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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中用了繁体字， 不为别的，只是因为第一次看到英国使馆的介绍材料上的这四个大字， 一种莫可名状的情愫萦系心头，默念了几遍之后，就再也忘不掉了。
那个时候，我的皮箱里装着被美利坚合众国盖着三个拒签章的护照;而我， 独自坐在去北京申请英国签证的列车上，默默替我那可怜的护照担心，毕竟它还没有周岁，可能承受不了搀和着“香风毒草”气息的另一个“签证保留”的黑色印记了。一天之后，在家中等候消息的父亲从电话中得知我拿到了签证的时候，竟然半晌没有说出话来——尽管他比我的护照年长了整整半个世纪。
对于17岁坚决退学自学托福，事事单枪匹马的亲力亲为，19岁留学到英伦的我， 在过去完全没有学校教育的两年中，不仅体味出了留学对于一个中国的毛头小子的艰辛，也在与各色人等的磨合中窥到了众生百态之一斑。也正是这两年， 我获得了一个机会来让我那始于青春期的叛逆思想重新定位整合。现在看来，这段独特经历的意义，似乎与我那些奋战高考的同学们汗流浃背双手颤抖地解出高考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大题旗鼓相当——如果不是更多一点的话。
现在，坐在英格兰的斗室中，回忆着过去的几年里依旧记忆犹新的点点滴滴，心里似乎有些怅然:想想两年之前我还是一个在中国北方某个不大不小的城市中奔波着邮寄申请信的少年，便从心底里涌出一种穿梭于时间与空间中的恍惚。谁能知道又一个两年之后的我，会在哪里呢？
窗外又淅淅沥沥地响了起来。与英国的雨一样出名的是绿，这一点可以通过几次鸟瞰其他欧洲邻国而轻易地被证实。 莎士比亚的诗句:“This is green, this is Britain！”（这是绿色，这是不列颠！）就是对英伦美好风物的概括。然而，生活在英伦岛屿之上的人们，则远没有那葱翠欲滴，四季常绿的植物那样可以让人毫不犹豫地照单全收。有一种说法我不知是否有理：英国人容易寻找共同点并达成妥协的性格似乎与他们一年只有20多摄氏度温差的气候有关;这样一看，他们的华盛顿盟友铁拳般的强硬，似乎也寻到了病根。
喜爱妥协未必是一件坏事，比如中国人对于与性有关的话题就是绝难妥协的例证。搜索过去一年中残存的记忆，都或远或近与自己经历的文化冲突有关;而其中有点振聋发聩之效果并能写出些篇幅的，就是“非礼勿言”的中国文化背景下最易被当做尾巴割掉的这个东西了。虽然在学校住宿办公室首次签合同的时候就留意到对于一人一间的宿舍，并无中国大学般“严禁异性留宿”的条款;然而，得以让我另辟蹊径思考文化冲突与留学意义的，却是几个尾巴另一端的故事。
刚来英国的时候，还像喝醉了的猫跌跌撞撞，不明事理。遇到下雨天就精神抖擞地打着一把花伞上了路。不久，善良的鬼子哥们儿告诉我:如果我不是同性恋的话，就不要继续招摇撞骗了，花伞是男“同志”的专利！留心一看，呵呵……可不是，大雨中行色匆匆的男人们，除了深蓝纯黑就是不打伞的，我还真的是惹眼呢！
接着发生的一件事，便让我领教了年轻一代绅士的风度。一个晚上，第一次与哥们相约去一个带舞池的海边酒吧;喧嚣的迷幻音乐和浑浊闷热的空气时刻提醒着我:要小心，别被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拉拢过去。我们两个刚刚坐定，旁边的一位壮硕的带着意大利口音的小伙子便热情地开腔和我们闲扯。当我听到他的第五个问题竟然是面带微笑地问我们两个是不是同性恋的时候，我差点把嘴里的啤酒喷出来。我和哥们彼此看看，不怨他，是有点儿:我是个光头，他是个长发，两个这样的男人明眸善睐，谈笑风生的，不是时装设计师就是……我正在暗自钦佩罗马帝国后裔勇敢的想象力，眼睛一转:在距我们的沙发不到2米的地方，两个金发碧眼略显孱弱的小伙子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如醉如痴地依墙吻着。顷刻之间，我的大脑短路了:绝对色情，这个……也太不像话了嘛！——恐惧？我旁边人多，怕倒是不怕，可是脑子里蹦出了“变态”这个词，“杀人狂”也不争气地顺着出来了。一些许愤怒？可是人家忙人家的，没人招我惹我啊。
