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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历史研究中，如欲了解古人生平学术，常常需要阅读大量的传记文本。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文本多是后人依据存世史料、历史记忆建构而成。因此，文本所呈现的其实是对传主的一种“想象”与“叙述”，与历史事实往往有所出入。后来学者对此不加辨别，全盘接受，从而形成误解。以明代学者何良俊为例，现存传记史料无不将其视为“文苑”人物，强调其诗文、词曲成就，这也使得何良俊成为文学史上颇受关注的对象，学术思想史上却无人问津。通过阅读其文集著述可知，何良俊推崇注疏，其经学思想与清代汉学家极为相似;同时秉持“经术所以经世务”的理念，究心经世之学;此外他还是阳明心学的信仰者。由此可知，在“典范历史”的建构之外，何良俊还有其他不为人熟知的学术面相。这也提醒我们， 不可轻易相信传记文本的叙述，而应以传主本人的文集与著作为主，通读以观其学术本相。
关键词：明代;传记文本;历史建构;何良俊;经学;经世;理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0）04-0033-07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中，明代屡屡被视为“积衰时代”[1]274-294，如《明史》所说：“要之，有明诸儒……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年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2]7221，即指出明代士人普遍从事科举时文，从而导致经学、理学呈现衰微的情形。这种论调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也多次出现。由此，使得后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逐渐产生并强化明代士人空疏不学的印象。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对明代学术思想史的负面评价是否属实？以经学为例，查阅《千顷堂书目》（1）可知，明代经学著作多达数千种，不可谓之少;就质量而言，其中也不乏传世之作（2）。理学方面，《明史》认为“性理袭宋、元之糟粕”，但曾经编纂《明儒学案》以反映明代理学的黄宗羲却指出，“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 [3]1，两种评价迥然不同。由于黄虞稷、黄宗羲二人生于明末，对明代学术思想有过亲身体验，相较之下，作为后来者的《明史》，其评价真实性自然不高。
但就是这种与事实并不相符的评价，由于出自“典范历史”，我们常常因为其权威性而不假思索地信任。殊不知，“典范历史”往往为“符合当前之社会现实”从而“选取、编排史料，以及顺应种种规则”，进行“选择性建构” [4]37-38。正如后现代史学理论所指出的，“我们所谓的‘历史’，其实是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5]119，即现在看到的“历史”并非是真正的“过去”，实则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叙述”与“文本” [6]84。因此，需要警惕的是，不可轻易地将“历史”与“过去”相等同。尤其是官方修纂的“典范历史”。再如《明史》中有《儒林传》与《文苑传》，专门记载明代的儒学学者与文人。我们是否可以完全相信，明代儒学与文学的真实发展情况与文本记载完全相同？明代士人是否明确地表示自己属于“儒林”“文苑”？我们是否有理由认可这种身份标签与人物属性的确立？被放置在“文苑”中的士人就真的一定是文学家？如果细读文本可知，这种后来建构的历史叙述与身份标签，实际上与真实情况相差颇大，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很强的误导性。例如，当一位士人被建构、塑造为某个身份属性后，后来的读者往往凭着阅读“习性”（3）自然而然地认同文本中的叙述，很少会产生质疑，而后形成固定的认知结构。何良俊就是明显的例子。在清代，何良俊被建构为“文苑”中人，强调其诗文、词曲成就，这也使得学术研究中，何良俊成为文学史上颇受关注的对象，学术思想史上却无人问津（4）。因此，本文以被收入《文苑传》并被叙述为文士的明代学者何良俊为线索，分析他在传记文本中被建构出的形象，同时通过他本人的文集与著作，来重新发现“文苑”标签之外，何良俊还有其他不为人熟知的学术面相。这也提醒我们，不可轻易相信传记文本的叙述，而应以传主本人的文集与著作为主，通读以观其学术本相。
一、被建构为“文苑”的何良俊
研究某个人物的学术思想，首先要考虑孟子所说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7]329即如何做到“知人论世”，通过了解研究对象的生平行事来把握其思想发展的脉络。因此，传记、年谱便成为研究中首先考虑的问题。
本文以何良俊为研究对象。然而查阅史料可知，目前并没有传世的何良俊年谱。相反，可供参考的是数量颇多的传记文本。据统计，有关何良俊的传记总共有九种，分别来源于《国朝献征录》《皇明词林人物考》《云间志略》《列朝诗集小传》《明画录》《静志居诗话》《明史稿》《明史》以及《松江府志》。此处将采取福柯“知识考古學”的理论，以考古学中的地层关系为例，考察知识、思想、信仰是如何一层一层地被建构起来 [6]51。下面将分析七种传记的文本叙述（5），尝试梳理出何良俊被建构为“文苑”的过程。
在七种传记文本中，《国朝献征录》与《皇明词林人物》成书于万历年间，时间较早。据展龙的研究可知，《国朝献征录》起于万历二十二年，焦竑参与修撰国史，开始搜集史料。万历二十五年修史活动虽停止，此时《国朝献征录》“匮而在箧”，尚未成书。直至万历四十四年才最终定稿（6）。《皇明词林人物考》的具体成书时间无从考证，但可知刻于万历甲辰（万历三十二年），其成书时间远在《国朝献征录》之前。因此可大致以《皇明词林人物考·何元朗》为最早的传记。下面是传记的主要内容：
何良俊，字元朗，号柘湖公。绮岁从经师游，即厌弃制举义，耽嗜古文，博综九流，研味四始。兼抱经济，思效一官。竟以数奇，仅拔贡太学。宰相怜其才，起家拜南翰林孔目。甫考满，即谢官归，纵浪烟霞水石间。覃志著作，文法刘向、马迁，诗宗苏、李而近体出高、岑。其宴息处皆名四友斋。四友者，维摩诘、庄生、白乐天与公为四也……晚嗜声伎丝竹，寝兴必先奏乐，非过自奉乃其所期待者不浅耳。与弟进士公良傅，时称两何。所著有《何翰林集》《何氏语林》《四友斋从说》行世。[8]579-580 这篇传记提到何良俊的三个重要的面相：“耽嗜古文”与“文法刘向、马迁，诗宗苏、李而近体出高、岑”是指何良俊的“词章”之学。“博综九流，研味四始”即是说明他博览群书，而“兼抱经济，思效一官”，指出何良俊的经世情怀。此文还特别提及“四友斋”的含义，意在说明何良俊复杂的学术思想背景，融合儒释道的思想倾向。甚至还兼顾其自少及长的兴趣之变化，仅用两百余字便清晰地描绘出何良俊的生平学术。而稍晚于《皇明词林人物考》的《国朝献征录》，其叙事颇为相似：
良俊字元朗，松江华亭县人。以所居自称柘湖居士。少与弟良傅皆负俊才，或以云间二陆比之。良傅举进士为南礼部郎，良俊偃蹇场屋不售。久之，贡入太学。当事者重其才名，授南翰林孔目。良俊故负胜情，喜南都山水奇丽，日与名人韵士相追随，品题殆遍。会赵文肃公来视院篆，一见相契合，引与深语。良俊谈当世之务，叠叠然不觉膝之前席也……其学无所不窥，下笔波委云属，千言立就。于金石、古文、书画、词曲（疑原文有误），精于鉴赏……所著有《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何氏语林》三十卷，《四友斋从说》三十卷，《书画铭心录》一卷。[9]129上
