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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气污染特别是严重的雾霾天气频发引发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和探讨，政府将解决雾霾问题作为环境治理的突破口，然而公众在协同参与治理及个人防护方面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甚至无所作为。基于KAP理论模式，采用问卷随访调查和回归检验方法，从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与雾霾认知以及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等方面展开分析。结果发现：自我健康保护意识和环境态度会对城市居民应对雾霾的防护行为起到显著正向影响，而且雾霾认知存在直接影响。其中，雾霾基本认知和雾霾危害认知均对城市居民应对雾霾的防护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雾霾成因认知却无明显影响。因此，应加强宣传，强化雾霾基本认知和雾霾危害认知，引导民众树立健康保护意识与环境友好态度，促进公众对雾霾成因的了解，积极参与雾霾的协同治理。
关键词：环境态度;雾霾认知;防护行为;KAP理论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9）01-0116-09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9.01.016
引 言
近年来雾霾天气频发，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2016年全国338个地级城市中有254个城市空气污染超标，占比高达75.1%。其中，发生重度污染2 464天次，严重污染784天次。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占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的80.3%[1]。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着力解决环境问题，“生态文明”被提及多达12次[2]。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继续开展抗击雾霾的斗争以保卫蓝天。”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蓝天也是幸福。新时代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建设美丽中国，民众的参与和协同必不可少[3]。因此，深入了解城市居民的环境态度与雾霾认知显得尤为紧迫。
并分析了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8-9]。有研究表明经济发展程度与人们环保支付意愿之间并无关联[10]，环境的关注度与国家的富裕程度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11]。但是，也有研究表明生态退化（直接影响公众利益）会引起公众日益增加的环境关注度[12]。这说明当没有切实影响到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公众对环境问题会呈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
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需要全社会协同参与治理[13]。国家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重视雾霾治理，然而全民及全社会协同参与治理存在滞后性[14]。当前，学界关注的重点大多集中在雾霾形成的机理及雾霾造成的影响方面，很少有学者研究城市居民的雾霾认知和防护行为。现有相关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城市居民的健康保护意识和环境态度，也未将雾霾认知进一步细化为基本认知、成因认知与危害认知。为了更好地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打赢防治雾霾的蓝天保卫战，民众的积极参与和协同治理至关重要。为此，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分析探讨城市居民的环境态度及雾霾认知对于防护行为的影响，以揭示提升居民健康素养的有效途径和应该采取的措施。
一、理论依据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依据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需求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其中安全需求处于低层次需求，也是基本需求。人们都渴望拥有安全、幸福、健康的生活环境，而当前阶段环境污染、雾霾频发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恐慌与不满，民众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对政府治理雾霾缺乏信心[15]。由雾霾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环境社会问题已经触及了民众对于安全需求的底线。只有当人从低层次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才可能出现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要。所以，研究公众对雾霾的认知水平及环境态度、了解公众对雾霾等环境社会问题的看法与需求至关重要。
知—信—行（KAP）理论模式，是改变人类健康相关行为的模式之一，也是一种行为干预理论，它将人类行为的改变分为获取知识（knowledge），产生态度及信念（attitude，belief）与形成行为（practice）三个连续过程，即知识—信念—行为。知（知识和学习）是基础，信（信念和态度）是动力，行（促进健康行为）是目标。通常用来阐释个人知识及信仰如何改变健康行为，该模式多用于医疗及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从环境社会学角度来考量城市居民的环境态度与雾霾认知是否会影响其应对雾霾的防护行为的研究几不可见。为此，本文引入KAP理论模式，将其延展到环境社会学领域，设计问卷、展开调研和进行实证分析，以探讨城市居民的环境态度与雾霾认知是否对其防护行为有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访调查法，根据KAP理论模式设计调查问卷，问题涉及有关雾霾的知识—信念—行为等多个方面，具体包括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雾霾认知、防护行为。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多元回归的方式，相关指标采用χ2检验进行统计分析，检验水准[WTBX]=0.05[WTBZ]。问卷中健康保护意识共包括5个问题，环境态度部分共包括5个问题，雾霾基本认知共包括6个问题，雾霾成因认知共包括11个问题，雾霾危害认知共包括8个问题，对雾霾的防护措施与行为共包括7个问题（表1）。