来个深呼吸吧。
原装的英国老师在第二天的课上针对我提的问题侃侃而谈:“首先，我不是同性恋，但同性恋只是不同的性取向的体现，与异性恋没有差别，于己于人都无害，为什么不能用正常的眼光看待？他们只是喜欢同性而已啊。我的一个要好的异性朋友就是同性恋，可他真的是博学且善良呢！”听她言毕，不知怎么的，我竟稀里糊涂想起了王朔一本小说的题目——动物凶猛。从她的解释中，我看到的不是居高临下慈悲为怀的施予者的态度， 也不是对一个已经被人为妖魔化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道德边缘群体的同情，而是一个如何从人性的角度来剖析与人的问题的基本思路:于己，于人，于社会——而绝非自己的好恶与传统的观念。这一点，往往被囿于中国传统文化或道德观的同僚们以一个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词组轻易地敷衍了过去。一年之后，看到朋友中谈及这个话题仍有人做呕吐状，便默默地问:我们还要被那些个用来“敢破人间一切谜”的“文化差异”的茧壳包裹多久？不管怎么说，那时的我似乎明白了一点点。
暑假的时候，谋得一份在火车上卖饮料食品的闲职。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列车高速行驶着。正在专心工作的我，被身后一个男子狠狠地在屁股上拍了一把，而他的五个戴着耳环、项链的男性同伙挤眉弄眼地哈哈大笑起来。我微笑着扭过头说:“朋友，再来一下如何？”意料之外的他们听了大笑不止，有两个还主动和我握了手，一下子买了10罐啤酒。过道那边的几位50岁左右的老绅士也笑了起来。一个因微笑而满脸皱纹的慈祥老头拍拍我的肩膀:“小伙子，够幽默！”欣慰之后的我竟然也有些暗暗吃惊:这瞬间闪现的从容应该来源于一年来“以人为本”的思考，而这种思考的方式以及世界观由量及质的多样化与包容性，不正是我努力想从留学经历中获得的吗？
对于留学生而言，先进的技术和流利的外语，只是肉鸡身上的胸脯和大腿，从白开水到卡布其诺与自行车到二手车的转变，更只能算做皮毛。只有去尝试砸断骨头，品尝骨髓，获得游刃有余地穿梭在两种文化核心间的思想与智慧的海外学子，才能更多地带给正在全面工业化的中国真正需要的航标——人文菁华。然而对于不少人，这一点在“以理工背景更易申请绿卡”的诱惑之下，似乎显得有些苍白而遥远了。
上次回国看到徐小平先生在电视节目中说:留学，对于现在的中国人而言，是理性且可以完全用数字计算出来的人生投资。我对此表示严重同意。毕竟现在中国的月亮已经比20年前的圆了很多。中国人留学目的的纯洁性较之从前也有了微妙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各类“海龟”就是明证。
遥想100年前，大英帝国还统治着地球上1/5的土地和1/4的人口，可如今，尽管来自大西洋那边的英国游客在美国旅游的时候，总是会碰到直言“我喜欢你的英国口音”的山姆大叔们，但英国的经济实力毕竟已如明日黄花，即使只在欧洲邻居之间比较，也已经被远远地排在德国法国之后了。印着“丛林法则”的历史车轮依旧不屈不挠地滚滚向前，工业时代即将要随着20世纪的结束向我们挥手道别了。伦敦《金融时报》的几个经济学家给中国算了一卦:这个世纪的风水基本上该轮到那儿了。欧美经济不景气，他们却这样敢说，莫非也想把自己往高层次上带？呵呵……知识越多越反动， 辩证地看，这话似乎有理。新世纪的中国留学生们，难道还能够不假思索地按照祖辈的方式，留学定居汽车别墅或者镀一层金便心安理得地回去当“海龟”？答案，我不知道。
