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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拉美经济近况
最近30年，新自由主义一直主导着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拉丁美洲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改革，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推行，给拉美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经过20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拉美国家逐渐放弃了完全从意识形态需要出发对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取舍的做法。它们强调各国经济的差异，注重理论的实用性，吸收了新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其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制定符合拉美各国实际的改革措施，从而使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近年来，拉美金融形势稳定，外资流入增加，生产恢复增长，就业形势改善，连续4年保持经济温和增长，而且最近三年的增长率都在4.5％以上。与1980－2002年的年均增长率（2.2％）相比，近几年的增长率显然是比较高的。2006年，拉美经济增长率高达5.3％，其中需求、投资和消费分别增长了7.0％、10.5％和7.0％。
造成拉美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就外部因素而言，较为有利的世界经济形势以及由此增加的国际市场需求，不但改善了拉美国家的贸易条件，而且有力促进了进出口贸易增长。近年来，由于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在国际市场上有色金属和初级产品一直保持着较高的价格水平，这使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拉美国家受益匪浅。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常项目顺差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此同时，进入该地区的外资数量也在持续增加。这不但为拉美经济抵御外部冲击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是拉美经济实质性复苏的主要标志。此外，就内部因素而言，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正在增强，贸易条件逐步改善，经济的较快增长扩大了国内需求，债务负担也在减轻。从整体宏观经济指标上看，拉美大部分国家的财政状况在改善、汇率波动的幅度在缩小、通货膨胀率在下降。今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加之拉美地区似乎尚未重新找到明确的发展道路，一些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依然积重难返，拉美经济增长能否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有待于观察。
二、拉美改革教训对我国的启示
所谓“拉美化”所指的许多问题都是拉美国家在实施外向型改革参与全球化过程中遗留下的诸多“后遗症”。
（一）“市场换技术”的效果并不明显
与东亚文化中勤俭节约的习惯相反，拉美文化中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是拉美人喜欢消费，因此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只得依赖外资。历史的看，外资的流入量与拉美经济增长率之间有着密切的正相关联系。但是，跨国公司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而在投资和建厂时都非常注意对自己技术的保护。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拉美制造业所需的技术和装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因此，这种工业化有时也被称作“改锥工业化”，即外资对拉美国家的贡献仅仅是使得工人会使用手中的改锥。
毋庸讳言，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改革近30年来，中国加工贸易依然占外贸出口总额的半数以上，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中国企业从出口中获得的利润十分微薄。后发国家的优势在于学习和模仿，但是这种单向的简单模仿行为在持续到一定程度之后，应迅速转化为基于严格专利保护制度之下的市场竞争性自发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用性创新的主体应该是市场微观主体（企业），而基础性研究的创新主体是政府。目前，我国存在对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够的现象，这在短期内确实可以使民族企业充分而又低成本的分享技术溢出的利润，但从长期来看，整个市场会忙于对先进技术的机会主义模仿，而忽略或不愿意对技术创新投入过多的资金和精力，这种行为惯性一旦形成社会风气将是十分有害的。在技术模仿利益逐渐消失的时候，如何真正把市场的内在创新潜力动员起来已经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当务之急。
（二）拉美金融自由化的教训
拉美金融自由化的内容主要包括：建立国内资本市场，放开利率，大幅度减少甚至取消对信贷的限制，降低进入金融部门的壁垒，降低银行准备金要求，对一些国有银行实施私有化，允许在国内开设外汇存款账户以及逐步放松对外资流入和流出的限制等。
对于那些希望通过加入开放世界经济体系来获得较高投资率和较快增长速度的国家来说，金融自由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墨西哥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自由化的弊端不容忽视，有时甚至是十分危险的。目前我国正处于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机构健全性改革以及汇率、利率和资本市场等市场化改革齐头并进的特殊历史时期。金融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是好的，但是有些不良因素和倾向也值得警惕，包括国际热钱大量流入、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流动性过剩、贷款增长偏快以及资产泡沫化等等。从拉美国家的教训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重要启示：金融自由化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抛弃或放松金融监管，相反，在特定情况和特定时期还应进一步加强这种监管。
（三）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
