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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13日下午，安徽省池州市中级法院就该省六安市原副市长王伟（副厅级）受贿一案作出宣判，王伟因犯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零六个月，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10万元，60余万元的非法所得则被予以追缴。宣判后，王伟表示服判，不上诉，他同时希望人们以自己为反面教材，不要重蹈覆辙。
跟开发商混到了一起
作为安徽省舒城县原县委书记，王伟是非常得意于自己在该县所创造的一番政绩的。2006年7月，他在写给有关方面的“我的反思”中还不忘具体罗列了这几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村级债务的清理、国有企业改革改制、文明创建和城市改造、万佛湖的旅游开发、道路交通和工业园区的建设。
实事求是地说，王伟在舒城县当县长、特别是当县委书记的四、五年间，的确干了不少实事，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政绩，让他能够在2005年的3月当选为六安市的副市长。但事物往往都是有两面性的，他在“创造”这些政绩的同时，自身也开始“出了问题”。
法院一审判决显示，今年51岁的王伟，自1999年至2006年间，利用担任该省舒城县县长、县委书记、县城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政委、六安市副市长等职务的便利，先后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50万余元，美金1.1万元，购物卡5.9万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
在前后8年的时间里，王伟利用不同的职权，每年都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受贿犯罪，受贿总额折合人民币60多万元。其所收受贿赂的来源既有民营企业的老板，也有国家公务员，还有行政机关，甚至连本单位工作人员的钱他也照收不误。他所实施的全部犯罪行为，除了极少一部分是其在担任舒城县县长和六安市副市长期间实施的以外，其他绝大部分都是在担任舒城县委书记和在舒城县旧城改造的过程中，身兼城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政委一职期间实施的。而这期间，也正是他与那些房地产等工程开发商打得最火热的时期。
亮点工程成为受贿“介质”
2000年下半年开始，舒城县城开展了大规模的老城改造。五年期间，先后建成了飞霞公园、舒怡广场、梅山南路步行街、古城南路、金源商城、春秋农贸综合市场、三旭塘农贸大市场、舒怡国际大酒店、文化广场一期、二期工程、中大街综合改造等一大批亮点工程，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上述这些亮点工程正是王伟自称的得意之作，然而其中不少工程却同时“不幸”沦为其收受贿赂的“介质”。
2000年9月份，通过竞拍，华鑫公司取得了舒城县梅山南路的开发权，按照协议，拆迁由舒城县政府负责。在拆迁过程中，华鑫公司总经理常某发现，如果按原规划设计方案施工，沿街门面房有的伸出来，有的缩进去，盖出的房子就难以出售。华鑫公司为此向舒城县城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下称指挥部）打报告，要求将原设计方案中的沿街门面房设计修改为拉成一条直线，同时将原规划设计方案中的三个圆形花坛所形成的道路圆弧也拉成直线。不久，指挥部同意了华鑫公司的修改方案。
在修改原规划设计方案和进行土地补偿以及前期的拆迁过程中，华鑫公司都是找时任舒城县委书记、指挥部政委的王伟帮的忙，并且是经过王伟同意才得以实现的。在拆迁遇到阻力时，王伟也安排相关负责人出面协调。除此之外，华鑫公司在开发过程中，出现了资金困难，王伟又帮助该公司解决了贷款问题。为感谢王伟的帮忙，2001年下半年，华鑫公司总经理常某第一次出手就送给王伟人民币5万元，后来又分三次送给王伟人民币7万元、美元1万元，王伟全部收下。
在舒城县从事工程开发的开发商就是看中了王伟手中的这个拍板权，每当他们在工程开发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都请王伟出面帮忙，并且给他送钱物。在前面提到的古城南路、金源商城、春秋农贸综合市场、舒怡国际大酒店、文化广场二期工程、中大街综合改造等工程中，王伟均“斩获颇丰”。
