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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以较大篇幅讲述该案。将其与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联系起来，并质问“衡阳的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
涉案金额达1.1亿元，涉及56名省人大代表、518名市人大代表、68名代表大会工作人员的衡阳破坏选举案，是1949年以来公开披露的涉案金额最大、涉及党政官员和人大代表最多的一起选举弊案。
如此大规模的贿选，亦揭示出人大选举制度上的漏洞以及法治不彰。加强人大选举的竞争性和透明度，真正做到依法严惩，使受贿者与行贿者均受到追究，是衡阳破坏选举案可资吸取的教训。
2014年的湖南省“两会”，比以往来得晚一些。2月9日，农历大年初十，来自各市州的“两会”代表云集长沙，在四个接待宾馆开会。
“按照以往的惯例，‘两会’都是在农历年前开，开完了大家好过年。在年后开会，今年是第一次。”湖南省人大一位内部人士介绍。
湖南省“两会”的延期，事关去岁举国震惊的衡阳破坏选举案。
“本来是可以（如期）开会的，（省委）书记坚持不能缺衡阳的代表团，坚持补选。补选期间，又电话嘱咐。”衡阳市委书记、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亿龙在会议现场发言中说。
2013年12月27日至28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体会议，对在衡阳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以贿赂手段当选的56名省人大代表，依法确认当选无效，并予以公告。
同在12月28日衡阳市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分别召开会议，决定接受512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辞职。
时任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换届领导小组组长，后升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童名谦，因失职渎职，对该案负有直接领导责任，被中央纪委立案调查。
收受钱款的时任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国初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副主任左慧玲等50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
记者获知.涉嫌贿选的衡阳籍省人大代表，大致分为三类：民营企业家、市直机关干部与国企高层，后两类用于送红包的钱款源自所在单位的襄助。
在涉案的代表中，各级党政官员职务代表占据相当比例，这造成衡阳官场的人事震动。衡阳市委宣传部部长、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宏治坦承，“不管是否涉案，衡阳的干部压力很大。”
衡阳代表团受到了该省“一把手”的特别关注。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期间主动报名来衡阳团参与审议。
省委书记旁听的两个半小时中，关于破坏选举案的话题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徐守盛在发言中介绍，中央协调组、中央纪委、中央有关部门对该案高度重视，查案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目前仍在继续。
这起严重的破坏选举案引发中央高层的震怒。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以较大篇幅讲到该案，并将其与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联系起来，追问“衡阳的其产党员到哪儿去了”，当时，他连声追问六个“到哪儿去了”。
“通过贿赂破坏选举，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对国家法律的挑战，对党纪的挑战，触碰了红线、底线和带电的高压线。如果能拿钞票换来选票，那么坐在这里议事的就不是我们这些人了。”徐守盛在发言中称，应该以此为反面案例，下决心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选举贿案爆发之后，衡阳市人大进行自我修复的第一步，就是劝退五百余名涉贿的市人大代表。
清退之后，是补选。各级人大代表的法定任期为五年，在衡阳代表团的76名省人大代表中，就有56人当选仅十个月即因涉贿去职。湖南省人大不得不为空缺出的56名省人大代表名额安排补选。然而，要选举衡阳代表团的省人大代表，须由衡阳市人大代表投票产生，但是，529名衡阳市人大代表中，有518人收受贿款，其中512人辞职。因此，还须先补选出数量众多的市人大代表。