成因认知[ZB（][BHDWG10，WK44ZQW]雾霾的发生与空气湿度有关;雾霾的形成与当时的气象条件没有关系;雾霾天气的形成与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是否有关;2016年12月份的重污染天气过程，与当时的气象条件极度不利无关;家里炒菜、做饭也会产生PM2.5;您认为我们平时的衣食住行会产生PM2.5吗;汽车尾气是雾霾的第二大成因;城市的热电厂对空气污染非常大;非采暖期大大小小的工业污染企业排放是雾霾的最主要污染源;采暖季农村燃煤取暖（烟煤为主）是雾霾的最主要污染源;2016年12月份的重污染天气过程，散煤污染是根本成因。[ZB）W][BHDWG8]
危害认知[ZB（][BHDWG8，WK44ZQW]雾霾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以及生活;您认为雾霾是否会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短时间暴露在雾霾中不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雾霾对人的身体哪个部分影响最大;雾霾天气会增加肺癌患病率吗;雾霾不会导致生殖泌尿系统的病变，比如肾衰竭、尿毒症等;雾霾不仅伤害人体的各种器官，更在无形之中影响着神经系统;您认为雾霾对裸露在外的皮肤有影响吗。[ZB）W][BHDWG7] 防护行为[ZB（][BHDWG7，WK44ZQW]外出前，您是否会利用手机等查看当天的空气质量指数;雾霾天外出时您会选择什么交通工具;雾霾天气出门是否会戴专业防霾口罩;您认为以下那个口罩对PM2.5的过滤效果最好;您的户外活动时间有没有因为雾霾天气而减少;雾霾天气外出回家后，是否会马上洗脸与清理鼻腔;是否在雾霾天气外出前保护好裸露的皮肤（如戴帽子、口罩、丝巾等）。
所有选项归总为二分类选项，即选“是”与“否”或者“对”与“错”。受访者选择正确的答案或选择有健康保护意识与环境友好态度的选项赋值为“1”，受访者选择错误的答案或选择没有健康保护意识与较差环境态度选项赋值为“0”，以各个部分问题加总得分比上各个部分的问题数量，得到受访者对归类问题的标准化得分。分数越高，代表受访者的环境态度与雾霾认知越好（表2）。
二、调查实施与数据的交叉分析
（一）调查实施及问卷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城市居民（居住时间6个月以上）的环境态度、雾霾认知及防护行为之间的关系，课题组于2017年5月在河北省保定市展开问卷调查。本研究自行设计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城市居民自我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雾霾认知和防护行为等方面内容，调查地点涵盖市政府、事业单位、高校、企业与公司等，并且在保定市军校广场、未来石、裕华路等地展开随访式问卷调查，能够较好地代表广大城市居民关于雾霾的相关认知水平。现场发放并回收问卷310份，其中有效问卷308份问卷汇总时仅有个别问题漏填，不影响问卷分析即视为有效问卷。同时，部分职业为学生的受访者将奖学金、假期兼职等视為收入来源。。问卷数据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为0.555，KMO值为0.622，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5的巴特利球型检验，说明问卷调查的数据可用。
在所调查的受访者中，男性占46.1%，女性占53.9%;被调查城市居民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下，占67.5%，其中，36～45岁、46～55岁、55岁以上这三个年龄段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8.8%、12.0%、1.6%;本次调查中城市居民文化程度大部分为本科及以上，占61.5%，初中及以下占11.8%，高中、中专及大专占26.6%;受访者中公务员及企事业单位人员、退休人员最多，占42.1%，其次是学生，占29.9%，农民及农民工、个体户、临时工及无工作的受访者最少，占28.0%;年收入在1～3万的受访者最多，占22.0%，年收入在1万以下、3～5万、5～7万、7万以上和无收入者分别占10.2%、19.1%、15.5%、12.5%和20.7%。
（二）数据交叉检验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调查对象的环境态度、雾霾认知和防护行为，采用交叉检验的方式进行分析。研究中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年收入五类。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在环境态度方面，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的城市居民存在显著性差异。在雾霾基本认知方面，不同教育程度和职业的城市居民存在显著性差异;在雾霾成因认知方面，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的城市居民存在显著性差异;在雾霾危害认知方面，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的城市居民存在显著性差异。在针对雾霾的防护行为方面，不同受教育程度与职业的城市居民存在显著性差异。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对调查对象的环境态度、雾霾认知和防护行为均有显著性影响，而年收入则对调查对象的环境态度、雾霾认知和防护行为无明显影响（表3）。
三、相关性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
（一）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与影响要素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对城市居民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雾霾基本认知、雾霾成因认知、雾霾危害认知与城市居民防护行为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本文所有数据录入使用Epi data3.1，数据整理及分析使用SPSS 18.0进行操作。，除了雾霾成因认知对城市居民防护行为在0.05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外，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雾霾基本认知与雾霾危害认知都在0.01显著性水平上与城市居民防护行为呈显著相关性。说明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与雾霾认知是影响城市居民防护的重要因素（表4）。