焦竑的传记同样具备三要素：“下笔波委云属，千言立就”，即精于“词章”;“谈当世之务，叠叠然不觉膝之前席也”表现出何良俊对经世之学的热衷;“其学无所不窥”表明他博览群书。上述两篇传记文本足以表明万历年间，士人对于何良俊并未将其视为纯粹的“文苑”中人。到天启年间，又有两篇关于何良俊的传记文本，《松江府志·文學·何良俊》与《云间志略·何良俊兄弟传》。其中《松江府志》的记载与《国朝献征录》在文本结构甚至部分语句上完全相同（7），由此可知《松江府志》必然是参考《国朝献征录》而成。《云间志略·何良俊兄弟传》，在文字叙述上与《皇明词林人物考》的记述几乎相同（8）。不过，两者相当一致地淡化何良俊“经世”的形象：《松江府志》将“良俊谈当世之务，叠叠然不觉膝之前席也”，改为“会赵文肃公来视院篆，一见相契合，引与深语，定文字交”。而《云间志略》则将“兼抱经济，思效一官”改为“博综子史，士绅辈不能难所不知”，突出其“词章”与“博览群书”要素，并添加何良俊喜好交游，纵酒风流之事。再加上《松江府志》很明确地将何良俊列入《文学》，从而使得何良俊的身份属性逐渐从多元复杂走向单一。
清初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何孔目良俊》则是一个反例：
良俊，字元朗，华亭人。少而笃学，二十年不下楼。或挟行游，忘堕坑岸，其专勤如此……时宰知其名，用蔡九逵例，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元朗好谈兵，以经世自负，浮湛冗长，郁郁不得志，每喟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居三年遂移疾，免归海上……元朗风神朗澈，所至宾客填门。妙解音律，晚畜声伎，躬自度曲，分寸合度。秣陵金阊，都会佳丽，文酒过从，丝竹竞奋，人谓江左风流，复见于今日也……又有《何氏语林》、《四友斋丛说》行于世。[10]490-491
钱谦益颇有史才，他应当是认真读过何良俊的文集，在《云间志略》的基础上，增添何良俊少年勤学之情形，并明确指出“元朗好谈兵，以经世自负”的经世形象，使得何良俊的学术面相较为丰富。随后，这一叙述结构被《明史稿》与《明史》（9）继承，同时也有所删改：
其后，华亭何良俊亦以贡生入国学。当路知其名，用蔡羽例，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字元朗。少笃学，二十年不下楼，与弟良傅并负俊才……及官南京，赵贞吉、王维桢相继掌院事，与相得甚欢。良俊久居之，慨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乎？’遂移疾归。海上中倭，复居金陵者数年，更买宅居吴阊。年七十始返故里。[2]7364-7365
很明显，《明史·何良俊传》是在《列朝诗集小传》基础上改写而成。相对于后者，《明史》的叙述内容颇为简略，将其“经世”谈兵与晚年纵情诗酒等细节删去，仅仅保留何良俊为官时的叹息话语——而藏书、名画、法帖、鼎彝等“意符”（10）其实正寓意何良俊文人雅士的身份属性。《明史》又将其列入《文苑传》中，附于文征明后，最终建构为“文苑”人物。从《皇明词林人物考》到《明史》，对于何良俊的传记建构，表现为层层消失的趋势：由“词章”“经世”“四友”变为“经世”形象淡化，“四友”含义消失，最终只剩下“文苑”。
二、经术所以经世务
尽管何良俊精于诗文，在当时颇为知名，但“词章”“文苑”或许只是其学术面相中一部分，并非全部：
故尽取平日之所撰著作，择可诵者通得二十八篇，缮写呈上，此足以明良俊非淟涊孅琐，苟为浮艳佞悦之辞，以矜眩于世。盖亦留心懿实，犹欲施之于用者，聊以见其志之所存耳。[11]《上存翁相公书》
由此可见，何良俊并不满足于“文苑”的身份属性，而是强调自己“留心懿实”“施之于用”的“经世”取向。而这种“经世”的学术面相才是何良俊精神心力之所在，并贯穿其一生。如作为自述的《与王槐野先生书》，就吐露出其为“经世”所做的努力：
良俊，东海之鄙人也。爰自髫年，即游心艺文之末……后稍有知，则又以为儒者之事，盖不止弄笔札抽黄对白为琐屑之辞，佞悦人而已。则喜观《战国策》、韩非《说难》《储说》及《孙武子》诸篇。又喜论当世之事……性不喜为举业文，台试毕即弃去。间取十一代史读之，必欲得前代兴衰之故。且遍及诸子九流，旁及释氏……然于王霸之余略，倚伏之要害，亦已略得其概矣。[11]《与王槐野先生书》
何良俊幼年时，喜好词章之学。而后见闻丰富，同时受老师影响（11），逐渐仰慕古今奇节伟人，逐渐开始醉心于“经世”。其中尤为喜爱“谈兵”。二十岁左右“取所藏故书读之，每晨起诵读必至丙夜”[11]《薛方山随寓录序》，试图从经史典籍中寻求“王霸之余略，倚伏之要害”（12）。在他的诗中，也常常提及早年讲求征战攻守之道的情形：“忆昔髫年学章句，有时扺掌谈孙吴”[11]《姑苏王梦辙避寇来都将归迎家作歌送之》，“俊也落魄生，弱冠讲孙吴”[11]《浩歌行赠江大夫》。而这种“谈兵”的兴趣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在其年长之后反而更加强烈，如文集中时常用“仗剑”“狂生”“老骥”“伏枥之驥”等“意符”来抒发豪情，并一再表明他“谈兵”的最终理想：“男儿会须南摧猾虏，西击强胡，安能终老牖下，但与妇女争朝餔？”[11]《姑苏王梦辙避寇来都将归迎家作歌送之》同时，何良俊的“经世”“谈兵”也并不局限在纸面上的探讨，更能付诸实践。在倭寇肆虐江浙时，他“条列数事”，为南京守备官员建言献策，指点军机 [12]90-95。在地方实务上，何良俊制定“正经界”之法 [12]113，“始创为经纬二册之说”，并为之设计“户册”“田册”图式 [12]117-120。 在何良俊看来，所谓的“经世”之学，虽以实用实践为贵，但根本在于经史典籍之中：“盖经术所以经世务，而诸史以载历代行事之迹。故六经如医家《素》《难》，而诸史则其药按也”[12]19，而经学更是重中之重：“故经术，本根也，世务皆由此出，不由经术而求当世之务，得乎？”[12]19因此，他于“经世”之外主张“学者莫若留心于经术”[12]30。
经学同样是何良俊重要的学术面相。对于经学内部的“汉学”“宋学”之分（13），何良俊倾向于前者，推崇汉儒经学。在他看来，“汉儒去圣人未远”[12]22，因而“诸儒之授受有绪”[12]7，“纵出于汉儒，当时必有所本”[12]19，其经书注解值得信赖。另外，“汉儒尚训诂”[12]26，重视《尔雅》，经文释义朴实无误。上述两个原因使得何良俊深以汉儒经学为尊。而就在研读汉儒经学的过程中，他认识到，“但学者若要读经，先须认字”[12]2之后“但训诂其辞而由人体认”[12]22。这显然与清代汉学家戴震所说的“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圣人之理义明”[13]168相同，以此可见何良俊不啻为清代考据学之先声。
在尊崇汉儒经学的同时，何良俊还极力批判宋儒经学中以朱熹为代表的义理解经之学（14）。如《四友斋丛说》频繁出现对朱熹经解的不满：“朱《（诗集）传》必以为妇女不得于夫之词，岂夫子之言，亦不足信耶？”[12]7对于朱熹以为《诗经》中某些篇章为“淫诗”，何良俊更是不以为然：“盖夫子删《诗》以垂后世，其有不善，或存一二以备法鉴可也。岂有连篇累牍，尽淫荡之语耶？”[12]7至于其他宋元经解，他亦有所指责：“若《书经》注出于蔡沈，《礼记》注出于陈澔，其何可尽去古注而独行之耶？”（15）可见厌恶宋儒尊崇汉唐之倾向。
更令他痛心疾首的是，这些宋元经解居然还被奉为圭臬，作为天下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籍：“太祖时，士子经义皆用注疏，而参以程朱传注。成祖既修《五经四书大全》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传以程朱传注为主”[12]22。而当程朱经解独尊后，“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士人为求取功名前途只能专注于宋儒经解，使得“学者但据此略加敷衍，凑成八股，便取科第”，最终“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12]22。更有甚者，出现“今之学者易于叛经，难于违传。宁得罪于周孔，毋得罪于宋儒”[12]21的情形。对此，何良俊只得叹息道：“此亦可为深痼之病，已不可救疗矣，然莫有能非之者。”
然而，随着时过境迁，程朱经解的独尊地位逐漸被时文取代：