万佛湖畔的交易
1998年7月王伟初到舒城担任县长时，该县境内的万佛湖基本上还是一块处女地，用王伟的话来形容，是“一片冷寂”。2000年4月王伟当上县委书记后，就开始谋划着如何开发好这一旅游资源。几年时间里，这里先后建成了金水湾国际大酒店和徽翠山林、桃花岛、金海岸、在水一方度假村、万佛岛等一大批新景点。目前万佛湖已被安徽省政府批准为国家三A级旅游度假区。
就是这样一个好端端的造福于当地经济的旅游开发事项，也成了王伟中饱私囊可资利用的机会，各色人等因为要图其利而相继向王伟行贿。2001年，安徽华夏置业公司与舒城县政府签订了开发万佛湖乐矶山岛项目意向，该项目于2003年8月正式启动。为感谢王伟给予的帮助，2003年到2005年，该公司总经理万某分别利用春节和中秋节的机会，从合肥以特快专递的方式给王伟寄来购物卡，每次2000元，前后五次共寄来1万元。
2004年下半年，随着万佛湖风景区开发得像模像样，该风景区管委会也由正科级单位升格为副县级的省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管委会主任的级别自然也就水涨船高，那么谁将享受因升格而带来的职级上的好处呢？当然这得县委书记王伟说了算。经王伟同意，组织部门推荐此时已是该风景区管委会主任的董某为副县级职务人选。2004年12月，董某被正式任命为万佛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副县级）。为了表示感谢，2005年初，董某到王伟的办公室送给他人民币3000元。2005年底的一天，为了整合万佛湖的旅游资源，董某和管委会副主任一起找已是六安市副市长的王伟帮忙，王伟爽快地答应帮忙的同时，也捎带着收下了他们送上的2000元购物卡。
要想富，动干部
除了在重大问题、重大项目上有拍板权外，县委书记还有一项不可剥夺的权能，那就是“用干部”。同众多已经落马的县委书记一样，王伟在这方面跟他们也有一“拼”。从检察机关指控的情况看，王伟收下的第一笔贿赂款就是来自动干部上。1998年，时任舒城县体委副主任的何某想改变一下工作环境，借与时任舒城县县长的王伟一起在北京出差之机，请王伟帮忙，王伟答应有机会考虑。1999年春节前，何某到王伟家送给他人民币3000元。王伟没有食言，2001年何某被调到该县五桥乡任党委副书记。
2001年5月，王伟主持的县委书记办公会决定，将时任该县审计局副局长的许某作为该县审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的人选，提交县委常委会研究。经研究同意，2001年7月许某被正式任命此职。为感谢王伟对其的提拔重用，2001年中秋节，许某送给王伟人民币2000元。
舒城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孙某为了使自己进入县委常委班子的道路一帆风顺，便找王伟请他多多关照。2003年9月，经舒城县委推荐，孙某顺利地进入了舒城县委常委班子，同时兼任该县城关镇党委书记。为了感谢王伟的关照，当年的9、10月份，孙某借与王伟一起到广东考察之机，在王伟住的宾馆里送给其人民币2000元。
2003年3月，舒城县庐镇乡党委书记调走，却调来一个新书记。时任乡长方某看自己没有顺理成章地接上班，想想有些不服气，自己在乡镇干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调整，这次又没轮上，是不是领导对我有看法？于是他跑到北京，面见正在那里学习的王伟，问他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工作上还有什么缺点。在请王伟指点迷津予以帮忙的同时，送给王伟5000元人民币。
只要县委书记同意，县里的干部想要升迁基本不成问题，甚至因为犯了错误而被免职的过一段时间还可以异地做官。吕某就有这样的“好运气”。1999年2月，舒城县五显镇发生的群众事件，使得时任该镇党委书记的吕某被免了职。王伟任舒城县委书记后，吕即向其提出重新安排职务的请求，王伟予以答应，并推荐吕某为该县桃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人选，提交县常委会研究。2000年6月，吕某顺利当上桃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为了对王伟表示感谢，一个月后，吕某专程来到王伟的宿舍送给他人民币3000元。
王伟的自我反思