（二）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与雾霾认知对城市居民防护行为的回归分析
通过对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与雾霾认知对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的影响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将五个模型相比较，发现模型五解释力较强。模型五因变量可接受的解释度R2为0.197，修正后的R2为0.166，说明各因素对城市居民的防护行为有解释力。回归方差的F值为6.367，Sig值为0.000，表明适合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同时对模型五进行共线性检验，每个自变量的容差（Tolerance）介于0～1之间，每个自变量的变异数膨胀因素（VIF）在1～10之间，说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各模型具体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模型一仅将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纳入模型中，可以看出对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的影响非常显著。模型二仅将雾霾认知因素纳入模型中，可见除雾霾成因对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不显著外，雾霾基本认知、雾霾危害认知对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都高度显著。模型三在健康保护意识因素、环境态度因素变量的基础上将个人特征因素纳入模型中，可以看出个人特征因素对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在0.05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健康保护意识因素与环境态度因素依然显著，但是环境态度因素系数较之模型一略有所下降。模型四在雾霾认知因素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个人特征因素，可以看出除了雾霾成因对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不显著外，雾霾基本认知、雾霾危害认知对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都高度显著。雾霾认知各因素较之模型二未有较大变化。此外，个人特征中的收入因素在0.05显著性水平下与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呈现显著相关性。模型五在健康保护意识因素、环境态度因素、雾霾认知因素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个人特征因素，可以发现，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雾霾基本认知、雾霾危害认知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对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高度显著，而雾霾成因认知则不显著。个人特征因素中除了收入在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外，其余变量对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不显著。由此可见，在控制个人特征因素后，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雾霾成因认知及雾霾危害认知均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而雾霾成因认知则未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 由模型五可知，在進行多元回归分析后，在0.05显著性水平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与收入对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影响不显著。在0.1显著性水平下收入对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起到正向影响作用，即收入越高防护行为越好。另外，多元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在0.05显著性水平上健康保护意识、雾霾基本认知对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起正向影响作用。在0.01显著性水平下环境态度、雾霾危害认知对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起正向影响作用。雾霾的成因认知对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没有影响。
根据研究结果可知，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和雾霾认知会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根据KAP理论模式，个人的知识及态度会影响其行为选择。这一结果体现了城市居民关注自身健康即会关注雾霾危害，加强自我防护意识，从而采取有效手段进行自我防护。城市居民的环境态度也会影响其防治雾霾的态度，拥有较为积极地环境态度的城市居民往往也具有较好的雾霾防护意识。雾霾认知将直接作用于城市居民的防护行为，研究结果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拥有较好的雾霾认知则其更加具有防护意识，从而采取更加有效地防护行为与措施。其中，雾霾危害认知对城市居民针对雾霾的防护行为的影响最为明显。城市居民只要了解雾霾，认识到雾霾带来的诸多危害，不论其是否了解雾霾形成原因，都会采取相应的防护行为来进行自我防范与保护。
四、讨论与结论
