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近年来，华侨华人在适应移居国生活环境之时，也常常与中国的侨乡产生密切联系，借此建立一种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界限的网络关系。本文试图探讨广州市花都区新村巴拿马华侨华人的“炫耀性消费”与跨国网络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新村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发现，“炫耀性消费”是华侨华人维系跨国网络的重要条件。同时华侨华人的“炫耀性消费”行为也促成了众多侨乡村民形成移民的意愿。
关键词：新村；旅巴华侨华人；跨国网络；炫耀性消费
一、问题缘起
1992年，跨国网络（transnationalism）一词最先出现在Nina Glick Schiller等人主编的论文集中，用于描述人们超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界限，组建并维持移民原属国和移居国多重社会关系网络（包括亲属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社团关系（organizational）、宗教和政治关系）的社会过程（Schiller et al.1992：1）。其后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Alwjandro Portes等学者纷纷发表文章讨论“跨国网络”的定义，并将“跨国网络”的概念应用于族群性、跨国流动、跨文化融入和适应等现象的研究（丁月牙 2012）。同时学界试图考察跨国网络的来源，由此形成两种解释：一者认为移民网络的增长，包括商业网络、政治网络和文化网络使跨国网络成为可能；二者指出跨国网络是后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的产物（Nonini and Ong 1997）。
跨国网络理论的源起和发展来自于对居住在美国的拉美国家移民群体的实证研究。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开始将跨国网络理论引入海外华人研究，挑战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研究模式，提出了海外华人研究不仅仅要关注海外华人在移居国的文化展现、文化同化及生存适应等相关问题，而且要关注海外华人的跨国形态。由此，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海外华人移民不再是一种单向的移民过程，而往往表现为一种“既在此处又在彼处”的跨国形态，即华人移民并非是失根的（uprooted）或与地方文化脱节的，而是与原属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近年来，跨国网络理论引入海外华人研究后取得了诸多成果，大致可以包括移民个人与家庭、社会组织及国家的跨国实践研究、族群与民族认同研究、经济领域的跨国网络等几个方面。首先，卢帆（2008）、陈丽园（2013）和刘海铭（2005）等人关注跨国移民家庭的研究，潘宏立（2006）讨论福建侨乡同姓组织中的跨国网络。其次，移民通过各种途径迁入移居国，同时不忘与原属国保持联系，亦不忘从异国寄送侨汇回原属国，借此学者由关注跨国社会场域领域问题进而讨论族群与民族认同问题。Steven Vertovec （2001）提出，跨国网络和认同常被认为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陈志明（2012）也指出，越来越多的人从国家忠诚的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灵活公民身份跨越民族国家边界，形成“既此又彼”的身份认同。最后，经济领域的跨国网络研究十分关注跨国华人在商业领域的跨国实践。Nonini和 Ong（1997）认为，如果不研究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积累方式，我们将无法理解跨国现象。对此，不少学者探讨了华人资本家的跨国商业行为以及华人商业网络形成和发展的过程（Ong 1999，刘宏 2000）。
然而，在当今的“消费社会”（鲍得里亚 2001）中，跨国移民在跨国实践中的消费行为往往呈现独特之处。其中，从侨乡的角度来看，移民返乡后的“炫耀性消费”行为极为引人注目，购置豪华住宅，建造高价墓地，举办排场酒席等。