夫用传注以剿取科第，此犹三十年前事也。今时学者，但要读过经书，更读旧文字千篇，则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矣。夫读千篇旧文，即取青紫，便可荣身显亲……而体认圣经之人，穷年白首，饥饿冻死……人人皆读旧文，皆不体认经传，则《五经》《四书》可尽废矣。呜呼！有天下之责者，可痛加之意哉！[12]24
所谓的旧文字即指时文，是此前成功应试者所作的文章。有学者指出，自明代中期开始，印刷成本下降，印刷技术提升 [14]30-66，再加上为了增加科举考试的成功率，应试者们越来越依赖一些科举读物，因此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从而导致这些时文选本的流行 [15]223-224。何良俊所描述的即是时文流行后，宋儒经解与经书原本都被忽视的情形。对此，一方面他希望借助官方力量，来改变士人只读时文的恶习：“余在南都时，尝与赵方泉督学言，欲其分付上江二县，将书坊刻行时文尽数烧除，仍行文与福建巡按御史，将建宁书坊刻行时义亦尽数烧除”，但因为积弊已久，无人愿意改变，“然竟不能行，徒付之空言而已”[12]24。另一方面，他意欲通过广泛刊刻《十三经注疏》来唤醒士人阅读古经。因此，当南直隶“要将赃罚银送国子监刻书”时，何良俊“极力怂恿，劝其刻《十三经注疏》”，并受托予以校勘。只不过后来“祭酒意见不同，将此银作修《二十一史》板费去”，导致“其事遂寝”[12]23。但何良俊并未就此放弃，在书中他还抱有希望，“朝廷于有关经术之书，当遍加访求。士大夫一遇此类，亦须极力购之，若有力便当刻行”，其推行经学之用心自此可知。
何良俊的经学主张及思想与清代考据学极为相似。并且他为振兴经学，费尽苦心。可见，尽管何良俊没有传世的经学著作，但经学仍不失为他重要的学术面相之一。
三、崇良知而恶讲学
何良俊曾在《四友斋丛说》里指出：“今世谈理性者，耻言文词;工文词者，厌谈理性”[12]30。而作为“工于文词”的何良俊，实际上确实颇为“厌谈理性”。他对理学基本上持保留态度，其原因在于，理学虽能“反观内照，则澄汰之功，于身心不为无补”，往往却因为“静默之极”导致“坐忘废务，祸及家国”，甚至是“毫厘之差”而“以学术杀天下”[12]30。职是之故，何良俊对理学并无太多好感。但王阳明及其王学除外（16）。何氏早年崇拜奇节英豪，醉心“经世”之学，恰又正值王阳明平定战乱，声名显著之时：“后闻宁藩首难，阴遣人邀致阳明先生，先生脱身走下县，征兵讨贼，不逾数月而元凶就擒，江汉底定”，因此对其极为崇拜，“思一见其人”，便“杖策渡浙江欲走见阳明先生”[11]《与王槐野先生书》。但此时王阳明南下广东，无缘相见。
由于何良俊“经世”热情始终未灭，其对王阳明的崇敬之心自然至老未衰（17）。虽不曾拜见真人，但他与王学门人如聂豹、薛应旗等人互有往来，对王学学说有所了解体悟。在其晚年所著《四友斋丛说》中，大致可窥见他对王阳明及王学的看法。
首先，何良俊推崇王阳明的“良知”之学：
阳明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真可谓扩前圣所未发。盖此良知，即孔子所谓愚夫愚妇皆可与知者，孟子所谓赤子之心，即佛氏所谓本来面目，即《中庸》所谓性，即佛氏所谓见性成佛……故其功夫最为切近。阳明先既已拈出，学者只须就此处用力，不失本然之初，便是作圣之功。[12]30
何氏认为，“良知”之学实为“前圣所未发”，并用“转喻”之法将“良知”之学上升到与儒家经典、先圣学说相同的高度，其尊崇之情可知。不过，在推崇的同时，何良俊发现王学存在严重的问题，“阳明先生之学今遍行宇内，其门人弟子甚众，都好讲学”[12]39。在他看来，理学本是自身修养之事，无须讲学，“心性之学，吾辈亦当理……然只是自家理会”[12]32，至多“间有所得，则札记之以贻同志可也”，而“创立门户，招集无赖之徒”的讲学活动实在不可产生。因为何良俊熟读史书（18），深知历代讲学空谈之弊端： 晋人喜谈玄虚，南宋诸公好言理性，卒之典午终于不竞，宋自理宗之后，国势日蹙，而胡虏乘衅，得以肆其窃据之谋……此非所谓游谈妨务、祸及家国者耶？[12]31
除了吸取历史教训外，何良俊反对讲学还有其现实的考虑，因为一旦讲学开始，“始于一方，则一方如狂，既而一国效之，则一国如狂，至天下慕之，则天下如狂” [12]32，出于对社会治理、维护“圣世”的需要，自然不允许此类“处士横议、惑世诬民”的讲学活动产生。既然何良俊不能容忍讲学行为，而他所尊崇的王阳明却是讲学活动积极参与者，却又该如何评价？对此他指出：“若阳明者，真所谓天人，三代以后岂能多见？”像这般“天人”，能够“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实在不是后来学者所能效法的。所以，那些“后世中才”，“动辄欲效之”，最终只能“贻讥于当世”[12]32而已。
因此，何良俊一方面对王阳明及王学甚为推崇，另一方面在经世、经学的影响下，表面上虽同样信奉王学，但内部学术结构已然不同：
壬子冬到都，首谒（聂）双江先生。先生问别来二十年做得甚么功夫。余对以二十年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猎两遍。先生云，汝吴下士人，凡有资质者，皆把精神费在这个上。盖先生方谈心性而黜专注记诵之学故也。余虽口不言，心不甚然之。[12]43
何氏尊崇王学，却反对讲学，主张暗然自修，专注于个人修养;同时，他还研读注疏，博览史传，充满“儒家智识主义”的色彩，其学术面相可用顾炎武之“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来形容。从其融合心学与经学的学术取向来看，何良俊可视为明清学术思想转型期的过渡人物。
四、结语
从前面分析可知，何良俊身上存在三个重要的学术面相：经世、经术与理学。“经世”这一面相一直活跃于何氏文集之中，常常以“谈兵”“扺掌谈孙吴”的形式出现。然而他不仅仅停留在“谈”上，更能参与实务，成就斐然。其“经世”之所以卓有成效，根本在于研读经史，尤其是经学。因此，在“经术所以经世务”理念的引导下，“经学”学术面相也随之产生。虽然何良俊并无具体的经学著作，其经学见解、治学方法与清代汉学家无异，不啻为考据学之先声。同样，“理学”面相也因为“经世”而产生。何良俊因崇拜王阳明而信仰心学，与王门中人颇有往来。但其反对讲学、注重博学的取向，使他与王学渐行渐远，成为从“儒家反智识主义”到“儒家智識主义”[16]290-321转变时的过渡人物。
当然，从《何翰林集》中大量的诗文以及他的社交群体来看，何良俊被视为“文人雅士”并不为过。但就何良俊自己而言，“文苑”决不能准确地概括他的全部学术面貌：“并是一时胜流皆怜才下士，见良俊颇工笔札，兼善名理、说剑谈兵、考文辨制”[11]《用韵贻华亭诸亲友》，可见在何良俊心中，“经世”（说剑谈兵）、“理学”（名理）、“经学”（考文辨制）与“文苑”同为自己所擅长（“兼善”）。不仅如此，何氏自命书斋为“四友”，“四友斋者，何子宴息处也。四友云者，维摩诘、庄子、白乐天与何子而四也。”（19）其复杂的学术思想面相自是可知。但后来的历史书写者，在进行何良俊传记建构时，却呈现出层层剥落、逐渐递减的情形，万历年间《皇明词林人物考》《国朝献征录》已然遗漏其“理学”要素，将“经学”面相改换为“博览群书”，保留“经世”“文苑”两点。而天启年间的《松江府志》与《云间志略》则抹去“经世”，仅存“文苑”“博学”。虽清初钱谦益力图丰富其学术面貌，重新补充上“经世”“谈兵”，而作为“典范历史”的《明史》，最终忽略其他面相，将其建构为一个标准的“文苑”人物。
何良俊传记文本的建构过程，似乎可以为明清学术思想史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思想史与哲学史不同，它并不只关注思想、理念本身，而是需要考虑其思想的变化过程。因此，“知人论世”便成为思想史的研究入口。而如果要考察人物生平，往往会想到阅读传记文本，尤其是正史中的传记。但问题是，经过后来历史书写者的建构，传主的学术思想面貌可能会被删除、增改，已然完全不是本来面目。对此，前辈学者曾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如民国学者钱穆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理学研究思路是“从年谱、诗文集入手”[17]389，回避人物传记的弊端。而当代学者朱鸿林指出，宋元明思想史中的人物传记“虽然多是与传主时代接近的个人或机构对于传主的记述和评论”，但“传主所作的文书”，“却是其个人传记的原始资料”，因此最好“传记与文书交相为用，相互取证”。而所谓的“文书”即“完整的学术论著和文学作品，各种体裁的文章、诗歌、书信，以及未完成的稿件” [18]26-27。可见，在明清思想史研究中，尤其要留心通读研究对象的文集、著作，从而探寻学者的学术思想本相，不可轻易相信、使用传主之外建构的传记文本。