在全球化过程中开放资本账户是必要的。但是，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以及巨额游资的冲击，使拉美国家遭受了巨大的金融风险。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以及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都与过早开放资本项目有关。
截至2006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超过了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主要得益于外贸顺差的快速增加。如果单从国别上看，贸易顺差大量留在了中国，但是如果从资本归属上看，这些加工业所获得的利润最终要汇回投资母国。由于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和人民币升值阶段，外资企业把投资利润继续留在中国不但可以坐拥实体经济投资和资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并且可以兼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因此我们从一般贸易账户上看到大量的顺差，但从资本账户上并没有看到相应的逆差，这些钱作为资本留在了中国。然而，这些资本在某些方面与国际游资有着相同的秉性，从本质上属于我国的外债，并且一旦在国内经济形势出现逆转时，最有可能第一时间撤离中国市场，从而进一步加剧国内经济形势的动荡。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泰国等许多亚洲国家都曾有过类似的惨痛教训。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得看待当前的“高额”外汇储备：一方面真正属于我国国际购买力的外汇储备远远没有账面上那么多，相当数量的外汇储备带有外债性质；另一方面这部分国外投资和投机资本随时会兑换成外币撤出。从这个角度来看，应有计划、有限度、有管理的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决不能操之过急，更不是越快越好。
（四）收入差距过大
许多拉美国家，少数人从私有化和市场开放等改革措施中大发横财，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则没有、或很少从改革中得到好处，其结果是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墨西哥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改革前，墨西哥只有2位亿万富翁，上世纪90年代后期却增加到20多位；与此同时，墨西哥的贫困人口却未见减少。不容否认，收入分配不公是墨西哥恰帕斯州农民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之一。
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学术界经常论及的原因涉及税收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劳工政策以及政府在处理分配与增长的关系时采取的政策等。但是我们注意到，拉美地区的收入差距与土地集中度和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有直接关系，这对我国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土地是财富的重要载体，土地集中度越高，收入差距越大。在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土地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利润并没有为被征地农民所分享，大量土地财富被房地产开发商和倒卖地皮的投机商所攫取；二是由于规模种植利润高于分散种植利润，在某些农村已经开始出现事实上的土地集中。鉴此，在今后的土地政策中，有两个原则应该坚持：一是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上让失地农民尽可能多的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并从程序上规范征地行为，严厉打击土地腐败；二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是明晰产权而不是彻底的私有化，彻底的土地私有化会使收入差距继续恶化。
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拉美国家改革国有企业的主要手段。非国有化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效益低下等问题，但是，非国有化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使得拉美的腐败更加严重。当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在没有透明度的情况下快速推进时，这种改革就为腐败活动创造了一种环境。其结果是，初衷良好的改革政策，如非国有化、放松管制和贸易开放等，成为一些人从事腐败活动、攫取国有资产的“合法”程序。不可否认，中国在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也存在着类似问题，存在普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拉美的实践告诉我们：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时候启动国有企业转制，政府监管和法律约束必须及时跟进，对地方政府官员与企业“内部人”合谋的预防以及对企业职工利益的保护应该成为法律监督和调节的重点。
三、进一步深化拓展中拉之间的经贸往来
目前，我国已与33个拉美国家中的21个建立了外交关系。在经济领域，继2004年双边贸易超过400亿美元后，2005年突破了500亿美元。2006年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双边贸易额接近或超过600亿美元。此外，我国还与智利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拉美作为中国的贸易伙伴有以下优势：
一是拉美拥有中国所需要的丰富的自然资源。拉美拥有丰富的森林和矿产等自然资源，有些矿物的储量居世界前列。
二是拉美市场潜力巨大。拉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景色宜人。虽然拉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悬殊, 但大多数国家的人文发展水平都相当高。拉美拥有香浓的咖啡、壮观的伊瓜苏大瀑布、劲爆的足球和优雅的探戈等等，是一块迷人而又富饶的大陆。拉美的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已初具规模，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国的服务贸易也相当发达。
三是中拉贸易互补性较强。目前，中国所购买的60％的大豆、40％的铜、21％的铁、21％的木材、80％的鱼粉以及60％的葡萄均来自拉美地区。拉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所需原材料的重要供应来源地。另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在拉美各国也很受欢迎。目前中国对拉美出口的产品中，工业制成品占比超过90％，进口的产品中初级产品占比超过60％，这种贸易产品结构上的差别，主要是由贸易双方互补的经济结构决定的。
