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重建:地区性挑战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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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阿富汗政治、经济与安全重建步入加速期,地区国家随之加大博弈力度,营造有利于己的地缘环境。阿富汗未来重建何去何从,取决于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以及这些安排在2014年美国移交防务后的执行情况。有效持久地保障阿富汗重建稳妥推进,既是地区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更是它们未来应积极履践的重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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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国际秩序?赵晓春教授将之定义为“国际体系内的成员为了维系国际体系的稳定与正常运转,协调、处理各种国际事务而确立的准则、规范以及与之相应的保障机制、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等”;蔡拓教授将之定义为“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交往与互动中所形成的特定的规范、制度、格局与体系”;袁鹏教授则将之定义为“通过主要国家的斗争与协调而形成的规范重大国际行为的原则、机制的总和”。
中国和欧盟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参与者,对2015年气候协议的构想仍存在较大分歧,包括:如何在2015年协议中适用公约原则,尤其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在减缓和透明度规则的制定中,是否适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2015年全球气候协议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或式样。中欧之间之所以出现分歧,是因为双方对于大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责任和能力评估不同,对于如何进一步建设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目标和关切也不同。中欧分歧如果得不到有效管理,将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造成消极影响。因此,双方利
2014年国际战略形势的主要特点可以用一个“乱”字概括,包括世界经贸活动持续低迷、发展不均衡加剧,国际油价暴跌、与之相关的“阴谋论”满天飞;“伊斯兰国”突然崛起,马航两度发生客机空难,国际恐怖袭击地域扩散、呈全球开花态势;乌克兰危机继续发酵、俄美欧关系陷入“新冷战”,东海南海局势持续紧张;苏格兰独立公投震惊英伦、巴基斯坦等国政局持续动荡、“弗格森案”引起的骚乱席卷全美、奥巴马政府赢了经济却输了中期选举、台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惨败;以及“埃博拉病毒”肆虐、日本与印尼等多地火山喷发、斯里兰卡突发泥石流,等等
奥朗德上台后,法国将经济外交作为其对华政策的核心,寻求中法经贸关系的再平衡。奥朗德政府希望借重中国解决法国经济问题,试图通过对华经济外交增强法国在地区层面的影响力,促进与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战略合作。但奥朗德对华经济外交仍存在片面性与矛盾性的一面,为有效促进双边关系发展,中法还需在目前经贸合作的基础上,加强两国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超越双边关系实现经贸平衡,在亚非地区问题和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加强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新的合作范式。
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两年多来,欧盟外交所受的影响逐渐显现。欧盟外交最明显的变化表现在经济领域,追求商贸和经济利益成为其当前的首要目标。同时,欧盟及各成员国对新兴大国的态度和政策总体上更趋重视,也更为务实。债务危机还影响到欧盟的外交意愿特别是行动能力。外交资源日趋减少使欧盟外交呈收缩之势,其外交重点将进一步向周边地区倾斜。此外,债务危机加速了欧盟的内部分化,其“外溢”效应将弱化欧盟共同外交。
亚太地区既是21世纪的希望,也正在成为安全与军事冲突风险增大的区域。面对一系列新生挑战与难题,既有的各种亚太安全机制难以有效应对,构建一个包容、开放、多元、平衡的“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既十分必要,也十分紧迫。该架构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地区安全机制的补充、整合、优化、增效与提升,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的系统与网络,旨在弥补亚太地区现有多边安全机制的缺陷与不足,填补“全覆盖型”地区安全机制的空白。其核心思想是,“太平洋足够宽广”,完全容得下地区所有国家一起共同发展,共享和平。
为了帮助朝鲜救灾,帮助朝鲜民众安度生活,韩国自1995年朝鲜受灾起开始对朝鲜进行人道主义援助,迄今已历15年有余。2000年以来,在金大中政府的“阳光政策”、卢武铉政府的“和平繁荣政策”引导之下,韩国对朝援助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比以前有明显的进展。但是,朝鲜的粮食供应状况始终未能得到改善,并且朝鲜还在2006、2009年先后进行令韩国担心的两次核试验。为此,时至李明博政府时期,韩国对朝鲜在以前实行的包容政策上有所后退,转向实施以实用主义外交为中心的强硬政策,韩国对朝人道主义援助因此逐渐削减。
中日两国关系2012年9月以来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目前正在蜕变为亚太地区最危险和最不确定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和第三大国,中日对抗的持续对于地区和全球经济都将产生重大消极影响。2014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投资下降47%,中日双边贸易额下降5%。
中日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特别是安倍上台后,日本不仅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死磕”中国,还试图在中国周边构筑所谓“包围网”,致使中日关系成为亚太地区最带危险性的双边关系。作为东亚两大强国、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对抗给地区与全球和平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但随着APEC会议临近,安倍政府隔空喊话,不时发出希望与中国开展外交对话的声音,安倍尤其多次表示希望中日举行首脑会晤。安倍政府对华态度由“强硬”转向“温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促使安倍政府急于打中日首脑会谈牌、急于要求改善中日关
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的两年多以来,一直遵循直接、公开向中国“叫板”、“死磕”的战略与政策,包括推行以“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等为内容的所谓“积极和平主义”;搞有意“冷落”中韩等近邻的所谓“俯瞰地球仪”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