（一）发现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保定市308位受访者问卷调查展开实证研究，通过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探讨了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和雾霾认知对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的影响，发现：1.个人的健康保护意识与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城市居民的个人健康保护意识越强，则其越有较好的防护行为。2.环境态度与城市居民的的防护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城市居民的环境态度越好，则其越有较好的防护行为。3.雾霾的基本认知和危害认知均对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产生影响。城市居民的雾霾基本认知和危害认知越高，其针对雾霾的防护行为越好。4.雾霾成因认知对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不起影响作用。
受条件所限，调研活动仅在保定地区开展，并未对其他地区进行问卷调查。同时，本研究样本量较少，而且其中含有学生填写的问卷，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误差，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补充与完善。
（二）结论与对策建议
根据KAP理论模式可知，良好的意识与态度将影响民众的行为选择。研究结果表明：自我健康保护意识与环境态度会对城市居民应对雾霾的防护行为起到正向影响作用。雾霾认知会直接影响城市居民应对雾霾的防护行为。其中，雾霾基本认知和雾霾危害认知均对城市居民应对雾霾的防护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雾霾成因认知对城市居民应对雾霾的防护行为无明显影响。
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校、社区应加强宣传，引导民众树立健康保护意识与良好的环境态度。城市居民有了积极的健康保护意识与良好的环境态度，就会更加关注与应对雾霾等大气污染问题，进而关注自身健康采取有效手段应对雾霾。同时，应该加强民众对雾霾的认知，尤其是普及雾霾常识与雾霾成因，让广大城市居民能够正确认知雾霾，从而采取更加有效地手段进行雾霾防护工作。其中，重点加强公众的雾霾危害认知，让广大群众了解雾霾的诸多危害，在应对雾霾天气时使城市居民更加自觉地进行防护，减轻雾霾对民众带来的不良影响。个人应该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培养环保行为，树立环保意识，养成良好的环境态度。正确认识雾霾，在全社会形成防治雾霾的良好氛围。全社会协同努力，改善生活环境，关注自身健康，加强对雾霾有效的防护行为。
应对雾霾天气，从根源上改善其对生产生活造成的不良影响，政府、企业与公众都应树立责任意识，积极协同治理雾霾。避免民众因防护措施不足而面临的诸多危害。为此，政府应加大立法、区域联动，攻坚治理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牢固树立社会效益意识，做到减污限排、绿色生产。个人应加强对政府治理雾霾的信心，支持政府治理雾霾的各项措施，提高协同治理雾霾的参与度。
[参 考 文 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1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EB/OL].[2018-03-06].http：//www.mee.gov.cn/hjzl/zghjzkgb/lnzghjzkgb/.
[2]中国的现代化有了“美丽”新目标[EB/OL].[2017-10-20].http：//cpc.people.com.cn/19th/nl/2017/1020/c414537-29599124.html.
[3]李惠茹，杨丽慧.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进展、效果与对策[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66-71.
[4]孙猛，李晓巍.空气污染与公共健康：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人口学刊，2017，39（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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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U F， XU D， CHENG Y， et al.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he Adverse Health Effects of Ambient PM2.5 and PM10 Pollution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J].Environmental Research，2015（136）：196-204. [7]ZHOU M，HE G，FAN M，et al.Smog Episodes， Fine Particulate Pollution and Mortality in China[J].Environmental Research，2015（136）：396-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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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UNLAP R E，YORK R.The Glob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the Limits of the Postmaterialist Values Explanation：Evidence from Four Multinational Surveys[J].Sociological Quarterly，2010，49（3）：529-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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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志越.京津冀地区雾霾成因、危害及治理对策研究[J].环境与发展，2017（8）：103-104.
[14]陈碧倩，罗亚娟.公众雾霾认知的特征及其结构性制约因素分析[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7，39（1）：17-23.
[15]馬志越，王金营，王朋岗.城市居民雾霾认知与防治意愿研究：以保定市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8，32（12）：13-19.
