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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2011年将是最有变化的一年，也是最有生机的一年。中国经济保增长历来问题不大,调结构问题很大。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结构矛盾沉淀得太深。我们简单概括一下，内需和外需结构严重失衡。再看投资领域，投资里面中国产业结构矛盾存在一系列的失衡。再看消费，消费结构里面存在一系列的矛盾。再进一步看，我们的收入分配，其实收入分配里面不仅是水平问题,GDP的增长速度快于居民的收入增长，城市快于农村，这里面真正的消费者是居民，显然内需不足。再说政府收入，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大概超过50%，地方财政收入占收入总盘的45%。但是财政支出里，地方财政支出将近80%，中央是20%。这是严重的财政收入支出不匹配。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今年我们在整个宏观经济当中，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经济发展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管理好通胀预期，稳定物价。这三者之间，显然经济增长速度是关键。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过高，甚至偏热，那么我们就贻误了调整机遇。同时我们很难把物价调整到比较好的一个水平。所以我担心中国经济，不是担心它低于8%,而是担心它的速度偏快，甚至说是偏热。我们看过去30年，平均增长速度9.8%，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8%到9%应当说是非常好的一个速度。
魏杰(清华大学教授)：第一,2011年出口不可能有太多的增长。因为我们出口主要是美国和欧盟,占了出口总额的比例很高。美国在调整，欧盟也在调整。调整的目的实际上都是缩小市场需求。第二,新增投资还看不到,投资的拉动力也在减弱。第三就是消费。消费对增长贡献在1/3左右。但是我们消费的贡献里面，80%左右是三大核心消费:一个是房子，一个是汽车，一个是家电，这三大核心消费占到80%。而现在三大核心消费，一个是房子我们要调控，交易量要下降;一个是环境问题，交通问题，北京开始限制了;再加上家电已经经过两年的开发。所以今年增长速度保持在8%左右就不错了。
李稻葵(清华大学教授)：我们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的根源都是我们财政税收体制。现在的财政税收体制，要求地方政府，过多的把自己的财政税收跟当地经济发展结合，而不是当地的财政的支出跟当地的社会支出的需要相配合。所以，各个地方政府靠卖地提高GDP，卖了地投资。一定要改变这种现状,中央的钱要转给地方政府。这是改革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整个税收体制的改革。不能像现在大量的税收放在扭转体制上,大量的税收放在个人所得税上，这个方面需要新的改革。
2011年中国收入发展:
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有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危险。因为中国的GDP到去年年底达到了39万亿元人民币，大概5万8千多亿美元。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距离上中等和高收入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从挑战来说，可能面临一个长期停滞，难以均衡发展，一系列的经济失衡、滞胀问题、结构问题、社会发展的种种问题，和政治文化冲突交织在一起，使社会难以稳定成长和持续。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资源配置不是按照效率原则，而是按照腐败支出配置。这种制度不鼓励创新、进步。由于种种原因，技术创新水平差，所以实现不了转变。过去低收入增长优势逐渐失去，土地、劳动力工资、煤电运油开始涨价。这样形成了一系列不可持续。所以这两个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最终导致效益减慢，最后出现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我们达到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应当说不同程度的都存在这个问题，有些方面可能还很严重，有些方面可能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如果说是有什么危机或者风险的话，就是如何穿越中等陷阱。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目前调整结构存在的什么问题:一方面突破经济增长了，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我们这种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导致我们民众不能更多的去享受经济增长给他们带来的福利和实惠。这样的话，一方面就会导致尽管经济增长，但是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在增加。另外一方面，投资拉动经济消费萎缩。我们消费这辆马车拉动不了。十二五规划明确强调要努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的局面，我觉得这点很重要。这是在文字上，我们第一次把三辆马车的序列改了一下。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显然得让消费者有钱，没有钱不能消费。所以还是要增加大家的收入。十二五规划，我觉得提出这两个同步非常重要。一个就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和国民经济增长同步。第二就是劳动报酬的提高，要和劳动生产力提高要同步。所以，今年乃至整个十二五期间，应当是我们城乡经济收入有一个较好较快增长的一个阶段。
