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先生发表过一篇文章，论及商人为什么要拜关公。他从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建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里关帝殿的一幅楹联“非必杀身成仁问我辈谁全节义漫说通经致用笑书生空谈春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到牺牲自己生命的时候，也不是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那么我们这些工商业者在和平时期，在各自的商务活动中要不要讲求气节、信义并使之完全完美？不要说通晓了全部儒家经典，能够经世济民，但不能让世人得利，那么这种空谈四书五经的儒生们就应受到天下人的讥讽。这幅楹联是我看到的中国商人反映义利观念最早，最生动的文物、文献资料”。“中国古代的信义观念，原来还曾经成为18世纪社会制度、文化思潮最进步的欧洲人学习的榜样。但今天我们的信义观念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尤其在经济商业上的信用问题更大，由此已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应当说这一议论是中肯的。
　　儒商这一现象在当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应当说，儒商是人文资源与商业资源的整合，主要表现在商家借助于向儒家伦理的靠近，提升职业经营的素质与水平。无论是先秦儒家的“修齐治平”，还是近代理学的“伦常日用”，这些统统被明清商帮或者商业世家所接受，并运用在商业行为过程中。究其原因，一是通过学塾及其儒学教育，只要是读书，必是在读圣贤书，无论为官、为儒、为商，秉承的是共同的价值体系；二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儒家的社会设计，为什么？因为读书是通达各业的基本工具，更是通向仕宦的必由途径，商家不得不通过教子弟读书为官，或者输款、纳粟，捐官、捐衔，以跻身社会上层，成为缙绅名流，光宗耀祖；三是晚明的社会政治经济局面，迫使文人弃儒经商，像陈继儒、李渔这些名士，晋商、徽商家庭中，更是屡见不鲜。这使儒家文化在当时的商界中得以进一步传播，而其中的变化却又是潜移默化的。明人李乐在《见闻杂记》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家有仁义道德，则其富不骤，其贫不促，自然气象悠长；若无仁义道德，则其富也勃焉，其贫也忽焉。不佞盖屡有验之矣。”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要是能秉承“仁义道德”，这个家不会一夜暴富，但也不会一夜之间沦为赤贫。但是，为商者鲜有不谋“骤富”的，供奉财神就是这种心理的一种明白无误的表露。但是，通常地，为商者在摆脱了生计之苦后，几乎都要致力于追求“气象悠长”的商业境界。他们特别向往家世迭兴，这就不能不借用儒学来做他们的家训、家法，以训诫子孙世守其业。这方面尤以晋商突出，所以晋商的家族商业经营史也更绵长。徽商则出入于儒、商之间，也更乐于以儒生的面目出现。杭嘉湖平原富庶繁茂，文教发达，商业世家反而不像晋商那么持续。这大概与地域以及人文性格有关。
　　在晚明，儒、商、政之间总是有着一定的相互影响的。张居正变法的要点，是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在实际操作上，他汲取了当时的一些商业运作理念。相反的事迹也有，徐阶就曾利用职权，克扣国库，中饱私囊。此外，商业活动中普遍存在“趋利避害”的本能，“值得划算”的计较，声色犬马的奢华，投入产出的算计，也都被带进了当时的学界与官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曾写到一个叫王惠的人出任南昌太守，一上任，便向前任打听“地方人情出产”，不知其可，便笑道：“可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话，而今也不甚准了”。真是对中明以来商风大兴，官员贪征索贿的一个概括，与前明、中明理学诸臣的清苦、低薪比较，已不啻云泥。晚明官场的结帮分派，征名逐利，也无异于商场，可以说是儒、商结合的负面影响。