【责任编辑 吴 姣】
关键词：环境态度;雾霾认知;防护行为;KAP理论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9）01-0116-09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9.01.016
引 言
近年来雾霾天气频发，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2016年全国338个地级城市中有254个城市空气污染超标，占比高达75.1%。其中，发生重度污染2 464天次，严重污染784天次。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占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的80.3%[1]。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着力解决环境问题，“生态文明”被提及多达12次[2]。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继续开展抗击雾霾的斗争以保卫蓝天。”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蓝天也是幸福。新时代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建设美丽中国，民众的参与和协同必不可少[3]。因此，深入了解城市居民的环境态度与雾霾认知显得尤为紧迫。
并分析了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8-9]。有研究表明经济发展程度与人们环保支付意愿之间并无关联[10]，环境的关注度与国家的富裕程度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11]。但是，也有研究表明生态退化（直接影响公众利益）会引起公众日益增加的环境关注度[12]。这说明当没有切实影响到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公众对环境问题会呈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
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需要全社会协同参与治理[13]。国家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重视雾霾治理，然而全民及全社会协同参与治理存在滞后性[14]。当前，学界关注的重点大多集中在雾霾形成的机理及雾霾造成的影响方面，很少有学者研究城市居民的雾霾认知和防护行为。现有相关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城市居民的健康保护意识和环境态度，也未将雾霾认知进一步细化为基本认知、成因认知与危害认知。为了更好地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打赢防治雾霾的蓝天保卫战，民众的积极参与和协同治理至关重要。为此，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分析探讨城市居民的环境态度及雾霾认知对于防护行为的影响，以揭示提升居民健康素养的有效途径和应该采取的措施。
一、理论依据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依据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需求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其中安全需求处于低层次需求，也是基本需求。人们都渴望拥有安全、幸福、健康的生活环境，而当前阶段环境污染、雾霾频发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恐慌与不满，民众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对政府治理雾霾缺乏信心[15]。由雾霾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环境社会问题已经触及了民众对于安全需求的底线。只有当人从低层次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才可能出现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要。所以，研究公众对雾霾的认知水平及环境态度、了解公众对雾霾等环境社会问题的看法与需求至关重要。
知—信—行（KAP）理论模式，是改变人类健康相关行为的模式之一，也是一种行为干预理论，它将人类行为的改变分为获取知识（knowledge），产生态度及信念（attitude，belief）与形成行为（practice）三个连续过程，即知识—信念—行为。知（知识和学习）是基础，信（信念和态度）是动力，行（促进健康行为）是目标。通常用来阐释个人知识及信仰如何改变健康行为，该模式多用于医疗及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从环境社会学角度来考量城市居民的环境态度与雾霾认知是否会影响其应对雾霾的防护行为的研究几不可见。为此，本文引入KAP理论模式，将其延展到环境社会学领域，设计问卷、展开调研和进行实证分析，以探讨城市居民的环境态度与雾霾认知是否对其防护行为有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访调查法，根据KAP理论模式设计调查问卷，问题涉及有关雾霾的知识—信念—行为等多个方面，具体包括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雾霾认知、防护行为。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多元回归的方式，相关指标采用χ2检验进行统计分析，检验水准[WTBX]=0.05[WTBZ]。问卷中健康保护意识共包括5个问题，环境态度部分共包括5个问题，雾霾基本认知共包括6个问题，雾霾成因认知共包括11个问题，雾霾危害认知共包括8个问题，对雾霾的防护措施与行为共包括7个问题（表1）。
成因认知[ZB（][BHDWG10，WK44ZQW]雾霾的发生与空气湿度有关;雾霾的形成与当时的气象条件没有关系;雾霾天气的形成与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是否有关;2016年12月份的重污染天气过程，与当时的气象条件极度不利无关;家里炒菜、做饭也会产生PM2.5;您认为我们平时的衣食住行会产生PM2.5吗;汽车尾气是雾霾的第二大成因;城市的热电厂对空气污染非常大;非采暖期大大小小的工业污染企业排放是雾霾的最主要污染源;采暖季农村燃煤取暖（烟煤为主）是雾霾的最主要污染源;2016年12月份的重污染天气过程，散煤污染是根本成因。[ZB）W][BHDWG8]
危害认知[ZB（][BHDWG8，WK44ZQW]雾霾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以及生活;您认为雾霾是否会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短时间暴露在雾霾中不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雾霾对人的身体哪个部分影响最大;雾霾天气会增加肺癌患病率吗;雾霾不会导致生殖泌尿系统的病变，比如肾衰竭、尿毒症等;雾霾不仅伤害人体的各种器官，更在无形之中影响着神经系统;您认为雾霾对裸露在外的皮肤有影响吗。[ZB）W][BHDWG7] 防护行为[ZB（][BHDWG7，WK44ZQW]外出前，您是否会利用手机等查看当天的空气质量指数;雾霾天外出时您会选择什么交通工具;雾霾天气出门是否会戴专业防霾口罩;您认为以下那个口罩对PM2.5的过滤效果最好;您的户外活动时间有没有因为雾霾天气而减少;雾霾天气外出回家后，是否会马上洗脸与清理鼻腔;是否在雾霾天气外出前保护好裸露的皮肤（如戴帽子、口罩、丝巾等）。