189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Thorstein Veblen最早提出“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概念，他以有闲阶级即富裕群体为研究对象，阐释了有闲阶级拥有大量财富，且还会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取得荣誉的现象。同时，Thorstein Veblen认为有闲阶级对财产的“炫耀性消费”源于他们从远古遗留到现在的显示自己优越和荣誉的心理、性格和习惯所致。（凡勃伦 2009）此外，Thorstein Veblen提及有闲阶级的存在同时产生了一些不工作的仆从和亲人的“代理消费”，即间接证明了主人具有较高的支付能力（凡勃伦 2009：54-78）。此后，诸如Leibenstein和Houthakker、Miller等多数学者都尝试用经济理性的思维来研究“炫耀性消费”，进一步深化了其定义。直到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吸取了社会学、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等学科精髓来弥补经济学视角的不足（刘飞 2007）。然而，直至目前学界仍未给出“炫耀性消费”的具体定义。针对此概念的模糊性，笔者引用了Aron O’Cass和Hmily McEwen（2004）对“炫耀性消费”的定义：在他人“在场”的情景中，消费注重其所带来的视觉效果或公开性地展示其所使用的产品。
综合上述，笔者尝试讨论“炫耀性消费”与跨国网络之间的关系，即华侨华人如何通过“炫耀性消费”维系移居国与原属国之间的网络？及华侨华人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对侨乡村民的移民意愿产生影响？
二、花都区旅巴华侨华人的概况
花都区是广州市重点侨乡之一，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广州市北部，珠江三角洲的边缘。花都区的海外华侨华人分布极广，早期以越南、马来亚等东南亚国家为主，其次为美国和巴拿马等拉美国家，西欧和大洋洲、非洲极少。1955年到1986年，巴拿马的华侨华人人数从766增至37266，人数翻了近48倍，（花县华侨志 1996：103）成为近些年移民选择的重要国家之一。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大批中国人先后到达巴拿马，从事巴拿马地峡铁路修建和巴拿马运河开凿。后来，由于为开凿巴拿马运河而成立的运河公司破产，大量滞留巴拿马的华侨华人开始从事杂货零售。1904年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独立并继续修建运河，大批中国人想移居巴拿马却遭到政府的限制。直至两年后，巴拿马政府颁布了第26号法律允许顶替已在巴国经营商店的中国人进入巴拿马，进一步吸引中国人移民巴拿马。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巴拿马军人执政后期，再次出现了新的中国移民潮；80年代末巴拿马军政府垮台，新政府承袭过去禁止中国人移民的政策，并对非法入境的中国人实施抓捕。但这一时期仍有大量的华人移居巴拿马，其中大部分来自广东省。这些新移民主要经营杂货店、肉店、家用电器及零配件商店、洗染店等。他们在中国受过教育，受过中国政治和文化的熏陶，所以不同于早期到达巴拿马的老移民。（管彦忠 2002） 如今，花都区人口为66.19万人，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约为40万人，分布在5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巴拿马的花都籍华侨华人总数约12万人，①即十人中约有两个人居住在巴拿马。近年来，大量的旅巴华人华侨回乡在购置楼房、修建墓园、举办大排场的“还神酒”活动等，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侨华人“炫耀性消费”文化。
三、新村的“炫耀性消费”与移民意愿
新村②，位于花都区狮岭镇，占地面积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48.66万平方米（即约729亩），全村人口1355人，总户数369户，户均人口3.7人，主要姓氏以邱、罗、陈、何、范为主，其中邱姓最多（花都市志 2010：57）。每年春节和清明节期间，大量的旅巴华侨华人便不远万里回到新村，并由此产生“炫耀性消费”行为。其中的“炫耀性消费”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较大规模的，行为发生后能被侨乡村民口口相传的；另一种是规模较小，发生在关系较为亲密的小群体之间。
在祭祖活动中捐赠烧猪一般算是较大规模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往往能得到侨乡村民口口相传。2012年，新村邱氏宗族举行大型祭祖活动，村内旅巴华侨华人共捐赠了13头烧猪，其中8头在献祭祖先后用于祭祖会餐，剩余5头平分予各家各户。有村民说，羡慕这些旅巴华侨华人“有面子”，在国外“赚到大钱”，“衣锦还乡”，为村内公共事务贡献力量，名字也被列入芳名榜。受此影响，侨乡村民认为，旅巴华侨华人大都是“有钱人”，移民巴拿马便可以“赚到大钱”，后又可以回国“大手笔”捐赠烧猪，挣得“面子”。可见，旅巴华侨华人在返乡捐赠烧猪后取得荣誉，获得地位的提升，显示自己优越感。
