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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研究角度来看，有三个问题非常重要：一是牢牢把握住科技发展作为主导的要点，大力推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二是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的现代化“三化”并举；三是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要发展高端的服务业。
2011’特华金融论坛的主题是“2011’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论坛由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保监会政策研究室、中国银监会培训中心和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联合主办，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协办。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研究员主持论坛，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中国生产力学会会长王茂林、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胡一帆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做了主题发言。
出席论坛的博士后指导专家有（按姓氏笔画排序）：马庆泉、王铎、王一鸣、王国刚、王茂林、田进、刘力、刘士余、刘晓光、刘迎秋、孙建勇、米建国、何盛明、何德旭、吴小平、张东生、李扬、李茂生、肖金成、邵宁、陈文辉、陈栋生、周道炯、罗平、罗忠敏、郑新立、洪崎、胡昭广、胡满泉、夏杰长、晋保平、袁力、贾建平、梁琪、黄湘平、赖小民、翟海涛、潘晨光和戴根有等合作导师，以及来自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其他部委、企业界、新闻界、著名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特邀嘉宾、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博士后共350多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形势展望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此次危机可以堪比上个世纪30年代危机和70年代危机，此次危机的恢复过程将延续相当长时期，而且问题非常的复杂，李扬对“经历相当长时期”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经历相当长时期”不是一直坏下去，也不是在低水平上延续，而是指恢复过程充满了波动、充满了意想不到或者预料不到的事件。
中信证券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胡一帆博士认为美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政策保持适度宽松，私人消费与企业投资正在逐步发挥主导作用，并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欧元区恰恰相反，持续需要债务危机困扰，私人部门还没有出现任何清晰的复苏信号，各国政策基本以本国政策为主，出台的经济政策也是围绕本国。胡一帆博士看好今后两年美国经济，长期判断基于政策原因，比如低碳经济，还有高科技，短期来看认为最主要有两大因素起主导作用：第一是私人部门逐渐复苏，消费逐渐向好，储蓄率和失业率并行下降，布什时代减税政策的延长已经通过，今后两年美国每个家庭平均会增加三千美元可支配收入，对消费有巨大刺激作用，美国房地产市场还会持续低迷，但是负面影响逐渐消失，并且信贷状况得到改善；第二企业投资，企业投资有些复苏迹象，企业投资和企业对消费的期望密切相关，一旦消费复苏时候，企业就会增加投资，最主要原因是危机时候众多企业有现金储备策略，危机时候不敢投资，一旦经济好转可以迅速投资。胡一帆博士认为欧元区仍会受到时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财政紧缩调整过程对消费、对投资都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挑战与机遇
中信证券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胡一帆博士谈了今后两年美欧经济对中国的影响，认为在今后两年中国整体发展外部环境比较有利，输入性通胀会比较小；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中国全面融入了全球化，全球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点事情都会对中国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讨论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宏观经济政策需考虑全球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影响。李扬提出了战略机遇期的三种情况：第一，世界范围内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主要趋势，中国信处于良好的国际环境之下；第二，中国经历了长达30年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轨道，由于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出口、高外汇储备和相对较低的物价水平在今后一个很长时间内还会存在，中国长期持续高速发展还会延续；第三，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上来看，中国已经全面融入了全球经济，全球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给中国的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另外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任务，这些任务需要以中国为首的广大的发展经济体去完成。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还认为在此次危机中，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总体是负债国家，是债务危机国家，发展中国家是债权国，全球债务调整链条中处在债主地位上，正是由于这两个不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就有可能主导至少积极的参与这次全球经济恢复进程，就有可能积极的参与新一轮规则的制定，就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力，这正是中国的机遇所在。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在认识到机遇期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中国抓住机遇期实际上面临很复杂的情况，一是中国事实上是迄今以来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货币体系的获益者，是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和全球金融体系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二是由于中国成长非常快，中国是最希望改变现行经济制度和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国家。中国未来发展要在现行体系没有根本性变化情况下一方面要适应这样一种格局，同时要在这个过程中谋变化，正是因为如此，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非常繁重，非常严峻。