今年51岁的王伟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父亲是位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他自己也下过乡，当过教师，又从大队、公社干部干起，并被组织上作为年轻干部重点培养，终于一步步走上了后来的领导岗位。
在此案的侦查阶段，王伟写下了长达11页的《我的反思》，案件开庭时，王伟又当庭进行了忏悔，他认为是“三大原因”让其铸成大错：
思想原因：事业与享受竟成为我人生的两大追求目标
深刻反思产生问题的原因，我认为我走上今天这一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也即是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扭曲，导致人生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放纵了自己的贪欲，最终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实事求是地说，我这个人的本质并不坏。出生于干部家庭，自幼受的是传统的教育。家庭和个人的经历，使我比较早地懂事起来，知道了农村的困难，父母的艰辛，因此，我的自立意识很强，干事有一股拼劲，政治上也能严格要求自己，积极追求进步。在起初相当长的工作经历中，我的世界观、人生观还是比较正确的，讲究的是奉献、服务、奋斗，一心想着多做点工作和贡献。
当了舒城县委书记之后，我更加雄心勃勃地想干一番事业，并且确实集中精力抓了几件牵动全局的大事。在谋划、实施这几件大事时，心里想的只是多干事、干实事，要“为官一任，发展一方”，并没想自己能从中谋求什么经济上的利益。所以，我能甩开膀子，大刀阔斧地干，敢于触及矛盾，也不怕得罪人。问题是，这时候我自身也开始出现了问题。
在城市的改造和开发上，避免不了要和开发商打交道。他们在开发过程中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往往找到我。而我也是从工作、从保护投资环境的角度，积极、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正因为这样，舒城的城市改造，干一处成一处，没有“半拉子”工程。这样一来二往，与开发商的交往密切起来。经常在一起吃饭、喝茶、休闲，开始还能把握住分寸，认为这是工作的需要，是为了招商引资。但渐渐就不行了，在高消费生活的耳濡目染中，看到他们大把挣钱，大手大脚地花钱，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自己的思想防线开始崩溃了。心想自己的能力不比他们差，付出的也远比他们多，而自己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工资每月也就1000多元，心里很不平衡。又想，现在的不少领导干部都是这样，工作干得也不错，生活过得也很潇洒，自己为什么就不行？思想滑坡了，行为上也就放松了要求。当逢年过节，开发商们表示点“小意思”，自己也就“笑纳”了。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当华力公司老总将5万元现金塞进我的小车里，我也就半推半就地收下了。到2006年春节，先后收受了开发商50多万元的贿金。
从此，我的世界观、人生观由原来的服务、奉献转向奉献与索取并重，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上，将事业与享受作为人生的两大追求目标。一方面追求事业的成功，既是为官一任的政绩，也是向上提升的资本；另一方面，放纵自己的贪欲，追求物质享受和纸醉金迷的生活，生活作风腐败，经济上也一步步地滑向了犯罪的泥潭。
体制原因：县委书记权力过大而又监督乏力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体制上的，即县委书记的权力相对集中，而监督制约相对乏力。在县一级，县委书记的权力是比较大的。在重大问题、重大项目、重要人事安排等方面拥有拍板权。这个相对集中的权力，如果把握的好，全部用在党的事业和为人民服务上来，是可以做成许多事情的；但是如果把握得不好，用来为个人谋取私利，就会做出许多错事、坏事来。我就是没有能够把握好。我既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做过许多有益的事，也用这个权力做了不该做的事。
干事业抓工作，需要权力；但有了权力之后，各种诱惑也随之而来：有开发商来贿赂，有女人来投怀送抱，有干部送来礼金，也有人送来礼品等等。若是意志薄弱者，克制不住自己的私欲，就挡不住这些诱惑，掌权的人就会被拉下水，权力这个魔杖就将掌权的人变成了腐败分子。一念之差，有时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成败得失、好坏之别。