长期以来，拉美国家一直在努力追求外交多元化战略。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扩大对外经贸关系，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在世界各地寻求更多的贸易伙伴。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对拉美相关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自拉美的大量进口，使长期处于疲软的初级产品价格回升，改善了拉美国家的贸易条件，为其经济恢复做出了重大贡献。拉美人民对华人热情友好，这为进一步拓展中拉经贸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四、政策建议
中国与拉美国家有着较好的资源和产品互补性以及较强的经贸意愿，双方都把扩大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作为未来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关键。为了更好的发展中拉经贸关系，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快同拉美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步伐
中国不能忽视正在筹建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可能给中国出口带来的压力。囊括美洲34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一旦建成，美洲地区内部更为自由的贸易流动将使美国、加拿大的产品在拉美更有竞争力，而拉美产品在其他拉美国家的市场也占有先机，这将对中国产品在拉美市场上的份额带来冲击。鉴此，我国应在同智利商签FTAs的基础上，抓住机遇，尽快制定出同拉美其他相关国家商签FTAs的时间表，争取在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前正式启动同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的FTAs谈判。
（二）深化推进资源市场合作
中拉双方在能源和资源共同开发方面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今后应加快资源市场方面的合作，特别应鼓励国内企业通过参股和控股的形式，直接参与拉美矿区和油田的开采和开发。
（三）进一步加强中拉之间的技术交流
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拉之间除贸易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外，在高科技领域也有广阔的合作前景。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阶段的相似性，中拉之间可以通过采取合作经营、共同建立技术研发基地、合作技术攻关等形式，继续加强在飞机和汽车制造、核电和水电开发以及现代农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四）着力克服交通运输瓶颈
迄今为止，中国与拉美尚未开辟空中直通航线。尽管中国与一些拉美国家有海上航线，但是，由于受到许多人为因素和非人为因素的影响，货轮不准点和交货不及时等现象较为严重，这极大提高了中拉之间的贸易成本。还应该指出的是，拉美的一些小国家尚无远洋船队。因此，对于中拉贸易来说，交通运输问题尤为严重。下一步国家应加大对这一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强研究和规划，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着力克服中拉之间的交通运输瓶颈。
（执笔：李军杰）
最近30年，新自由主义一直主导着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拉丁美洲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改革，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推行，给拉美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经过20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拉美国家逐渐放弃了完全从意识形态需要出发对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取舍的做法。它们强调各国经济的差异，注重理论的实用性，吸收了新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其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制定符合拉美各国实际的改革措施，从而使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近年来，拉美金融形势稳定，外资流入增加，生产恢复增长，就业形势改善，连续4年保持经济温和增长，而且最近三年的增长率都在4.5％以上。与1980－2002年的年均增长率（2.2％）相比，近几年的增长率显然是比较高的。2006年，拉美经济增长率高达5.3％，其中需求、投资和消费分别增长了7.0％、10.5％和7.0％。
造成拉美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就外部因素而言，较为有利的世界经济形势以及由此增加的国际市场需求，不但改善了拉美国家的贸易条件，而且有力促进了进出口贸易增长。近年来，由于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在国际市场上有色金属和初级产品一直保持着较高的价格水平，这使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拉美国家受益匪浅。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常项目顺差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此同时，进入该地区的外资数量也在持续增加。这不但为拉美经济抵御外部冲击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是拉美经济实质性复苏的主要标志。此外，就内部因素而言，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正在增强，贸易条件逐步改善，经济的较快增长扩大了国内需求，债务负担也在减轻。从整体宏观经济指标上看，拉美大部分国家的财政状况在改善、汇率波动的幅度在缩小、通货膨胀率在下降。今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加之拉美地区似乎尚未重新找到明确的发展道路，一些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依然积重难返，拉美经济增长能否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有待于观察。
二、拉美改革教训对我国的启示
所谓“拉美化”所指的许多问题都是拉美国家在实施外向型改革参与全球化过程中遗留下的诸多“后遗症”。
（一）“市场换技术”的效果并不明显
