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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量研究方法和博弈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日益标准化。因此，在研究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因“文化”这一概念过于宽泛，很难找到为经济学接受的语言和概念进行逻辑演绎，致使对此问题的研究很难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同。但是，经济计量和博弈论的研究方法，仅仅停留在牛顿力学的思维阶段，其方法仍然非常机械，而经济现象要复杂的多，经济学的研究需要更宽广的视野。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其文脉延续已数千年，关于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资料是十分丰富的。
既然站在文化的角度思考问题，首先要抛弃经济学个体理性的假定和视角。因中国文化长期具备政教合一的大一统的思想特点，研究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就需要以国家整体为出发点。孔子于《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实际上，中国古代在政治理念上一直主张以德治国。因此，搞清楚了道德和经济的关系，也就理解了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 伦理道德的内涵
据《老子》所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
后义，失义而后礼”。德，《说文解字》释为“升也”，为正心、诚意、思无邪。《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见要通过“德”，达到“道”的境界。当然，达到“道”的境界的人，是“德充于中而符应于外”，当然也符合“德”的要求。
二、实现道德目的的途径
在个人的身心修养上，既然“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
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儒家自然通过礼达到义，进于仁，至于德，归于道的境界。但是，站在国家整体的角度，中国社会政治治理的精神追求主要通过“孝”道来实现。
《孝经》开宗明义章，孔子认为孝是“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当然，先王“至德要道”的历史资料十分有限，目前最早且最完备的论述是《尚书》，而《尚书》自《尧典》开始，在历史上，尧帝以前的资料更加少见。按古代说法，三皇时代，民风淳朴，故三皇只讲大道，如《易经》之类；五帝讲常道，即伦理道德，五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即如此则《尚书》所述基本能反映中国古代的政治精神。当然，关于《尚书》的研究有许多争论，但其与本文的论述基本无关，本文仅吸取《尚书》的精神思想。
《尚书》文章中能称为“典”的只有《尧典》和《舜典》。而《尧典》所述，以“孝”道始，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进而，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达“天、地、人合一”。最后，帝尧以“孝”道考察舜，并授以帝位。《舜典》亦以孝为基础。而《孝经》所述自“孝”始，“夫孝，天之经也、地之意也、民之行也”，最后“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尚书》所述与《孝经》基本一致。所以，《孝经》与《尚书》互为表里，《孝经》述“行”，《尚书》述国家治理。
既然“孝”是实现德治的途径，笔者以为从经济的角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是利他主义的思想。五帝所述五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即广义的孝。以父母为代表，从对父、母、兄、弟、子的爱、敬、亲等方面建立利他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二是平等主义的思想。既然我爱、敬、亲我之父、母、兄、弟、子，则推而广之，天下人人皆有父、母、兄、弟、子，其爱、敬、亲之心与我一样，则通过对亲人的利他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平等主义思想境界。
三是天下为公的民本主义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为政的根本目的则是为天下苍生着想，而非为一人之私或少数群体之私欲着想。《皋陶谟》，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天命有德”，“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认为，为政在知人，安民，而有德者上天自会让其在位，而上天实际以民意为判断标准，民所叛者天讨之，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惧。
以上思想基本贯穿《尚书》所有文章的始终。
三、传统文化精神对经济建设的启发：以道德为目的，以经济为手段
既然以“孝道”为本的利他主义、平等主义、民本主义等思想贯穿古代政治精神的始终，那么从国家整体的角度看，经济建设也必然服务于道德目的。实际上的确如此。《禹贡》从民本主义和平等主义出发，分天下为九州，并对九州土地做了土壤分类，按土壤质量制定税收，以实现税负公平。近人视《禹贡》为地理著作，偏离了《禹贡》的精神主旨。《大禹谟》，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水、火、金、木、土，为五行，包括了所有物质财富，因为作为食物的“穀”的重要性，所以“穀”单独列出。经济建设即是以水、火、金、木、土、穀六府来养民。但是，为政的目的，首先是“正德”，其次才是经济建设“利用”，正德、利用、厚生三者和谐才能称为善政。
另外，诸子学问的基本主旨也包括在《尚书》中。如《管子》所收文章基本以《白心》篇为核心，白心即是正心，《管子》也以道德为目的。墨子的兼爱思想即是平等主义，而平等主义可通过“孝道”来实现。因此，诸子思想并无多大差异，研究者多有争论，实是未深刻理解所致。