注释：
（1） 《千顷堂书目》，明末清初学者黄虞稷著，该书专门收录明代著作，其收入书籍相对较全，是《明史·艺文志》的重要来源。
（2） 关于明代经学的研究，可参看林庆彰《明代经学研究论集》《明代考据学研究》二书。
（3） “习性”理论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习性”是指一种持久但又可以转变的性向，这种性向可以产生让人们无需思考之规范言行的稳固法则。在“习性”的影响下，人们不知不觉地循着某种模式而作为。见王明珂：《表相与本相》《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0～88页。关于“习性”理论，可参看Pierre Bourdieu，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4） 在众多的何良俊研究中，多数学者关注他的诗学思想，如方明霞《何良俊诗学思想研究》;书画理论以及戏曲理论，有张正博《何良俊的戏曲观探源》。极少有人能注意到他的学术思想，目前仅有台湾学者龚鹏程在《晚明思潮》中提及何良俊在经学方面的一些见解，在固化认知结构下能关注到此，已经是十分难得。对此可参看龚鹏程：《经学、复古、博雅及其他》《晚明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91～302页。 （5） 由于《明画录》的传记叙述仅寥寥数语，《静志居诗话》则专从诗学角度叙述，因此不将二者计算在内。
（6） 展龙：《焦竑〈献征录〉的编纂及版本流传》，《图书馆工作與研究》2009年第4期。
（7） “何良俊，字元朗，华亭人，少与弟良傅皆负俊才，时以云间二陆方之。良俊县贡谒选。当事者重其名，授南京翰林孔目。良俊故负胜情，喜南都山水奇丽，日与名士韵客相追随，品题殆遍。会赵文肃公来视院篆，一见相契合，引与深语，定文字交……其学无所不窥，千言立就。于今古、金石、法书、名画、词曲，精于鉴赏……著有《何翰林集》十八卷，《何氏语林》三十卷，《四友斋从说》三十卷，《书画铭心录》一卷。”见方贡岳修，陈继儒纂，《文学》，《松江府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崇祯）》，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100页下～1101页上。
（8） “何良俊，字元朗，号柘湖……绮岁从经师游，即厌薄举业，独耽嗜古文，博综子史，士绅辈不能难所不知。亦复高视阔步。而竟以数奇，拔贡太学。时宰怜其才，授南翰林孔目……甫满考，即谢官归……日惟啸傲泉、放浪烟霞。而晚岁又以声伎为娱……公文法刘向、马迁，诗宗苏、李而近体出高、岑间……居恒燕息处名四友斋。四友者，维摩诘、庄生、白乐天与公而为四也……所刻有《何氏语林》《何翰林集》《四友斋从说》，其锓之板者不能殚述云。”见《何翰林兄弟传》，《云间志略》，《明代传记丛刊》第146册，台北：明文书局，1980年，第295～297页。
（9） 《明史稿》即为《明史》的蓝本。钱大昕曾指出：“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万斯同）手。”即万斯同参与修撰《明史》时，曾撰写《明史稿》。不过，此书后来被王鸿绪窃为己有，并题为横云山人撰，以此进呈给明史馆作为修史参考。关于此项学术争论，可参看梁启超：《清初史学之建设》，《中国近三百学术史》（校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68～169页。
（10） 国学者罗兰·巴特曾提出符号学理论，指出一个“意符”由指符与指意构成。在文本中，某些词语可以视为一种“意符”。见王明珂：《文本与情境》，《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5页。关于“意符”理论，可参看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
（11） “子曩时为经生时，与余同受《诗》于天台石梁王先生所，先生好奇节，其所称说皆古之奇人，故余与子谋自处，业必欲得古之奇节人物。”见何良俊：《送曹一坡赴任辰州通判序》，《何翰林集》卷十一，嘉靖乙丑年刻本。
（12） “王霸之余略，倚伏之要害”出自《世说新语·品藻第九》，原作“览王霸之余策，倚仗之要害”，意为纵横捭阖、攻守征伐之道。而这种军事作战的学术研究，实为“经世”之学的重要部分：“谈兵即经世。当明亡之际，尤其是经世之首务”。见赵园：《谈兵》，《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0页。
（13） 经学内部的分为“训诂考证”与“义理解经”两派，即“汉学”与“宋学”之分。前者以汉唐注疏为代表，后者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等宋元注解为代表。正如戴震所提及“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义理’”。对此可参看张循：《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双重含义》，《道术将为天下裂——清中叶“汉宋之争”的一个思想史研究》，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9～94页。
（14） 其实何良俊对宋儒经学并非全盘否定。他对那些“喜谈性命说玄虚”的宋儒经学深为不满，而对于切实纯朴的经学著作，则颇为重视。如北宋刘敞《七经小传》，“言简理畅，尚不失汉儒之意”，何良俊“余始得抄本，甚珍重之”。他还极为推崇北宋诸儒，“宋世名贤如范文正公、欧阳公、吕晦叔、王介甫、司马文正公、苏东坡、黄山谷皆言学。但本之经术，以求实用，不空谈心性。此其所以为有用之儒耶？”见何良俊：《经三》，《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页。
（15） 何良俊：《经二》，《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页。不过，何良俊认为，相较于蔡沈、陈澔，朱熹的经解“尽有说理精到处”，并未全否定其学术价值。
（16） 除王阳明外，何良俊似乎还对薛瑄有所推崇：“国初承宋元之后，诸公皆讲学。然人人有物议，独薛文清、王阳明二公，虽使之从祀庙廷，可无愧色。”但何良俊并未详细说明其尊崇薛瑄的原由。
（17） 何良俊尊崇王阳明的文字仅见于《四友斋丛说》，而此书大抵成于何氏晚年，因而可知其崇敬阳明之心至老未衰。
（18） “余对以二十年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猎两遍”，见何良俊：《史一》，《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页。
（19） 在《何翰林集》中，曾多次出现何良俊礼佛的诗文，尤其何氏晚年所著《四友斋丛说》中，单列《释道》一门，足见何良俊涉猎佛道。不过，上述何氏礼佛拜道的文字都是其晚年所作，且自命所居处为“四友斋”亦是从南京翰林院辞官后才出现。通过阅读《四友斋记》可知，何氏之所以与“维摩诘”“庄子”为“友”，其根本还是出于一种超脱尘世、萧然自得的心态。如他对维摩诘的看法：“余观维摩诘所说经又名不思议解脱。其释者曰：‘解脱者，纵任无碍，尘累不能拘也。’夫逃儒而归禅者，非欲离尘累而何？”;对庄子的看法：“其说汪洋自恣，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然则游尘累之外，孰有过庄生者耶？”，由此可见何氏涉猎佛道的缘由。据此而知，喜好佛道实为何氏晚年用来摆脱尘俗、逍遥忘世，在其学术思想本相中的比重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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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康斌]
