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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末全国大降温，成都也非常冷。和几个朋友吃了耗儿鱼之后，大家决定去酒吧放松一下。我们来到某家著名夜店，那里就像一个景点，有很多人等着进去，也有人不断出来。位子是没有的，不过大家也不在乎，找了一个吧台，准备站着喝酒（也像孔乙己那样穿着长衫）。
接下来的场景是这样的：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看了酒水单子，对一位在BAT工作的朋友说：“你们点吧。”那位朋友看了一下单子，几个人思考了一下，最后说：“我们还是换一家吧。”我跟着他们走出来，才知道是嫌酒水太贵了。大家在寒风中站着，突然很开心：我们这些中年人啊，是不舍得花钱在这种地方啦。
酒吧里是另一个世界，年轻人在那里嗨翻天，而我们在寒风中也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位置：一切小心翼翼，即便是要放纵，也会巧妙地懂得节制。大家谈论的也都是那些忧心忡忡的事情，一位朋友所在的行业，有好几家西南区办事处，现在已经裁得只剩一个人了。
年轻人失业不会有太大感觉。他们的职业之路才刚刚开始，甚至都还不知道未来想做什么。换一个工作，甚至换一个行业，都算是尝试新的可能性。而对我们这些站在寒风中的几位就不同了。大家都认识到自己正处在一个危险的阶段，年龄在35到45之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实在不敢乱动。
这种感觉不是自艾自怜，而是有相当明晰的标准。很多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在年龄上都会特别注明“35岁以下”，还会补一句伤人的“特别优秀的可以适当放宽”。而一些要裁员的企业，虽然不明说年龄歧视，却有一个“40岁一刀切”的潜规则。当然，也可能是45岁，取决于企业老板的判断，到哪个年龄，人就不再可能接受新事物了。
在傳统农业社会，人的寿命要短得多，农民却很少会在40岁感到忧愁。虽然他能感到晚年的迫近，但是子女逐渐成人、结婚，40岁的男人很快能体会到大家庭的权力感。家庭内外，他都正在接近拥有威望的过程中。一个40岁的农民，不管是从体力还是技术上说，都正是做农活的好手，他享受到的是丰收的成就感和年轻人的崇敬。
过去20多年，有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他们经常处于失业的危险中，却并不在乎失业。每年春天，他们从家乡前往城市打工，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在情感上，他们还和农村保持紧密联系，没有把自己作为都市职场的人员，也不会感受到职场的残酷性。
而城里人第一次大规模感受失业，是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下岗潮。对于下岗工人来说，当时不仅仅是失业，再也享受不到任何保障，更重要的是一种从集体生活中被强制剥离出来的失落感，这让很多下岗职工对原单位有着长期的怨念。
今天被裁员的人，和农民工遭遇的失业以及下岗工人有着不同。它既不同于农民工的彻底无保障，也不同于当初国企职工的“全部保障”。自从上世纪90年代的社保改革开始，大都市的职场，逐渐变成一种“自我保障”的状态。公司和个人一起缴纳社保，在做出裁员决定的时候，只要能够依法办事，就不再有国企下岗潮时的那种情感羁绊。
举一个例子，同样是裁员，新旧媒体就有很大的不同。那些停刊的报纸，在此前就面临着经营上的困境。但是，他们会一点点收缩，很少通过大规模裁员来缩减成本。传统媒体很像国企，落后、艰难，但是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人情味。那些才创办不久的新媒体机构则不然，投资机构看不到盈利前景，行动起来会非常迅捷，一个几十上百人的团队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全部裁掉，既依法办事，又冷酷无情。
正是在“自我保障”的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都市人的所谓“中年危机”。真正的危机，必然是这种职业上的中断，因为没有人为你负责，你必须独自承受命运。建立在职业上的存在感，是都市人自我认同的核心。除了经济上切切实实的困难（房贷还有个人要缴纳的各种保险）外，被裁员也是对人生的否定。早年一部香港电影，讲一个父亲被公司裁掉，不敢告诉自己的家人，他跑到动物园里打工，披着一件熊皮在那里表演，最后被去动物园里玩耍的儿子识出——被裁员在这里甚至变成一种道德上的缺失。
真正的“中年危机”，不管表象如何，在最深处必然是对失业的恐惧。担心自己的钱不够，不敢辞职谋求变化;事业上停滞不前，很有可能成为被裁员的对象;在单位被领导骂了不敢还嘴，因为家里负担太大;疲于应酬，发展出油腻而让人憎恶的饭局文化，也是打着开拓人脉资源的旗号。所有的调侃和段子背后，站着的都是一个不敢失业的中年人。这种真正的恐惧，哪里是80后90后年轻人所能理解的呢。
“中年危机”其实也是纯粹的现代性问题，它是到了工业社会，在城市中才出现的现象。人把自己对生活的规划，完全建立在职业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新的时间观念。对一个农民来说，从出生到老，时间都是均质的、混沌的，它不存在中断和退休的问题。而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从他进入职场开始，就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时间感受。不但有固定的退休年龄，社保要缴纳到一定期限才可以拿退休金，每一份劳动合同都会标明清晰的时间，要命的房贷也是有期限的，而且还标明了刻度。