2011年房地产新变局:
冯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今年的这些调控措施，短期是恰当的，长期我们还要改。现在的投资需求，转向消费需求为主。预计这些措施实施以后，能让我们观察到结构上的变化。保障性住房的品种，应多一些租房，少建一点经济适用房。现在重新调整几个房地产市场结构，我认为等这个结构稳定下来以后，临时性的限购措施会取消，我们更多的要升华市场。只有市场化的手段，才能最后起到良好的作用。现在的政策我最担心的是在加强调控的时候，政府部门在自我加强，公权在增加，而市场化强调的是私权。我们要注意这个方向。我们用这个需求的空间，换出来时间加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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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大庆(万科集团副总裁)：.我始终认为房地产这个行业在中国还有相当长的发展前景。这个行业需要自醒和自悟,过去的十几年，如果没有这个行业大胆的创新和发展，没有这个行业敢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我想中国今天的城市化，我们老百姓的居住，我们的生存条件，我们的奥运会，我们的这些国际化城市的发展，也不会是这样。房地产行业如果再像前十五年那样发展，可能是短命的发展,可能会猝死。从现在的格局和发展来说，我想这个行业能从内分泌失调的状态回到和谐平衡的状态。因为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快速不规则的发展，要把它捋顺的话，需要加法跟减法并行。所谓加法就是不断的加强，我们今年所说的保障性的，和以保障性为特征的住房建设，也包括了大量的普通商品房。减法，我想政府需要快速的挤出那些不正常的资源配置态势，挤出所谓的投机跟投资性。
刘晓光(首创集团总裁)：保障房的加大，肯定是一个带给老百姓温暖的举措。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得思考。这里面有一个中间地带。有一部分人，可能享受不到保障房的待遇，但是他买商品房能力又有限。这部分人如何解决住房问题是我们要思考解决的问题。从房地产角度讲，明年的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宏观调控非常有成效。房地产的销售量下降，价格也有所下降。一种情况是可能又出现了动荡。
陈淮（住房和城市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第一.，调控城市结构。我们需要中国的二三线中小城市均衡发展，才能最终实现房地产市场的相对平衡，房价和老百姓购买力相对平衡。第二我们需要争取一段时间，让那些有改善需求，但是还不是太急的再等一等。我们先把供给满足那些最低端的、住房最困难的。第三，我们需要一段时间，缓解我们的土地、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均衡发展，不然的话，我们的能源、交通运输、基础原材料的供给，都会发生很大的断裂。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时间。最后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通过收入增长，缩小房价和老百姓收入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个差距，不仅仅是靠房价的降低，也靠老百姓收入群体性的提高。
2011年人民币国际化:
李庆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际货币的话语权并不容易得到。我对国际化有一个理解，就是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人民币要国际化，它意味着中国在各个方面要加快改革，比如说在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汇率和利率的改革。第二是在微观层面上，我们市场的参与者，包括机构、各个企业以及自然人，他们在市场上往往是利益和风险不对称，想的大部分是利益，很难自己去面对风险。第三个是宏观方面，我们要想得到这个话语权，我们的货币政策，我们的财政政策以及各其它的政策都要受到束缚，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进程，来推动国内各个方面的改革。我觉得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是滞后的，我们没有国际化的机遇来推动各方面的改革。把改革真正做好了，我们才能获得人民币的话语权，也才能对美元做出挑战。
杨再平(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人民币国际化的布局:第一步是话语权问题，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在国际上有我们的话语权。一是要对后危机时代的货币战争说不，尤其是美国，一直要我们升值。二是对不负责任的，又是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说不。第二步是要从贸易结算做起。至于热钱问题，我觉得跟我们外汇的管理，尤其外汇储备等等有关，就当前来说，跟汇率有关。