　　万历年间，一代宿儒李光缙认为，人们崇拜关羽，不止是因为他尽忠，还表现在他实践了儒家的伦理规范：“侯（指关羽）始遇玄德，朋友也；约盟而后，兄弟也；及推为中山靖王裔而主事之，则君臣父子也。平居无里闬之欢，非胞乳之共，不有折圭担爵之素。匹夫相友，然信以死；先兄而后臣之，间关周旋，各尽其道，此侯之所以独高于古也。”明清两代推崇义气。在李光缙看来，关羽的义气也最为感人：“夫古今言义者，皆属之君臣，而于朋友则言信。……兄弟而以义言，则自刘先主于关张始也。先主起于琢郡，寿亭侯起解州，西乡候亦涿郡人，二人生不同地，居不同族，先主虽中山靖王之后，一贩履之夫耳！非有爵位名号蚤有声于天下，而猝相遇于崎岖草泽中，意气欢投，约为弟昆，此识见有大过人者。卒之间关险阻，死生本分，其信严乎天地，炳如月星，可谓知大义矣。……嗟夫！使世人皆能见义以忘利也，则恩谊之情笃，而身家之心轻矣。以处君臣、兄弟、朋友之伦，何所不可哉？”
　　晚明儒、商合流，共同尊奉是以“义”字为核心的价值准则，这就对关公作为“财神”的功能提供了一个新解，赋予了一层新意。明清社会中，或者士子间倾心接纳，以文会友，乃至结社兴言，扬清激浊，如东林、复社；或者商家之间搭股结伙，辗转经营，乃至远贸域外，连锁商号，如晋商各世家。他们追求的是要努力脱出原有的宗法观念，平等相待，同心合志，期许生死。
　　此外还有一层。我们现当代的史学研究，更多地讲到“市民斗争”。其实，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儒、商合流”，同仇敌忾。比如，明万历辛丑年间，苏州曾发生过吴人罢市，原因是内监孙隆等人垄断税收。于是，有“义士葛成攘臂而起”，造成了民变，葛成自己到府衙投案，“哭泣送之者万人，其以酒食相馕者日以千计。四方商贾之慕义者醵百金遗之，坚却不受。”市民拥戴葛成，“祠于江淮之间，称将军而不名”。新安富商程尚甫“敬而爱之”，甚至赠送艾姬。这是商贾为争取税赋平权而进行的斗争，受到了儒士大夫的大力支持的实例，冯梦龙还为创作了戏曲《双雄记》。天启末年东林与阉党斗争最烈时，缇骑奉命捉拿周顺昌等东林人士，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虽“生于编伍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却挺身而出，率吴民驱逐缇骑，当刑则“谈笑以死”，这又是市民支持儒士舆论监督权的例证。而当地儒士名流50余人亦连袂列名为之立墓义助，着文表彰，不遗余力。这已经是对“义”的传统内涵的正向延展与提升。如果假以时日，儒商合流下的中国经济社会，本应另是一番气象。
　　苏州不仅是当时东南半壁的经济中心，这里还是小说和戏曲的创作、评点及出版基地之一，理所当然地成了传播关羽为“道德神”形象的中心地带。冯梦龙《警世通言》的叙这样写道：“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视彼切磋之彦，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未知孰赝而孰真也。”
　　由此可见，市井小说对于儒、商两家都是有作用的，当时，一部分儒生正致力于改编创作通俗小说和戏曲，他们亦儒亦商，以理学史观和历史榜样作为推广教化的内容。毛宗岗说：“今人结盟必拜关帝，不知桃园当日又拜何神？可见盟者盟诸心，非盟诸神也。今人好通谱，往往非族认族，试观桃园三义，各自一姓，可见兄弟之约取同心同德，不取同姓同宗也。”
　　当时有人托名“李贽”，对关公“挂印封金”之举赞不绝口，以为“关先生是大圣人”，“只去就分明，便是日月中天，非圣人何以有此？其名垂千古也，岂有悻哉？吾师也！吾师也！”关羽作为“义神”，对于初步规范万历以来的重商社会，作用就越发显得突出而紧迫了。
　　北京市宣武区米市胡同有两幅清代关帝庙碑的拓片留存至今。大致是说此处的关庙始建于永乐初年，万历、天启重加修葺，“为全陕经商者所建”，即晋南、陕西商人合奉之祀，可以认定,它应当建在地方商业会馆兴起之前。清乾隆六十年,京师三百多家商家、商人共同捐资重葺时，即言：“人皆以为神圣赫濯，声灵震耀，人寰与乎利用，厚生配僎五行，以德也为古今三不朽。故无废不兴，有响斯应。”强调以德取利，而非平地生赀，飞来横财。道光十九年犹称海内承平，关庙再葺，潘世恩为撰碑言：“京城米市胡同余邸寓之南向，有帝庙创自前明永乐初年，殆万历、天启间两次重修……此地城南尺五，近栖铜街，烟火万家，闬闾相望。斯人得以优游。”
　　清初,按照规制，汉臣无论职位多高，非特敕不能在内城居住。因此，宣南一带曾经是官邸与商户比邻，士子与贾人同游，也使会馆文化臻于极致。潘世恩本人就是一位商家出身的状元，而且位极当时词臣之首。他能为陕商供奉的关帝庙撰碑，也从一个层面表现出儒、商合流趋势发展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