由此，新村的旅巴华侨华人乐于在巴拿马获得财富或取得成功之后，常常维系自己在巴拿马与新村之间的联系，促成了跨国网络的形成与维系。“炫耀性消费”成为华侨华人维系移居国与原属国之间联系的重要因素，即“炫耀性消费”是华侨华人维系跨国网络的重要条件。同时，正是有“炫耀性消费”的需要，华侨华人才将海外的侨汇寄回侨乡购置房产以显示自己的财富与成功，才定期于春节或清明节期间返乡。
近年来，虽然中国的快速发展已使得移民人数大幅下降，但新村移民势头并没有消减。许多新村的村民正是因为受到华侨华人返乡后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影响，逐渐形成或明确自己移民巴拿马的意愿。以下是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的两个案例：
个案一：邱泉，原本在花都区当一位机动车驾驶员教练，收入可观。2012年前后，他的诸多旅巴同学和朋友陆陆续续返乡祭祖、“还神”、“请客”等，并由此炫耀他们在海外获得财富与成功。邱泉认为移民巴拿马是他的同学与朋友获得财富的关键因素，只有移民巴拿马返乡的旅巴华侨华人才能如此“大手笔”花费，于是他决定辞去原有的工作，自费到巴拿马闯一闯。他说：“巴拿马那边的工资是美金，相比中国要高很多，在巴拿马工作肯定挣得比国内多。”
个案二：邱小成，1994年生，现在狮岭皮革城某皮具胶水厂从事销售工作，月薪两千六百元，工作已有两三年，储蓄仅有近万元。相比之下，与他年龄相仿的邱天华却在2007年移民巴拿马工作后获得了四十余万元的储蓄。2015年，邱天华移民巴拿马后首次回国，宴请邱小成及其同学免费吃喝，并向邱小成透露了自己的存款。这让邱小成产生了极大落差，并由此产生移民巴拿马的想法。邱小成说：“在这里每个月工资就这么点，自己买点东西就花完了，干死干活想盖个房子也不可以。而我舅舅的儿子，在巴拿马工作五年现在就有上千万身家，盖了三栋房子，每栋有六七层高。”同时邱小成表示，看自己村里的人个个都是高楼大厦，而自己就两三层，如果在巴拿马获得一定资本后，一定会寄钱回家盖房子。
可见，新村的旅巴华侨华人通过返乡的“炫耀性消费”建构了侨乡村民对巴拿马的想象，认为巴拿马是一个极其容易“赚大钱”、“发大财”的地方。由此华侨华人的“炫耀性消费”也促成了众多侨乡村民形成移民的意愿。
四、结论与讨论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不少海外华人在移居国建立新家庭、新社区之时，亦不忘与祖籍地保持频繁而有序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联系，以此形成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跨国网络关系。Schiller等人在分析跨国网络现象时开始引入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提出跨国社会场域的概念，并认为跨国社会场域有助于移民的跨国迁徙，也支持了移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践；另一方面，移民跨国社会场域一旦形成，也规范和制约着移民的行动策略（潮龙起 2007）。“炫耀性消费”就是在跨国社会场域中进行，华侨华人在移居国获得财富，却在原属国进行消费，并由此维系了移居国与原属国的跨国联系。
Peggy Levitt（2001）的研究表明，对于那些从未移民但却深受跨国社会场域影响的人们，跨国社会场域同样影响他们现在的生活。华侨华人的“炫耀性消费”对侨乡的村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华侨华人在海外获得财富使得侨乡的村民对自己的收入产生落差；另一方面“炫耀性消费”行为促成了侨乡村民形成移民的意愿。
总而言之，华侨华人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对跨国网络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同时跨国网络是华侨华人进行“炫耀性消费”行为的重要基础。（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基金支持：本文受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侨乡研究硕士论文基金资助。
参考文献：
[1] 鲍得里亚.2001.消费社会[M].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 陈丽园.2013.社会变迁与跨国华人家庭的建立[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五期.138-144.