县委书记的权力很大，而受到的监督制约却很小。在县一级，同级纪委是监督不了县委书记的，看得见的管不着，而上级纪委又离得较远，是管得着的看不见，县委书记处于监督的夹层之中。权力运用得当与否，全凭个人的党性修养。虽然每年都开常委民主生活会，但在监督与批评上，都是泛泛而论，不着边际，大家也都心知肚明。直到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或是有人向上级反映，引起上级重视，认真查处之后，问题才能被揭露出来，但为时已晚。如果监督制约有力，我也许就不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
环境原因：对灰色交往从拒绝到见怪不怪
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国是个文明古国，讲究人情往来，特别是我国的社会及体制正处于改革、转轨、转型时期，各种不规范的东西、灰色的交往普遍存在，对各级领导干部是一个现实的考验。
就拿干部之间的礼金往来情况来说，自己也知道收受别人的礼金不好，但有时也觉得实在难以拒绝。我当县委书记期间，自认为把关还是比较严的，但最终还是抵挡不住。逢年过节，家中有什么事情，总有人通过各种方式，以各种理由送来礼金，我曾经将有的送礼的人批评得下不了台，得罪过一些人，也曾退过不少礼金，但最终还是收了不少。对于一些小额礼金，觉得退也嫌小气和麻烦，看看周边领导干部也都有礼金方面的来往，大环境、大气候如此，我一个人是无力改变的。时间长了，思想也麻痹了，甚至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而且在收受礼金时，只觉得大不了是违纪，绝对没有想到这就是受贿，就是违法。心中常常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出不了什么大事的，直到问题暴露，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之于蚁穴”。这平时的点滴积累，终于铸成大错，自己还恍如梦中。
人生没有后悔药。等到今天一切都明白之后，大错已经铸成。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之中，最根本的还是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自己所犯的错误，只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说到底还是自身的贪欲所致。
（作者单位：安徽省检察院）
跟开发商混到了一起
作为安徽省舒城县原县委书记，王伟是非常得意于自己在该县所创造的一番政绩的。2006年7月，他在写给有关方面的“我的反思”中还不忘具体罗列了这几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村级债务的清理、国有企业改革改制、文明创建和城市改造、万佛湖的旅游开发、道路交通和工业园区的建设。
实事求是地说，王伟在舒城县当县长、特别是当县委书记的四、五年间，的确干了不少实事，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政绩，让他能够在2005年的3月当选为六安市的副市长。但事物往往都是有两面性的，他在“创造”这些政绩的同时，自身也开始“出了问题”。
法院一审判决显示，今年51岁的王伟，自1999年至2006年间，利用担任该省舒城县县长、县委书记、县城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政委、六安市副市长等职务的便利，先后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50万余元，美金1.1万元，购物卡5.9万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
在前后8年的时间里，王伟利用不同的职权，每年都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受贿犯罪，受贿总额折合人民币60多万元。其所收受贿赂的来源既有民营企业的老板，也有国家公务员，还有行政机关，甚至连本单位工作人员的钱他也照收不误。他所实施的全部犯罪行为，除了极少一部分是其在担任舒城县县长和六安市副市长期间实施的以外，其他绝大部分都是在担任舒城县委书记和在舒城县旧城改造的过程中，身兼城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政委一职期间实施的。而这期间，也正是他与那些房地产等工程开发商打得最火热的时期。