来了英国之后, 还没有机会如此奢侈地输入过中文;隐隐有些担心, 亲切却遥远的母语和仍将要浸淫一段时间的异域文化，定会让又一个两年后的我表达不出现在的这般感慨与情境。原因无他，应是见怪不怪使然。
那个时候，我的皮箱里装着被美利坚合众国盖着三个拒签章的护照;而我， 独自坐在去北京申请英国签证的列车上，默默替我那可怜的护照担心，毕竟它还没有周岁，可能承受不了搀和着“香风毒草”气息的另一个“签证保留”的黑色印记了。一天之后，在家中等候消息的父亲从电话中得知我拿到了签证的时候，竟然半晌没有说出话来——尽管他比我的护照年长了整整半个世纪。
对于17岁坚决退学自学托福，事事单枪匹马的亲力亲为，19岁留学到英伦的我， 在过去完全没有学校教育的两年中，不仅体味出了留学对于一个中国的毛头小子的艰辛，也在与各色人等的磨合中窥到了众生百态之一斑。也正是这两年， 我获得了一个机会来让我那始于青春期的叛逆思想重新定位整合。现在看来，这段独特经历的意义，似乎与我那些奋战高考的同学们汗流浃背双手颤抖地解出高考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大题旗鼓相当——如果不是更多一点的话。
现在，坐在英格兰的斗室中，回忆着过去的几年里依旧记忆犹新的点点滴滴，心里似乎有些怅然:想想两年之前我还是一个在中国北方某个不大不小的城市中奔波着邮寄申请信的少年，便从心底里涌出一种穿梭于时间与空间中的恍惚。谁能知道又一个两年之后的我，会在哪里呢？
窗外又淅淅沥沥地响了起来。与英国的雨一样出名的是绿，这一点可以通过几次鸟瞰其他欧洲邻国而轻易地被证实。 莎士比亚的诗句:“This is green, this is Britain！”（这是绿色，这是不列颠！）就是对英伦美好风物的概括。然而，生活在英伦岛屿之上的人们，则远没有那葱翠欲滴，四季常绿的植物那样可以让人毫不犹豫地照单全收。有一种说法我不知是否有理：英国人容易寻找共同点并达成妥协的性格似乎与他们一年只有20多摄氏度温差的气候有关;这样一看，他们的华盛顿盟友铁拳般的强硬，似乎也寻到了病根。
喜爱妥协未必是一件坏事，比如中国人对于与性有关的话题就是绝难妥协的例证。搜索过去一年中残存的记忆，都或远或近与自己经历的文化冲突有关;而其中有点振聋发聩之效果并能写出些篇幅的，就是“非礼勿言”的中国文化背景下最易被当做尾巴割掉的这个东西了。虽然在学校住宿办公室首次签合同的时候就留意到对于一人一间的宿舍，并无中国大学般“严禁异性留宿”的条款;然而，得以让我另辟蹊径思考文化冲突与留学意义的，却是几个尾巴另一端的故事。
刚来英国的时候，还像喝醉了的猫跌跌撞撞，不明事理。遇到下雨天就精神抖擞地打着一把花伞上了路。不久，善良的鬼子哥们儿告诉我:如果我不是同性恋的话，就不要继续招摇撞骗了，花伞是男“同志”的专利！留心一看，呵呵……可不是，大雨中行色匆匆的男人们，除了深蓝纯黑就是不打伞的，我还真的是惹眼呢！
接着发生的一件事，便让我领教了年轻一代绅士的风度。一个晚上，第一次与哥们相约去一个带舞池的海边酒吧;喧嚣的迷幻音乐和浑浊闷热的空气时刻提醒着我:要小心，别被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拉拢过去。我们两个刚刚坐定，旁边的一位壮硕的带着意大利口音的小伙子便热情地开腔和我们闲扯。当我听到他的第五个问题竟然是面带微笑地问我们两个是不是同性恋的时候，我差点把嘴里的啤酒喷出来。我和哥们彼此看看，不怨他，是有点儿:我是个光头，他是个长发，两个这样的男人明眸善睐，谈笑风生的，不是时装设计师就是……我正在暗自钦佩罗马帝国后裔勇敢的想象力，眼睛一转:在距我们的沙发不到2米的地方，两个金发碧眼略显孱弱的小伙子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如醉如痴地依墙吻着。顷刻之间，我的大脑短路了:绝对色情，这个……也太不像话了嘛！——恐惧？我旁边人多，怕倒是不怕，可是脑子里蹦出了“变态”这个词，“杀人狂”也不争气地顺着出来了。一些许愤怒？可是人家忙人家的，没人招我惹我啊。
