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孙少山在《二元一斤国富论》一文中说，他在地摊上花二元钱买了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被奉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其《国富论》主旨宏大，研究如何富国裕民。巧了，笔者逛书摊，也看到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旁边还有一本《韬略大全》（中国卓越出版公司出版），都是二元一本。没出息的我，只买了《韬略大全》。
　　 民俗有“抓周”，新生儿周岁时，将各种物品摆放于小孩面前，任其抓取。如果小孩抓了印章之类，意喻长大以后官运亨通;抓了铲子、勺子之类生活用具，便注定长大后是劳作的命，没出息。孙少山胸有大志，读《国富论》。我目光短浅，读的是有关个人生存之道的《韬略大全》。难怪同样舞文弄墨，孙少山拿了全国大奖，笔者连市级奖项都望尘莫及。
　　 1999年马森亮的《韬略大全》甫一发表，便“获得空前的轰动，报纸争相转载，几年间此书一版再版竟达十几版之多”。看来，没出息的不光我一个。
　　 说韬略，似乎有些高深。其实，马森亮先生的《韬略大全》，基本上是古人“三十六计”的演绎。说起“三十六计”，大家自然熟悉多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连小孩子都能张口就来。马森亮先生借助古今中外故事，解读了“三十六计”。意犹未尽，马先生自己又新编了十一计续后。笔者感兴趣的，是其后续十一计中的“诈癫扮傻”。
　　 在这一计中，马森亮先生讲了“孙膑诈癫避大难”和“燕王装疯起义兵”两个故事，都与生存之道有关。鲁迅先生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鲁迅《华盖集》中的《忽然想到》）。孙膑诈癫，燕王装疯，都是发生在其没有发迹之前，关乎自己小命能否活下去的紧要关头。
　　 虽然比较可信的《史记》中，谈及孙膑与庞涓笔墨不多，但孙膑诈癫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燕王装疯，起因于建文帝“削藩”，燕王朱棣为了自保，便“王乃佯狂称疾，走呼市中，夺酒食，语多妄乱，或卧土壤，弥日不甦。张昺、谢贵等入问疾。王盛暑拥炉摇颤曰：‘寒甚’。宫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堂堂燕王，跑到大街上装疯卖傻，煞是热闹。
　　 其实，为了自保而诈癫扮傻之类的故事多了去了。汉高祖刘邦说：“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自己不如人，便要多加防范，萧何派人给前方送军粮，刘邦每次都要问送粮人：“萧相国在长安做什么？”来人回答：“相国除了办军需，还爱民如子，安抚、体恤百姓。”刘邦听了，总是默不作声。萧何是何等聪明人，天子无声胜有声。于是，萧何不仅力辞封邑，将大量家财拨入国库，移作军需;还低价强行购买民间土地房屋，巧取豪夺，故意让百姓咒骂，自污名节，不得不装“坏”。说实在的，萧何装“坏”自污名节，比起孙膑诈癫、燕王装疯，看似文雅不俗，但在“名节如璧不可污”的封建社会，装“坏”自污名节的萧何，内心的痛苦，未见得会比躺在猪圈里披头散发，往嘴里塞猪粪的孙膑好受。
　　 商纣王昏庸无道，通宵饮酒，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日。问左右的人，大家战战兢兢，都说不知道。纣王便派人去问自己的叔父箕子，箕子长叹：“一国之君都没有时间和月日的概念，天下就危险了。一国之人都不知时日，只有我知道，我也就危险了。” 于是，以喝醉了为由，推说自己也不知道今天的时日。大家都装傻，谁都不说真话。最后，商纣王玩了“自焚”的大结局。
　　 举国上下，难道都不知道时日？商纣王如果连这个也信，岂不傻透腔了？但故事就是故事，什么屎盆子都可以泼，谁让你昏庸无道来着。
　　无论是孙膑诈癫，燕王装疯，还是萧何自污，箕子托醉，说到底，都是故事。官修《明史》只是说朱棣装病，没有装疯一说。历史上那点儿事，你说我说他说，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编成故事当然越热闹越好。朱棣装疯卖傻，玩人间蒸发，更能博得眼球。
　　 作家李庆西说：“在国人的记忆中，從田忌赛马的古老寓言开始，智谋就成了弱者的取胜之道，至少藉以获得某种精神优胜。从王允连环计到周瑜打黄盖，从诸葛亮空城计到姜维谋结钟会，那些故事情节让人津津乐道，亦无疑印证了某种智谋崇拜的文化心理。”（《三国如何演义》三联书店）
　　 由此看来，我读《韬略大全》，也是文化心理使然。比起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不掉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