所有选项归总为二分类选项，即选“是”与“否”或者“对”与“错”。受访者选择正确的答案或选择有健康保护意识与环境友好态度的选项赋值为“1”，受访者选择错误的答案或选择没有健康保护意识与较差环境态度选项赋值为“0”，以各个部分问题加总得分比上各个部分的问题数量，得到受访者对归类问题的标准化得分。分数越高，代表受访者的环境态度与雾霾认知越好（表2）。
二、调查实施与数据的交叉分析
（一）调查实施及问卷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城市居民（居住时间6个月以上）的环境态度、雾霾认知及防护行为之间的关系，课题组于2017年5月在河北省保定市展开问卷调查。本研究自行设计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城市居民自我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雾霾认知和防护行为等方面内容，调查地点涵盖市政府、事业单位、高校、企业与公司等，并且在保定市军校广场、未来石、裕华路等地展开随访式问卷调查，能够较好地代表广大城市居民关于雾霾的相关认知水平。现场发放并回收问卷310份，其中有效问卷308份问卷汇总时仅有个别问题漏填，不影响问卷分析即视为有效问卷。同时，部分职业为学生的受访者将奖学金、假期兼职等视為收入来源。。问卷数据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为0.555，KMO值为0.622，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5的巴特利球型检验，说明问卷调查的数据可用。
在所调查的受访者中，男性占46.1%，女性占53.9%;被调查城市居民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下，占67.5%，其中，36～45岁、46～55岁、55岁以上这三个年龄段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8.8%、12.0%、1.6%;本次调查中城市居民文化程度大部分为本科及以上，占61.5%，初中及以下占11.8%，高中、中专及大专占26.6%;受访者中公务员及企事业单位人员、退休人员最多，占42.1%，其次是学生，占29.9%，农民及农民工、个体户、临时工及无工作的受访者最少，占28.0%;年收入在1～3万的受访者最多，占22.0%，年收入在1万以下、3～5万、5～7万、7万以上和无收入者分别占10.2%、19.1%、15.5%、12.5%和20.7%。
（二）数据交叉检验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调查对象的环境态度、雾霾认知和防护行为，采用交叉检验的方式进行分析。研究中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年收入五类。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在环境态度方面，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的城市居民存在显著性差异。在雾霾基本认知方面，不同教育程度和职业的城市居民存在显著性差异;在雾霾成因认知方面，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的城市居民存在显著性差异;在雾霾危害认知方面，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的城市居民存在显著性差异。在针对雾霾的防护行为方面，不同受教育程度与职业的城市居民存在显著性差异。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对调查对象的环境态度、雾霾认知和防护行为均有显著性影响，而年收入则对调查对象的环境态度、雾霾认知和防护行为无明显影响（表3）。
三、相关性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
（一）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与影响要素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对城市居民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雾霾基本认知、雾霾成因认知、雾霾危害认知与城市居民防护行为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本文所有数据录入使用Epi data3.1，数据整理及分析使用SPSS 18.0进行操作。，除了雾霾成因认知对城市居民防护行为在0.05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外，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雾霾基本认知与雾霾危害认知都在0.01显著性水平上与城市居民防护行为呈显著相关性。说明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与雾霾认知是影响城市居民防护的重要因素（表4）。
（二）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与雾霾认知对城市居民防护行为的回归分析
通过对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与雾霾认知对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的影响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将五个模型相比较，发现模型五解释力较强。模型五因变量可接受的解释度R2为0.197，修正后的R2为0.166，说明各因素对城市居民的防护行为有解释力。回归方差的F值为6.367，Sig值为0.000，表明适合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同时对模型五进行共线性检验，每个自变量的容差（Tolerance）介于0～1之间，每个自变量的变异数膨胀因素（VIF）在1～10之间，说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各模型具体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模型一仅将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纳入模型中，可以看出对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的影响非常显著。模型二仅将雾霾认知因素纳入模型中，可见除雾霾成因对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不显著外，雾霾基本认知、雾霾危害认知对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都高度显著。模型三在健康保护意识因素、环境态度因素变量的基础上将个人特征因素纳入模型中，可以看出个人特征因素对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在0.05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健康保护意识因素与环境态度因素依然显著，但是环境态度因素系数较之模型一略有所下降。模型四在雾霾认知因素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个人特征因素，可以看出除了雾霾成因对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不显著外，雾霾基本认知、雾霾危害认知对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都高度显著。