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对于现在中国正想改变的国际经济制度和国际金融制度有相当高的依赖性，这就是中国特殊的状况，这也就是中国未来发展任务之严峻所在。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金融的运行与宏观政策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未来的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研究角度来看，有三个问题非常重要：一是牢牢把握住科技发展作为主导的要点，大力推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二是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的现代化“三化”并举；三是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要发展高端的服务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前司长戴根有则认为，未来中国经济走势取决于货币信贷政策和房地产调控。
中国生产力学会会长王茂林对中国经济发展讲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改变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模式，建议中央在保增长同时要做到三个决心不能动摇：转变高增长、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国民经济模式的观点绝不能有任何思想动摇；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决心绝不能动摇；以人为本、为民造福的理念绝不能动摇；二是未来的货币政策不能仅仅是提高利息和准备率收紧银根，需要差别对待，特别如何加强对“三农”的金融支持；三是碳排放的问题，王茂林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够把低碳和发展经济对立起来，为低碳而低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应区别对待，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在研讨会围绕金融稳定和金融创新谈了五方面的问题，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金融评估团对中国进行金融稳定评估，结果大大好于金融评估团的预期；二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稳步推进金融创新，不能因危机而因噎废食；三是中国应继续稳固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四是通报了最近在金融市场金融创新情况，如信用风险缓设工具（CRM）、超短期融资券（SCT）；五是针对第三方支付，认为应以疏堵结合，以疏为主，承认第三方支付组织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必须规范，要对第三方支付实行许可管理。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就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谈了三个认识问题，一是中国GDP增速以多少为合适；二是价格问题，物价上涨首先得弄清楚物价上涨的成因，根据成因综合采取各项政策，而不能简单看到CPI过3%就盖一个通货膨胀的帽子，单一采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三是对货币M2的认识问题，王国刚认为对于中国M2超过GDP的现象需要深入研究，不能简单认为是货币超发，其主要原因可能还在于中国的高储蓄率。
中国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围绕商业银行的经营问题，谈了中小商业银行面临的三个挑战：一是加强资本充足率监形成的资本约束；二是直接融资对信贷的冲击；三是利率市场化对存贷款利率的冲击。洪崎建议希望真正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利于缓解风险和资本约束问题。
（作者单位：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011’特华金融论坛的主题是“2011’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论坛由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保监会政策研究室、中国银监会培训中心和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联合主办，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协办。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研究员主持论坛，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中国生产力学会会长王茂林、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胡一帆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做了主题发言。
出席论坛的博士后指导专家有（按姓氏笔画排序）：马庆泉、王铎、王一鸣、王国刚、王茂林、田进、刘力、刘士余、刘晓光、刘迎秋、孙建勇、米建国、何盛明、何德旭、吴小平、张东生、李扬、李茂生、肖金成、邵宁、陈文辉、陈栋生、周道炯、罗平、罗忠敏、郑新立、洪崎、胡昭广、胡满泉、夏杰长、晋保平、袁力、贾建平、梁琪、黄湘平、赖小民、翟海涛、潘晨光和戴根有等合作导师，以及来自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其他部委、企业界、新闻界、著名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特邀嘉宾、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博士后共350多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形势展望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此次危机可以堪比上个世纪30年代危机和70年代危机，此次危机的恢复过程将延续相当长时期，而且问题非常的复杂，李扬对“经历相当长时期”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经历相当长时期”不是一直坏下去，也不是在低水平上延续，而是指恢复过程充满了波动、充满了意想不到或者预料不到的事件。
中信证券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胡一帆博士认为美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政策保持适度宽松，私人消费与企业投资正在逐步发挥主导作用，并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欧元区恰恰相反，持续需要债务危机困扰，私人部门还没有出现任何清晰的复苏信号，各国政策基本以本国政策为主，出台的经济政策也是围绕本国。胡一帆博士看好今后两年美国经济，长期判断基于政策原因，比如低碳经济，还有高科技，短期来看认为最主要有两大因素起主导作用：第一是私人部门逐渐复苏，消费逐渐向好，储蓄率和失业率并行下降，布什时代减税政策的延长已经通过，今后两年美国每个家庭平均会增加三千美元可支配收入，对消费有巨大刺激作用，美国房地产市场还会持续低迷，但是负面影响逐渐消失，并且信贷状况得到改善；第二企业投资，企业投资有些复苏迹象，企业投资和企业对消费的期望密切相关，一旦消费复苏时候，企业就会增加投资，最主要原因是危机时候众多企业有现金储备策略，危机时候不敢投资，一旦经济好转可以迅速投资。胡一帆博士认为欧元区仍会受到时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财政紧缩调整过程对消费、对投资都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挑战与机遇