曹彤（中信银行副行长）：首先汇率的稳定比浮动要好，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因为稳定对经济参与的主体都是有好处的。汇率的自由浮动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最终成为储备货币。如果最终不能成立一个储备货币，像现在日本，反而让日元大幅波动，对国内的经济会有影响。当然中国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改变现有的国际货币形势，怎么样找到一个更合理的全球货币机制，扭转这三四十年复杂动荡的局面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2011年中国股市: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从理论框架说比较好说，经济基本面要好，大家预期好，但是具体到中国股市的表现，我观察以往若干年的表现，始终是好的机会非常短的表现一下，然后进入很长的震荡和低迷的状态。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来得很快，去得很快，这可能是造成很多投资者困惑的一个表现特征。现在在基本面支撑方面其实在趋向好转，因为我们已经告别了前面几年金融危机经济相对的低迷，我们已经进入后危机时代，按照经验大约三到五年的时间，不管是加息和收紧，这个动作的密度如何，不出大的意外，今后几年是加息通道比较快的几年。股市方面还在酝酿它的动能，另外还有一个相关的制度安排的判断，我觉得中国的股市这几年总体上是越来越健康了。
杨健（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巨大的财富在国家手里，财政政策才有效果。那么在中国财政如此强大的情况下，让它出现一个巨大的牛市，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财富比较集中的情况下，让很多财富都向股市里流，这个可能性很小。如果让它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牛市的话，除非是资金充沛，除非中国把市场打开，向全世界打开，像美国一样吸引全球的财富，有相当持续的过程，否则我个人认为很困难。
滕泰（民生证券副总裁）：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股市的特点，跟基本面相关的话，那大家跟GDP做股票就行了。实际上往往不那么简单，有可能是一种预期，比如说预期落差决定市场的走向，这是我今天提醒大家的一句话。
吕随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股票市盈率大约平均来看是10倍左右，可以说估值处于相对历史较低的水平，但这是一个总体的概括。从结构上来看，股票的市盈率也有可能仍然是偏高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这里面我想强调一点，2011年的股市为什么不要看得这么悲观，就像刚才滕先生所说的，我们做出悲观预期的所有前提，实际上都有被夸大的因素。那么从其它因素看，2011年影响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因素，可能是在于美国经济即全球经济的复苏，成为一个最主要的焦点。换句话说，我们是由于现在存在各种经济结构过热的问题，由于政策面偏紧才导致了悲观的预期，才导致了市场的不景气，但是这个很快会过去，所以2011年中国的股市，我判断它应该随着全球股市一起上涨，只不过我们的涨幅可能要小一些，我们的表现会相对弱一些。
2011年战略性新兴产业: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我觉得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可能是富含着金矿，但是谁能够真正淘金成功，这就是各位生产决策者的竞争了，不论是这里面说到的新能源还是新能源汽车。还有材料装备制造业、生物技术、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等七大新兴产业，在这里面各个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投资者挑选的时候，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如果你更注意去了解一手情况，看到在政策不确定情况下种种具体的局部的影响，而在政策具有确定性的前提下，把政策导向看准的东西，跟你分析出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可以促进积极的投资，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从长远来看，资本市场走向成熟，越来越回归到基本面揭示的运行轨迹上去，如果大家认同政策给了它支持，而且这个支持在具体的框架出来以后，还要落实到可具体的操作上去，比如财政对于新能源支持2千亿，怎么样去操作，要有很多实施细则。
吕随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金融创新本身是一个双刃剑，那么一方面金融创新推动很多金融产品的出现，金融机构在不断地实壮力大，从而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经济。而对普通投资者来讲，这些工具又有很大的风险，少部分人如果利用这类的金融创新工具来操作市场，很有可能会导致流动性的匮乏，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要加大金融创新的力度，但是另一方面要注意金融创新的风险。
2011年企业尊严:
李稻葵（清华大学教授）：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民营经济在经济比重中是有所上升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事实，不可否认。下一个阶段，展望十二五，工作的重点应该是想方设法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这里面一是用工难，二是用地难，三是融资难。还是要减税，减少民营企业在用工环节中的很多的税收。