[3] 陈志明著.段颖、巫达译.2012.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
[4] 潮龙起.2007.移民史研究中的跨国网络理论[J].史学理论研究.第三期.53-63. [5] 丁月牙.2012.论跨国网络及其理论贡献[J].民族研究.第三期.1-12.
[6] 凡勃伦.2009.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7] 管彦忠.2002.中国人移居巴拿马的历史进程[J].拉丁美洲研究.2：32-35.
[8] 刘飞.2007.从生产主义到消费主义：炫耀性消费研究述评[J].社会（4）.136-151.
[9] 刘宏.2000.社会资本与商业网络的建构：当代华人跨国网络的个案研究[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一期.1-15.
[10] 花县华侨志编辑组.1996.花县华侨志.广东：花都市地方志办公室出版.第103页.
[11] 花县华侨志编纂委员会.2010.花都市志（1993-2000）.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第57页.
[12] 卢帆.2008.一家两国：跨国网络语境中的移民家庭研究[D].厦门大学硕士论文.
[13] 潘宏立.2006.福建侨乡的同姓组织与海外华人：石狮蔡氏宗族及其宗族组织的个案研究.载入陈志明等主编，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55-76.
[14] Aihwa Ong and Donald M. Nonini eds.1997.Ungrounded Empires——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Routledge.3-33.
[15] Aihwa Ong.1999.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16] Aron O’Cass，Hmily McEwen.2004.Exploring consumer status and conspicuous consumption[J].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 Vol. 4， 25-39：27.
[17] Liu Haiming.2005.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Immigrant letters， family business， and reverse migration.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12.
[18] Nina Glick Schiller， Linda Basch， and Cristina Blanc-Szanton eds.1992.Toward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race， clas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reconsidered.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ix-24.
[19] Peggy Levitt.2001.Transnational migration：taking stock and future directions.1（3）.195-216.
[20] Steven Vertovec.2001.Transnationalism and identity.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27（4）.573-582.
注解：
①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zgqj/2013/11-07/5475416.shtml，2015年3月1日.
② 本文所涉及的村落名、人名均作了技术处理。
关键词：新村；旅巴华侨华人；跨国网络；炫耀性消费
一、问题缘起
1992年，跨国网络（transnationalism）一词最先出现在Nina Glick Schiller等人主编的论文集中，用于描述人们超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界限，组建并维持移民原属国和移居国多重社会关系网络（包括亲属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社团关系（organizational）、宗教和政治关系）的社会过程（Schiller et al.1992：1）。其后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Alwjandro Portes等学者纷纷发表文章讨论“跨国网络”的定义，并将“跨国网络”的概念应用于族群性、跨国流动、跨文化融入和适应等现象的研究（丁月牙 2012）。同时学界试图考察跨国网络的来源，由此形成两种解释：一者认为移民网络的增长，包括商业网络、政治网络和文化网络使跨国网络成为可能；二者指出跨国网络是后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的产物（Nonini and Ong 1997）。
