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年夏初，精神错乱症终于结束了它的旅程，我的思维重新清晰起来。孩子们来探视了。他们把我从沙发上拽下来，拖到地板上。我们在一起又是大笑又是痛哭。我感觉到某种原始的情绪冒出头来。
　　这年夏末，我恢复到足以出院的程度，全家人决定搬到芝加哥地区，这样我能继续得到信任的医生——他既是我父亲的也是我的医生——的帮助，也能离家人更近一点。但在搬进新家7个月后，我又一次入院。在接下来那半年里，我又反复出入医院两次。最后一次出院，是1991年8月，这时我已经38岁。我虽然再也没有自毁的想法，但这算不上重振自我，更准确的说法是我得到了拯救。
　　对我来说，照顾3个孩子、打理一个家，好像是无比艰巨的任务。我和丈夫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个全职管家。我们找到了一位极好的女士，她完全明白自己该做什么：做饭、打扫卫生，同时担任代理妈妈。我确实对她的帮助心怀感激，但同时也觉得自己的角色被僭越了。
　　我仍然每周去门诊看一次病。但我斗志消沉，没感觉自己的病情有什么变化。我问医生，为什么他能治好我的爸爸，将他每天要吃的锂剂减到3片，而我却试了大概100种不同的药物组合和剂量搭配（当中包括各类抗抑郁药，比如单胺氧化酶抑制剂、三环，后来则试了选择性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他说：“这是因为你爸爸是辆福特车。你是辆法拉利。”我分不清这句话是恭维还是冒犯。
　　自我终于重新占据我的身心
　　出院后的头几年，我有很长时间是在离家不远的密歇根湖岸边度过的。我在湖滨收集了上千枚石头，将它们按大小、颜色、形状和重量分门别类。没过多久，这些石头就装满了十几个鞋盒。有时，我会跟码头上那些捕捞胡瓜鱼的俄罗斯渔夫聊天；也有些时候，我会跟一些老太太们一起散步，帮她们寻找海玻璃。每天下午我要睡3个小时午觉，我尽量记得上闹钟，这样孩子们放学回家时，能看到我醒着。但很多时候，他们只会看见一扇紧闭的卧室大门。
　　1995年，我开始觉察到细微的变化。我吃的还是一样的药。我还会去看我爸爸的医生。我依然从家人、从丈夫那里得到同样的支持，一次，我出去玩了一天，回家时看到丈夫在从车道到房子的那条小径上种满了我最喜欢的三色堇。他为我编织了一个牢固的茧，加上时间的帮助，终于令我的自我重新成长。我可以感觉到自我重新占据身心。
　　我开始能履行更多母亲的职责：帮孩子们做功课，开车送他们去上钢琴课，做脆米花给他们带到学校吃——虽然这是史上最难吃的脆米花。管家仍然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帮助，但她的角色越来越像是安全网，而不是孩子们最主要的养育者。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是开车载着孩子们，一路唱着老歌，努力回答他们的问题——“太阳会不会掉到地球上？”、“最早的那辆汽车现在在哪里？”、“为什么有些书被称作‘让人手不释卷’？”
　　我开始和家人、间或也和朋友一起吃午饭。我轻而易举地找回了自信，于是开始在离家很近的一个有关厌食的基金会做义工。写作越来越轻松，词句不再被关在大门外。有一天，我和家里的老二和老三在阳台上，他们拿蜡笔涂抹着，我写下了“痛苦”这个词。随后，我不假思索拿起蜡笔，在它后面加上了字母“t”（这个词成为了“颜料”——译注）。半个小时后，我们去了一个美术用品店，购买画笔、颜料和画布。我们将家里一直没使用的三楼改装成一间像洞穴似的画室。激情回来了，与它一起回来的，是创造力。
　　双相障碍给了我什么