黄桂田（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谈到民营企业尊严问题，我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展到今天，通过他们自己的实力，对社会的贡献，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尊严。但是这个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有自身的问题，也有税务的问题。在十二五期间，除了社会要给民营企业同等待遇，包括政府、行业准入、相关的融资政策，还有土地政策，和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之外，另外一个方面，民营企业要赢得和他们一样的待遇，赢得社会的尊重，赢得政府的信任，赢得国家的支持，那么我们民营企业自身，在十二五的关键时期，的的确确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我们还得从根本上正确地认识民营企业。我曾经讲过我们的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他们做了三大贡献。第一大贡献，为我们的民众提供了就业岗位和就业机遇。我们现在新增就业70%，这是在民营。第二，我们的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为社会提供了产品和服务。我们现在消费的产品，相当的数量来自民营企业。第三，就是我们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向政府提供的财政税收。做这三大贡献的人，在今天应当是我们最要尊重的人。
2011年解读十二五:
黄桂田（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谈到要把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成创造大国，我认为中国处在一个特殊阶段，既要有强大的中国制造，也要扶持创新。这个不矛盾。从生产技术来讲，我觉得加强中国创造、技术创新，是关键，是前提。我要说的另外一个创新，就是制度模式和组织的创新。我认为在创新方面，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要并重。
李稻葵（清华大学教授）：中国人从来不缺革命精神，从来都有。但是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一定的制度保护。对于真正搞创新的，真正有专利的，真正有核心技术的企业，要给予一定的回报。保护过多是不行的，但是要有回报。这是制度。还有非常重要的:我们各级政府，谈了很多创新、创新产业，可GDP最直接的组成部分，还是投资还是房地产，兴奋点不在创新上，还在房地产，还在税收上。兴奋点不改变的话，地方政府就不可能对创新有真正的支持。所以财政税收体制，非改不可。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众多的挑战。如果我们把它总结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日益受到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并且日益加剧。第二，投资消费比率失衡。第三，财富分配差距过大。第四，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此外还有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机遇发展不均衡等等诸多问题。显然，从中国经济深层次来讲，我们确实是面临着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按照总书记提的要求树立两个意识，一个是机遇意识，一个是忧患意识。
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2011年将是最有变化的一年，也是最有生机的一年。中国经济保增长历来问题不大,调结构问题很大。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结构矛盾沉淀得太深。我们简单概括一下，内需和外需结构严重失衡。再看投资领域，投资里面中国产业结构矛盾存在一系列的失衡。再看消费，消费结构里面存在一系列的矛盾。再进一步看，我们的收入分配，其实收入分配里面不仅是水平问题,GDP的增长速度快于居民的收入增长，城市快于农村，这里面真正的消费者是居民，显然内需不足。再说政府收入，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大概超过50%，地方财政收入占收入总盘的45%。但是财政支出里，地方财政支出将近80%，中央是20%。这是严重的财政收入支出不匹配。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今年我们在整个宏观经济当中，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经济发展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管理好通胀预期，稳定物价。这三者之间，显然经济增长速度是关键。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过高，甚至偏热，那么我们就贻误了调整机遇。同时我们很难把物价调整到比较好的一个水平。所以我担心中国经济，不是担心它低于8%,而是担心它的速度偏快，甚至说是偏热。我们看过去30年，平均增长速度9.8%，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8%到9%应当说是非常好的一个速度。
魏杰(清华大学教授)：第一,2011年出口不可能有太多的增长。因为我们出口主要是美国和欧盟,占了出口总额的比例很高。美国在调整，欧盟也在调整。调整的目的实际上都是缩小市场需求。第二,新增投资还看不到,投资的拉动力也在减弱。第三就是消费。消费对增长贡献在1/3左右。但是我们消费的贡献里面，80%左右是三大核心消费:一个是房子，一个是汽车，一个是家电，这三大核心消费占到80%。而现在三大核心消费，一个是房子我们要调控，交易量要下降;一个是环境问题，交通问题，北京开始限制了;再加上家电已经经过两年的开发。所以今年增长速度保持在8%左右就不错了。
李稻葵(清华大学教授)：我们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的根源都是我们财政税收体制。现在的财政税收体制，要求地方政府，过多的把自己的财政税收跟当地经济发展结合，而不是当地的财政的支出跟当地的社会支出的需要相配合。所以，各个地方政府靠卖地提高GDP，卖了地投资。一定要改变这种现状,中央的钱要转给地方政府。这是改革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整个税收体制的改革。不能像现在大量的税收放在扭转体制上,大量的税收放在个人所得税上，这个方面需要新的改革。
2011年中国收入发展:
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有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危险。因为中国的GDP到去年年底达到了39万亿元人民币，大概5万8千多亿美元。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距离上中等和高收入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从挑战来说，可能面临一个长期停滞，难以均衡发展，一系列的经济失衡、滞胀问题、结构问题、社会发展的种种问题，和政治文化冲突交织在一起，使社会难以稳定成长和持续。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资源配置不是按照效率原则，而是按照腐败支出配置。这种制度不鼓励创新、进步。由于种种原因，技术创新水平差，所以实现不了转变。过去低收入增长优势逐渐失去，土地、劳动力工资、煤电运油开始涨价。这样形成了一系列不可持续。所以这两个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最终导致效益减慢，最后出现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我们达到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应当说不同程度的都存在这个问题，有些方面可能还很严重，有些方面可能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如果说是有什么危机或者风险的话，就是如何穿越中等陷阱。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目前调整结构存在的什么问题:一方面突破经济增长了，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我们这种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导致我们民众不能更多的去享受经济增长给他们带来的福利和实惠。这样的话，一方面就会导致尽管经济增长，但是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在增加。另外一方面，投资拉动经济消费萎缩。我们消费这辆马车拉动不了。十二五规划明确强调要努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的局面，我觉得这点很重要。这是在文字上，我们第一次把三辆马车的序列改了一下。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显然得让消费者有钱，没有钱不能消费。所以还是要增加大家的收入。十二五规划，我觉得提出这两个同步非常重要。一个就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和国民经济增长同步。第二就是劳动报酬的提高，要和劳动生产力提高要同步。所以，今年乃至整个十二五期间，应当是我们城乡经济收入有一个较好较快增长的一个阶段。
2011年房地产新变局:
冯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今年的这些调控措施，短期是恰当的，长期我们还要改。现在的投资需求，转向消费需求为主。预计这些措施实施以后，能让我们观察到结构上的变化。保障性住房的品种，应多一些租房，少建一点经济适用房。现在重新调整几个房地产市场结构，我认为等这个结构稳定下来以后，临时性的限购措施会取消，我们更多的要升华市场。只有市场化的手段，才能最后起到良好的作用。现在的政策我最担心的是在加强调控的时候，政府部门在自我加强，公权在增加，而市场化强调的是私权。我们要注意这个方向。我们用这个需求的空间，换出来时间加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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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大庆(万科集团副总裁)：.我始终认为房地产这个行业在中国还有相当长的发展前景。这个行业需要自醒和自悟,过去的十几年，如果没有这个行业大胆的创新和发展，没有这个行业敢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我想中国今天的城市化，我们老百姓的居住，我们的生存条件，我们的奥运会，我们的这些国际化城市的发展，也不会是这样。房地产行业如果再像前十五年那样发展，可能是短命的发展,可能会猝死。从现在的格局和发展来说，我想这个行业能从内分泌失调的状态回到和谐平衡的状态。因为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快速不规则的发展，要把它捋顺的话，需要加法跟减法并行。所谓加法就是不断的加强，我们今年所说的保障性的，和以保障性为特征的住房建设，也包括了大量的普通商品房。减法，我想政府需要快速的挤出那些不正常的资源配置态势，挤出所谓的投机跟投资性。
刘晓光(首创集团总裁)：保障房的加大，肯定是一个带给老百姓温暖的举措。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得思考。这里面有一个中间地带。有一部分人，可能享受不到保障房的待遇，但是他买商品房能力又有限。这部分人如何解决住房问题是我们要思考解决的问题。从房地产角度讲，明年的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宏观调控非常有成效。房地产的销售量下降，价格也有所下降。一种情况是可能又出现了动荡。
陈淮（住房和城市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第一.，调控城市结构。我们需要中国的二三线中小城市均衡发展，才能最终实现房地产市场的相对平衡，房价和老百姓购买力相对平衡。第二我们需要争取一段时间，让那些有改善需求，但是还不是太急的再等一等。我们先把供给满足那些最低端的、住房最困难的。第三，我们需要一段时间，缓解我们的土地、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均衡发展，不然的话，我们的能源、交通运输、基础原材料的供给，都会发生很大的断裂。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时间。最后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通过收入增长，缩小房价和老百姓收入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个差距，不仅仅是靠房价的降低，也靠老百姓收入群体性的提高。