与东亚文化中勤俭节约的习惯相反，拉美文化中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是拉美人喜欢消费，因此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只得依赖外资。历史的看，外资的流入量与拉美经济增长率之间有着密切的正相关联系。但是，跨国公司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而在投资和建厂时都非常注意对自己技术的保护。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拉美制造业所需的技术和装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因此，这种工业化有时也被称作“改锥工业化”，即外资对拉美国家的贡献仅仅是使得工人会使用手中的改锥。
毋庸讳言，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改革近30年来，中国加工贸易依然占外贸出口总额的半数以上，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中国企业从出口中获得的利润十分微薄。后发国家的优势在于学习和模仿，但是这种单向的简单模仿行为在持续到一定程度之后，应迅速转化为基于严格专利保护制度之下的市场竞争性自发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用性创新的主体应该是市场微观主体（企业），而基础性研究的创新主体是政府。目前，我国存在对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够的现象，这在短期内确实可以使民族企业充分而又低成本的分享技术溢出的利润，但从长期来看，整个市场会忙于对先进技术的机会主义模仿，而忽略或不愿意对技术创新投入过多的资金和精力，这种行为惯性一旦形成社会风气将是十分有害的。在技术模仿利益逐渐消失的时候，如何真正把市场的内在创新潜力动员起来已经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当务之急。
（二）拉美金融自由化的教训
拉美金融自由化的内容主要包括：建立国内资本市场，放开利率，大幅度减少甚至取消对信贷的限制，降低进入金融部门的壁垒，降低银行准备金要求，对一些国有银行实施私有化，允许在国内开设外汇存款账户以及逐步放松对外资流入和流出的限制等。
对于那些希望通过加入开放世界经济体系来获得较高投资率和较快增长速度的国家来说，金融自由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墨西哥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自由化的弊端不容忽视，有时甚至是十分危险的。目前我国正处于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机构健全性改革以及汇率、利率和资本市场等市场化改革齐头并进的特殊历史时期。金融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是好的，但是有些不良因素和倾向也值得警惕，包括国际热钱大量流入、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流动性过剩、贷款增长偏快以及资产泡沫化等等。从拉美国家的教训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重要启示：金融自由化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抛弃或放松金融监管，相反，在特定情况和特定时期还应进一步加强这种监管。
（三）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
在全球化过程中开放资本账户是必要的。但是，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以及巨额游资的冲击，使拉美国家遭受了巨大的金融风险。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以及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都与过早开放资本项目有关。
截至2006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超过了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主要得益于外贸顺差的快速增加。如果单从国别上看，贸易顺差大量留在了中国，但是如果从资本归属上看，这些加工业所获得的利润最终要汇回投资母国。由于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和人民币升值阶段，外资企业把投资利润继续留在中国不但可以坐拥实体经济投资和资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并且可以兼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因此我们从一般贸易账户上看到大量的顺差，但从资本账户上并没有看到相应的逆差，这些钱作为资本留在了中国。然而，这些资本在某些方面与国际游资有着相同的秉性，从本质上属于我国的外债，并且一旦在国内经济形势出现逆转时，最有可能第一时间撤离中国市场，从而进一步加剧国内经济形势的动荡。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泰国等许多亚洲国家都曾有过类似的惨痛教训。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冷静得看待当前的“高额”外汇储备：一方面真正属于我国国际购买力的外汇储备远远没有账面上那么多，相当数量的外汇储备带有外债性质；另一方面这部分国外投资和投机资本随时会兑换成外币撤出。从这个角度来看，应有计划、有限度、有管理的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决不能操之过急，更不是越快越好。
（四）收入差距过大
许多拉美国家，少数人从私有化和市场开放等改革措施中大发横财，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则没有、或很少从改革中得到好处，其结果是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墨西哥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改革前，墨西哥只有2位亿万富翁，上世纪90年代后期却增加到20多位；与此同时，墨西哥的贫困人口却未见减少。不容否认，收入分配不公是墨西哥恰帕斯州农民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之一。
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学术界经常论及的原因涉及税收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劳工政策以及政府在处理分配与增长的关系时采取的政策等。但是我们注意到，拉美地区的收入差距与土地集中度和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有直接关系，这对我国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土地是财富的重要载体，土地集中度越高，收入差距越大。在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土地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利润并没有为被征地农民所分享，大量土地财富被房地产开发商和倒卖地皮的投机商所攫取；二是由于规模种植利润高于分散种植利润，在某些农村已经开始出现事实上的土地集中。鉴此，在今后的土地政策中，有两个原则应该坚持：一是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上让失地农民尽可能多的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并从程序上规范征地行为，严厉打击土地腐败；二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是明晰产权而不是彻底的私有化，彻底的土地私有化会使收入差距继续恶化。