关键词：明代;传记文本;历史建构;何良俊;经学;经世;理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0）04-0033-07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中，明代屡屡被视为“积衰时代”[1]274-294，如《明史》所说：“要之，有明诸儒……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年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2]7221，即指出明代士人普遍从事科举时文，从而导致经学、理学呈现衰微的情形。这种论调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也多次出现。由此，使得后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逐渐产生并强化明代士人空疏不学的印象。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对明代学术思想史的负面评价是否属实？以经学为例，查阅《千顷堂书目》（1）可知，明代经学著作多达数千种，不可谓之少;就质量而言，其中也不乏传世之作（2）。理学方面，《明史》认为“性理袭宋、元之糟粕”，但曾经编纂《明儒学案》以反映明代理学的黄宗羲却指出，“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 [3]1，两种评价迥然不同。由于黄虞稷、黄宗羲二人生于明末，对明代学术思想有过亲身体验，相较之下，作为后来者的《明史》，其评价真实性自然不高。
但就是这种与事实并不相符的评价，由于出自“典范历史”，我们常常因为其权威性而不假思索地信任。殊不知，“典范历史”往往为“符合当前之社会现实”从而“选取、编排史料，以及顺应种种规则”，进行“选择性建构” [4]37-38。正如后现代史学理论所指出的，“我们所谓的‘历史’，其实是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5]119，即现在看到的“历史”并非是真正的“过去”，实则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叙述”与“文本” [6]84。因此，需要警惕的是，不可轻易地将“历史”与“过去”相等同。尤其是官方修纂的“典范历史”。再如《明史》中有《儒林传》与《文苑传》，专门记载明代的儒学学者与文人。我们是否可以完全相信，明代儒学与文学的真实发展情况与文本记载完全相同？明代士人是否明确地表示自己属于“儒林”“文苑”？我们是否有理由认可这种身份标签与人物属性的确立？被放置在“文苑”中的士人就真的一定是文学家？如果细读文本可知，这种后来建构的历史叙述与身份标签，实际上与真实情况相差颇大，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很强的误导性。例如，当一位士人被建构、塑造为某个身份属性后，后来的读者往往凭着阅读“习性”（3）自然而然地认同文本中的叙述，很少会产生质疑，而后形成固定的认知结构。何良俊就是明显的例子。在清代，何良俊被建构为“文苑”中人，强调其诗文、词曲成就，这也使得学术研究中，何良俊成为文学史上颇受关注的对象，学术思想史上却无人问津（4）。因此，本文以被收入《文苑传》并被叙述为文士的明代学者何良俊为线索，分析他在传记文本中被建构出的形象，同时通过他本人的文集与著作，来重新发现“文苑”标签之外，何良俊还有其他不为人熟知的学术面相。这也提醒我们，不可轻易相信传记文本的叙述，而应以传主本人的文集与著作为主，通读以观其学术本相。
一、被建构为“文苑”的何良俊
研究某个人物的学术思想，首先要考虑孟子所说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7]329即如何做到“知人论世”，通过了解研究对象的生平行事来把握其思想发展的脉络。因此，传记、年谱便成为研究中首先考虑的问题。
本文以何良俊为研究对象。然而查阅史料可知，目前并没有传世的何良俊年谱。相反，可供参考的是数量颇多的传记文本。据统计，有关何良俊的传记总共有九种，分别来源于《国朝献征录》《皇明词林人物考》《云间志略》《列朝诗集小传》《明画录》《静志居诗话》《明史稿》《明史》以及《松江府志》。此处将采取福柯“知识考古學”的理论，以考古学中的地层关系为例，考察知识、思想、信仰是如何一层一层地被建构起来 [6]51。下面将分析七种传记的文本叙述（5），尝试梳理出何良俊被建构为“文苑”的过程。
在七种传记文本中，《国朝献征录》与《皇明词林人物》成书于万历年间，时间较早。据展龙的研究可知，《国朝献征录》起于万历二十二年，焦竑参与修撰国史，开始搜集史料。万历二十五年修史活动虽停止，此时《国朝献征录》“匮而在箧”，尚未成书。直至万历四十四年才最终定稿（6）。《皇明词林人物考》的具体成书时间无从考证，但可知刻于万历甲辰（万历三十二年），其成书时间远在《国朝献征录》之前。因此可大致以《皇明词林人物考·何元朗》为最早的传记。下面是传记的主要内容：
何良俊，字元朗，号柘湖公。绮岁从经师游，即厌弃制举义，耽嗜古文，博综九流，研味四始。兼抱经济，思效一官。竟以数奇，仅拔贡太学。宰相怜其才，起家拜南翰林孔目。甫考满，即谢官归，纵浪烟霞水石间。覃志著作，文法刘向、马迁，诗宗苏、李而近体出高、岑。其宴息处皆名四友斋。四友者，维摩诘、庄生、白乐天与公为四也……晚嗜声伎丝竹，寝兴必先奏乐，非过自奉乃其所期待者不浅耳。与弟进士公良傅，时称两何。所著有《何翰林集》《何氏语林》《四友斋从说》行世。[8]579-580 这篇传记提到何良俊的三个重要的面相：“耽嗜古文”与“文法刘向、马迁，诗宗苏、李而近体出高、岑”是指何良俊的“词章”之学。“博综九流，研味四始”即是说明他博览群书，而“兼抱经济，思效一官”，指出何良俊的经世情怀。此文还特别提及“四友斋”的含义，意在说明何良俊复杂的学术思想背景，融合儒释道的思想倾向。甚至还兼顾其自少及长的兴趣之变化，仅用两百余字便清晰地描绘出何良俊的生平学术。而稍晚于《皇明词林人物考》的《国朝献征录》，其叙事颇为相似：
良俊字元朗，松江华亭县人。以所居自称柘湖居士。少与弟良傅皆负俊才，或以云间二陆比之。良傅举进士为南礼部郎，良俊偃蹇场屋不售。久之，贡入太学。当事者重其才名，授南翰林孔目。良俊故负胜情，喜南都山水奇丽，日与名人韵士相追随，品题殆遍。会赵文肃公来视院篆，一见相契合，引与深语。良俊谈当世之务，叠叠然不觉膝之前席也……其学无所不窥，下笔波委云属，千言立就。于金石、古文、书画、词曲（疑原文有误），精于鉴赏……所著有《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何氏语林》三十卷，《四友斋从说》三十卷，《书画铭心录》一卷。[9]129上
焦竑的传记同样具备三要素：“下笔波委云属，千言立就”，即精于“词章”;“谈当世之务，叠叠然不觉膝之前席也”表现出何良俊对经世之学的热衷;“其学无所不窥”表明他博览群书。上述两篇传记文本足以表明万历年间，士人对于何良俊并未将其视为纯粹的“文苑”中人。到天启年间，又有两篇关于何良俊的传记文本，《松江府志·文學·何良俊》与《云间志略·何良俊兄弟传》。其中《松江府志》的记载与《国朝献征录》在文本结构甚至部分语句上完全相同（7），由此可知《松江府志》必然是参考《国朝献征录》而成。《云间志略·何良俊兄弟传》，在文字叙述上与《皇明词林人物考》的记述几乎相同（8）。不过，两者相当一致地淡化何良俊“经世”的形象：《松江府志》将“良俊谈当世之务，叠叠然不觉膝之前席也”，改为“会赵文肃公来视院篆，一见相契合，引与深语，定文字交”。而《云间志略》则将“兼抱经济，思效一官”改为“博综子史，士绅辈不能难所不知”，突出其“词章”与“博览群书”要素，并添加何良俊喜好交游，纵酒风流之事。再加上《松江府志》很明确地将何良俊列入《文学》，从而使得何良俊的身份属性逐渐从多元复杂走向单一。