中信证券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胡一帆博士谈了今后两年美欧经济对中国的影响，认为在今后两年中国整体发展外部环境比较有利，输入性通胀会比较小；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中国全面融入了全球化，全球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点事情都会对中国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讨论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宏观经济政策需考虑全球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影响。李扬提出了战略机遇期的三种情况：第一，世界范围内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主要趋势，中国信处于良好的国际环境之下；第二，中国经历了长达30年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轨道，由于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出口、高外汇储备和相对较低的物价水平在今后一个很长时间内还会存在，中国长期持续高速发展还会延续；第三，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上来看，中国已经全面融入了全球经济，全球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给中国的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另外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任务，这些任务需要以中国为首的广大的发展经济体去完成。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还认为在此次危机中，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总体是负债国家，是债务危机国家，发展中国家是债权国，全球债务调整链条中处在债主地位上，正是由于这两个不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就有可能主导至少积极的参与这次全球经济恢复进程，就有可能积极的参与新一轮规则的制定，就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力，这正是中国的机遇所在。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在认识到机遇期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中国抓住机遇期实际上面临很复杂的情况，一是中国事实上是迄今以来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货币体系的获益者，是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和全球金融体系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二是由于中国成长非常快，中国是最希望改变现行经济制度和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国家。中国未来发展要在现行体系没有根本性变化情况下一方面要适应这样一种格局，同时要在这个过程中谋变化，正是因为如此，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非常繁重，非常严峻。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对于现在中国正想改变的国际经济制度和国际金融制度有相当高的依赖性，这就是中国特殊的状况，这也就是中国未来发展任务之严峻所在。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金融的运行与宏观政策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未来的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研究角度来看，有三个问题非常重要：一是牢牢把握住科技发展作为主导的要点，大力推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二是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的现代化“三化”并举；三是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要发展高端的服务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前司长戴根有则认为，未来中国经济走势取决于货币信贷政策和房地产调控。
中国生产力学会会长王茂林对中国经济发展讲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改变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模式，建议中央在保增长同时要做到三个决心不能动摇：转变高增长、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国民经济模式的观点绝不能有任何思想动摇；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决心绝不能动摇；以人为本、为民造福的理念绝不能动摇；二是未来的货币政策不能仅仅是提高利息和准备率收紧银根，需要差别对待，特别如何加强对“三农”的金融支持；三是碳排放的问题，王茂林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够把低碳和发展经济对立起来，为低碳而低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应区别对待，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在研讨会围绕金融稳定和金融创新谈了五方面的问题，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金融评估团对中国进行金融稳定评估，结果大大好于金融评估团的预期；二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稳步推进金融创新，不能因危机而因噎废食；三是中国应继续稳固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四是通报了最近在金融市场金融创新情况，如信用风险缓设工具（CRM）、超短期融资券（SCT）；五是针对第三方支付，认为应以疏堵结合，以疏为主，承认第三方支付组织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必须规范，要对第三方支付实行许可管理。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就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谈了三个认识问题，一是中国GDP增速以多少为合适；二是价格问题，物价上涨首先得弄清楚物价上涨的成因，根据成因综合采取各项政策，而不能简单看到CPI过3%就盖一个通货膨胀的帽子，单一采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三是对货币M2的认识问题，王国刚认为对于中国M2超过GDP的现象需要深入研究，不能简单认为是货币超发，其主要原因可能还在于中国的高储蓄率。
中国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围绕商业银行的经营问题，谈了中小商业银行面临的三个挑战：一是加强资本充足率监形成的资本约束；二是直接融资对信贷的冲击；三是利率市场化对存贷款利率的冲击。洪崎建议希望真正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利于缓解风险和资本约束问题。
（作者单位：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