因此传统文化精神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启发是，经济建设当以道德为目的，以经济为手段。在我国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思想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平等主义、民本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思想对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也很有指导意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但如果没有“孝道”，一个人对父母尚且无信，遑论对他人？因此，伦理道德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既然站在文化的角度思考问题，首先要抛弃经济学个体理性的假定和视角。因中国文化长期具备政教合一的大一统的思想特点，研究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就需要以国家整体为出发点。孔子于《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实际上，中国古代在政治理念上一直主张以德治国。因此，搞清楚了道德和经济的关系，也就理解了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 伦理道德的内涵
据《老子》所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
后义，失义而后礼”。德，《说文解字》释为“升也”，为正心、诚意、思无邪。《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见要通过“德”，达到“道”的境界。当然，达到“道”的境界的人，是“德充于中而符应于外”，当然也符合“德”的要求。
二、实现道德目的的途径
在个人的身心修养上，既然“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
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儒家自然通过礼达到义，进于仁，至于德，归于道的境界。但是，站在国家整体的角度，中国社会政治治理的精神追求主要通过“孝”道来实现。
《孝经》开宗明义章，孔子认为孝是“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当然，先王“至德要道”的历史资料十分有限，目前最早且最完备的论述是《尚书》，而《尚书》自《尧典》开始，在历史上，尧帝以前的资料更加少见。按古代说法，三皇时代，民风淳朴，故三皇只讲大道，如《易经》之类；五帝讲常道，即伦理道德，五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即如此则《尚书》所述基本能反映中国古代的政治精神。当然，关于《尚书》的研究有许多争论，但其与本文的论述基本无关，本文仅吸取《尚书》的精神思想。
《尚书》文章中能称为“典”的只有《尧典》和《舜典》。而《尧典》所述，以“孝”道始，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进而，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达“天、地、人合一”。最后，帝尧以“孝”道考察舜，并授以帝位。《舜典》亦以孝为基础。而《孝经》所述自“孝”始，“夫孝，天之经也、地之意也、民之行也”，最后“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尚书》所述与《孝经》基本一致。所以，《孝经》与《尚书》互为表里，《孝经》述“行”，《尚书》述国家治理。
既然“孝”是实现德治的途径，笔者以为从经济的角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是利他主义的思想。五帝所述五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即广义的孝。以父母为代表，从对父、母、兄、弟、子的爱、敬、亲等方面建立利他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二是平等主义的思想。既然我爱、敬、亲我之父、母、兄、弟、子，则推而广之，天下人人皆有父、母、兄、弟、子，其爱、敬、亲之心与我一样，则通过对亲人的利他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平等主义思想境界。
三是天下为公的民本主义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为政的根本目的则是为天下苍生着想，而非为一人之私或少数群体之私欲着想。《皋陶谟》，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天命有德”，“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认为，为政在知人，安民，而有德者上天自会让其在位，而上天实际以民意为判断标准，民所叛者天讨之，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惧。
以上思想基本贯穿《尚书》所有文章的始终。
三、传统文化精神对经济建设的启发：以道德为目的，以经济为手段
既然以“孝道”为本的利他主义、平等主义、民本主义等思想贯穿古代政治精神的始终，那么从国家整体的角度看，经济建设也必然服务于道德目的。实际上的确如此。《禹贡》从民本主义和平等主义出发，分天下为九州，并对九州土地做了土壤分类，按土壤质量制定税收，以实现税负公平。近人视《禹贡》为地理著作，偏离了《禹贡》的精神主旨。《大禹谟》，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水、火、金、木、土，为五行，包括了所有物质财富，因为作为食物的“穀”的重要性，所以“穀”单独列出。经济建设即是以水、火、金、木、土、穀六府来养民。但是，为政的目的，首先是“正德”，其次才是经济建设“利用”，正德、利用、厚生三者和谐才能称为善政。
另外，诸子学问的基本主旨也包括在《尚书》中。如《管子》所收文章基本以《白心》篇为核心，白心即是正心，《管子》也以道德为目的。墨子的兼爱思想即是平等主义，而平等主义可通过“孝道”来实现。因此，诸子思想并无多大差异，研究者多有争论，实是未深刻理解所致。
因此传统文化精神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启发是，经济建设当以道德为目的，以经济为手段。在我国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思想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平等主义、民本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思想对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也很有指导意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但如果没有“孝道”，一个人对父母尚且无信，遑论对他人？因此，伦理道德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