清初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何孔目良俊》则是一个反例：
良俊，字元朗，华亭人。少而笃学，二十年不下楼。或挟行游，忘堕坑岸，其专勤如此……时宰知其名，用蔡九逵例，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元朗好谈兵，以经世自负，浮湛冗长，郁郁不得志，每喟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居三年遂移疾，免归海上……元朗风神朗澈，所至宾客填门。妙解音律，晚畜声伎，躬自度曲，分寸合度。秣陵金阊，都会佳丽，文酒过从，丝竹竞奋，人谓江左风流，复见于今日也……又有《何氏语林》、《四友斋丛说》行于世。[10]490-491
钱谦益颇有史才，他应当是认真读过何良俊的文集，在《云间志略》的基础上，增添何良俊少年勤学之情形，并明确指出“元朗好谈兵，以经世自负”的经世形象，使得何良俊的学术面相较为丰富。随后，这一叙述结构被《明史稿》与《明史》（9）继承，同时也有所删改：
其后，华亭何良俊亦以贡生入国学。当路知其名，用蔡羽例，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字元朗。少笃学，二十年不下楼，与弟良傅并负俊才……及官南京，赵贞吉、王维桢相继掌院事，与相得甚欢。良俊久居之，慨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乎？’遂移疾归。海上中倭，复居金陵者数年，更买宅居吴阊。年七十始返故里。[2]7364-7365
很明显，《明史·何良俊传》是在《列朝诗集小传》基础上改写而成。相对于后者，《明史》的叙述内容颇为简略，将其“经世”谈兵与晚年纵情诗酒等细节删去，仅仅保留何良俊为官时的叹息话语——而藏书、名画、法帖、鼎彝等“意符”（10）其实正寓意何良俊文人雅士的身份属性。《明史》又将其列入《文苑传》中，附于文征明后，最终建构为“文苑”人物。从《皇明词林人物考》到《明史》，对于何良俊的传记建构，表现为层层消失的趋势：由“词章”“经世”“四友”变为“经世”形象淡化，“四友”含义消失，最终只剩下“文苑”。
二、经术所以经世务
尽管何良俊精于诗文，在当时颇为知名，但“词章”“文苑”或许只是其学术面相中一部分，并非全部：
故尽取平日之所撰著作，择可诵者通得二十八篇，缮写呈上，此足以明良俊非淟涊孅琐，苟为浮艳佞悦之辞，以矜眩于世。盖亦留心懿实，犹欲施之于用者，聊以见其志之所存耳。[11]《上存翁相公书》
由此可见，何良俊并不满足于“文苑”的身份属性，而是强调自己“留心懿实”“施之于用”的“经世”取向。而这种“经世”的学术面相才是何良俊精神心力之所在，并贯穿其一生。如作为自述的《与王槐野先生书》，就吐露出其为“经世”所做的努力：
良俊，东海之鄙人也。爰自髫年，即游心艺文之末……后稍有知，则又以为儒者之事，盖不止弄笔札抽黄对白为琐屑之辞，佞悦人而已。则喜观《战国策》、韩非《说难》《储说》及《孙武子》诸篇。又喜论当世之事……性不喜为举业文，台试毕即弃去。间取十一代史读之，必欲得前代兴衰之故。且遍及诸子九流，旁及释氏……然于王霸之余略，倚伏之要害，亦已略得其概矣。[11]《与王槐野先生书》
何良俊幼年时，喜好词章之学。而后见闻丰富，同时受老师影响（11），逐渐仰慕古今奇节伟人，逐渐开始醉心于“经世”。其中尤为喜爱“谈兵”。二十岁左右“取所藏故书读之，每晨起诵读必至丙夜”[11]《薛方山随寓录序》，试图从经史典籍中寻求“王霸之余略，倚伏之要害”（12）。在他的诗中，也常常提及早年讲求征战攻守之道的情形：“忆昔髫年学章句，有时扺掌谈孙吴”[11]《姑苏王梦辙避寇来都将归迎家作歌送之》，“俊也落魄生，弱冠讲孙吴”[11]《浩歌行赠江大夫》。而这种“谈兵”的兴趣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在其年长之后反而更加强烈，如文集中时常用“仗剑”“狂生”“老骥”“伏枥之驥”等“意符”来抒发豪情，并一再表明他“谈兵”的最终理想：“男儿会须南摧猾虏，西击强胡，安能终老牖下，但与妇女争朝餔？”[11]《姑苏王梦辙避寇来都将归迎家作歌送之》同时，何良俊的“经世”“谈兵”也并不局限在纸面上的探讨，更能付诸实践。在倭寇肆虐江浙时，他“条列数事”，为南京守备官员建言献策，指点军机 [12]90-95。在地方实务上，何良俊制定“正经界”之法 [12]113，“始创为经纬二册之说”，并为之设计“户册”“田册”图式 [12]117-120。 在何良俊看来，所谓的“经世”之学，虽以实用实践为贵，但根本在于经史典籍之中：“盖经术所以经世务，而诸史以载历代行事之迹。故六经如医家《素》《难》，而诸史则其药按也”[12]19，而经学更是重中之重：“故经术，本根也，世务皆由此出，不由经术而求当世之务，得乎？”[12]19因此，他于“经世”之外主张“学者莫若留心于经术”[12]30。
经学同样是何良俊重要的学术面相。对于经学内部的“汉学”“宋学”之分（13），何良俊倾向于前者，推崇汉儒经学。在他看来，“汉儒去圣人未远”[12]22，因而“诸儒之授受有绪”[12]7，“纵出于汉儒，当时必有所本”[12]19，其经书注解值得信赖。另外，“汉儒尚训诂”[12]26，重视《尔雅》，经文释义朴实无误。上述两个原因使得何良俊深以汉儒经学为尊。而就在研读汉儒经学的过程中，他认识到，“但学者若要读经，先须认字”[12]2之后“但训诂其辞而由人体认”[12]22。这显然与清代汉学家戴震所说的“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圣人之理义明”[13]168相同，以此可见何良俊不啻为清代考据学之先声。
在尊崇汉儒经学的同时，何良俊还极力批判宋儒经学中以朱熹为代表的义理解经之学（14）。如《四友斋丛说》频繁出现对朱熹经解的不满：“朱《（诗集）传》必以为妇女不得于夫之词，岂夫子之言，亦不足信耶？”[12]7对于朱熹以为《诗经》中某些篇章为“淫诗”，何良俊更是不以为然：“盖夫子删《诗》以垂后世，其有不善，或存一二以备法鉴可也。岂有连篇累牍，尽淫荡之语耶？”[12]7至于其他宋元经解，他亦有所指责：“若《书经》注出于蔡沈，《礼记》注出于陈澔，其何可尽去古注而独行之耶？”（15）可见厌恶宋儒尊崇汉唐之倾向。
更令他痛心疾首的是，这些宋元经解居然还被奉为圭臬，作为天下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籍：“太祖时，士子经义皆用注疏，而参以程朱传注。成祖既修《五经四书大全》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传以程朱传注为主”[12]22。而当程朱经解独尊后，“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士人为求取功名前途只能专注于宋儒经解，使得“学者但据此略加敷衍，凑成八股，便取科第”，最终“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12]22。更有甚者，出现“今之学者易于叛经，难于违传。宁得罪于周孔，毋得罪于宋儒”[12]21的情形。对此，何良俊只得叹息道：“此亦可为深痼之病，已不可救疗矣，然莫有能非之者。”
然而，随着时过境迁，程朱经解的独尊地位逐漸被时文取代：
夫用传注以剿取科第，此犹三十年前事也。今时学者，但要读过经书，更读旧文字千篇，则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矣。夫读千篇旧文，即取青紫，便可荣身显亲……而体认圣经之人，穷年白首，饥饿冻死……人人皆读旧文，皆不体认经传，则《五经》《四书》可尽废矣。呜呼！有天下之责者，可痛加之意哉！[12]24