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拉美国家改革国有企业的主要手段。非国有化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效益低下等问题，但是，非国有化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使得拉美的腐败更加严重。当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在没有透明度的情况下快速推进时，这种改革就为腐败活动创造了一种环境。其结果是，初衷良好的改革政策，如非国有化、放松管制和贸易开放等，成为一些人从事腐败活动、攫取国有资产的“合法”程序。不可否认，中国在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也存在着类似问题，存在普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拉美的实践告诉我们：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时候启动国有企业转制，政府监管和法律约束必须及时跟进，对地方政府官员与企业“内部人”合谋的预防以及对企业职工利益的保护应该成为法律监督和调节的重点。
三、进一步深化拓展中拉之间的经贸往来
目前，我国已与33个拉美国家中的21个建立了外交关系。在经济领域，继2004年双边贸易超过400亿美元后，2005年突破了500亿美元。2006年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双边贸易额接近或超过600亿美元。此外，我国还与智利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拉美作为中国的贸易伙伴有以下优势：
一是拉美拥有中国所需要的丰富的自然资源。拉美拥有丰富的森林和矿产等自然资源，有些矿物的储量居世界前列。
二是拉美市场潜力巨大。拉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景色宜人。虽然拉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悬殊, 但大多数国家的人文发展水平都相当高。拉美拥有香浓的咖啡、壮观的伊瓜苏大瀑布、劲爆的足球和优雅的探戈等等，是一块迷人而又富饶的大陆。拉美的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已初具规模，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国的服务贸易也相当发达。
三是中拉贸易互补性较强。目前，中国所购买的60％的大豆、40％的铜、21％的铁、21％的木材、80％的鱼粉以及60％的葡萄均来自拉美地区。拉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所需原材料的重要供应来源地。另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在拉美各国也很受欢迎。目前中国对拉美出口的产品中，工业制成品占比超过90％，进口的产品中初级产品占比超过60％，这种贸易产品结构上的差别，主要是由贸易双方互补的经济结构决定的。
长期以来，拉美国家一直在努力追求外交多元化战略。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扩大对外经贸关系，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在世界各地寻求更多的贸易伙伴。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对拉美相关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自拉美的大量进口，使长期处于疲软的初级产品价格回升，改善了拉美国家的贸易条件，为其经济恢复做出了重大贡献。拉美人民对华人热情友好，这为进一步拓展中拉经贸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四、政策建议
中国与拉美国家有着较好的资源和产品互补性以及较强的经贸意愿，双方都把扩大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作为未来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关键。为了更好的发展中拉经贸关系，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快同拉美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步伐
中国不能忽视正在筹建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可能给中国出口带来的压力。囊括美洲34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一旦建成，美洲地区内部更为自由的贸易流动将使美国、加拿大的产品在拉美更有竞争力，而拉美产品在其他拉美国家的市场也占有先机，这将对中国产品在拉美市场上的份额带来冲击。鉴此，我国应在同智利商签FTAs的基础上，抓住机遇，尽快制定出同拉美其他相关国家商签FTAs的时间表，争取在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前正式启动同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的FTAs谈判。
（二）深化推进资源市场合作
中拉双方在能源和资源共同开发方面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今后应加快资源市场方面的合作，特别应鼓励国内企业通过参股和控股的形式，直接参与拉美矿区和油田的开采和开发。
（三）进一步加强中拉之间的技术交流
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拉之间除贸易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外，在高科技领域也有广阔的合作前景。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阶段的相似性，中拉之间可以通过采取合作经营、共同建立技术研发基地、合作技术攻关等形式，继续加强在飞机和汽车制造、核电和水电开发以及现代农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四）着力克服交通运输瓶颈
迄今为止，中国与拉美尚未开辟空中直通航线。尽管中国与一些拉美国家有海上航线，但是，由于受到许多人为因素和非人为因素的影响，货轮不准点和交货不及时等现象较为严重，这极大提高了中拉之间的贸易成本。还应该指出的是，拉美的一些小国家尚无远洋船队。因此，对于中拉贸易来说，交通运输问题尤为严重。下一步国家应加大对这一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强研究和规划，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着力克服中拉之间的交通运输瓶颈。
（执笔：李军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