2011年人民币国际化:
李庆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际货币的话语权并不容易得到。我对国际化有一个理解，就是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人民币要国际化，它意味着中国在各个方面要加快改革，比如说在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汇率和利率的改革。第二是在微观层面上，我们市场的参与者，包括机构、各个企业以及自然人，他们在市场上往往是利益和风险不对称，想的大部分是利益，很难自己去面对风险。第三个是宏观方面，我们要想得到这个话语权，我们的货币政策，我们的财政政策以及各其它的政策都要受到束缚，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进程，来推动国内各个方面的改革。我觉得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是滞后的，我们没有国际化的机遇来推动各方面的改革。把改革真正做好了，我们才能获得人民币的话语权，也才能对美元做出挑战。
杨再平(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人民币国际化的布局:第一步是话语权问题，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在国际上有我们的话语权。一是要对后危机时代的货币战争说不，尤其是美国，一直要我们升值。二是对不负责任的，又是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说不。第二步是要从贸易结算做起。至于热钱问题，我觉得跟我们外汇的管理，尤其外汇储备等等有关，就当前来说，跟汇率有关。
曹彤（中信银行副行长）：首先汇率的稳定比浮动要好，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因为稳定对经济参与的主体都是有好处的。汇率的自由浮动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最终成为储备货币。如果最终不能成立一个储备货币，像现在日本，反而让日元大幅波动，对国内的经济会有影响。当然中国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改变现有的国际货币形势，怎么样找到一个更合理的全球货币机制，扭转这三四十年复杂动荡的局面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2011年中国股市: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从理论框架说比较好说，经济基本面要好，大家预期好，但是具体到中国股市的表现，我观察以往若干年的表现，始终是好的机会非常短的表现一下，然后进入很长的震荡和低迷的状态。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来得很快，去得很快，这可能是造成很多投资者困惑的一个表现特征。现在在基本面支撑方面其实在趋向好转，因为我们已经告别了前面几年金融危机经济相对的低迷，我们已经进入后危机时代，按照经验大约三到五年的时间，不管是加息和收紧，这个动作的密度如何，不出大的意外，今后几年是加息通道比较快的几年。股市方面还在酝酿它的动能，另外还有一个相关的制度安排的判断，我觉得中国的股市这几年总体上是越来越健康了。
杨健（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巨大的财富在国家手里，财政政策才有效果。那么在中国财政如此强大的情况下，让它出现一个巨大的牛市，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财富比较集中的情况下，让很多财富都向股市里流，这个可能性很小。如果让它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牛市的话，除非是资金充沛，除非中国把市场打开，向全世界打开，像美国一样吸引全球的财富，有相当持续的过程，否则我个人认为很困难。
滕泰（民生证券副总裁）：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股市的特点，跟基本面相关的话，那大家跟GDP做股票就行了。实际上往往不那么简单，有可能是一种预期，比如说预期落差决定市场的走向，这是我今天提醒大家的一句话。
吕随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股票市盈率大约平均来看是10倍左右，可以说估值处于相对历史较低的水平，但这是一个总体的概括。从结构上来看，股票的市盈率也有可能仍然是偏高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这里面我想强调一点，2011年的股市为什么不要看得这么悲观，就像刚才滕先生所说的，我们做出悲观预期的所有前提，实际上都有被夸大的因素。那么从其它因素看，2011年影响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因素，可能是在于美国经济即全球经济的复苏，成为一个最主要的焦点。换句话说，我们是由于现在存在各种经济结构过热的问题，由于政策面偏紧才导致了悲观的预期，才导致了市场的不景气，但是这个很快会过去，所以2011年中国的股市，我判断它应该随着全球股市一起上涨，只不过我们的涨幅可能要小一些，我们的表现会相对弱一些。