亮点工程成为受贿“介质”
2000年下半年开始，舒城县城开展了大规模的老城改造。五年期间，先后建成了飞霞公园、舒怡广场、梅山南路步行街、古城南路、金源商城、春秋农贸综合市场、三旭塘农贸大市场、舒怡国际大酒店、文化广场一期、二期工程、中大街综合改造等一大批亮点工程，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上述这些亮点工程正是王伟自称的得意之作，然而其中不少工程却同时“不幸”沦为其收受贿赂的“介质”。
2000年9月份，通过竞拍，华鑫公司取得了舒城县梅山南路的开发权，按照协议，拆迁由舒城县政府负责。在拆迁过程中，华鑫公司总经理常某发现，如果按原规划设计方案施工，沿街门面房有的伸出来，有的缩进去，盖出的房子就难以出售。华鑫公司为此向舒城县城区综合改造工程指挥部（下称指挥部）打报告，要求将原设计方案中的沿街门面房设计修改为拉成一条直线，同时将原规划设计方案中的三个圆形花坛所形成的道路圆弧也拉成直线。不久，指挥部同意了华鑫公司的修改方案。
在修改原规划设计方案和进行土地补偿以及前期的拆迁过程中，华鑫公司都是找时任舒城县委书记、指挥部政委的王伟帮的忙，并且是经过王伟同意才得以实现的。在拆迁遇到阻力时，王伟也安排相关负责人出面协调。除此之外，华鑫公司在开发过程中，出现了资金困难，王伟又帮助该公司解决了贷款问题。为感谢王伟的帮忙，2001年下半年，华鑫公司总经理常某第一次出手就送给王伟人民币5万元，后来又分三次送给王伟人民币7万元、美元1万元，王伟全部收下。
在舒城县从事工程开发的开发商就是看中了王伟手中的这个拍板权，每当他们在工程开发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都请王伟出面帮忙，并且给他送钱物。在前面提到的古城南路、金源商城、春秋农贸综合市场、舒怡国际大酒店、文化广场二期工程、中大街综合改造等工程中，王伟均“斩获颇丰”。
万佛湖畔的交易
1998年7月王伟初到舒城担任县长时，该县境内的万佛湖基本上还是一块处女地，用王伟的话来形容，是“一片冷寂”。2000年4月王伟当上县委书记后，就开始谋划着如何开发好这一旅游资源。几年时间里，这里先后建成了金水湾国际大酒店和徽翠山林、桃花岛、金海岸、在水一方度假村、万佛岛等一大批新景点。目前万佛湖已被安徽省政府批准为国家三A级旅游度假区。
就是这样一个好端端的造福于当地经济的旅游开发事项，也成了王伟中饱私囊可资利用的机会，各色人等因为要图其利而相继向王伟行贿。2001年，安徽华夏置业公司与舒城县政府签订了开发万佛湖乐矶山岛项目意向，该项目于2003年8月正式启动。为感谢王伟给予的帮助，2003年到2005年，该公司总经理万某分别利用春节和中秋节的机会，从合肥以特快专递的方式给王伟寄来购物卡，每次2000元，前后五次共寄来1万元。
2004年下半年，随着万佛湖风景区开发得像模像样，该风景区管委会也由正科级单位升格为副县级的省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管委会主任的级别自然也就水涨船高，那么谁将享受因升格而带来的职级上的好处呢？当然这得县委书记王伟说了算。经王伟同意，组织部门推荐此时已是该风景区管委会主任的董某为副县级职务人选。2004年12月，董某被正式任命为万佛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副县级）。为了表示感谢，2005年初，董某到王伟的办公室送给他人民币3000元。2005年底的一天，为了整合万佛湖的旅游资源，董某和管委会副主任一起找已是六安市副市长的王伟帮忙，王伟爽快地答应帮忙的同时，也捎带着收下了他们送上的2000元购物卡。
要想富，动干部
除了在重大问题、重大项目上有拍板权外，县委书记还有一项不可剥夺的权能，那就是“用干部”。同众多已经落马的县委书记一样，王伟在这方面跟他们也有一“拼”。从检察机关指控的情况看，王伟收下的第一笔贿赂款就是来自动干部上。1998年，时任舒城县体委副主任的何某想改变一下工作环境，借与时任舒城县县长的王伟一起在北京出差之机，请王伟帮忙，王伟答应有机会考虑。1999年春节前，何某到王伟家送给他人民币3000元。王伟没有食言，2001年何某被调到该县五桥乡任党委副书记。
2001年5月，王伟主持的县委书记办公会决定，将时任该县审计局副局长的许某作为该县审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的人选，提交县委常委会研究。经研究同意，2001年7月许某被正式任命此职。为感谢王伟对其的提拔重用，2001年中秋节，许某送给王伟人民币2000元。