来个深呼吸吧。
原装的英国老师在第二天的课上针对我提的问题侃侃而谈:“首先，我不是同性恋，但同性恋只是不同的性取向的体现，与异性恋没有差别，于己于人都无害，为什么不能用正常的眼光看待？他们只是喜欢同性而已啊。我的一个要好的异性朋友就是同性恋，可他真的是博学且善良呢！”听她言毕，不知怎么的，我竟稀里糊涂想起了王朔一本小说的题目——动物凶猛。从她的解释中，我看到的不是居高临下慈悲为怀的施予者的态度， 也不是对一个已经被人为妖魔化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道德边缘群体的同情，而是一个如何从人性的角度来剖析与人的问题的基本思路:于己，于人，于社会——而绝非自己的好恶与传统的观念。这一点，往往被囿于中国传统文化或道德观的同僚们以一个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词组轻易地敷衍了过去。一年之后，看到朋友中谈及这个话题仍有人做呕吐状，便默默地问:我们还要被那些个用来“敢破人间一切谜”的“文化差异”的茧壳包裹多久？不管怎么说，那时的我似乎明白了一点点。
暑假的时候，谋得一份在火车上卖饮料食品的闲职。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列车高速行驶着。正在专心工作的我，被身后一个男子狠狠地在屁股上拍了一把，而他的五个戴着耳环、项链的男性同伙挤眉弄眼地哈哈大笑起来。我微笑着扭过头说:“朋友，再来一下如何？”意料之外的他们听了大笑不止，有两个还主动和我握了手，一下子买了10罐啤酒。过道那边的几位50岁左右的老绅士也笑了起来。一个因微笑而满脸皱纹的慈祥老头拍拍我的肩膀:“小伙子，够幽默！”欣慰之后的我竟然也有些暗暗吃惊:这瞬间闪现的从容应该来源于一年来“以人为本”的思考，而这种思考的方式以及世界观由量及质的多样化与包容性，不正是我努力想从留学经历中获得的吗？
对于留学生而言，先进的技术和流利的外语，只是肉鸡身上的胸脯和大腿，从白开水到卡布其诺与自行车到二手车的转变，更只能算做皮毛。只有去尝试砸断骨头，品尝骨髓，获得游刃有余地穿梭在两种文化核心间的思想与智慧的海外学子，才能更多地带给正在全面工业化的中国真正需要的航标——人文菁华。然而对于不少人，这一点在“以理工背景更易申请绿卡”的诱惑之下，似乎显得有些苍白而遥远了。
上次回国看到徐小平先生在电视节目中说:留学，对于现在的中国人而言，是理性且可以完全用数字计算出来的人生投资。我对此表示严重同意。毕竟现在中国的月亮已经比20年前的圆了很多。中国人留学目的的纯洁性较之从前也有了微妙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各类“海龟”就是明证。
遥想100年前，大英帝国还统治着地球上1/5的土地和1/4的人口，可如今，尽管来自大西洋那边的英国游客在美国旅游的时候，总是会碰到直言“我喜欢你的英国口音”的山姆大叔们，但英国的经济实力毕竟已如明日黄花，即使只在欧洲邻居之间比较，也已经被远远地排在德国法国之后了。印着“丛林法则”的历史车轮依旧不屈不挠地滚滚向前，工业时代即将要随着20世纪的结束向我们挥手道别了。伦敦《金融时报》的几个经济学家给中国算了一卦:这个世纪的风水基本上该轮到那儿了。欧美经济不景气，他们却这样敢说，莫非也想把自己往高层次上带？呵呵……知识越多越反动， 辩证地看，这话似乎有理。新世纪的中国留学生们，难道还能够不假思索地按照祖辈的方式，留学定居汽车别墅或者镀一层金便心安理得地回去当“海龟”？答案，我不知道。
来了英国之后, 还没有机会如此奢侈地输入过中文;隐隐有些担心, 亲切却遥远的母语和仍将要浸淫一段时间的异域文化，定会让又一个两年后的我表达不出现在的这般感慨与情境。原因无他，应是见怪不怪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