跨国网络理论的源起和发展来自于对居住在美国的拉美国家移民群体的实证研究。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开始将跨国网络理论引入海外华人研究，挑战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研究模式，提出了海外华人研究不仅仅要关注海外华人在移居国的文化展现、文化同化及生存适应等相关问题，而且要关注海外华人的跨国形态。由此，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海外华人移民不再是一种单向的移民过程，而往往表现为一种“既在此处又在彼处”的跨国形态，即华人移民并非是失根的（uprooted）或与地方文化脱节的，而是与原属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近年来，跨国网络理论引入海外华人研究后取得了诸多成果，大致可以包括移民个人与家庭、社会组织及国家的跨国实践研究、族群与民族认同研究、经济领域的跨国网络等几个方面。首先，卢帆（2008）、陈丽园（2013）和刘海铭（2005）等人关注跨国移民家庭的研究，潘宏立（2006）讨论福建侨乡同姓组织中的跨国网络。其次，移民通过各种途径迁入移居国，同时不忘与原属国保持联系，亦不忘从异国寄送侨汇回原属国，借此学者由关注跨国社会场域领域问题进而讨论族群与民族认同问题。Steven Vertovec （2001）提出，跨国网络和认同常被认为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陈志明（2012）也指出，越来越多的人从国家忠诚的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灵活公民身份跨越民族国家边界，形成“既此又彼”的身份认同。最后，经济领域的跨国网络研究十分关注跨国华人在商业领域的跨国实践。Nonini和 Ong（1997）认为，如果不研究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积累方式，我们将无法理解跨国现象。对此，不少学者探讨了华人资本家的跨国商业行为以及华人商业网络形成和发展的过程（Ong 1999，刘宏 2000）。
然而，在当今的“消费社会”（鲍得里亚 2001）中，跨国移民在跨国实践中的消费行为往往呈现独特之处。其中，从侨乡的角度来看，移民返乡后的“炫耀性消费”行为极为引人注目，购置豪华住宅，建造高价墓地，举办排场酒席等。
189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Thorstein Veblen最早提出“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概念，他以有闲阶级即富裕群体为研究对象，阐释了有闲阶级拥有大量财富，且还会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取得荣誉的现象。同时，Thorstein Veblen认为有闲阶级对财产的“炫耀性消费”源于他们从远古遗留到现在的显示自己优越和荣誉的心理、性格和习惯所致。（凡勃伦 2009）此外，Thorstein Veblen提及有闲阶级的存在同时产生了一些不工作的仆从和亲人的“代理消费”，即间接证明了主人具有较高的支付能力（凡勃伦 2009：54-78）。此后，诸如Leibenstein和Houthakker、Miller等多数学者都尝试用经济理性的思维来研究“炫耀性消费”，进一步深化了其定义。直到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吸取了社会学、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等学科精髓来弥补经济学视角的不足（刘飞 2007）。然而，直至目前学界仍未给出“炫耀性消费”的具体定义。针对此概念的模糊性，笔者引用了Aron O’Cass和Hmily McEwen（2004）对“炫耀性消费”的定义：在他人“在场”的情景中，消费注重其所带来的视觉效果或公开性地展示其所使用的产品。
综合上述，笔者尝试讨论“炫耀性消费”与跨国网络之间的关系，即华侨华人如何通过“炫耀性消费”维系移居国与原属国之间的网络？及华侨华人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对侨乡村民的移民意愿产生影响？
二、花都区旅巴华侨华人的概况
花都区是广州市重点侨乡之一，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广州市北部，珠江三角洲的边缘。花都区的海外华侨华人分布极广，早期以越南、马来亚等东南亚国家为主，其次为美国和巴拿马等拉美国家，西欧和大洋洲、非洲极少。1955年到1986年，巴拿马的华侨华人人数从766增至37266，人数翻了近48倍，（花县华侨志 1996：103）成为近些年移民选择的重要国家之一。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大批中国人先后到达巴拿马，从事巴拿马地峡铁路修建和巴拿马运河开凿。后来，由于为开凿巴拿马运河而成立的运河公司破产，大量滞留巴拿马的华侨华人开始从事杂货零售。1904年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独立并继续修建运河，大批中国人想移居巴拿马却遭到政府的限制。直至两年后，巴拿马政府颁布了第26号法律允许顶替已在巴国经营商店的中国人进入巴拿马，进一步吸引中国人移民巴拿马。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巴拿马军人执政后期，再次出现了新的中国移民潮；80年代末巴拿马军政府垮台，新政府承袭过去禁止中国人移民的政策，并对非法入境的中国人实施抓捕。