舒城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孙某为了使自己进入县委常委班子的道路一帆风顺，便找王伟请他多多关照。2003年9月，经舒城县委推荐，孙某顺利地进入了舒城县委常委班子，同时兼任该县城关镇党委书记。为了感谢王伟的关照，当年的9、10月份，孙某借与王伟一起到广东考察之机，在王伟住的宾馆里送给其人民币2000元。
2003年3月，舒城县庐镇乡党委书记调走，却调来一个新书记。时任乡长方某看自己没有顺理成章地接上班，想想有些不服气，自己在乡镇干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调整，这次又没轮上，是不是领导对我有看法？于是他跑到北京，面见正在那里学习的王伟，问他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工作上还有什么缺点。在请王伟指点迷津予以帮忙的同时，送给王伟5000元人民币。
只要县委书记同意，县里的干部想要升迁基本不成问题，甚至因为犯了错误而被免职的过一段时间还可以异地做官。吕某就有这样的“好运气”。1999年2月，舒城县五显镇发生的群众事件，使得时任该镇党委书记的吕某被免了职。王伟任舒城县委书记后，吕即向其提出重新安排职务的请求，王伟予以答应，并推荐吕某为该县桃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人选，提交县常委会研究。2000年6月，吕某顺利当上桃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为了对王伟表示感谢，一个月后，吕某专程来到王伟的宿舍送给他人民币3000元。
王伟的自我反思
今年51岁的王伟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父亲是位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他自己也下过乡，当过教师，又从大队、公社干部干起，并被组织上作为年轻干部重点培养，终于一步步走上了后来的领导岗位。
在此案的侦查阶段，王伟写下了长达11页的《我的反思》，案件开庭时，王伟又当庭进行了忏悔，他认为是“三大原因”让其铸成大错：
思想原因：事业与享受竟成为我人生的两大追求目标
深刻反思产生问题的原因，我认为我走上今天这一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也即是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扭曲，导致人生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放纵了自己的贪欲，最终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实事求是地说，我这个人的本质并不坏。出生于干部家庭，自幼受的是传统的教育。家庭和个人的经历，使我比较早地懂事起来，知道了农村的困难，父母的艰辛，因此，我的自立意识很强，干事有一股拼劲，政治上也能严格要求自己，积极追求进步。在起初相当长的工作经历中，我的世界观、人生观还是比较正确的，讲究的是奉献、服务、奋斗，一心想着多做点工作和贡献。
当了舒城县委书记之后，我更加雄心勃勃地想干一番事业，并且确实集中精力抓了几件牵动全局的大事。在谋划、实施这几件大事时，心里想的只是多干事、干实事，要“为官一任，发展一方”，并没想自己能从中谋求什么经济上的利益。所以，我能甩开膀子，大刀阔斧地干，敢于触及矛盾，也不怕得罪人。问题是，这时候我自身也开始出现了问题。
在城市的改造和开发上，避免不了要和开发商打交道。他们在开发过程中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往往找到我。而我也是从工作、从保护投资环境的角度，积极、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正因为这样，舒城的城市改造，干一处成一处，没有“半拉子”工程。这样一来二往，与开发商的交往密切起来。经常在一起吃饭、喝茶、休闲，开始还能把握住分寸，认为这是工作的需要，是为了招商引资。但渐渐就不行了，在高消费生活的耳濡目染中，看到他们大把挣钱，大手大脚地花钱，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自己的思想防线开始崩溃了。心想自己的能力不比他们差，付出的也远比他们多，而自己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工资每月也就1000多元，心里很不平衡。又想，现在的不少领导干部都是这样，工作干得也不错，生活过得也很潇洒，自己为什么就不行？思想滑坡了，行为上也就放松了要求。当逢年过节，开发商们表示点“小意思”，自己也就“笑纳”了。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当华力公司老总将5万元现金塞进我的小车里，我也就半推半就地收下了。到2006年春节，先后收受了开发商50多万元的贿金。