雾霾认知各因素较之模型二未有较大变化。此外，个人特征中的收入因素在0.05显著性水平下与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呈现显著相关性。模型五在健康保护意识因素、环境态度因素、雾霾认知因素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个人特征因素，可以发现，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雾霾基本认知、雾霾危害认知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对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高度显著，而雾霾成因认知则不显著。个人特征因素中除了收入在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外，其余变量对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不显著。由此可见，在控制个人特征因素后，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雾霾成因认知及雾霾危害认知均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而雾霾成因认知则未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 由模型五可知，在進行多元回归分析后，在0.05显著性水平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与收入对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影响不显著。在0.1显著性水平下收入对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起到正向影响作用，即收入越高防护行为越好。另外，多元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在0.05显著性水平上健康保护意识、雾霾基本认知对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起正向影响作用。在0.01显著性水平下环境态度、雾霾危害认知对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起正向影响作用。雾霾的成因认知对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没有影响。
根据研究结果可知，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和雾霾认知会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根据KAP理论模式，个人的知识及态度会影响其行为选择。这一结果体现了城市居民关注自身健康即会关注雾霾危害，加强自我防护意识，从而采取有效手段进行自我防护。城市居民的环境态度也会影响其防治雾霾的态度，拥有较为积极地环境态度的城市居民往往也具有较好的雾霾防护意识。雾霾认知将直接作用于城市居民的防护行为，研究结果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拥有较好的雾霾认知则其更加具有防护意识，从而采取更加有效地防护行为与措施。其中，雾霾危害认知对城市居民针对雾霾的防护行为的影响最为明显。城市居民只要了解雾霾，认识到雾霾带来的诸多危害，不论其是否了解雾霾形成原因，都会采取相应的防护行为来进行自我防范与保护。
四、讨论与结论
（一）发现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保定市308位受访者问卷调查展开实证研究，通过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探讨了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和雾霾认知对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的影响，发现：1.个人的健康保护意识与城市居民雾霾防护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城市居民的个人健康保护意识越强，则其越有较好的防护行为。2.环境态度与城市居民的的防护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城市居民的环境态度越好，则其越有较好的防护行为。3.雾霾的基本认知和危害认知均对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产生影响。城市居民的雾霾基本认知和危害认知越高，其针对雾霾的防护行为越好。4.雾霾成因认知对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不起影响作用。
受条件所限，调研活动仅在保定地区开展，并未对其他地区进行问卷调查。同时，本研究样本量较少，而且其中含有学生填写的问卷，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误差，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补充与完善。
（二）结论与对策建议
根据KAP理论模式可知，良好的意识与态度将影响民众的行为选择。研究结果表明：自我健康保护意识与环境态度会对城市居民应对雾霾的防护行为起到正向影响作用。雾霾认知会直接影响城市居民应对雾霾的防护行为。其中，雾霾基本认知和雾霾危害认知均对城市居民应对雾霾的防护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雾霾成因认知对城市居民应对雾霾的防护行为无明显影响。
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校、社区应加强宣传，引导民众树立健康保护意识与良好的环境态度。城市居民有了积极的健康保护意识与良好的环境态度，就会更加关注与应对雾霾等大气污染问题，进而关注自身健康采取有效手段应对雾霾。同时，应该加强民众对雾霾的认知，尤其是普及雾霾常识与雾霾成因，让广大城市居民能够正确认知雾霾，从而采取更加有效地手段进行雾霾防护工作。其中，重点加强公众的雾霾危害认知，让广大群众了解雾霾的诸多危害，在应对雾霾天气时使城市居民更加自觉地进行防护，减轻雾霾对民众带来的不良影响。个人应该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培养环保行为，树立环保意识，养成良好的环境态度。正确认识雾霾，在全社会形成防治雾霾的良好氛围。全社会协同努力，改善生活环境，关注自身健康，加强对雾霾有效的防护行为。
应对雾霾天气，从根源上改善其对生产生活造成的不良影响，政府、企业与公众都应树立责任意识，积极协同治理雾霾。避免民众因防护措施不足而面临的诸多危害。为此，政府应加大立法、区域联动，攻坚治理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牢固树立社会效益意识，做到减污限排、绿色生产。个人应加强对政府治理雾霾的信心，支持政府治理雾霾的各项措施，提高协同治理雾霾的参与度。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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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 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