所谓的旧文字即指时文，是此前成功应试者所作的文章。有学者指出，自明代中期开始，印刷成本下降，印刷技术提升 [14]30-66，再加上为了增加科举考试的成功率，应试者们越来越依赖一些科举读物，因此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从而导致这些时文选本的流行 [15]223-224。何良俊所描述的即是时文流行后，宋儒经解与经书原本都被忽视的情形。对此，一方面他希望借助官方力量，来改变士人只读时文的恶习：“余在南都时，尝与赵方泉督学言，欲其分付上江二县，将书坊刻行时文尽数烧除，仍行文与福建巡按御史，将建宁书坊刻行时义亦尽数烧除”，但因为积弊已久，无人愿意改变，“然竟不能行，徒付之空言而已”[12]24。另一方面，他意欲通过广泛刊刻《十三经注疏》来唤醒士人阅读古经。因此，当南直隶“要将赃罚银送国子监刻书”时，何良俊“极力怂恿，劝其刻《十三经注疏》”，并受托予以校勘。只不过后来“祭酒意见不同，将此银作修《二十一史》板费去”，导致“其事遂寝”[12]23。但何良俊并未就此放弃，在书中他还抱有希望，“朝廷于有关经术之书，当遍加访求。士大夫一遇此类，亦须极力购之，若有力便当刻行”，其推行经学之用心自此可知。
何良俊的经学主张及思想与清代考据学极为相似。并且他为振兴经学，费尽苦心。可见，尽管何良俊没有传世的经学著作，但经学仍不失为他重要的学术面相之一。
三、崇良知而恶讲学
何良俊曾在《四友斋丛说》里指出：“今世谈理性者，耻言文词;工文词者，厌谈理性”[12]30。而作为“工于文词”的何良俊，实际上确实颇为“厌谈理性”。他对理学基本上持保留态度，其原因在于，理学虽能“反观内照，则澄汰之功，于身心不为无补”，往往却因为“静默之极”导致“坐忘废务，祸及家国”，甚至是“毫厘之差”而“以学术杀天下”[12]30。职是之故，何良俊对理学并无太多好感。但王阳明及其王学除外（16）。何氏早年崇拜奇节英豪，醉心“经世”之学，恰又正值王阳明平定战乱，声名显著之时：“后闻宁藩首难，阴遣人邀致阳明先生，先生脱身走下县，征兵讨贼，不逾数月而元凶就擒，江汉底定”，因此对其极为崇拜，“思一见其人”，便“杖策渡浙江欲走见阳明先生”[11]《与王槐野先生书》。但此时王阳明南下广东，无缘相见。
由于何良俊“经世”热情始终未灭，其对王阳明的崇敬之心自然至老未衰（17）。虽不曾拜见真人，但他与王学门人如聂豹、薛应旗等人互有往来，对王学学说有所了解体悟。在其晚年所著《四友斋丛说》中，大致可窥见他对王阳明及王学的看法。
首先，何良俊推崇王阳明的“良知”之学：
阳明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真可谓扩前圣所未发。盖此良知，即孔子所谓愚夫愚妇皆可与知者，孟子所谓赤子之心，即佛氏所谓本来面目，即《中庸》所谓性，即佛氏所谓见性成佛……故其功夫最为切近。阳明先既已拈出，学者只须就此处用力，不失本然之初，便是作圣之功。[12]30
何氏认为，“良知”之学实为“前圣所未发”，并用“转喻”之法将“良知”之学上升到与儒家经典、先圣学说相同的高度，其尊崇之情可知。不过，在推崇的同时，何良俊发现王学存在严重的问题，“阳明先生之学今遍行宇内，其门人弟子甚众，都好讲学”[12]39。在他看来，理学本是自身修养之事，无须讲学，“心性之学，吾辈亦当理……然只是自家理会”[12]32，至多“间有所得，则札记之以贻同志可也”，而“创立门户，招集无赖之徒”的讲学活动实在不可产生。因为何良俊熟读史书（18），深知历代讲学空谈之弊端： 晋人喜谈玄虚，南宋诸公好言理性，卒之典午终于不竞，宋自理宗之后，国势日蹙，而胡虏乘衅，得以肆其窃据之谋……此非所谓游谈妨务、祸及家国者耶？[12]31
除了吸取历史教训外，何良俊反对讲学还有其现实的考虑，因为一旦讲学开始，“始于一方，则一方如狂，既而一国效之，则一国如狂，至天下慕之，则天下如狂” [12]32，出于对社会治理、维护“圣世”的需要，自然不允许此类“处士横议、惑世诬民”的讲学活动产生。既然何良俊不能容忍讲学行为，而他所尊崇的王阳明却是讲学活动积极参与者，却又该如何评价？对此他指出：“若阳明者，真所谓天人，三代以后岂能多见？”像这般“天人”，能够“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实在不是后来学者所能效法的。所以，那些“后世中才”，“动辄欲效之”，最终只能“贻讥于当世”[12]32而已。
因此，何良俊一方面对王阳明及王学甚为推崇，另一方面在经世、经学的影响下，表面上虽同样信奉王学，但内部学术结构已然不同：
壬子冬到都，首谒（聂）双江先生。先生问别来二十年做得甚么功夫。余对以二十年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猎两遍。先生云，汝吴下士人，凡有资质者，皆把精神费在这个上。盖先生方谈心性而黜专注记诵之学故也。余虽口不言，心不甚然之。[12]43
何氏尊崇王学，却反对讲学，主张暗然自修，专注于个人修养;同时，他还研读注疏，博览史传，充满“儒家智识主义”的色彩，其学术面相可用顾炎武之“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来形容。从其融合心学与经学的学术取向来看，何良俊可视为明清学术思想转型期的过渡人物。
四、结语
从前面分析可知，何良俊身上存在三个重要的学术面相：经世、经术与理学。“经世”这一面相一直活跃于何氏文集之中，常常以“谈兵”“扺掌谈孙吴”的形式出现。然而他不仅仅停留在“谈”上，更能参与实务，成就斐然。其“经世”之所以卓有成效，根本在于研读经史，尤其是经学。因此，在“经术所以经世务”理念的引导下，“经学”学术面相也随之产生。虽然何良俊并无具体的经学著作，其经学见解、治学方法与清代汉学家无异，不啻为考据学之先声。同样，“理学”面相也因为“经世”而产生。何良俊因崇拜王阳明而信仰心学，与王门中人颇有往来。但其反对讲学、注重博学的取向，使他与王学渐行渐远，成为从“儒家反智识主义”到“儒家智識主义”[16]290-321转变时的过渡人物。
当然，从《何翰林集》中大量的诗文以及他的社交群体来看，何良俊被视为“文人雅士”并不为过。但就何良俊自己而言，“文苑”决不能准确地概括他的全部学术面貌：“并是一时胜流皆怜才下士，见良俊颇工笔札，兼善名理、说剑谈兵、考文辨制”[11]《用韵贻华亭诸亲友》，可见在何良俊心中，“经世”（说剑谈兵）、“理学”（名理）、“经学”（考文辨制）与“文苑”同为自己所擅长（“兼善”）。不仅如此，何氏自命书斋为“四友”，“四友斋者，何子宴息处也。四友云者，维摩诘、庄子、白乐天与何子而四也。”（19）其复杂的学术思想面相自是可知。但后来的历史书写者，在进行何良俊传记建构时，却呈现出层层剥落、逐渐递减的情形，万历年间《皇明词林人物考》《国朝献征录》已然遗漏其“理学”要素，将“经学”面相改换为“博览群书”，保留“经世”“文苑”两点。而天启年间的《松江府志》与《云间志略》则抹去“经世”，仅存“文苑”“博学”。虽清初钱谦益力图丰富其学术面貌，重新补充上“经世”“谈兵”，而作为“典范历史”的《明史》，最终忽略其他面相，将其建构为一个标准的“文苑”人物。
何良俊传记文本的建构过程，似乎可以为明清学术思想史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思想史与哲学史不同，它并不只关注思想、理念本身，而是需要考虑其思想的变化过程。因此，“知人论世”便成为思想史的研究入口。而如果要考察人物生平，往往会想到阅读传记文本，尤其是正史中的传记。但问题是，经过后来历史书写者的建构，传主的学术思想面貌可能会被删除、增改，已然完全不是本来面目。对此，前辈学者曾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如民国学者钱穆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理学研究思路是“从年谱、诗文集入手”[17]389，回避人物传记的弊端。而当代学者朱鸿林指出，宋元明思想史中的人物传记“虽然多是与传主时代接近的个人或机构对于传主的记述和评论”，但“传主所作的文书”，“却是其个人传记的原始资料”，因此最好“传记与文书交相为用，相互取证”。而所谓的“文书”即“完整的学术论著和文学作品，各种体裁的文章、诗歌、书信，以及未完成的稿件” [18]26-27。可见，在明清思想史研究中，尤其要留心通读研究对象的文集、著作，从而探寻学者的学术思想本相，不可轻易相信、使用传主之外建构的传记文本。