补选在紧张的时间表和气氛下完成。经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的统一安排，2014年1月14日至17日，衡阳市下属各区县同步召开人代会，补选市人大代表。此后数日，新当选的市人大代表们马上召开市人代会补选出缺额的省代表。1月26日，湖南省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了衡阳团补选出的省代表资格。而此时，已是农历腊月二十六，原定于农历年前召开的“两会”不得不推迟至年后。
调查表明，衡阳选举贿案的曝光，源于多名落选的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举报。
不过，引发海啸的“蝴蝶翅膀”并不在衡阳，而是在距离衡阳300多公里以外的邵阳。2013年1月中旬，邵阳籍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企业家黄玉彪以行贿者身份，在多个网站实名举报自己曾向该市的多个县人大代表团贿选，并将部分证据以附图形式贴出，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
黄玉彪告诉记者，2013年1月29日，在从邵阳赴长沙接受媒体采访的车内，他接到衡阳团落选者的电话说，“衡阳的情况跟邵阳一模一样。”
之后，与黄玉彪类似，衡阳的举报者选择了以网络为平台进行第一轮举报。
6月上旬，中央工作组进场，查处力度骤然升级。“中央对案件定性后，（省委）书记把我们叫到北京，要求分类处理，同时开始考虑干部的准备，涉案干部按级别由市委书记、副书记等谈话。”李亿龙在会议发言中说。
案件爆发之前，衡阳的贿选氛围已形成经年。
源头起于何时目前无从追溯。有据可查的最早记录是在2006年下半年，衡阳耒阳市纪委公开处分了肥田乡政协联工委原主任蒋某，将之开除党籍。原因是蒋某出于竞选乡长一职的目的，给每个乡人大代表奉送400元，另有烟酒等物。
口子一旦打开，价码随着竞争加剧而水涨船高。
不唯湖南，近年人大代表贿选问题在山西的太原和闻喜，安徽的巢湖，广东的清远和韶关，浙江的松阳、上虞和乐清等地屡现公开披露或举报。但在衡阳，红包的分量更丰厚。 记者获知，去岁衡阳选举省代表，单个红包的量级达到5000元至7000元。黄玉彪透露称，同年邵阳送红包的“行情”为，县委书记、县长与县人大主任3000元，普通代表1000元。
在收入一端，邵阳的人大代表人均收受的钱款约在一两万元；傅学俭去年曾私下询问一位常德代表团的省代表是否收过红包，对方回答，“连现金带卡，收了14000元。”较之衡阳团的市代表人均20万元的收入，差距在10倍之间。
湘南人在湖南本地被认为拥有争强好斗的“矿石性格”，这种争斗也体现在红包的厚度上。在拜票的金元竞争中，衡阳市人大工作人员会将各位拜票者的价码相互通报，暗示他们层层加码。“他们会告诉你，这个老板出了两百万，那个老板出了三百万，你要想当选，得补送。”
当选人大代表的关键环节是获得提名与投票，其中提名是基础性环节，投票是决定性环节。
由于人大会议印发的候选人情况介绍多为简历式，印数也较少，每个代表小组仅发几份供讨论时传阅，这让代表们对候选人各方面的情况了解不多，投票具有随意性。
由于缺乏公开的竞选渠道，候选人只能转入拉票活动：通过去代表下榻的宾馆拜访、宴请、打电话、发短信、委托中间人说情等形式为自己挣印象分。
虽然在各类选举中，各地均制定治理拉票行为的管理办法，并不时公开通报批评，但拉票现象屡禁不止。对手握投票权的代表们的公关，正是在此过程中滋生，先是送烟、购物卡，后来是送红包，金额也一路水涨船高。
衡阳贿案事发后，湖南省委理论学习组撰文认为，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是一种破坏力极强的民主扭曲现象。这一扭曲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政治意识淡薄，工作严重失职、严重失察；部分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和市人大代表目无法纪、肆无忌惮；大会工作人员为送钱拉票穿针引线，参与收受、分发钱物。
熟悉案情的人士向记者介绍，送钱者送出的每个红包都在5000元至7000元左右，市人大代表人均收受20万元，人大工作人员人均收受十四五万元。
收钱的工作人员中，包括时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国初，甚至连人大领导的司机也从中分得了几万元。
不过在正式查处以前，这些钱都已经退掉了。
由于涉案的代表众多，包括了衡阳市政府各局的负责人与区县相关负责人，对于案件的查处势必影响当地政界的稳定。
仅在56名因送钱被取消代表资格的省人大代表中，就有20名职务代表，包括市政府秘书长、市交通局局长、市地税局局长、市人保局局长、市电业局局长、珠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石鼓区区长、雁峰区委书记、耒阳市公安局局长、常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衡阳县委书记、衡南县县长等。
若将收受钱款一端的518名市人大代表中的职务代表计入，整个衡阳官场堪称遭遇一场强震。