最终，是职场上的表现在重新定义年龄。职场上的成功者，只要职位不断攀升，他就永远年轻，永远可以吸引更年轻的异性。就这个意义上说，中年失业，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死亡”。幸运的人可以拥有九条命，或者斩掉自己躯体的一部分，然后再生;而不幸的人，将彻底陷入人生的低谷。职场生命结束，即便身体健康，在社会中也将失去尊严。
接下来的场景是这样的：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看了酒水单子，对一位在BAT工作的朋友说：“你们点吧。”那位朋友看了一下单子，几个人思考了一下，最后说：“我们还是换一家吧。”我跟着他们走出来，才知道是嫌酒水太贵了。大家在寒风中站着，突然很开心：我们这些中年人啊，是不舍得花钱在这种地方啦。
酒吧里是另一个世界，年轻人在那里嗨翻天，而我们在寒风中也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位置：一切小心翼翼，即便是要放纵，也会巧妙地懂得节制。大家谈论的也都是那些忧心忡忡的事情，一位朋友所在的行业，有好几家西南区办事处，现在已经裁得只剩一个人了。
年轻人失业不会有太大感觉。他们的职业之路才刚刚开始，甚至都还不知道未来想做什么。换一个工作，甚至换一个行业，都算是尝试新的可能性。而对我们这些站在寒风中的几位就不同了。大家都认识到自己正处在一个危险的阶段，年龄在35到45之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实在不敢乱动。
这种感觉不是自艾自怜，而是有相当明晰的标准。很多企业在招聘的时候，在年龄上都会特别注明“35岁以下”，还会补一句伤人的“特别优秀的可以适当放宽”。而一些要裁员的企业，虽然不明说年龄歧视，却有一个“40岁一刀切”的潜规则。当然，也可能是45岁，取决于企业老板的判断，到哪个年龄，人就不再可能接受新事物了。
在傳统农业社会，人的寿命要短得多，农民却很少会在40岁感到忧愁。虽然他能感到晚年的迫近，但是子女逐渐成人、结婚，40岁的男人很快能体会到大家庭的权力感。家庭内外，他都正在接近拥有威望的过程中。一个40岁的农民，不管是从体力还是技术上说，都正是做农活的好手，他享受到的是丰收的成就感和年轻人的崇敬。
过去20多年，有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他们经常处于失业的危险中，却并不在乎失业。每年春天，他们从家乡前往城市打工，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在情感上，他们还和农村保持紧密联系，没有把自己作为都市职场的人员，也不会感受到职场的残酷性。
而城里人第一次大规模感受失业，是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下岗潮。对于下岗工人来说，当时不仅仅是失业，再也享受不到任何保障，更重要的是一种从集体生活中被强制剥离出来的失落感，这让很多下岗职工对原单位有着长期的怨念。
今天被裁员的人，和农民工遭遇的失业以及下岗工人有着不同。它既不同于农民工的彻底无保障，也不同于当初国企职工的“全部保障”。自从上世纪90年代的社保改革开始，大都市的职场，逐渐变成一种“自我保障”的状态。公司和个人一起缴纳社保，在做出裁员决定的时候，只要能够依法办事，就不再有国企下岗潮时的那种情感羁绊。
举一个例子，同样是裁员，新旧媒体就有很大的不同。那些停刊的报纸，在此前就面临着经营上的困境。但是，他们会一点点收缩，很少通过大规模裁员来缩减成本。传统媒体很像国企，落后、艰难，但是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人情味。那些才创办不久的新媒体机构则不然，投资机构看不到盈利前景，行动起来会非常迅捷，一个几十上百人的团队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全部裁掉，既依法办事，又冷酷无情。
正是在“自我保障”的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都市人的所谓“中年危机”。真正的危机，必然是这种职业上的中断，因为没有人为你负责，你必须独自承受命运。建立在职业上的存在感，是都市人自我认同的核心。除了经济上切切实实的困难（房贷还有个人要缴纳的各种保险）外，被裁员也是对人生的否定。早年一部香港电影，讲一个父亲被公司裁掉，不敢告诉自己的家人，他跑到动物园里打工，披着一件熊皮在那里表演，最后被去动物园里玩耍的儿子识出——被裁员在这里甚至变成一种道德上的缺失。
真正的“中年危机”，不管表象如何，在最深处必然是对失业的恐惧。担心自己的钱不够，不敢辞职谋求变化;事业上停滞不前，很有可能成为被裁员的对象;在单位被领导骂了不敢还嘴，因为家里负担太大;疲于应酬，发展出油腻而让人憎恶的饭局文化，也是打着开拓人脉资源的旗号。所有的调侃和段子背后，站着的都是一个不敢失业的中年人。这种真正的恐惧，哪里是80后90后年轻人所能理解的呢。
“中年危机”其实也是纯粹的现代性问题，它是到了工业社会，在城市中才出现的现象。人把自己对生活的规划，完全建立在职业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新的时间观念。对一个农民来说，从出生到老，时间都是均质的、混沌的，它不存在中断和退休的问题。而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从他进入职场开始，就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时间感受。不但有固定的退休年龄，社保要缴纳到一定期限才可以拿退休金，每一份劳动合同都会标明清晰的时间，要命的房贷也是有期限的，而且还标明了刻度。
最终，是职场上的表现在重新定义年龄。职场上的成功者，只要职位不断攀升，他就永远年轻，永远可以吸引更年轻的异性。就这个意义上说，中年失业，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死亡”。幸运的人可以拥有九条命，或者斩掉自己躯体的一部分，然后再生;而不幸的人，将彻底陷入人生的低谷。职场生命结束，即便身体健康，在社会中也将失去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