注释：
（1） 《千顷堂书目》，明末清初学者黄虞稷著，该书专门收录明代著作，其收入书籍相对较全，是《明史·艺文志》的重要来源。
（2） 关于明代经学的研究，可参看林庆彰《明代经学研究论集》《明代考据学研究》二书。
（3） “习性”理论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习性”是指一种持久但又可以转变的性向，这种性向可以产生让人们无需思考之规范言行的稳固法则。在“习性”的影响下，人们不知不觉地循着某种模式而作为。见王明珂：《表相与本相》《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0～88页。关于“习性”理论，可参看Pierre Bourdieu，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4） 在众多的何良俊研究中，多数学者关注他的诗学思想，如方明霞《何良俊诗学思想研究》;书画理论以及戏曲理论，有张正博《何良俊的戏曲观探源》。极少有人能注意到他的学术思想，目前仅有台湾学者龚鹏程在《晚明思潮》中提及何良俊在经学方面的一些见解，在固化认知结构下能关注到此，已经是十分难得。对此可参看龚鹏程：《经学、复古、博雅及其他》《晚明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91～302页。 （5） 由于《明画录》的传记叙述仅寥寥数语，《静志居诗话》则专从诗学角度叙述，因此不将二者计算在内。
（6） 展龙：《焦竑〈献征录〉的编纂及版本流传》，《图书馆工作與研究》2009年第4期。
（7） “何良俊，字元朗，华亭人，少与弟良傅皆负俊才，时以云间二陆方之。良俊县贡谒选。当事者重其名，授南京翰林孔目。良俊故负胜情，喜南都山水奇丽，日与名士韵客相追随，品题殆遍。会赵文肃公来视院篆，一见相契合，引与深语，定文字交……其学无所不窥，千言立就。于今古、金石、法书、名画、词曲，精于鉴赏……著有《何翰林集》十八卷，《何氏语林》三十卷，《四友斋从说》三十卷，《书画铭心录》一卷。”见方贡岳修，陈继儒纂，《文学》，《松江府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崇祯）》，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100页下～1101页上。
（8） “何良俊，字元朗，号柘湖……绮岁从经师游，即厌薄举业，独耽嗜古文，博综子史，士绅辈不能难所不知。亦复高视阔步。而竟以数奇，拔贡太学。时宰怜其才，授南翰林孔目……甫满考，即谢官归……日惟啸傲泉、放浪烟霞。而晚岁又以声伎为娱……公文法刘向、马迁，诗宗苏、李而近体出高、岑间……居恒燕息处名四友斋。四友者，维摩诘、庄生、白乐天与公而为四也……所刻有《何氏语林》《何翰林集》《四友斋从说》，其锓之板者不能殚述云。”见《何翰林兄弟传》，《云间志略》，《明代传记丛刊》第146册，台北：明文书局，1980年，第295～297页。
（9） 《明史稿》即为《明史》的蓝本。钱大昕曾指出：“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万斯同）手。”即万斯同参与修撰《明史》时，曾撰写《明史稿》。不过，此书后来被王鸿绪窃为己有，并题为横云山人撰，以此进呈给明史馆作为修史参考。关于此项学术争论，可参看梁启超：《清初史学之建设》，《中国近三百学术史》（校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68～169页。
（10） 国学者罗兰·巴特曾提出符号学理论，指出一个“意符”由指符与指意构成。在文本中，某些词语可以视为一种“意符”。见王明珂：《文本与情境》，《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5页。关于“意符”理论，可参看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
（11） “子曩时为经生时，与余同受《诗》于天台石梁王先生所，先生好奇节，其所称说皆古之奇人，故余与子谋自处，业必欲得古之奇节人物。”见何良俊：《送曹一坡赴任辰州通判序》，《何翰林集》卷十一，嘉靖乙丑年刻本。
（12） “王霸之余略，倚伏之要害”出自《世说新语·品藻第九》，原作“览王霸之余策，倚仗之要害”，意为纵横捭阖、攻守征伐之道。而这种军事作战的学术研究，实为“经世”之学的重要部分：“谈兵即经世。当明亡之际，尤其是经世之首务”。见赵园：《谈兵》，《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0页。
（13） 经学内部的分为“训诂考证”与“义理解经”两派，即“汉学”与“宋学”之分。前者以汉唐注疏为代表，后者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等宋元注解为代表。正如戴震所提及“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义理’”。对此可参看张循：《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双重含义》，《道术将为天下裂——清中叶“汉宋之争”的一个思想史研究》，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9～94页。
（14） 其实何良俊对宋儒经学并非全盘否定。他对那些“喜谈性命说玄虚”的宋儒经学深为不满，而对于切实纯朴的经学著作，则颇为重视。如北宋刘敞《七经小传》，“言简理畅，尚不失汉儒之意”，何良俊“余始得抄本，甚珍重之”。他还极为推崇北宋诸儒，“宋世名贤如范文正公、欧阳公、吕晦叔、王介甫、司马文正公、苏东坡、黄山谷皆言学。但本之经术，以求实用，不空谈心性。此其所以为有用之儒耶？”见何良俊：《经三》，《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页。
（15） 何良俊：《经二》，《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页。不过，何良俊认为，相较于蔡沈、陈澔，朱熹的经解“尽有说理精到处”，并未全否定其学术价值。
（16） 除王阳明外，何良俊似乎还对薛瑄有所推崇：“国初承宋元之后，诸公皆讲学。然人人有物议，独薛文清、王阳明二公，虽使之从祀庙廷，可无愧色。”但何良俊并未详细说明其尊崇薛瑄的原由。
（17） 何良俊尊崇王阳明的文字仅见于《四友斋丛说》，而此书大抵成于何氏晚年，因而可知其崇敬阳明之心至老未衰。
（18） “余对以二十年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猎两遍”，见何良俊：《史一》，《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页。
（19） 在《何翰林集》中，曾多次出现何良俊礼佛的诗文，尤其何氏晚年所著《四友斋丛说》中，单列《释道》一门，足见何良俊涉猎佛道。不过，上述何氏礼佛拜道的文字都是其晚年所作，且自命所居处为“四友斋”亦是从南京翰林院辞官后才出现。通过阅读《四友斋记》可知，何氏之所以与“维摩诘”“庄子”为“友”，其根本还是出于一种超脱尘世、萧然自得的心态。如他对维摩诘的看法：“余观维摩诘所说经又名不思议解脱。其释者曰：‘解脱者，纵任无碍，尘累不能拘也。’夫逃儒而归禅者，非欲离尘累而何？”;对庄子的看法：“其说汪洋自恣，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然则游尘累之外，孰有过庄生者耶？”，由此可见何氏涉猎佛道的缘由。据此而知，喜好佛道实为何氏晚年用来摆脱尘俗、逍遥忘世，在其学术思想本相中的比重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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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