“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为衡阳的稳定，在复核阶段，（省委）书记要求司法部门与衡阳市委多沟通，一股不要羁押，大多数人取保候审。”李亿龙透露。
摘自《财经》
涉案金额达1.1亿元，涉及56名省人大代表、518名市人大代表、68名代表大会工作人员的衡阳破坏选举案，是1949年以来公开披露的涉案金额最大、涉及党政官员和人大代表最多的一起选举弊案。
如此大规模的贿选，亦揭示出人大选举制度上的漏洞以及法治不彰。加强人大选举的竞争性和透明度，真正做到依法严惩，使受贿者与行贿者均受到追究，是衡阳破坏选举案可资吸取的教训。
2014年的湖南省“两会”，比以往来得晚一些。2月9日，农历大年初十，来自各市州的“两会”代表云集长沙，在四个接待宾馆开会。
“按照以往的惯例，‘两会’都是在农历年前开，开完了大家好过年。在年后开会，今年是第一次。”湖南省人大一位内部人士介绍。
湖南省“两会”的延期，事关去岁举国震惊的衡阳破坏选举案。
“本来是可以（如期）开会的，（省委）书记坚持不能缺衡阳的代表团，坚持补选。补选期间，又电话嘱咐。”衡阳市委书记、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亿龙在会议现场发言中说。
2013年12月27日至28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体会议，对在衡阳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以贿赂手段当选的56名省人大代表，依法确认当选无效，并予以公告。
同在12月28日衡阳市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分别召开会议，决定接受512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辞职。
时任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换届领导小组组长，后升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童名谦，因失职渎职，对该案负有直接领导责任，被中央纪委立案调查。
收受钱款的时任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国初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副主任左慧玲等50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
记者获知.涉嫌贿选的衡阳籍省人大代表，大致分为三类：民营企业家、市直机关干部与国企高层，后两类用于送红包的钱款源自所在单位的襄助。
在涉案的代表中，各级党政官员职务代表占据相当比例，这造成衡阳官场的人事震动。衡阳市委宣传部部长、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宏治坦承，“不管是否涉案，衡阳的干部压力很大。”
衡阳代表团受到了该省“一把手”的特别关注。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期间主动报名来衡阳团参与审议。
省委书记旁听的两个半小时中，关于破坏选举案的话题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徐守盛在发言中介绍，中央协调组、中央纪委、中央有关部门对该案高度重视，查案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目前仍在继续。
这起严重的破坏选举案引发中央高层的震怒。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以较大篇幅讲到该案，并将其与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联系起来，追问“衡阳的其产党员到哪儿去了”，当时，他连声追问六个“到哪儿去了”。
“通过贿赂破坏选举，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对国家法律的挑战，对党纪的挑战，触碰了红线、底线和带电的高压线。如果能拿钞票换来选票，那么坐在这里议事的就不是我们这些人了。”徐守盛在发言中称，应该以此为反面案例，下决心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选举贿案爆发之后，衡阳市人大进行自我修复的第一步，就是劝退五百余名涉贿的市人大代表。
清退之后，是补选。各级人大代表的法定任期为五年，在衡阳代表团的76名省人大代表中，就有56人当选仅十个月即因涉贿去职。湖南省人大不得不为空缺出的56名省人大代表名额安排补选。然而，要选举衡阳代表团的省人大代表，须由衡阳市人大代表投票产生，但是，529名衡阳市人大代表中，有518人收受贿款，其中512人辞职。因此，还须先补选出数量众多的市人大代表。