但这一时期仍有大量的华人移居巴拿马，其中大部分来自广东省。这些新移民主要经营杂货店、肉店、家用电器及零配件商店、洗染店等。他们在中国受过教育，受过中国政治和文化的熏陶，所以不同于早期到达巴拿马的老移民。（管彦忠 2002） 如今，花都区人口为66.19万人，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约为40万人，分布在5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巴拿马的花都籍华侨华人总数约12万人，①即十人中约有两个人居住在巴拿马。近年来，大量的旅巴华人华侨回乡在购置楼房、修建墓园、举办大排场的“还神酒”活动等，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侨华人“炫耀性消费”文化。
三、新村的“炫耀性消费”与移民意愿
新村②，位于花都区狮岭镇，占地面积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48.66万平方米（即约729亩），全村人口1355人，总户数369户，户均人口3.7人，主要姓氏以邱、罗、陈、何、范为主，其中邱姓最多（花都市志 2010：57）。每年春节和清明节期间，大量的旅巴华侨华人便不远万里回到新村，并由此产生“炫耀性消费”行为。其中的“炫耀性消费”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较大规模的，行为发生后能被侨乡村民口口相传的；另一种是规模较小，发生在关系较为亲密的小群体之间。
在祭祖活动中捐赠烧猪一般算是较大规模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往往能得到侨乡村民口口相传。2012年，新村邱氏宗族举行大型祭祖活动，村内旅巴华侨华人共捐赠了13头烧猪，其中8头在献祭祖先后用于祭祖会餐，剩余5头平分予各家各户。有村民说，羡慕这些旅巴华侨华人“有面子”，在国外“赚到大钱”，“衣锦还乡”，为村内公共事务贡献力量，名字也被列入芳名榜。受此影响，侨乡村民认为，旅巴华侨华人大都是“有钱人”，移民巴拿马便可以“赚到大钱”，后又可以回国“大手笔”捐赠烧猪，挣得“面子”。可见，旅巴华侨华人在返乡捐赠烧猪后取得荣誉，获得地位的提升，显示自己优越感。
由此，新村的旅巴华侨华人乐于在巴拿马获得财富或取得成功之后，常常维系自己在巴拿马与新村之间的联系，促成了跨国网络的形成与维系。“炫耀性消费”成为华侨华人维系移居国与原属国之间联系的重要因素，即“炫耀性消费”是华侨华人维系跨国网络的重要条件。同时，正是有“炫耀性消费”的需要，华侨华人才将海外的侨汇寄回侨乡购置房产以显示自己的财富与成功，才定期于春节或清明节期间返乡。
近年来，虽然中国的快速发展已使得移民人数大幅下降，但新村移民势头并没有消减。许多新村的村民正是因为受到华侨华人返乡后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影响，逐渐形成或明确自己移民巴拿马的意愿。以下是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的两个案例：
个案一：邱泉，原本在花都区当一位机动车驾驶员教练，收入可观。2012年前后，他的诸多旅巴同学和朋友陆陆续续返乡祭祖、“还神”、“请客”等，并由此炫耀他们在海外获得财富与成功。邱泉认为移民巴拿马是他的同学与朋友获得财富的关键因素，只有移民巴拿马返乡的旅巴华侨华人才能如此“大手笔”花费，于是他决定辞去原有的工作，自费到巴拿马闯一闯。他说：“巴拿马那边的工资是美金，相比中国要高很多，在巴拿马工作肯定挣得比国内多。”
个案二：邱小成，1994年生，现在狮岭皮革城某皮具胶水厂从事销售工作，月薪两千六百元，工作已有两三年，储蓄仅有近万元。相比之下，与他年龄相仿的邱天华却在2007年移民巴拿马工作后获得了四十余万元的储蓄。2015年，邱天华移民巴拿马后首次回国，宴请邱小成及其同学免费吃喝，并向邱小成透露了自己的存款。这让邱小成产生了极大落差，并由此产生移民巴拿马的想法。邱小成说：“在这里每个月工资就这么点，自己买点东西就花完了，干死干活想盖个房子也不可以。而我舅舅的儿子，在巴拿马工作五年现在就有上千万身家，盖了三栋房子，每栋有六七层高。”同时邱小成表示，看自己村里的人个个都是高楼大厦，而自己就两三层，如果在巴拿马获得一定资本后，一定会寄钱回家盖房子。
可见，新村的旅巴华侨华人通过返乡的“炫耀性消费”建构了侨乡村民对巴拿马的想象，认为巴拿马是一个极其容易“赚大钱”、“发大财”的地方。由此华侨华人的“炫耀性消费”也促成了众多侨乡村民形成移民的意愿。
四、结论与讨论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不少海外华人在移居国建立新家庭、新社区之时，亦不忘与祖籍地保持频繁而有序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联系，以此形成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跨国网络关系。Schiller等人在分析跨国网络现象时开始引入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提出跨国社会场域的概念，并认为跨国社会场域有助于移民的跨国迁徙，也支持了移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践；另一方面，移民跨国社会场域一旦形成，也规范和制约着移民的行动策略（潮龙起 2007）。“炫耀性消费”就是在跨国社会场域中进行，华侨华人在移居国获得财富，却在原属国进行消费，并由此维系了移居国与原属国的跨国联系。