　　大概是在8年前吧，有一天我猛然惊觉：双相障碍就是我要面对的这一手牌。我记得在我从波士顿搬到芝加哥时，爸爸对我说：“你不要去关注双相障碍从你那里拿走了什么，你要试着去发现，它给了你什么。”我开始在一家心理健康机构的地方分会上，担任家庭教育课的讲师。我向一个研讨会递交了论文。我倾诉得越多，个人的经历好像就越不令人痛苦，越不令人伤感和刺痛，而且不知何故，也不再那么个人化。
　　多年来，我曾跟不少临床医生探讨，为什么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他们极少谈及病人丢失的自我，而精神类疾病恰恰会损害病人的自我意识。结果我发现，精神病学看来已经脱离了探讨自我的治疗模式。在许多精神病医生看来，精神障碍是需要药物治疗的疾病，而在精神病药理学家问诊的这15分钟里，不太可能触及到病人遭遇的自我危机。
　　对于很多患精神障碍的人，自我的转型是病后最让人困惑的事情之一。而当医生们对这个话题漠不关心，不向病人问及他们丧失了哪部分的自我，也不去帮助他们寻找丧失自我的对策时，他们心头的绝望就会加剧。
　　心理健康界的一些专家开始逐渐认识到了这方面的需求。心理学家雅妮娜·费舍尔是科罗拉多州布鲁姆菲尔德市美国知觉传动心理治疗学院的助理主任，她对我说，从我发病的那个时期开始，心理治疗体系中对自我的角色的认识，出现了“重大转变”。由临床心理学家和其他并非医生的从业者创立的新疗法和新的治疗理念，开始认识到心理疾病病人的自我所扮演的角色。费舍尔说，病人告诉她，“我只想成为过去的那个自己。”她鼓励自己的病人要认识到，精神创伤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不应该被这部分主宰。
　　从3年前，我开始很高兴地参与主持一家专为精神障碍患者主办的支持小组。通常小组成员是8个人，有时会有12个。我们每周三下午，会来到当地图书馆的地下室里。我们深知其他所有人最隐密的想法，但大家并不是朋友，而是亲密的陌生人。跟匿名戒酒协会和其他自助小组一样，我们采取的是同伴领导方式：领头人和参与者都是精神障碍患者。我们会轮流介绍过去一周发生的事情——各种微妙的进步、挫败、看医生时的情形、与家人发生的矛盾。在小组会谈中，自我并不总是明确的主题，但失去的自我——或者对那些逐渐好转的病人来说，是自我的重建——始终挥之不去。
　　在前不久，有一天，一个中年男人加入了我们的小组。他说，在过去这一年里，他参加了几个不同的追思小组，但全都不合适。“为什么呢？”有人问他。他回答说：“因为在那里，每个人都在为失去他人而悲痛。只有我是在痛惜丢失的自己，为我得病前的样子，为我现在的样子。”
　　婚姻的终结不代表生活的终结
　　自从我出入精神病区到现在，已有20多年了，原本的自我里，有很多部分已经渐渐回归。但并不是所有一切都顺利走上归途。我不会再在去派对的路上跳车而逃了，但社交场合仍然让我感到不自在。此外，尽管在白天我不必费尽心力让自己不要打瞌睡，但我还是没法整天保持清醒——从清晨到下午3点钟的这段时间，是我唯一正常的时间。我始终没能重返讲台。
　　约摸是5年前，有天早上，我和丈夫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聊天。我还披着睡衣，穿着羊毛远足袜。他抚摸着我的双脚，告诉我他要离开了。这一幕既痛楚又残忍。过了一会儿，他将几件衣服扔进行李箱，搬了出去。但我的自我仍然完整，虽然它痛苦、悲伤而又愤怒。
　　现在，我的思维很敏捷。创意写作重新慢慢回到我的生活里。我在芝加哥交了三两知己。我最大的赏心乐事仍是孩子们——他们已经开始工作、结婚，经营自己的生活。我在期待着抱孙子，希望有朝一日，能在佛罗里达的海滩边，伴着满天繁星轻轻摇着我的小孙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