu.sina.com.cn/a/2011-05-23/1322202572.shtml.
［3］熊丙奇.钱伟长求学经历对教改的启示［J］.课程教材教学研究（中教研究），2010，（Z5）：94.
［4］［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与研究生教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78.
关键词： “钱学森之问” 杰出人才 教育改革
一、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是新中国成立后为祖国的发展献出一生心血的科学巨匠。他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之问。他强调：“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１］这便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与经济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有了巨大的进步。但面对“钱学森之问”，那些令人骄傲的业绩无疑褪色不少，新中国的教育没有育出民国时期大师级的人物及众所周知的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的获得者。
二、无杰出人才原因之分析
（一）民国多人才
因“钱学森之问”所问的是为何新中国的教育没有育出民国大师级的人物来，这里我们有必要说一下民国。民国大家辈出，杰出人才灿烂星辰，一连串名字跃入眼中，文化上如鲁迅、朱自清、胡适、郭沫若等，科学上如竺可桢、吴有训、李四光、胡先啸等，不胜枚举。为何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里，我们没有培养出民国时期那样耀眼的大师呢？
（二）诺贝尔奖的遗憾
诺贝尔奖1901年到2010年间一共有812位获奖者，其中华人获奖者有10位，分别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达赖十四世、高行健、钱永健、高锟。获奖的812位获奖者，除了一位中国政府不承认的1989年和平奖外，无一人是中国国籍。获得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8位华人中，只有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接受过新中国的基础教育。崔琦1951年曾在北京读中学，次年就到香港培正中学就读，随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的自然科学类奖的获得者，可以说全都与新中国的教育无关。
（三）原因之何在
是否是经济条件影响了人才的培养？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是困难的。但民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且受外侮，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造就了巨大的文明财富留给后人。现在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经济条件已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经济条件不好这样的理由是牵强的。
是否是社会制度之影响？新中国采用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其他国家和地区多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前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拿了很多诺贝尔奖，可知单纯的名义上的社会制度不可能全是原因。
是否是儒家思想的影响造成今天“钱学森之问”的原因呢？东亚和东南亚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圈，我们可以看一下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QS公布的2011年亚洲大学排名前200名榜单［２］，前十名最佳大学分别属于中国香港，以及日本、新加坡、韩国等。QS的亚洲大学的排名很重要的一项标准是创新能力，从一方面说明创新能力不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可决定的。另一方面日本等国已经有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也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杰出人才的培养匮乏引人深思。是什么导致了“钱学森之问”的局面？以下在三方面分析其原因。
一是长时间缺乏良好的大环境。经历长年的战争，新中国百废待兴，当时主要的任务是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后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再后面是“文革”时期，一直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里，缺少一个培养人才和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国家没有很好地重视知识分子阶层人才的培养。甚至在“文革”中，需要周恩来总理牵头做重要人物保护名单。民国走过来的大师在动乱中没有受国家名单保护，很可能要受批斗之苦，那么那个时代如何培养创新能力呢？知识分子几十年不能潜心修学，教育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一位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没有人才和教育的连续，一个国家要不断涌现杰出人才是困难的。
二是长期不重视创新能力的教育。在高校层面上，教育评价有僵化的倾向，如进行职称等的评定普遍依据论文数量和申请课题的多少，这其实并不是真正性的重视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研究人员进行自由探索和导致抄袭等学术问题。中小学的教育在高考影响下功利化严重，谈不上具有实质的创新教育，应试教育模式长期没有改观。国家推行“素质教育”及新课程改革，但事实是学生的负担并没减轻，在高考的压力之下，很多教育改革没有力量。且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基础教育盛行灌输的模式，应试中奉行标准答案，这直接扼杀了学生的自由想象创新的能力。
三是推行的全面发展教育不利于杰出人才的生长。如学生进大学必须面对高考，需要在所有科目上均得到良好发展，这样才能在高考中占据优势，进入大学。在某一方面具有潜质的学生，在长时间的“全面发展”教育下很可能就逐渐泯然众人。加德纳的多元智能框架涵盖言语/语言智能、音乐/节奏智能等九种智能。从此可以看出，人类成功可以在不同的智能上取得进步，杰出人才的培养也一样，很少有人在所有方面都取得好的成绩。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在高考中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总共考了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从没学过，考0分，所幸靠着文科成绩——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通过了清华的考试。［３］同样的例子还有季羡林、钱钟书进清华大学，放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具有上面三位大师的潜质的人才，在今天有可能就埋没此生。
综合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原因都与政府层面的教育政策等有关系，政府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现代文明里，教育是离不开政府的，成功的教育也首先是政府在主导的。美国一位学者有这样的话：政府是“一位长期的，也许甚至是永久的赞助者，他有时慷慨，有时漫不经心，有时十分冷淡，毫不在乎，相当反复无常和易变，片面地采取行动，从来不能完全依靠，总要仔细留神”。［４］由此可见，政府的行为和策略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其对教育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则可使教育向前；若非正确的，则可能使教育停滞不前或者后退。所以，政府对教育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科学的规划，造就良好的教育大环境，积极地推动教育向前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三、就“钱学森之问”对我国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改革的建议
（一）减少行政化的影响
通过“钱学森之问”的分析可知，教育在自由的环境中，创新的能力才能得到良好发展。我国大学行政化的程度非常之深，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大学本身的面貌，束缚了知识人自由创新的发展。大学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由度，从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看，行政为核心的权力系统不应该在大学占据中心地位，应该为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力量，行政系统只是服务于学术的机构。
（二）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1.在高校层面上改变现今的重视论文数量和依据所申请课题的学术评价体系。杰出人才不是依靠论文的数量和申请课题的多少而定，而是实实在在的创新和对人类社会的贡献。
2.改革基础教育模式。由千篇一律的模式变为多样化的大学入学方式，让有特长的学生能够成为基础教育的成功者。制定灵活的录取制度，使得学生由中等教育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程序更加科学，而不拘泥于高考总分的拔尖，让学生在兴趣和专长上得到有效发展，让有真正才能的学生脱颖而出。改革高考，引导基础普通教育更适合杰出人才的生长。
3.借鉴成功的例子，构建适合本国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如钱学森早先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后来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它们当时的教育模式就是非常成功的。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真正重视培养人的创新能力，重视科学技术发明创造，让人的创造潜能得到发掘，育人方式和评价体系形成合力，共同来促进教育模式的改革。
（三）慎重考虑“全面发展”观
今天的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明显比一二十年前重，除了一些基本的功课，很多学生还学习各类其他课程，如画画、歌唱、舞蹈等，还要参加一些额外的辅导班，例如奥数类的，花大量精力钻研一些研究生都不会做的题目。在文明发达的现在，一个人如要全面发展，是非常不现实的，知识在急剧增加，以有限的青春和精力来追求无限的知识，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科学的全面发展观是适度的全面发展，要把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放在最适合发展的时期学习个人所热衷爱好的有潜力发展的方面。
参考文献：
［1］钱学森.中国大学为何创新力不足［J］.新华文摘，2010，（2）：113-114.
［2］2011年QS亚洲大学排名前200名榜单［EB/OL］.http：//edu.sina.com.cn/a/2011-05-23/1322202572.shtml.
［3］熊丙奇.钱伟长求学经历对教改的启示［J］.课程教材教学研究（中教研究），2010，（Z5）：94.
［4］［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与研究生教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