从此，我的世界观、人生观由原来的服务、奉献转向奉献与索取并重，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上，将事业与享受作为人生的两大追求目标。一方面追求事业的成功，既是为官一任的政绩，也是向上提升的资本；另一方面，放纵自己的贪欲，追求物质享受和纸醉金迷的生活，生活作风腐败，经济上也一步步地滑向了犯罪的泥潭。
体制原因：县委书记权力过大而又监督乏力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体制上的，即县委书记的权力相对集中，而监督制约相对乏力。在县一级，县委书记的权力是比较大的。在重大问题、重大项目、重要人事安排等方面拥有拍板权。这个相对集中的权力，如果把握的好，全部用在党的事业和为人民服务上来，是可以做成许多事情的；但是如果把握得不好，用来为个人谋取私利，就会做出许多错事、坏事来。我就是没有能够把握好。我既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做过许多有益的事，也用这个权力做了不该做的事。
干事业抓工作，需要权力；但有了权力之后，各种诱惑也随之而来：有开发商来贿赂，有女人来投怀送抱，有干部送来礼金，也有人送来礼品等等。若是意志薄弱者，克制不住自己的私欲，就挡不住这些诱惑，掌权的人就会被拉下水，权力这个魔杖就将掌权的人变成了腐败分子。一念之差，有时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成败得失、好坏之别。
县委书记的权力很大，而受到的监督制约却很小。在县一级，同级纪委是监督不了县委书记的，看得见的管不着，而上级纪委又离得较远，是管得着的看不见，县委书记处于监督的夹层之中。权力运用得当与否，全凭个人的党性修养。虽然每年都开常委民主生活会，但在监督与批评上，都是泛泛而论，不着边际，大家也都心知肚明。直到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或是有人向上级反映，引起上级重视，认真查处之后，问题才能被揭露出来，但为时已晚。如果监督制约有力，我也许就不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
环境原因：对灰色交往从拒绝到见怪不怪
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国是个文明古国，讲究人情往来，特别是我国的社会及体制正处于改革、转轨、转型时期，各种不规范的东西、灰色的交往普遍存在，对各级领导干部是一个现实的考验。
就拿干部之间的礼金往来情况来说，自己也知道收受别人的礼金不好，但有时也觉得实在难以拒绝。我当县委书记期间，自认为把关还是比较严的，但最终还是抵挡不住。逢年过节，家中有什么事情，总有人通过各种方式，以各种理由送来礼金，我曾经将有的送礼的人批评得下不了台，得罪过一些人，也曾退过不少礼金，但最终还是收了不少。对于一些小额礼金，觉得退也嫌小气和麻烦，看看周边领导干部也都有礼金方面的来往，大环境、大气候如此，我一个人是无力改变的。时间长了，思想也麻痹了，甚至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而且在收受礼金时，只觉得大不了是违纪，绝对没有想到这就是受贿，就是违法。心中常常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出不了什么大事的，直到问题暴露，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之于蚁穴”。这平时的点滴积累，终于铸成大错，自己还恍如梦中。
人生没有后悔药。等到今天一切都明白之后，大错已经铸成。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之中，最根本的还是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自己所犯的错误，只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说到底还是自身的贪欲所致。
（作者单位：安徽省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