2011年战略性新兴产业: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我觉得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可能是富含着金矿，但是谁能够真正淘金成功，这就是各位生产决策者的竞争了，不论是这里面说到的新能源还是新能源汽车。还有材料装备制造业、生物技术、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等七大新兴产业，在这里面各个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投资者挑选的时候，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如果你更注意去了解一手情况，看到在政策不确定情况下种种具体的局部的影响，而在政策具有确定性的前提下，把政策导向看准的东西，跟你分析出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可以促进积极的投资，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从长远来看，资本市场走向成熟，越来越回归到基本面揭示的运行轨迹上去，如果大家认同政策给了它支持，而且这个支持在具体的框架出来以后，还要落实到可具体的操作上去，比如财政对于新能源支持2千亿，怎么样去操作，要有很多实施细则。
吕随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金融创新本身是一个双刃剑，那么一方面金融创新推动很多金融产品的出现，金融机构在不断地实壮力大，从而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经济。而对普通投资者来讲，这些工具又有很大的风险，少部分人如果利用这类的金融创新工具来操作市场，很有可能会导致流动性的匮乏，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要加大金融创新的力度，但是另一方面要注意金融创新的风险。
2011年企业尊严:
李稻葵（清华大学教授）：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民营经济在经济比重中是有所上升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事实，不可否认。下一个阶段，展望十二五，工作的重点应该是想方设法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这里面一是用工难，二是用地难，三是融资难。还是要减税，减少民营企业在用工环节中的很多的税收。
黄桂田（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谈到民营企业尊严问题，我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展到今天，通过他们自己的实力，对社会的贡献，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尊严。但是这个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有自身的问题，也有税务的问题。在十二五期间，除了社会要给民营企业同等待遇，包括政府、行业准入、相关的融资政策，还有土地政策，和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之外，另外一个方面，民营企业要赢得和他们一样的待遇，赢得社会的尊重，赢得政府的信任，赢得国家的支持，那么我们民营企业自身，在十二五的关键时期，的的确确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我们还得从根本上正确地认识民营企业。我曾经讲过我们的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他们做了三大贡献。第一大贡献，为我们的民众提供了就业岗位和就业机遇。我们现在新增就业70%，这是在民营。第二，我们的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为社会提供了产品和服务。我们现在消费的产品，相当的数量来自民营企业。第三，就是我们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向政府提供的财政税收。做这三大贡献的人，在今天应当是我们最要尊重的人。
2011年解读十二五:
黄桂田（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谈到要把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成创造大国，我认为中国处在一个特殊阶段，既要有强大的中国制造，也要扶持创新。这个不矛盾。从生产技术来讲，我觉得加强中国创造、技术创新，是关键，是前提。我要说的另外一个创新，就是制度模式和组织的创新。我认为在创新方面，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要并重。
李稻葵（清华大学教授）：中国人从来不缺革命精神，从来都有。但是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一定的制度保护。对于真正搞创新的，真正有专利的，真正有核心技术的企业，要给予一定的回报。保护过多是不行的，但是要有回报。这是制度。还有非常重要的:我们各级政府，谈了很多创新、创新产业，可GDP最直接的组成部分，还是投资还是房地产，兴奋点不在创新上，还在房地产，还在税收上。兴奋点不改变的话，地方政府就不可能对创新有真正的支持。所以财政税收体制，非改不可。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众多的挑战。如果我们把它总结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日益受到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并且日益加剧。第二，投资消费比率失衡。第三，财富分配差距过大。第四，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此外还有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机遇发展不均衡等等诸多问题。显然，从中国经济深层次来讲，我们确实是面临着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按照总书记提的要求树立两个意识，一个是机遇意识，一个是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