补选在紧张的时间表和气氛下完成。经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的统一安排，2014年1月14日至17日，衡阳市下属各区县同步召开人代会，补选市人大代表。此后数日，新当选的市人大代表们马上召开市人代会补选出缺额的省代表。1月26日，湖南省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了衡阳团补选出的省代表资格。而此时，已是农历腊月二十六，原定于农历年前召开的“两会”不得不推迟至年后。
调查表明，衡阳选举贿案的曝光，源于多名落选的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举报。
不过，引发海啸的“蝴蝶翅膀”并不在衡阳，而是在距离衡阳300多公里以外的邵阳。2013年1月中旬，邵阳籍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企业家黄玉彪以行贿者身份，在多个网站实名举报自己曾向该市的多个县人大代表团贿选，并将部分证据以附图形式贴出，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
黄玉彪告诉记者，2013年1月29日，在从邵阳赴长沙接受媒体采访的车内，他接到衡阳团落选者的电话说，“衡阳的情况跟邵阳一模一样。”
之后，与黄玉彪类似，衡阳的举报者选择了以网络为平台进行第一轮举报。
6月上旬，中央工作组进场，查处力度骤然升级。“中央对案件定性后，（省委）书记把我们叫到北京，要求分类处理，同时开始考虑干部的准备，涉案干部按级别由市委书记、副书记等谈话。”李亿龙在会议发言中说。
案件爆发之前，衡阳的贿选氛围已形成经年。
源头起于何时目前无从追溯。有据可查的最早记录是在2006年下半年，衡阳耒阳市纪委公开处分了肥田乡政协联工委原主任蒋某，将之开除党籍。原因是蒋某出于竞选乡长一职的目的，给每个乡人大代表奉送400元，另有烟酒等物。
口子一旦打开，价码随着竞争加剧而水涨船高。
不唯湖南，近年人大代表贿选问题在山西的太原和闻喜，安徽的巢湖，广东的清远和韶关，浙江的松阳、上虞和乐清等地屡现公开披露或举报。但在衡阳，红包的分量更丰厚。 记者获知，去岁衡阳选举省代表，单个红包的量级达到5000元至7000元。黄玉彪透露称，同年邵阳送红包的“行情”为，县委书记、县长与县人大主任3000元，普通代表1000元。
在收入一端，邵阳的人大代表人均收受的钱款约在一两万元；傅学俭去年曾私下询问一位常德代表团的省代表是否收过红包，对方回答，“连现金带卡，收了14000元。”较之衡阳团的市代表人均20万元的收入，差距在10倍之间。
湘南人在湖南本地被认为拥有争强好斗的“矿石性格”，这种争斗也体现在红包的厚度上。在拜票的金元竞争中，衡阳市人大工作人员会将各位拜票者的价码相互通报，暗示他们层层加码。“他们会告诉你，这个老板出了两百万，那个老板出了三百万，你要想当选，得补送。”
当选人大代表的关键环节是获得提名与投票，其中提名是基础性环节，投票是决定性环节。
由于人大会议印发的候选人情况介绍多为简历式，印数也较少，每个代表小组仅发几份供讨论时传阅，这让代表们对候选人各方面的情况了解不多，投票具有随意性。
由于缺乏公开的竞选渠道，候选人只能转入拉票活动：通过去代表下榻的宾馆拜访、宴请、打电话、发短信、委托中间人说情等形式为自己挣印象分。
虽然在各类选举中，各地均制定治理拉票行为的管理办法，并不时公开通报批评，但拉票现象屡禁不止。对手握投票权的代表们的公关，正是在此过程中滋生，先是送烟、购物卡，后来是送红包，金额也一路水涨船高。
衡阳贿案事发后，湖南省委理论学习组撰文认为，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是一种破坏力极强的民主扭曲现象。这一扭曲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政治意识淡薄，工作严重失职、严重失察；部分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和市人大代表目无法纪、肆无忌惮；大会工作人员为送钱拉票穿针引线，参与收受、分发钱物。
熟悉案情的人士向记者介绍，送钱者送出的每个红包都在5000元至7000元左右，市人大代表人均收受20万元，人大工作人员人均收受十四五万元。
收钱的工作人员中，包括时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国初，甚至连人大领导的司机也从中分得了几万元。
不过在正式查处以前，这些钱都已经退掉了。
由于涉案的代表众多，包括了衡阳市政府各局的负责人与区县相关负责人，对于案件的查处势必影响当地政界的稳定。
仅在56名因送钱被取消代表资格的省人大代表中，就有20名职务代表，包括市政府秘书长、市交通局局长、市地税局局长、市人保局局长、市电业局局长、珠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石鼓区区长、雁峰区委书记、耒阳市公安局局长、常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衡阳县委书记、衡南县县长等。
若将收受钱款一端的518名市人大代表中的职务代表计入，整个衡阳官场堪称遭遇一场强震。
“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为衡阳的稳定，在复核阶段，（省委）书记要求司法部门与衡阳市委多沟通，一股不要羁押，大多数人取保候审。”李亿龙透露。
摘自《财经》