Peggy Levitt（2001）的研究表明，对于那些从未移民但却深受跨国社会场域影响的人们，跨国社会场域同样影响他们现在的生活。华侨华人的“炫耀性消费”对侨乡的村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华侨华人在海外获得财富使得侨乡的村民对自己的收入产生落差；另一方面“炫耀性消费”行为促成了侨乡村民形成移民的意愿。
总而言之，华侨华人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对跨国网络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同时跨国网络是华侨华人进行“炫耀性消费”行为的重要基础。（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基金支持：本文受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侨乡研究硕士论文基金资助。
参考文献：
[1] 鲍得里亚.2001.消费社会[M].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 陈丽园.2013.社会变迁与跨国华人家庭的建立[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五期.138-144.
[3] 陈志明著.段颖、巫达译.2012.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
[4] 潮龙起.2007.移民史研究中的跨国网络理论[J].史学理论研究.第三期.53-63. [5] 丁月牙.2012.论跨国网络及其理论贡献[J].民族研究.第三期.1-12.
[6] 凡勃伦.2009.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7] 管彦忠.2002.中国人移居巴拿马的历史进程[J].拉丁美洲研究.2：32-35.
[8] 刘飞.2007.从生产主义到消费主义：炫耀性消费研究述评[J].社会（4）.136-151.
[9] 刘宏.2000.社会资本与商业网络的建构：当代华人跨国网络的个案研究[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一期.1-15.
[10] 花县华侨志编辑组.1996.花县华侨志.广东：花都市地方志办公室出版.第103页.
[11] 花县华侨志编纂委员会.2010.花都市志（1993-2000）.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第57页.
[12] 卢帆.2008.一家两国：跨国网络语境中的移民家庭研究[D].厦门大学硕士论文.
[13] 潘宏立.2006.福建侨乡的同姓组织与海外华人：石狮蔡氏宗族及其宗族组织的个案研究.载入陈志明等主编，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55-76.
[14] Aihwa Ong and Donald M. Nonini eds.1997.Ungrounded Empires——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Routledge.3-33.
[15] Aihwa Ong.1999.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16] Aron O’Cass，Hmily McEwen.2004.Exploring consumer status and conspicuous consumption[J].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 Vol. 4， 25-39：27.
[17] Liu Haiming.2005.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Immigrant letters， family business， and reverse migration.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12.
[18] Nina Glick Schiller， Linda Basch， and Cristina Blanc-Szanton eds.1992.Toward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race， clas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reconsidered.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ix-24.
[19] Peggy Levitt.2001.Transnational migration：taking stock and future directions.1（3）.195-216.
[20] Steven Vertovec.2001.Transnationalism and identity.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27（4）.573-582.
注解：
①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zgqj/2013/11-07/5475416.shtml，2015年3月1日.
② 本文所涉及的村落名、人名均作了技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